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驱动转换：供求辩证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常态论文,辩证关系论文,供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历经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成就显著，但近年经济增速越调控越慢，从2007年的14.2%一路下滑到2015年的6.9%。2015年以来，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人民币，5次降息降准，但经济颓势难改，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宏观经济中供需错配矛盾日益突出，现有供给结构固化而难以适应需求结构的迅速变化。中国发展处于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其内涵发生三个深刻变化：一是增长方面，世界经济增速在放缓，而中国经济规模在变大；二是供给方面，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酝酿、正在加快，而发达国家正在推进再工业化，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工业化；三是需求方面，过去中国的供给总量和国内需求以及用债务支撑的国际需求之和，总体是均衡的，而发达国家正在纷纷去债务化，市场在缩小。这表明中国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面临的主要不是短期、周期性和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结构性和内部的压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月30日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从强调需求侧管理转向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工作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转向注重可持续发展。金海年提出新供给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供给侧的制度供给，从供给侧研究供求均衡问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1]通过驱动转换和结构优化来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向经济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演变，这是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创新。但人们对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的理解，仍然不够清晰。贾康、苏京春从传统经济学理论微观起点和宏观起点分析框架视角的缺失出发，论述了作为经济学理论“新框架”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视角，以及“新供给”经济学的特征。[2]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几乎一边倒向“供给侧”研究，甚至出现有如“中国抛弃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主义”等一类的错误认识，因此，亟待明确“需求侧”与“供给侧”两大动力为何结合、如何结合？ 供与求，何者为经济驱动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经济学说史上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长期以来，中国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调控经济，其经典解释，西方经济理论与国内学界主流派观点都认为中国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需要继续振兴“需求侧”，这显然源于凯恩斯主义。而因为凯恩斯主义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其处方未必能完全医治中国经济病症。实际上，中国经济既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更存在有效供给不良的问题，如中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前者更多地作为经济的现象存在，后者则更多地作为经济的本质存在。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有效供给不足。而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供给三要素是劳动、投资和索洛余值。该理论框架对各国经济增速的解释力很强，但是，该模型仍然忽视需求，因而不具备可操作性。 供给学派既忽略需求，又忽略经济结构调整，还忽略了中国社会转型对消费需求的冲击以及对消费预期影响。消费预期变化，既可能导致通胀的产生，又有可能引发物价下降乃至通缩，这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学者严重忽略的一个问题。况且，供给学派所力主的减税，可能刺激储蓄和投资，也可能刺激闲暇和消费，实际影响难以确定。在实际操作中，供给学派强调削减税率尤其是边际税率以弱化税收的累进性，其结果可能只会产生主要给富人减税的政策效应，而且，减税若是单纯为了刺激投资，将导致总需求快速增长，可能致使通胀率攀升。 综上所述，无论是需求拉动供给的国家干预主义、还是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自由主义，都不能全面有效地解决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有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的问题。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供与求作为市场经济互动变量在经济可持续发展驱动体系中的辩证关系，重构供给侧与需求侧间的辩证关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并强调供给侧这一重点，整体协同推进供求关系。 二、供给学派的“供给创造需求” 1.萨伊定律的供给决定论 经济学史可视为一部经济自由主义(或“看不见的手”)与国家干预主义(或“看得见的手”)两种不同经济学的思想萌芽、成型、纷争、协调并共生发展的历史。这两只“手”何者为主，取决于不同时期的供求关系。纵观经济史，供给不足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这一漫长人类社会历史中产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都把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心放在发展生产上，供给决定论占主导地位。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萨伊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都强调以供给为中心，需求是供给的函数，都认为供给是推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的主要方面。它们的理论更多的是论述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进行资本积累以增加财富等。19世纪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有生产就会有消费，总供求必定是相等的，即使有局部的供求失衡，也会因价格机制的调解而达到均衡。该思想在后来的西方经济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萨伊定律虽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初级形式，但却是新古典的“市场自动出清”思想的集中体现。