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续）——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新时期论文,透视论文,未来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俗文学、民间文学的恢复：雅、俗、民三元互补，文学有了健全的生命链
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在雅文学长足进步的同时，曾一度被打入“另册”受到排拒的民间文学俗文学也迅速得到恢复。
先是民间文学。“文革”刚刚结束，大量关于“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民间笑话便从人民口头喷涌而出：有的鞭笞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有的揭露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真相，有的讽刺他们专横跋扈的丑态，有的嘲笑他们不学无术的愚状，辛辣幽默，入木三分。这一时期，还流行着一些智擒“四人帮”、颂赞老一代革命家大智大勇的“传奇”故事。80年代中期起，重点开始转移，揭露和讽刺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的作品日益增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新笑话、谣谚、如《十等公民歌》《新长征歌》、《革命小酒天天醉》等等；此外，也有不少歌颂肃贪兴利为民除害的“清官”、“刑警”的作品。如说某某官员如何清廉刚正、执法如山，有时微服私访，有时公开视察，所到之处，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大快人心，等等。这些作品，由于明白晓畅，爱憎分明，现实感强，有力地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常常不胫而走，传播之快，之广，甚至超过书刊报纸，其中优秀之作，真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通俗文学稍后，于80年代初期悄然兴起。由于适应了商品经济下广大民众，尤其是开始活跃起来、紧张起来的市民阶层渴望消闲娱乐的精神需求，很快发展起来、到85年前后形成创作热潮。随之，通俗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书刊地摊上充满了各类这样的刊物，购销两旺。据有关统计，1988年全国通俗刊物达190余种，主要有《今古传奇》、《中国故事》、《中华传奇》、《故事会》、《上海故事》、《传奇故事》、《新聊斋》、《神州传奇》、《传奇文学选刊》、《大众小说》、《通俗小说报》、《章回小说》、《山海经》、以及《文学大观》、《小说世界》等。通俗文学作品，从形式看，既有长篇巨制，又有中篇短篇；从内容看，既有传统的武侠、清官、破案、言情，也有现实商品经济中出现的经济犯罪、以权谋私、金钱崇拜、贩毒走私、车匪路霸、婚姻裂变、“倒爷”曝光，以及刑警侦破、除霸安民等社会关注的热点，还有缉毒反间等国际题材；从作者队伍看，既有专门从事通俗文学写作的作家，也有“客串”尝试的纯文学作家，如冯骥才、柳溪、朱晓平、彭风等。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作品，如《津门大侠霍元甲》、《江湖风云录》、《魔女三劫》等新武侠小说；《忠王李秀成传奇》、《许世友传奇》等新英雄传奇；《刑警队长》、《傍晚敲门的女人》等新侦探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科幻小说；《黑色诱惑》、《商海旋涡》、《麻花女》等世态小说。这些作品以其特有的艺术手段，在对民众进行历史知识、传统道德、爱国主义教育，以及认识社会人生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恢复和发展，自然有赖于新时期政治的民主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的文化生机，但最深刻的根据还在于文学自身。文学是人类精神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任何生命存在，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这规律，只能顺应，不可违背，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文学生命来源于“人”这个伟大的“母体”。它既是“人”的自然的心灵创造，又是“人”不可缺的精神需求，因而必然要随着“人”的发展而演进。从历史角度看，民间文学是文学大家族中诞生最早的一支，它是人类生命过程中吟唱的第一首心灵之歌，是人类精神心理的审美潜能的第一次外射，虽然显得还有些幼稚、粗糙，但天簌自鸣，自然质朴，与人的本性灵犀相通，具有永恒的魅力，成为悠悠历史中奔流飞扬的文学长河的源头。在人类初叶尚无文字的久远时代，民间文学曾经长期地占据着“文学”的全部空间。由于它以最自然朴素的口头语言形式同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最切近的生活和最真实的心理愿望相联系，成为他们最可靠的精神伴侣，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始终与人民大众“相依为命”，不仅古老的作品世代传颂，同时适应不同时代的需求，又不断地创造出大量新作品。事实表明，无论任何时代，只要人民大众形成了某种共同的心理积蓄，又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民间文学便会如同春风化雨，自然而然地生成与流播。通俗文学也是如此。它是掌握了初步文化知识并形成独特审美心理需求的广大市民阶层迫切的精神渴望，也是作为“人学”的文学题中应有之义，是文学生命链中重要的一环。人为的阻扼只能限制于一时，不可能根本改变人生的需要。因此，当新时期政策“开禁”之后，这类文学便如潮水一般，迅速掀起创作热潮，一发而不可收。现实地看，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还处于初、中级以下文化程度，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由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中的大多数正在摆脱贫困奔向小康，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精神文化需求与日俱增。他们一方面进行文化消费，同时也参予文化创造。这就决定了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继续存在和发展，进而也就决定了它们与雅文学长期并存、三位一体的文学总格局。
