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的经验教训_苏州工业园区论文

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的经验教训_苏州工业园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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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越来越令人感兴趣了。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和新加坡最大的合作项目,也是迄今最大的中外合作项目,还在于它开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新模式。

从1992年至今,新加坡总统王鼎昌、内阁资政李光耀先后3次为园区的筹建和建设访问苏州。园区启动这一年以来,江泽民、朱镕基、荣毅仁、李岚清等我国领导人也相继来此视察,表现出格外的重视。

与国内各经济特区和其他开发区不同的是,苏州工业园区明确宣布将在开发建设中借鉴运用新加坡经济建设和公共管理经验。那么,究竟这里将向新加坡借鉴什么经验呢?有人猜测,苏州园区将是一个复制的“小新加坡”,有人疑虑,新加坡乃弹丸小国,即使有些成功经验,放到中国来能否行得通。情况究竟如何呢?

确有经验值得借鉴

“我们的确从新加坡学到了很多东西!”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负责人周志方坦率的肯定这一点。虽然距去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才一年半,但新加坡人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在这里已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园区中方职工对新加坡人办事的长远眼光留下深刻印象。如在启动区平整土地,由于该地区属低洼地区,新方要求先挖掉上层的积水土,再填上干土,并垫高到超出平地一米。工程量大大超过一般平整土地,平均填一方土要花5美元。中方曾对此不理解,担心工期过长,成本过高,但新方坚持必须这样。事实证明新方确有经验:今年苏州大水,其他地方都严重积水,不能施工建厂房,而全部启动区内则滴水未积,随时可以施工,变成了永久的工业用地。

类似事情很多:绿化所用树木的尺寸,都用尺子量过,所用表面土壤专门从东北运来。2.7公里长的金鸡路绿化,新方用了半年时间作论证,整个工程耗资900万元。新方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所有树木全部成活,沿路将出现四季花开、浓荫蔽日的效果。埋设管道时,新方要求挖地9米深,而所有施工队伍的挖土机械都只能挖5米深,只得另换机械。新方解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管线一次埋完,今后较长时期内不用开挖修补。看起来费时费钱,实则一劳永逸。中方职工发现,平时斯斯文文的新加坡人,坚持这些“苛刻”标准时一点面子也不讲。

韩江是园区管委会经贸发展局工作人员,去年10月曾赴新加坡受训。他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新加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管理规范,公开,透明。什么可以办,什么不能办,都很清楚,不会产生很多疑问。”他举例说,我们国内成立公司,审批过程太复杂,而开业以后却管得很松。新加坡则相反,开业以前手续简单,开业以后则管理十分完备,有法必依。如各公司上一年的经营情况一定要在年初报给注册局,逾期不报,注册局可以起诉。所以,任何一家公司的详情,花几元新币就可以在注册局查询。他很感慨:“难道我们不能把这种方法拿过来,治一治国内的骗子公司吗?”

多年从事规划工作的顾荣泉到新加坡受训后,对那里既严肃又灵活的城市规划大为赞叹。在新加坡,随意修改城市规划是决不允许的。若有单位确有特殊情况不能执行规划,可以向市区重建局提出违规申请,获准才可超出规划,但必须严格按修改后的新规划行事,擅自违规将受严惩。

与新加坡人共事时间越久,中方职工越理解:新加坡跻身“亚洲四小龙”决非侥幸所致,他们在建设和管理国家的三十几年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虚心借鉴。

借鉴工作稳步推进

借鉴并非照搬,因为中新两国毕竟国情不同。经过周密论证,苏州工业园区决定重点借鉴新加坡一般经济管理经验,以及政府在管理裕廊工业园镇过程中调控市场经济、保证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互相合作的作法。