萨伊定律的致命缺陷在于，忽略人们对具体物质财富需求的有限性，以及这种有限性与个人货币财富需要无限性的矛盾，忽略需要、需求的特性，忽略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对需求的影响。换言之，其主要错误在于，把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绝对化，根本否定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而流传甚广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恰恰表明具体产品的需求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频繁发生的生产过剩危机给萨伊定律造成了重大冲击。 2.供给经济学对萨伊定律的复活 供给经济学被不少人看成是对萨伊定律的复活，这说明两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1)产生前提相似。萨伊定律产生的前提是工业品供不应求；供给经济学产生的前提是高科技新产品供不应求，尽管传统产品是严重过剩的。(2)立足点相似。两者都从供给角度探讨如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在经济驱动领域，供给学派是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它坚持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即既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强调政府政策对资本、劳动力的供给效应。供给经济学主要观点包括：(1)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是“供给”；(2)供给增加的途径是经济刺激；(3)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减税；(4)经济刺激的外部条件是有效、有限的政府干预，即反对过多、过细的政府干预、过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强调发挥企业和市场的核心作用，同时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主张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给量增长与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相适应。 供给学派最重要、最精彩之处是对经济刺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该学派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有理性、能对经济利益刺激作出灵敏反应的“经济人”，因而应让市场自由调节经济活动，通过改变利益刺激促进经济增长。供给学派全部经济理论的精髓、政策主张的核心、基本环节和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减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萨伊定律和供给经济学虽有不少共同点，但这两者的区别仍然明显：(1)萨伊认为，供给等于需求，不会出现生产过剩；而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常常是背离的。(2)萨伊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供求能够自发调节平衡，不需要外部的强度干预；而供给经济学认为，国家适当干预是必要的，通过减税能够刺激供给。 3.供给经济学理论的政策实践 供给学派的基本思想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该思想附和者甚多，最后被冠以供给经济学。顾名思义，该思想是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直接对立的。该学派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蒙代尔、阿瑟·拉弗等，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官方经济学，是“里根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1981年初，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宣布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摆脱滞胀局面，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包括：(1)减免个税和企业税以刺激工作、储蓄和投资；(2)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以减少预算赤字；(3)取消或放宽管理企业的法规以鼓励企业积极扩大经营和投资；(4)紧缩货币以抑制通胀；(5)反对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来解决通胀问题。在里根总统执政8年间，靠供给经济学支持的供给管理，在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方面成效明显，使其基本摆脱滞涨局面。这奠定了美国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但负面影响不小。大规模减税，使里根执政时期累计财政赤字比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财政政赤字总额还要多。 供给学派的政策，充分反映经济自由主义，表现在：(1)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核心。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提高满足市场需要的有效供给能力，即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2)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手段。(3)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良好环境是政府本职。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其直接导致经济学界对新供给经济学的质疑，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思路的再次质疑。在此次金融危机救市政策的关键选项上，美国断然摆脱“华盛顿共识”，从“供给侧”进行足以影响全局“区别对待”的政策操作与结构性调整，明确对本国宏观经济进行强有力“供给管理”，而不限于货币总量调节或需求侧调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明确提出要保持在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竞争力，集中力量在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增加研发投资，以获得在全球持续的领先地位，促使美国在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产能利用率逐步回升，特别是金属制品、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回升至83%和80.1%，这些方面的产能利用率均高于过去40年的平均水平。而汽车产业产能利用率也从2009年53%的低谷回升至74%。 4.新供给经济学的兴起与“供给侧”调控思想 供给经济学的发展历经“古典派”与“新古典派”两个阶段。这个学派遭受过以凯恩斯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第一代凯恩斯主义的批评，后由于新供给经济学的兴起，出现供给思想的首次复辟，接着又迎来第二代凯恩斯主义浪潮，切实表现“供给侧”调控思想对自由主义第二次否定。 经历这两轮“否定之否定”的经济思想发展中的螺旋式上升，表明供给学派早已不是萨伊定律的简单复活，而是先由萨伊定律强调的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到供给学派阶段，此时该学派已具有一定宏观理论倾向，即认为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具有经济动力的功能，而从长期看，政策是无效的。