这种文学格局的恢复和确认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使“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宏观上有了全方位的落实。在现实中，“人”并不是单一的抽象概念，他在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显现。由于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形成不同的文化素质，不同的心灵情感开发状态，不同的智慧表达方式，不同的精神心理需求，反映到文学上表现为不同的特征、功能、艺术境界，显示出不同的层次或类型，这就是属于下层的民间文学、属于中层的俗文学、属于上层的雅文学。民间文学主要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的形式在全民（尤其是没有文化的基层的民众）中间世代相传，体现着一种不加雕饰的质朴美；通俗文学是由相应的作家用大众化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具有初步文化知识的都市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情趣，具有一种通俗美；雅文学则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一般仅为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者所欣赏，呈一种比较成熟的艺术之美。三种文学共生互补，从不同层面满足着社会的需要，这才真正同“人”的整体实现了全面沟通。其次，它将促使文学观念的调整。传统的文学观向来只把雅文学视为正宗。这里的“雅”，在封建时代指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诗赋词曲，在现、当代则指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如此便把大量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拒之门外。自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之前30年间，这种狭隘的文学观同“左”的思想路线相结合，曾令社会主义文学几近绝境。如今，面对“三位一体”的文学现实，文学理论不能不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放进统一的文学大视野中进行重新考察，对它们的地位、特征、价值及其与雅文学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作出科学的辩证的阐释，从而在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层次上认识文学的本质，把握其发展规律，形成一种“大文学观”。近些年来，对民间文学、俗文学的分别研究已有相当的成绩，但对三种文学的综合探讨则还相对比较落后，这似乎应进一步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其二，它将推动文学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积极和谐地向前发展。雅、俗、民三位一体的总体格局，使文学本体形成一个富有内在活力的生命系统。三种文学在艺术上虽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别，但共同根源于“民族”的母体，其深层都通连着民族的魂魄，因而也就共同担负着民族精神的传承、发扬、提升的使命，正是这一点把它们聚合在一起。但是三者又非平起平坐。其中雅文学，由于既从其它二者汲取营养，又得益于文化精英的加工和创造，在思想性艺术性上达到更为深刻、丰富和成熟的程度，因而居于中心和主导的地位。它的优秀之作，常常作为一个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这样，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它就负有帮助“同伴”不断提高的责任。民间文学，无论其传统形态还是现实形态，都更多地浸润着民族文学和民众心理的原汁原味，包蕴着真实而丰厚和内涵，既是民族文学自然质朴的一支，又是民族文学发展坚实的生命基石。相比之下，通俗文学因为在比较浅表地层次上涉及人的情感和欲求，一方面易于刺激、调动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广泛积极的影响，一方面也容易越出情理常规，趋俗媚俗，造成大面积负面效应，是民族文学中最活跃而又最不稳定的一支。这就需要积极引导，通过政策、评论、舆论，促使其扬长避短，在民间文学与雅文学之间形成一片广阔的既有统一的民族精神，又有独特审美空间的文学之林。果能如此，雅、俗、民三者之间便构成良性循环，而这正是一个民族文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
五、方法论的变革：文学研究走出自我封闭的狭谷，走向自觉，走向成熟
进入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在基本完成了对传统理论的恢复与深化之后，开始寻求“超越传统”的探索，其目标在于推进文学观念的革新以及新理论体系的构造。在探索过程中，人们日益感觉到任何理论体系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方法论根源，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方法是一个理论体系的灵魂。”于是这一问题倍受关注，1985年形成全国性“方法热”。
方法论的探讨，有力地唤起人们对研究方法的自觉意识。他们一方面对长期以来影响创造性研究的主要障碍（传统思维习惯的惰力，“左”的批判性思维的破坏力和封闭式思维的窒息力）进行理论清理，同时积极放眼世界，开展对各种富有生机的新理论新方法的译介和研讨，努力采“他山之石”，以充实改造自身。
