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发票:节省和浪费系统_发票号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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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天府早报》报道,一消费者在一火锅店消费过后,索要发票时竟然发生纠纷,险致被殴。消费者索取发票既可以作为正当的报销凭据,也可以作为消费的凭据,事后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这家火锅店自定的规矩是,如果要发票,就要交10元的锅底费。发票何时变得这么值钱了?

原来,凡成都市地税局征管的从事饮食、娱乐、旅馆、茶房、洗浴、洗车、理发、美发、照相业的单位、个人将统一使用有奖发票。该发票分为“机打有奖发票”和“定额有奖发票”2种,奖金最低10元,最高1万元。消费者只要刮开有奖发票右下角奖区的涂层,立刻就可了解中奖情况。这一制度从2004年7月18日开始实施。

原来,消费者索取发票是利之所在,有中大奖的机会。问题是,这种奖金是由税务机关支付的,商家为何不愿意提供呢?更明确地说,商家提供发票到底要负担什么成本呢?

一个常见的回答是这会增大商家的税收负担,提供的发票越多,则要缴纳的税收越多。显然,这是针对营业税而言,发票记录了交易总额,从而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商家购买的发票总额(例如定额发票)作为税基征收税收入。但是这样的制度如果要有效运行,需要每一笔交易发生时,买方都会索取发票。但可以想象,这种制度运行的结果,很可能是税务机关无法在这种主要是小额现金交易的行业得到任何税收。因为,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并没有报销的机会,而大量的一次性消费并不存在事后的争执,也就是说,发票对很多消费者来说,不会提供什么额外的效用。而商家则会通过让消费者付出等待成本等方法增大消费者索取发票的成本,理性的消费者又怎么会仅仅出于约束企业的逃税行为的动机而索取发票呢?甚至商家还总是可以以低于税收的价格购回这些发票,例如通过降低价格的方法,消费者是不会拒绝商家的这种提议的。

在成都市的电脑城买电脑配件,往往有2个价格。作为消费者,如果你仅仅索取一张收据,而不要发票,那么价格可以低5%左右。所以,在电脑城买东西,开始讨价还价之前,都先讲明要不要发票。在这种市场上,发票的作用在于作为保修的凭据,但是商家提供的收据同样有效,消费者也不用担心这些商家的流动性,因为这些产品的保修期基本是一年。实际上,盗版光碟的销售凭据曾经仅仅依靠卖者的签名。

显然,税务机关也了解这种制度的局限。实际上,一个国家金融体系越发达,越少的交易通过现金来完成。但是,在我国金融系统仍然欠发达的背景下,在一次性交易总额比较低的行业,税务机关的一个重要的局限就是无法低成本的获取交易额的信息。

一个降低信息费用的方法是收取定额税。根据我国的税收制度,营业税按营业额核算,核定营业量,再按照税率计征。一般应用于服务业等行业。税务部门对这种企业的征税一般是核定其营业额征税,比如某餐饮企业,税务部门核定其营业额为30万,则以30万为总额按照税率依法缴税,而不是从发票里提取税款。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税收征管方便,缺陷是税务机关对处理逃税以及税务执法人员人情减税没有好的办法,容易造成税收流失。因为现实中,往往定额较低,国家每年流失的税收很多。

我们可以把税收视为一种价格,这是公共财政的基本思想。那么定额税的方法类似于缺乏信息下的平均定价。从而同平均定价的问题一样,如果核定定额和实际的交易不一致,就会出现不同的税率。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逆选择,如果定额标准过高,好多企业就无法生存了。

显然,如果采取这种制度,税务机关就会尽量的通过企业必须提供的资料来获取交易额的信息,这实际上意味着税务机关选择替代性的途径来获取信息。那么,可以依靠的就是投入方面的信息,例如,注册资本金,店铺门面的大小,雇用的员工的数量等等。由于这些信息仅仅是交易额的近似衡量,因此定额税并不是以实际的交易额为税基,这多少产生了税收流失,但这一制度节约的信息成本弥补了这一损失。

这一制度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在于税务机关存在道德风险。定额税制度下,税务机关和商家之间的博弈属于隐藏信息的博弈。商家总是尽量的隐藏生产能力,从而存在商家提供小于税收的价格来贿赂税务机关的市场机会。因此,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在现实中也许是上一级税务机关,往往需要提供激励来约束道德风险行为。这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税务机关往往可以通过以税收收入作为任务来获得奖励。