该学派继而发展到供给管理阶段，该时期思想已具有制度经济学色彩，倾向于采用更多的宏观供给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职能。目前供给侧研究已发展到研究更全面、更高度的制度安排及转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不仅是政策手段的研究。在此次浪潮中所展现的新凯恩斯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重要的供给思想要素，为后危机时代基于美国和多国“供给管理”的反思，以及“破”与“立”结合的新供给经济学的理性回归提供铺垫。 新供给经济学决非摒弃需求管理，而是强调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结合并纳入制度经济学成果等的兼收并蓄式的建设性包容组合。一是，经济学基本框架要求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这虽是源于萨伊古典自由主义，但是在新时代、新经济、新兴市场的背景下被赋子弥补片面注重需求管理之缺陷的新思想。二是，经济驱动要求强调市场、政府各显神通，并主张考虑第三部门主体与这两者的良性互动，即形成有效供给响应和引导需求。 总之，供给学派只是在批判和否定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供给管理的政策主张。该学派否定凯恩斯定律，重新肯定萨伊定律，再次重视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经济。该学派还认为，解决凯恩斯政策所造成的滞胀问题，不是“需求创造供给”，而是“供给创造需求”、“供给在先，需求在后，生产在先，消费在后”。若从静态上看，供给学派若摈弃了忽视需求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缺陷外，它的许多观点还是有道理的。 供给经济学的缺陷在于抹杀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否认制度是经济供给潜力的决定因素，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由于供给学派过分强调减税而忽视对其他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其减税主张缺乏科学理论依据。“供给学派”仍然不够成熟，至今仍缺乏严密、明确、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在许多方面逻辑混乱甚至自相矛盾。 三、国家干预主义的“需求拉动供给” 国家干预主义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凯恩斯继承发展了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孟德维尔的节俭悖论，从而确立了有效需求基本理论体系。马尔萨斯通过对需求与供给的明确划分，把经济学的关注点从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他将需求划分为需求程度和需求强度，并在此基础上率先提出“有效需求”概念和需求管理思想。正基于此，凯恩斯倡导了经济学革命。凯恩斯还吸收后来维克塞尔关于央行应调节利率的论点。维克赛尔曾提出，价格整体上涨或下降的是由于银行利息率低于或高于自然利息率。因此，银行在物价上涨时，应该提高利息率，反之则相反。[3]247-250这种“投资引诱”之说就成为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生产严重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把供给学派提出的生产在先、消费在后的关系颠覆为“需求在先、供给在后”。 1.国家干预主义的基本理论 凯恩斯从整个经济体系的总量分析入手，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和商品的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的总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一般总是有效需求不足，失业是常态。凯恩斯运用三大心理定律来论证市场的总需求不足进而导致失业产生，从而构成对市场机制的完美性和萨伊定律的直接否定，其基本思想是：(1)消费倾向递减的心理规律导致消费需求不足；(2)边际效率递减的心理规律导致投资需求不足；(3)货币偏好的心理规律也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革掉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萨伊定律的命，并表述为与萨伊定律完全相反的命题：需求创造它自身的供给，即凯恩斯定律。 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中，投资需求起着决定作用，即投资波动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凯恩斯提出，消费倾向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扩大就业，就必须增加投资，这可以产生乘数效应。他认为，一个投资可以引起数个投资，从而一级一级地扩大就业，自然也就扩大需求。他还认为，有效供给对生产乃至有效需求具有乘数效应，是经济体自生能力的内在要求，并认为一个经济体可以通过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而获得生存发展，从而能够创造相应需求。 凯恩斯认为，决定投资乘数的大小有两个因素：一是投资项目的产业关联度，二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乘数就越大；反之则越小。因为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因而消费函数将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鉴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凯恩斯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增加消费倾向，来放大乘数效应。由于消费倾向稳定，它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是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投资乘数来实现的。增加消费者和企业可支配收入，提高全社会消费需求水平和投资需求水平，在收入乘数和投资乘数作用下，国民收入会成倍地增加，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因此，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的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扩大就业的唯一办法是增加需求，为此，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凯恩斯主张以政府投资取代微弱的个人投资，让储蓄积累的购买力彻底地转化为投资，扩大社会需求。他写道，“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4] 2.国家干预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在西方国家干预和新自由主义两大思潮中，凯恩斯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是指出了完全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分析了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和调节的必要性、重要性。凯恩斯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对稳定资本主义经济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凯恩斯提出增加社会消费与投资来增加总需求、解决失业问题主张也有合理之处。