我以为，在如下四个方面大体达成共识，将会发生深远影响。1.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包涵不同层次的有机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居于最高层次，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总体上影响着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并对其它层次的方法的应用具有统帅和指导作用。其它层次的方法，由于属于不同的理论方法体系，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同时也就具有各自不同的局限性，因此，调整和变革研究方法，必须首先从世界观的高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种认识，将指导研究主体对各类方法从宏观上进行有效地选择，避其所短，用其所长，互相补充，互相联结，改造创新，最终形成适合文学和自身特点的科学研究方法。2.在所有新方法（从相对意义上讲）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系统论方法、比较文学方法和心理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的核心，是把研究对象始终视为处在相关系统之中自身又不断运动的生命体，并引进元素、结构、相干、功能、信息、反馈、动态、层次等重要范畴，以科学方法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这种以生命为基准的系统研究，有助于克服机械反映论，实现从机械整体观向有机整体观的转变，从而更接近唯物辩证法的真髓，更科学也更真切地从对象有机的生命体内部去认识和把握其本质。这就在微观方向上将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深度。比较文学方法的关键，是通过相关而又不相同的系统的多向的比较综合，从宏观的角度，广阔的视野，由对象的外部去规范和逼近它的本质。心理学方法则把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学（作者、作品人物、读者）浩淼复杂的内心世界。那里是一个鲜为人知神秘莫测的“内宇宙”，隐藏着文学特有的奥妙，对于进一步从纵向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艺术规律，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三种方法，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一个心理，展示出多重的思维空间，将成为文学理论批评不断突破和发展的强大的驱动力。3.在吸取和借鉴的实践中，必须处理好方法论与目的论的关系，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谓处理好方法论与目的论的关系，就是要清醒地意识到，方法再好也只是一种工具，其目的在于认识，在于激发创造性思维，实现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开拓。明于此，便可以避免为方法而方法，以方法概念之游戏掩遮理论识见贫乏之弊端，而把精力真正集中到理论的创造性建设上来。所谓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总体而言，是指整个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就具体而言，则是指某一研究课题的特殊性。在借鉴的实践中，充分注意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至关重要。因为一种新的理论方法能否在另一研究领域发挥潜力，出奇制胜。归根到底还是看它能不能并且是否真正做到同这一领域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相契合。这种契合，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的契合，方法与对象的契合，一般与特殊的契合。由此可以说，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才是决定方法取舍的最终依据；进而又可以说，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不仅可以最终决定对方法的取舍，同时还可以通过研究的创造性劳动，自身衍生出独特的研究方法。事实上，那些卓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把目光紧紧盯住自己的探究对象，凝神竭虑，真积力久，聚而生慧，终于灵感突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4.重视“中介”。中介是不同过程或事物的居间联系环节，它使运动着的“两端”具有不可否认的同一性，在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充满着生长点的关键环节，其中隐藏着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契机。当着“中介”受到重视，认识迅即发生变化。例如，借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人们发现了“认识主体”这个“中介”，接受了认识过程的“双向”特征，以此眼光再去考察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考察创作过程，考察作家的能动性等等，便很快获得一种新的认识；再如，借助接受美学，人们发现了“读者”这个“中介”，由此又促成了文学鉴赏和文学史研究的新变。同时，根据揭示“中介”的思路，人们还可以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从发生学讲，促使文学生成的“中介”是什么？一部具体作品形成的“中介”是什么？在整个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哪些“中介”环节，这些环节的内涵为何，它们是如何“转换”的？等等。对于“中介”的研究，不仅已知的部分远没有完成，而且在深入探讨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发现新的“中介”，因此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注意的课题。