那么,在定额税制度下,发票对于征税还有什么作用呢?要知道,商家需要交纳的税收在交易发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一个可以想到的作用机制是,税务机关可以利用商家购买的发票数量来核对生产能力,以此来约束商家的隐藏信息的行为。这就是税务机关所声称的“以票控税”的机制。但是,一个低报了生产能力的商家就不会购买过多的发票。这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观察到的现象,在一个生意很好的商家,消费者往往索取不到发票。这在旧发票制度和有奖发票制度当中都成立,因为有奖发票制度并没有改变定额税这一根本的制度。这就是我对文章开始所讲到的冲突的解释,可以想见,这一火锅店肯定生意相当红火。

如果需要由消费者来监督企业,那么我们需要提供一定的激励。有奖发票就是一种典型的激励制度。有奖发票制度显示了政府管制部门的理性的思维。是的,理性的思维在这里的表现就是1776年亚当·斯密的发现,哪怕是为了一个公共的目的,我们也需要唤起的是人们的自利心。自利是一种力量,有奖发票制度显示出来,这种自利并不必然的与公共利益相冲突。在精心设计的制度下,他们可以实现和谐与统一。正是因此,如果我们要依靠道德来解决这一问题,那成本将大的惊人。这也就是说,税务机关要获取交易额的信息不可能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需要国民素质的提高才能解决。

我认为,行政能力的基础就是理性能力,而理性能力就是认识局限条件的能力。有奖发票制度反映了税务机关的理性能力。他们不自觉的利用了经济学的原理,提高征税能力的关键是找到费用更低的获取信息的机制。虽然,企业没有激励显示这一信息,但交易的信息也必然被交易的另一方所掌握。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消费者所拥有的分散的信息。有奖发票恰好提供了这一机制。

因此,如果有奖发票制度是强化“以票控税”机制,那么税收的增加是通过如下的机制:税务机关根据企业购买的发票额度修改税基,同样,这一制度的运行会弱化企业隐瞒生产能力的激励。但实际上,逻辑上的彻底的结论是,如果这一制度真的能够有效运行,那么定额税制度就没有必要了。

也就是说,有奖发票制度解决了以交易额作为税基的信息问题。定额税作为平均定价机制,不再是成本更低的制度安排。有人会认为这种新的发票或者增大了印制定额发票的成本,也增加了购置税控打印机的成本。但是,与这种成本相比较的是传统的税制下复杂的制定报表、审计以及征收的成本。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这意味着政府监管一个行业或一个企业的信息来源,传统上主要依靠企业提供的供给方面的信息,而有奖发票制度启发我们,同样的信息也可以通过需求方来获得。

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上面的分析有没有忽略什么重要的局限呢?如果这确实会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难道企业就没有办法对付吗?文章开始的那一幕看来就是一种办法。你要发票吗,那我来提高价格。但是在竞争性的行业,这种办法就很难实施。

实际上,还有更为恶劣的情况。《成都日报》报道锦江区地税局不断接到群众匿名举报,反映古卧龙桥街6号的自家肥肠粉店和青石桥北街30号的复兴肥肠粉店支付给顾客的有奖发票可能是伪造的。随后,区地税局的工作人员经过乔装暗访,证实情况属实,之后对这两个店分别予以罚款1万元的处理决定。据了解,这是成都市地税部门自8月18日展开有奖发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锦江区开出的首张顶格处理罚单。

存在伪造的发票给消费者带来了鉴别真伪的信息成本,那么新版发票如何防伪的呢?新版发票的防伪措施,由过去依靠纸张和油墨等原材料防伪,改为利用发票号码和密码的唯一对应关系进行防伪,因此,在发票的印制上采用数字喷码技术,印刷工艺和科技含量均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伪造的发票很难骗到细心的消费者。

这一制度的运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局限。由于发票的工本费不会随交易金额变化,因此,小额交易负担的税负过高。《南风窗》报道,“自推行有奖发票以来,北京市出现了众多市民争相向早点小贩索要发票的情形,并引发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后果。因为一般而言,消费者吃一次早餐也就是块儿八毛的,而面值2元以下的定额专用发票每张的成本是1角6分,如果一个消费者要买4根油条,光4张2角发票的成本就是6角4分,而4根油条才卖8角!如此的话,早点小贩可真是血本无归了。结果是,一些早点小贩停止了早点业务,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

这实际上是说,对于小额交易,核定定额和核定交易额的差额很小,采取这种制度的成本就非常高了。

有奖发票制度从2002年开始在我国各地区推广,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然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例如,税务机关的销售发票的收入大幅度提升,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制度的完善来解决。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政府部门理性创新的明确含义。简单来说,创新就是节约,如果说技术创新的核心是节约生产成本,制度创新的核心就是解决信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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