有效需求不足，即是有效需求中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变量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出现无序性，从而出现非均衡，导致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这时，系统外因素，诸如政府政策等应发挥积极作用，以扩大内需，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有效需求不足。成功的政府投资，才能激发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他的理论便由传统西方经济学关注资源配置问题而转变到关注国民收入和就业决定问题。 凯恩斯不仅强调投资需求对有效需求的影响，而且千方百计地鼓励超前消费。他的思想对美国的生活模式和政府政策都产生较大影响。美国居民个人储蓄在2005年甚至出现负数。美国政府还经常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来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有效需求、扩大生产、促进就业。 凯恩斯理论明确需求管理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地位。该理论认为，当需求萎缩时政府应减税，同时增加财政支出，并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提高投资边际效率以鼓励投资。当需求过旺时政府应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或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率等措施以压缩需求。即便经济处在上升阶段，凯恩斯理论认为也应扩大财政赤字支出以刺激更大的需求，促使经济增长更快。 凯恩斯主义在战后长达30多年中风靡整个西方世界，成为各国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可以说，美国是推行凯恩斯主义最为彻底的国家之一。然而需求管理政策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连年出现赤字，而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需求管理政策陷入顾此失彼、进退两难的困境：刺激需求则会使通胀更恶化，而紧缩需求又会使生产更萎缩，甚至制造一次又一次暴涨暴跌的股市大泡沫，从而放大金融风险。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弊端，供应学派提出通过提高生产力，而不是通过刺激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供给学派就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崛起的。 四、供给论与需求论的比较 1.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区别和各自地位 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虽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但存在着诸多区别。时效性上，需求管理适合短期管理，而供给管理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挥作用；针对性上，需求管理更加注重调节总量，而供给管理适合结构管理；政策手段上，需求管理使用的主要是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政策，而供给管理使用税收、行政和法制管理等手段。 当然，有些政策既有需求管理特性，又有供给管理特性，如减税，既可减轻企业负担，系供给管理；也可降低产品价格，系需求管理。但这两种管理间的理论界限仍然明显，一些政策虽同时兼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属性，但侧重点有所不同。比较而言，货币政策更重视总量管理、具有浓厚的需求管理色彩。而财政支出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时需求管理特性较明显，但在经济发展较平稳时期，要通过各种的转移支付来调整各个地区、各个产业、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这些财政政策又是供给管理的重要手段。 从市场化程度与这两类管理的关系看，发达国家往往更重视需求管理，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要求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而转轨经济国家由于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既要通过供给管理不断地创新和改革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又要通过政府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中国仍然处于转轨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宏观经济活动对政府行为的依赖，这就决定供给管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2.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的区别 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之上，强调的都是经济预期或心理因素，这对经济影响虽是客观存在的，但具有唯心主义特性。凯恩斯的后继者们的分析则更为深入，诸如从市场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过程分析市场作用的缺陷，得出微调、相机抉择、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等理论。凯恩斯理论和供给经济学有其适用条件，即无论是西方有效供给理论，还是有效需求理论都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之上的：一是市场机制健全；二是市场主体独立；三是商品供给有效。这三个条件中国尚不完全具备。可见，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一般原理无疑更适合分析中国的情况。 凯恩斯和供给学派都主张减税。但凯恩斯提出，依据不同经济风向交替使用增税和减税手段是暂时的对策；而供给学派则推崇大规模的持久的减税政策。当然，这可能是两者所面对的经济形势有所不同。凯恩斯所面对的是经济衰退和失业，因此，凯恩斯主义主张采取减税政策，来增加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以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作为凯恩斯主义反对派出现的供给学派，面临的是经济增长、就业，还有通胀问题。这两派产生的经济时代不同，政策目标自然也不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多了一个经济目标，即要同时解决通胀问题。 凯恩斯主义侧重于政策对市场主体的需求效应，供给学派则强调政策对市场主体的供给效应。这些效应大小还受到体制和制度的影响。 五、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统一性 1.凯恩斯主义与供给经济学的统一性 供给经济学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则是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凯恩斯虽然否定萨伊定律，但否定的只是萨伊所坚持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会自动实现平衡的结论。在凯恩斯这里，只要政府进行干预，总供求就有可能平衡。 凯恩斯主义是在供给过度而需求不足条件下产生的；新供给经济学是由于凯恩斯主义过分强调需求而影响供给的正常发展才出现的。经济发展是供求双方不断进行创造性互动的结果。