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社会之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1)04-0005-04
按照社会学理论，社会的纵向运行就是社会变迁。任何一个政治组织的纲领和活动，对社会变迁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象中国共产党那样，由于处于执政的地位而对中国社会变迁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分析、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对于中国社会实现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向、进程和结果。
社会变迁包含着社会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向高一级、进步的方向发展，也有社会暂时的停滞或倒退。也就是说，既有进步的社会变迁，又有倒退的社会变迁，也有社会的停滞状态。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个特点。
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状况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体现着不同的态势。（一）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7年，中国社会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从总的方面来说，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从1958年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中国社会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政治上开始了阶段斗争扩大化，经济上搞“一大二公”，搞大跃进，思想上搞个人崇拜，这些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纠正“左”的错误，使社会在某几个小阶段上还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协调发展。（三）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上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个人崇拜恶性发展，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性扭曲、良好的社会风气损失殆尽，从总的方面来看，社会处于离轨、失控的状态。（四）1976年10月至1978年末，中国社会处于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具体的“左”的错误，社会有向良性轨道运行的态势；另一方面，由于不能从根本上彻底纠正“左”的错误，社会发展的障碍没有完全消除，社会又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五）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社会重新进入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失控、社会障碍因素被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中国共产党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第一，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使当代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是党影响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一个层次。坚持马列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在这个问题上，党从来没有过犹豫和彷徨。在中共七大上，把毛泽东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中共十五大上，又把邓小平理论写在自己旗帜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科学认识社会主义，这一过程是艰难曲折的，但大方向是明确的、正确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和大政方针。这是党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受第一个层次影响。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当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的理解，对中国的实际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将二者结合起来时，所制定的路线和大政方针就推动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在建国初期，我们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度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没能科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认识到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已经完成，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这是极为深刻的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得出正确得结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据此，我们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中国社会实现了进步的变迁。
第三，中国共产党通过具体的政策将路线和大政方针付诸实施，造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结果。这是党影响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三个层次。这个层次又受前两个层次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使其有可能将自己的大政方针通过具体的政策在全国实施。实施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直接体现。综观当代中国的历史，有几件大事件对社会变迁起重大作用。一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四是在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以这几次大的事件为纽带，中国社会发生了或进步、或停滞、或退步的变迁。
二
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体现。
社会变迁既包括社会变化的过程，又包括社会变化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择其要者从总体上分述如下。
（一）社会制度的变迁。当代中国从建国前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我们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重要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政治上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既是社会变迁的内容，又是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二）经济体制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的体制。之所以这样，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市场经济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二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三是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计划经济在当时对于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经过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体制的探索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的体制，并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三）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也是社会变迁的最重要的体现。当代中国由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1949年社会总产值仅为55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466亿元，工业总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钢产量为15.8万吨，原煤产量为0.32亿吨，原油产量为2万吨，发电量为43亿度，粮食为11318万吨，棉花为44.4万吨，油料为256.4万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经过曲折发展，我国生产力有了巨大提高。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89404亿元，钢产量为12850万吨，原煤产量为9.98亿吨，原油产量为1.63亿吨，发电量为13556亿度，粮食为4.63亿吨，棉花为435万吨，油料为2950万吨（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01-03-01(6)。）。