借鉴的前提是了解,了解首先需要沟通。早在去年2月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约之时,就成立了以中国副总理李岚清、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为两主席的联合协调理事会,由双方政府高层人士参加,每年开一次例会,协调解决那些需要中央政府出面的问题。至于苏州市和新加坡裕廊镇,则成立了对口的双边工作委员会,每季度开一次会,就园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要把新加坡的成功经验运用到苏州工业园区建设的具体工作中,就必须让园区的干部全面系统地了解、领会新加坡经验,为此,从启动之日起,园区就陆续派出各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前往新加坡接受培训,而新加坡则动员全国总结各方面的经验,集中200名专家,向中方受训者传授。第一批受训者仅9名,而新方的“老师”却有60多位,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迄今为止,园区的高、中级管理人员中已有5批51名人员去新加坡受过训。不仅如此,新加坡还在今年两次派出专家团到苏州,向园区干部和苏州市有关部门人员“面授”其经验。

经过对新加坡了解和分析,园区领导者们发现,新加坡发展经济和公共管理的主要做法,大多体现在他们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策法规之中。这些政策法规凝聚着新加坡人30多年来结合东方文化背景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探索和思考,有许多巧妙结合东西方文化、观念精华的得意之作。因此,结合中国国情,融合新加坡经验,编制一批苏州工业园区自己的政策法规便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在新方人士参与下,由中方一批曾赴新受训的人员为主,园区的概念规划、总体规划、首期开发区详细规划陆续编写出来。此外,关于城市规划管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外商投资管理、劳动用工、人事、住房、公积金等等的《暂行办法》也都相应制定了。这些被新方称为“软件”的新制度有的已经施行,有的正在审批过程中。

这些新制度是苏州工业园区目前的开发和将来的运行的政策、法律基础,也是苏州工业园区区别于国内其他开发区的重要标志。

与国内绝大多数开发区不同,苏州工业园区的“七通一平”不由政府包揽,甚至招商引资、厂房建设、区内各种基础设施也都由新方控股的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这样,园区管委会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小政府”:只有80人,12个局。其中还有4个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平均每个局要与苏州市二三十个局对口,而各项工作却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混乱。兼任管委会主任的市长章新胜指出:“这本身就是借鉴新加坡经验的产物!”

融汇贯能尚须时日

今天的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40多家外资企业落户其中,总合同外资超过15亿美元;开发土地已超过3平方公里,也就是说,该区域内的土地平整和必备的道路、桥梁、供电、供水、供气、供热、排污、通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已全部完成;一家企业已经开工,其产品已经出口。

包括王鼎昌、李光耀在内的两国有关人士对此建设速度,尤其是建设质量深表满意。

有人说,这是借鉴新加坡经验的结果。而事实上,双方都认识到,真正要做到新加坡经验的中国化,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加坡同行总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在坚持一些标准的时候,中方同行常常反问:“有这个必要吗?”比如施工的精度、工程的进度、对投资者的服务态度。他们抱怨说,安装电话的所有手续都办完了,而电话却不一定马上就通;如数交了电费,可办公室的空调却可能在最炎热的时候突然没了电。

中方也确有不少为难之处。如有的新加坡同行提出要求园区河湖水达到基本能饮用的程度,因为有的发达国家确能达到这种标准,但在目前的中国,这是不现实的。诸如此类一些事,并不是东道主不与新方配合,而是确有许多客观困难。

对中方合作者诚恳的解释,新加坡人也以坦诚相报。他们指出,中方还须树立牢固的“亲商”观念。何谓亲商?就是从政府到民间都要不遗余力地为投资者提供优质的服务。今年8月底,李光耀资政访问苏州时,对亲商做了多方解说。他讲到:“关心照顾投资家,越周到越好。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比别的地方好,就可以一传十,十传百。我们与邻国竞争,主要不是靠价格,而是优质服务取胜,这是我30多年来的主要经验!”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李光耀坚定不移,他说:“我们政府要以最大的决心支持搞好苏州项目!如果哪一天苏州搞得比新加坡还好,我即使长眠地下也要向你们脱帽致敬!”

目前一个由园区管委会和新方控股的园区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参加的联合决策中心即将成立;一条快捷的彼此沟通及信息反馈渠道即将形成;一个双边一体化的为投资者“一站式服务”的体系正在构筑;苏州市和裕廊镇双边工作会议也从一季度召开一次缩短为两个月一次……

借鉴新加坡经验非一日之功,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道路还很漫长,然而,他们的成功却是可以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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