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各自政策如同一把剪刀的两翼，须相互配合使用而非替代彼此，以适应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对供与求进行综合管理，这就产生供给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融合。凯恩斯需求理论与供给经济学似乎截然对立，但实质都是供给拉上需求论。凯恩斯扩大有效需求的主张和做法，本质是增加投资、振兴供给，以求充分就业、扩大需求，因而仍属于供给经济学体系。凯恩斯虽批判萨伊定律，但并没有根本否定萨伊定律。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先生早就深刻地指出，“仅仅给萨伊定律加上一个条件，即只要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萨伊定律是可以成立的。”[5] 凯恩斯的主张，除采用通胀、鼓励消费等政策之外，他的扩大有效需求的根本途径与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的途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解决途径上，凯恩斯与萨伊不同，他主张扩大需求，鼓励消费，反对节省。这两个理论往往各执一端、互为反动：萨伊主张发展供给解决供给过剩问题；凯恩斯却主张扩大需求解决供给过剩问题。需指出的是，凯恩斯在分析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主客观诸多因素时，完全忽略了有效供给不足这个因素，把供给看作是完美无缺的，从而把市场萧条症结全部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面，在发展动力上，局限在需求拉上或驱动。总之，在西方经济学界，这两者均是孤立地研究供求关系问题，片面性凸显，科学性缺失。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丹尼森开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是从供给方面定量分析经济增长。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当前流行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供给方面研究占据主流，它们都认为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内生增长理论主要将各国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它们大多数文献都将TFP产生差异的原因归结为供给效率的差异。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各国间存在的增长差异，还必须考虑需求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刘易斯关于资本积累越多越有利于就业的观点，不仅忽视需求和收入的制约作用，而且忽视了市场供求的互动性，忽视收入分配水平和结构以及平均化程度对供求的制约作用。实际上，“供给调节”与“需求调节”在各自适应时期均有重大影响，两者互为一体，共同影响经济增长。 理论上供给与需求何者为主并不存在冲突或矛盾，仅仅是因为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在经济欠发达阶段，不存在需求问题，或需求问题不突出，供给自然是成为压倒一切的课题。目前，强调“供给调节”正是源于有效供给不足造成中国非均衡发展。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总需求及需求结构均发生一系列变化，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需求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收入水平提高，需求总量上升，需求结构规律性变动等对经济的长期增长都具有重要作用。长期看，经济增长离不开供给因素的支撑，但同时也会受需求因素变化的影响。纪明通过分析多个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得出，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波动。[6]纪明还认为，政府应充分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和需求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机制的异同，在努力创造需求结构高级化经济环境的同时，应更多地考虑需求结构合理化。[7] 凯恩斯坚持理性经济人假设，创立总量分析法。但是，他沉迷于仅仅从数量关系上研究总量是否相等，而忽略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结构的深刻分析。他重总量分析，轻结构分析；重需求分析、轻供给分析，重短期分析、轻长期分析。由于凯恩斯仅注重短期利益，而对长期利益、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等问题重视不足，所以并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理论正好克服了凯恩斯国民收入理论上的这些不足。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既重总量分析，又重结构分析；既包含总量问题，又包含结构问题；既重需求分析，又重供给分析；既重短期分析，又重长期分析。马克思深刻揭示供与求表面上看来是商品在市场上的转手或让渡，实则是买者与卖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供求间存在一个内在的比例关系，这些都是马克思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平衡的思想体现，当这两方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时，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就达到平衡，这是供求平衡的本质要求。 总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供给经济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作为参考借鉴，不能用以指导中国现在的改革和发展。由上分析可得，需要合理借鉴他们的需求分析和供给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更需要采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要求、从供求的相互关系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供与求的统一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提出第二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只有耗费在某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8]供求才会平衡，这种商品才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进行买卖。当市场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时，产品过剩，市场价格就会降低到市场价值以下。目前的产能过剩，就是违背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供求失衡可以是需求量不变，而供给量变得过大或过小，这时就会产生过剩或短缺；或者是供给量不变，而需求量变得过大或过小，如目前对优质商品的需求变大，而对劣质商品需求变小。也就是说，供求不平衡可能是由于供给量的变化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需求量的变化引起的。供求关系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生产条件的企业间的分配比例，也调节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因此，供给侧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即坚持最终需求导向。 