在方法论的探讨中还有一项重要收获，就是“思维变革”命题的提出。其要点有三：一是“变经验归纳为科学发现”。这种“发现”型思维有三项优势。其一，它把认识主体关注的目标集中到那些虽身处现实，但因“特异”、“反常”而有可能孕育着某种潜在规律、联系着未知的事物。这就从本质上同因循守旧、排斥新见的思维习惯相区别，从认识过程的起步时，就站到创新立异的入口处。其二，它要求认识主体必须自始至终积极主动地去观察，去发现，去分析，去构想，而不可消极地等待经验事实的重复，然后去归纳概括，因而比较充分地强调和突出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创造精神。其三，它的着眼点在于揭示从现象初露端倪，将会影响未来又尚未被人们充分觉察和认识的潜在规律，因此具有认识的超前性。这种思维方式将打破一切从“本本”出发，以既定理论框框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思维定势；其思维成果不仅会促使某些相关的新学科的积极建设，而且将从不同角度形成对传统理论的挑战，推动其改造与重建；有助于使认识超出经验归纳的局限，进入对象的深层世界，揭示其更为内在更为普遍的本质，从而有可能在新的高度和深度上建立起更高生命力的理论大厦。二是提倡“模型”意识。模型和模型方法是人类创造性思维及其理论建构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在科学发现的道路上，它为由形而下的原型发现（新的科学事实）到形而上的理论创造，架起了过渡的桥梁。其过程是：事实原型→思想模型→新概念→理论模型。一个有远见的创造型理论家，当他由思想模型获得新概念之后，就会充分施展高度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把潜含于其中的理论模型设想并构建出来，形成具有自身逻辑起点、深刻内在逻辑结构、富有生机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三是加强“精细的”语言分析，语言不止是科学的工具和物质媒介，它包含着丰富的人类信息，也是“文化本身的基本关键”。在文学研究中提倡语言分析，实质在于提倡一种语言哲学精神，通过语言更深入地揭示文本的意义、社会价值、审美心理、人生经验、道德水准、政治见解，以及文化和人类的本质，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中主体深层的思维机制从生活原型到审美表达的转换，从而也就有助于揭示美学文艺学研究中最为烦难的特殊的形象思维过程问题。三项要点，贯穿着共同的“生命”意识：认识对象是有生命的，理论建构是有生命的，文学语言也是有生命的。在我看来，强化“生命”意识，或许正是文学研究摆脱庸俗社会学和机械思维模式的必要的思想前提。
方法论的探讨和思维变革的提出，引发了研究主体的深刻变化。那些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研究者，纷纷根据新的认识，调整知识结构，确定研究视角，转换研究方式，有的着重于传统理论的推陈出新，有的致力于新学科新领域的开发建设，有的专注于新问题的探讨，很快在中国文坛形成热潮，推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由此，新中国文学研究终于逐步走出自我封闭的峡谷，走向自觉，走向成熟。当然，走向成熟还远不等于成熟，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不过道路既已接通，希望还会遥远吗？
六、新学科建设：填补空白，实现文学理论生态平衡，开启通向未来之门
回顾新时期文学研究，绝不可忽视新学科建设的功绩。这功绩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填补了文学研究的空白，实现了文学理论的生态平衡，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这就开启了通向未来之门。
文学理论的生态结构，是由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和应用理论共生互补组成的开放系统。基础理论，是关于文学的对象、特征、本质、规律等基本问题的理论，它居于三者的高层，向上通过美学中介与哲学接通，并从这里汲取基本的理论指导；应用理论，是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历史的研究批评理论，它居于三者的底部，向下同各种生动的文学实践和社会实践相连，并从这里汲取丰富的现实源泉；技术理论居于二者之间，既是基础理论的具体化，又是应用理论研究的科学升华，也是传统理论与各种相关新理论的结合，因而是酝酿和推动整个学科调整、突破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三者相因相承，生克互动，它们的平衡有序，乃是文学理论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对此根本缺乏认识，完全处于盲目之中，只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这些研究也处于单一、封闭状态），忽视乃至否定了技术理论层面的建设，使这一领域成为空白，结果破坏了生态结构的完整，理论本身也不得不陷于僵化和停顿。
80年代中期，当进一步打开门窗向外学习的时候，人们猛然间发现了这一重大缺陷。于是紧紧抓住，积极开拓建设，由此激活了整个文学理论的内在生机。这种建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众多文艺新学科（这里所谓的“新学科”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它们已并不“新”了）的出现，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艺符号学、文艺价值学、文艺创造学、文艺风格学、文艺批评学、文艺信息学、文艺社会学，以及比较文学、控制论美学、系统论美学、技术美学等等。这些新学科，有的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如哲学、美学）向文艺学延伸的产物，有的是相关学科理论（如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与文艺学结合的结果，有的则直接由文艺学自身提升而来，如文艺创造学、文艺风格学、文艺批评学等。它们的共同贡献是，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把本来压缩和遮蔽于基础和应用研究中的许多事关文艺发展的重要问题给出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使得文艺理论机体中这一薄弱和疲软部位很快充实起来，坚挺起来。以文艺心理学为例：这本是我国文艺理论的一个盲点。