（四）教育、科技、文化的变迁。旧中国广大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左右，1949年在校人数2577.9万人，其中高校11.7万人，中等学校127.1万人，小学2439.1万人。在当代中国，除了“文革”时期外，我国教育都在发展。到2000年，全国有普通高校1041所，本专科招生221万人，在校生556万人。成人高校772所，本专科招生156万人，在校生354万人。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738个，招生12.9万人，在校生30.1万人。高中阶段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国有普通高中1.46万所，招生473万人，在校生1201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招生425万人，在校生1295万人。全国初中学校招生2296万人，在校生6256万人，毛入学率达88.6%。普通小学招生1946万人，在校生13013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1%（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01-03-01(6)。）。科技方面，1952年，全国共有自然科技人员42.7万人，平均每万人中有自然科技人员7.4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到2000年，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926万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281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56万人，全国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30260项（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01-03-01(6)。）。文化方面，1949年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000个，文化馆896个，公共图书馆55个，博物馆21个，有线广播喇叭数为0.09万个（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到2000年，全国有文化表演团体2622个，文化馆2911个，公共图书馆2769个，博物馆1373个。全年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203亿份，各类杂志28.5亿册，图书63.5亿册（张）。
（五）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职业上，过去人们的主要职业是工农兵商等，而以工人农民为多，从事全民集体工作者为多，个体劳动者人数较少。从有关统计看，1949年到1955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较多，1949年为724万人，1952年为883万人，1953年为898万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个体劳动者人数锐减，只有16万人。从1957年到1969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在104万至231万之间波动。1970至1979年，城镇个体劳动者人数又一次呈减少态势，最少的是1977年和1978年，仅为15万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二职业、第三职业大量出现，“打工”成为一个人人熟悉的名词。个体劳动者也逐渐增多，到1999年底，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达3467万人，乡村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为969万，个体从业人员为3827万（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在通讯方面，过去多为寄信，急事则用电报。1949年全国有邮电局所2.36万处，年发电报1129万份，长途电话902万张，市内电话21.77万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现在电话大量使用，成为通讯的主要手段。1999年全国有邮电局所6.66万处，城市电话7462.8万户，其中住宅电话5883.6万户；乡村电话3417.9万户，其中住宅电话2994.9万户。公用电话3009万户（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到2000年，全国电话普及率达每百人20.1部，城市为每百人39部，互连网用户达900万户（不含科技和教育网）（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01-03-01(6)。）。
在视听方面，过去人们只能听有线广播，后来是收音机，1952年全国销售收音机2万部。现在，收录机、电视机、录放机等已进入寻常百姓家。1999年，城镇每百户拥有彩电111.5台，录放像机21.73台，组合音响19.66台，影碟机24.71台。农村每百户拥有电视100.6台，其中彩电38.24台，收录机31.99台（注：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在出行方面，过去农村的人们多步行，后来自行车逐步取代了步行，城市人们则以骑自行车和乘公共汽车者居多。1952年全国销售自行车33.5万辆。现在公共汽车成了城市交通、城乡交通的主要工具，自行车已经普及，摩托车也越来越多，1999年，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36.85辆、摩托车16.49台。城市的出租车越来越多，工薪阶层有事乘出租车者越来越普遍，私人汽车亦越来越多。
在居住方面，过去农村由于收入少，加之观念落后，几代同堂者有之。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日趋变小，住房面积越来越大，并且是分户而居，几乎是一户一房。在房屋结构上，由原来的草房逐步过渡到砖瓦房，在许多地区，楼房越来越普遍。在城市，过去仅仅依靠政府分房，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福利分房逐步向货币购房转变，个人买房者越来越多，居住条件大为改善。
在衣着方面，在建国初期，过去流行过的西服等服饰逐渐衰微，由于学习苏联，干部服、布拉吉等流行起来。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政治运动的开展，衣着的色彩和样式越来越单调。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服饰呈现出休闲和多样化的趋势，西服、领带、皮鞋、裙子、旗袍、牛仔服等等，不仅在城市，就是在农村也普及了。
（六）阶级阶层的变迁。建国初期，中国社会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经过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的大部分也加入了集体经营者的行列。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干部阶层等。虽然由于政治上的“左”倾，我们人为地把一部分人打成地、富、反、坏、右，建国前后划分的家庭成分也被延续下来，但这并没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依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从业意识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阶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基特点是阶层明显增多，原来的阶层也有分化。现在我国社会阶层主要有：工人、知识分子、官员、退休职工、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乡村干部、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军人、大学生、企业家，等等。有些阶层还可以再分出子阶层，如工人可以分为白领工人、蓝领工人，还出现了下岗阶层，农业劳动者中还出现了进城“打工”族。
（七）社会心理的变迁。其一，政治上的个人崇拜转向理性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有的民间信仰如对神佛的崇拜等，由于政治的引导和社会运动而逐渐衰微，但这并不是说崇拜意识和崇拜心理不存在了。这种意识和心理很快转向了对领袖的崇拜。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功绩，由于一些人的推波助澜，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产生了崇拜的心理。这种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更强调理性，强调实践标准。从“毛主席万岁”到“小平您好”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二，均平的心理逐渐被打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我们过分强调平等，以致于认为均平就等于平等，人们在观念上认为均平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出现，人们逐渐抛弃了均平的观念，越来越希望先富起来。
其三，从重政治向重效益心理的转变。过去人们在判断问题、行为的是非时，往往先从政治上考虑，有一段时期又仅仅把阶级斗争当成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往往先考虑效益，而后再考虑政治。邓小平提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正是重实效的体现。
其四，择业的单一性向多元性的心理变化。这并不是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们只选择一种职业，而是说人们把在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当成首要选择。人们首先向往的是当国家干部，次之是在国营企业工作。农民则把转非进城看作莫大的荣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的择业向多元化转变，不再过分挑剔单位的所有制，也不再过分在乎工作种类，只要收入有保障，就乐于从事各种工作。
以上简略分析了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的情况。应该说明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呈直线上升状态的，而是和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状态大体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