马克思指出，“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9]供求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由生产产生。处于对立地位的供求彼此很难分清：在不同的角度说，供给即需求，需求即供给。增加供给的生产活动，同时也增加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因此，生产中的生产需求也可以说是供给。供给与需求问题的实质是生产与消费的问题，是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这归根到底体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 马克思从生产一般出发，指出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1)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2)生产中介着消费，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产品只能是可能性的产品，而不是现实的产品。(3)每一方都由于自己的实现才能够创造对方。生产创造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10]10“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生产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10]97同时，“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10]681 马克思还阐述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1]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但这种互动关系并非对称的。在马克思看来，有效供给决定和创造需求。“生产决定着消费：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是由于生产靠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10]10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决定着消费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与消费水平正相关。但消费对生产也有反作用，二者是辩证的关系。总之，生产与消费表现为相互决定，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供给增长最终需要消费需求的增长实现，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供给不会独立于需求而存在，需求亦不会抛开供给而独自发挥作用。需求对供给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当某种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时，会直接引起生产这种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供给增加，从而会引致生产生产资料部门投资增加，最终引起总投资增加。而当投资增加时，有一部分投资转移到劳动者报酬上，即劳动者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带来个人消费需求增长，促进消费扩张。需求的无限性与供给的有限性使需求大于供给成为永恒的社会现象，这给供给理论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空间。市场需求是一种持有货币才有购买力的需求，需求的无限性就转变为市场需求的有限性。经济运行的常态是非充分就业均衡，供给的绝对有限性转变为相对无限性，市场总供给大于市场总需求，市场经济体制的常态必然是需求不足。 但是，生产与消费这两者又是相互转化的。首先，“生产生产着消费”：生产为消费活动提供消费对象；生产决定消费方式、新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上，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生产对消费品、消费方式和消费者的创造作用，要求在经济新常态下以供给创新带动和创造需求；要求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推进经济结构改革的力度，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其次，“消费生产着生产”：一方面，生产的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实现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另一方面，消费还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对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要求在强化供给侧改革的同时，还要注意从需求侧对供给侧的反作用角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目标、方向和动力。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结构改革，通过新的需求结构确立有效投资和有效供给范围，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侧共同发力，最终实现结构转型升级。 供求这一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供给的水平和方式决定需求的水平和方式。供给能创造需求，也能抑制需求。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是同一事物的两方面。适应和引导需求的供给是有效供给，其特性：(1)产品价值量须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并由此价值量或经过竞争形成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市场价格；(2)各部门提供的产品总量必须符合社会需要的规模；(3)有效供给意味着获得需求的供给，有效需求则首先意味着“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之，有需求才有供给，有供给才有需求，必须统筹兼顾供求两个方面，供求两端调控，两端发力，互补互动。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供求矛盾是失衡和相对平衡的统一。供求平衡是相对、偶然的，而供求失衡才是绝对的，是一般常态。供求由失衡到均衡要通过竞争来实现。国家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前瞻性指导社会总劳动分配，促进供求平衡。 供给侧决定需求侧，这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向。供给侧通过以下途径影响需求侧演变：生产要素结构变化会影响收入结构，进而可能改变收入需求弹性，导致需求量及其结构的变化。萨伊提出的“供给自动地为自己创造需求”，[3]146-47其错误在于他没有区分科技创新带来的供给和一般性供给。技术创新产生新产品，甚至开创一个崭新的产业，这会引致新偏好，形成新需求。 需求侧演变也会通过以下途径影响供给侧演变：一是，偏好演变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偏好决定消费需求，这构成技术的市场选择环境，决定各种技术收益，直接影响技术选择和扩散。二是，需求结构变化也会促使供给侧变化，而需求结构的变化又会引起要素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整个供给结构演变。供给侧演变包括供给结构(要素和产出结构)和技术进步，需求侧演变包括需求结构和偏好演变。在经济演变中，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制度系统影响供给侧演变和需求侧演变，并对两者共同演变产生深刻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供给侧、需求侧和制度协同演变，具体表现为供给结构、需求结构动态有效匹配和协同升级，而制度改革是促进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协同升级的深层次动力机制。 