最早关注这一课题的是金开诚，80年代前期他首先完成《文艺心理学论稿》，后修订为《文艺心理学概论》；鲁枢元紧随其后，先后出版《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文艺心理学教程》（与钱谷融共同主编）等重要论著；较有影响的学人和论著，还有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吕俊华的《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学》、刘烜的《文艺创造心理学》、周宪的《走向创造的境界》、高楠的《艺术心理学》、以及童庆炳的《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艺术与人类心理》（主编）、《现代心理美学》（主编）和“心理美学”丛书（主编，13种）等。如果说金著由于起步较早还在某种程度上留有一般心理学痕迹，那么自鲁枢元起，则在强化艺术过程中独特心理研究的同时，又在理论、方法、视野上，有所深入，有所发展，有所开拓。如童庆炳将文艺心理学定位在“心理的美学”，并力图建立中国的心理学美学系统，显示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相当深入的程度。此外，集中体现新学科建设成果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国家“七五”重点项目《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计出版专著17部，译著11部。其中《艺术符号与阐释》、《超越语言》、《象征论文艺学》、《文艺批评学》、《小说叙事学》、《诗词意象学》等多部受到学界好评。
新学科建设的成果，由纵深方向上把大量相关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文学研究，聚合成一种强大的学术“势场”，从不同侧面为进一步探讨文学的本质、规律。，深化文学批评，提供出新的参照，催动着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深刻变化。读一读近十年来这两个领域那些有开拓有新意的论著，你会真切地体会到这种“势场”的有力存在。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堪称代表之作。该书广泛吸取发生学、思维科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阐释学，以及系统论、主体论、价值论等多种理论方法，对文学的发生发展进行历史与逻辑，历时与共时，纵向与横向，多角度多方位的综合研究和“整合性”理论建构，提出“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进而对文学的起源，文学形式的发生，文学观念的形成，文学体裁，文学风格流派，创作精神、原则、方法与艺术假定性，主体意识，文学与文化，民族精神与当代意识，以及文学史方法论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探讨，积极开放，审慎严谨，扎实而富创见。与此书同时出版的还有王春元《文学原理：作品论》、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三部“文学原理”的共同特点，是以开放的创造的精神强化了文学审美本质的研究，继承中有扬弃，坚持中有发展，使传统理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一般走向特殊，由僵化走向生动具体，形成一种再生的勃勃活力，被学界誉为“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水平和新成果。”在应用研究领域，新学科新理论新方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的调整与深化。研究者突破了狭隘的政治标准的局限，将目光伸向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民族、宗教、伦理、文化等广阔的视野，在全方位的考察中，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这在文学史研究中有比较生动的反映。一是多种新批评视角的开拓与实验，如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符号学批评、语言学批评、神话学批评，女性批评等，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的新人新著，如赵园和她的《艰难的选择》，陈平原和他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王富仁和他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钱理群和他的《心灵的探寻》，汪晖和他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余凤高和他的《“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黄子平和他的《沉思老树的精灵》，季红真和她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席扬和他的《选择与重构——新时期文学价值论》，孟悦和他的《历史与叙述》，等等。自然，上述成果并非都是直接受益于新学科建设，但其中所体现的新理论新视角新方法，无疑是与此一脉相通的；而且可以肯定，随着新学科建设的进展，那些稍后形成的新著，定然会更多地从中获得理论的滋养。
新学科建设，促成了文学理论生态结构的健全与完善，使之形成具有“自组织”功能、充满生机的开放体系。这一点，不仅影响了过去，也决定着未来。据此，无论文学实践如何变化多样，哲学、美学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如何丰富、演进，文学理论都可以自由、及时地从中汲取新的信息与能量，不失时机地进行自我充实，自我调节，自我改造，求得新的发展。
通观新时期文学，我以为，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文学是人学”的确立、雅文学的开放性发展、文学生命链的恢复、方法论的变革以及新学科建设六项，构成了它的深层次的也是根本的“结构性”变革。这种变革，在政治、文学、思维三个向度上体现着历史的和时代的进步，使今日中国文学不仅摆脱了自身传统的局限，重现生机，也奠定了与世界接轨昂首走向未来的坚实基础，因而是不可逆转的。依靠这样的基础，文学将以自身强健的应变力迎接“转型期”的严峻挑战，在不太远的将来，再造辉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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