实现供求平衡，既需要合理增加需求、以扩大内需、优化需求结构，同时也要减少过剩产能、增加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二者均不容忽视、不可偏废。但是，这两者地位仍然不同。供给更多涉及长期、结构、质量问题，需求更多涉及短期、总量、经济稳定问题。但仍然不能由此断言供给重于需求。供给在一定情况下虽可创造新需求，但是，无论是生产与需求一般关系，还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需求都是目的，供给只是手段，手段服务于目的，也就是，供给服务于需求。 3.中国过剩经济的应对：供与求的统一性 中国的生产过剩既有需求原因，又有供给原因。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片面强调需求侧，或过于强调供给侧，均有失偏颇。理论上，扩张和紧缩的宏观政策各有利弊，供给侧政策和需求侧政策各有千秋，应权衡选择。实践上，目前，供给侧改革虽长期看好，但短期内，有些改革可能会抑制需求，应优先推行那些短期就能增加需求的改革措施，暂缓推行那些短期可能是抑制需求的改革。具体说来，要选好项目，以补短板、破解基础设施瓶颈的有效投资为主，以便短期创造需求；在长期选项目则需从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竞争力角度来考虑，增加附加值，降低交易费用，增加税收。这样的投资不但不会挤占消费，而且还可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三驾马车”是消费、出口和投资，即需求侧，与其相对的是供给侧，即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程恩富教授提出供给侧的“新三驾马车”：科技创新、结构优化、要素质量提高三大驱动。这实质是通过科技教育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提高要素的质量与其使用效率。这不但要求改革科技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和科技水平，提高要素质量，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保、医疗和失业救济等服务，促进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自由流动；还要求政府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随着发展阶段转换，高质量、高品质的需求迅速攀升、需求结构也会相应发生根本性变化。任何需求管理都必然牵动供给的“神经”，而任何促进或限制供给的措施也都不可能不触动需求的“脉搏”。需求决定供给：一是需求结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二是需求偏好相似决定产业结构调整进程。其实，供给侧改革最终也是在创造新的需求，而且这种新需求更具可持续性。供给决定需求，是指科技进步带来产品质量和产品档次提高，有效供给增加，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处于生产过剩的发达阶段，对总需求理解较好；而中国长期处于生产落后而短缺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总供给理解较好。所以，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实践理解总需求，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理解总供给，二者综合起来，再抽象掉各自的特异性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总供求模型和一套完整、具有相当大的普适性的宏观经济理论，为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方向。将西方国家的需求管理和中国供给管理的经验结合起来，可形成一套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宏观调控从只有需求管理的一维空间，进入结合使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空间的转变。因此，引入供给管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仍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二者的结合能够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多数问题，同时实现多目标管理。 4.中国过剩经济的应对：供与求的相互转化性 就“三农”问题而言。“三农”问题突出，供给侧的办法最为根本，即推进农业经营结构由小农经济转变为规模经营。依据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人力资源的再配置过程，能够显著提高农业边际劳动生产力，有效加强农业这一短板，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农业劳动力流出，农业边际生产率上升、直到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现行工资的水平，二元经济变成一元经济。事实证明，1982-1997年中国劳动力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0%。改革以来，由于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上社保，农民工为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积累发展资金达11.6万亿元。[12]农民工收入回流农村，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支付能力和投资创业能力。规模农业不仅给工业化带来充足的劳动力，还能带来农地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农产品质量提高并实现物价稳定、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加和实际利率降低，从而增加投资，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市场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工业发展，并同时促进科技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这是供给侧向需求侧的转化、两者协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案例。 就产能过剩而言。煤炭、电力和钢铁过剩严重，需求侧的办法最为便捷，即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律，降低电价。电是需求弹性很大的商品，电价下降，电的消费相应增加，并增加家用电器需求，从而带动钢铁需求增加，导致相关行业的效益转好，其结果：一是扩大就业，进而扩大消费需求，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二是有关行业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和职工培训，发展有关行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与此对应，就业相应扩大，消费增加。这是需求侧向供给侧的转化，两者协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案例。标签：凯恩斯主义论文; 凯恩斯论文; 有效需求论文; 需求管理论文; 萨伊定律论文; 经济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需求侧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供给学派论文; 供求关系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市场管理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供求理论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