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大学论文,之二论文,蔡元培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北京大学动乱阶段
1926年冬，奉系军阀张作霖，逐步攫取北京政权。翌年夏，张任陆海军大元帅，以国会参议员刘哲为教育部总长。1927年8月6日，刘哲呈请“将京师国立九校改组归并，定名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张的大元帅府即“着教育部……妥速办理”。
该京师大将原北京九所大专学校合并改组为文、理、法、医、农、工六科，及师范、商业、美术、女子第一、第二等五部。其文、理两科，即就原北京大学之文科及理科改组。北京大学原有法科，本拟并入旧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内，遭到反对，遂独立而为该京师大法科之第二院。〔38〕
刘哲自兼该京师大校长，随刘进北京教育部任次长的林修竹兼该京师大法科学长；清末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的江瀚任文科学长；原北京大学数学教授秦汾任理科学长。
9月20日，该京师大举行总开学典礼，刘哲讲话， 宣称他的“办学宗旨”，首要者“即保存旧道德”。
由于奉系军阀暴虐统治，北大及其他各校教授纷纷南下，留京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刘哲于是延揽一批昏庸官僚及钻营之徒来滥竽充数。这些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例如，一个文科教员竟说孔德（A.Comte，法国思想家）是孔子四十八代孙。〔39〕一个教哲学的，自称“我不晓得中国有哲学”。师资如此低劣，学生不得不“修函拒绝或当面讽刺”，或“要求学校更换”，或“全堂故意缺席”〔40〕。
该京师大设校务会议及教务会议，但成员均不经全校教授互选，而是按所任职务奉命出席。“校务会议议定事项，关系重大者，……呈请教育部核定。”其职权极为有限。这和蔡先生苦心经营而蜚声中外的北大“教授治校制”毫无共同之处。
刘哲等对蔡先生在北大首倡的男女同校制，极为不满，打算将男女学生“彻底隔离”，因事实困难，迟未实现。但他还是下令“男女要分座听讲”〔41〕。
以蔡先生为首的原北京国立各大专校长对学生和教师爱护备至。在五四运动中，在反对中日直接交涉中，为被捕学生奔走营救，尽力保释。而刘哲则不仅为虎作伥，还在校内实行恐怖统治。一个学生反对某教员的专横，刘即恫吓说：“勿捣乱，我有三法令汝死：一、诬汝为共党，送往天桥（当时杀害革命者之处）；二、逮捕后，命狱吏将汝毒毙；三、用汽车运往南口，埋之炭坑。”〔42〕
早在该京师大成立之前，1927年4月28日， 奉系军阀已将北大教授李大钊等师生二十人杀害。该京师大组成开学后，9月28日， 又将北大教授高仁山等师生多人逮捕，并于1928年1月15日杀高于天桥。5月24日，蔡先生在南京发起并主持追悼高仁山烈士死难的大会，他报告高为国牺牲的事略，“并忠告后死者之责任”〔43〕。
1928年6月3日，北伐军兵临城下，刘哲继张作霖之后，逃离北京。该京师大文、理、法三科原北京大学学生立即与母校教职员一起，接收原北大的第一院、第二院及第三院，并开展复校运动。
北伐军抵定北京后，不久改称北平。6月8日，大学院长蔡元培在国民政府第70次会议上提出，国府已定都南京，北方京师（京师大学）之名不能沿用，拟请仍名北京大学。但易培基委员却提议任蔡为中华大学校长，未到前以李煜瀛（石曾）代。决议：“京师大学改为中华大学，任命蔡元培为校长，未到任时，以李煜瀛署理。”6月19日， 蔡先生在国府第73次会议上，提请辞去中华大学校长兼职，推李石曾充任。“决议：照准。”〔44〕
9月21日，国府第95次会议时， 李石曾代表大学委员会提请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区，当即决议：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45〕。随后，任命李石曾为北平大学校长，李书华为副校长。
北大学生立即具呈国府，反对北平大学区制，要求按江苏大学区内同济、暨南、劳动三大学独立之成例，保存北大原有校名及组织，直属于中央最高教育机关。并一再呈请“立派蔡校长元培先生来平，主持校务”。
李书华、李石曾于11月3日、20日先后到平， 将原北京国立九校及天津北洋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工专、河北法专等校合并改组为文、理、法、工、农、医、艺术、师范8个学院， 文学院拟设在原北大第一院，理学院拟设在原北大第二院。
11月29日，原北京大学学生一百余人为恢复校名及组织，到怀仁堂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请愿，二李均不在，学生将门窗器具捣毁。12 月1日，平大文、理、法三院负责人，由军警会同前往原北大第一、二、三院接收，北大学生集合三百余人，分赴各院把守，阻止进入。军警及接收人员各自回去，未再前往。蔡先生闻讯后，立即发电慰问李石曾及李书华，并与蒋梦麟联名发出长电，对原北大学生进行劝诫。〔46〕
此时，北大复校学生代表李辛之、赵子懋到南京，面见蔡先生与蒋梦麟、陈大齐、余文灿等前校长及各前代理校长。李石曾亦由平南下。于是请吴稚晖出面调停，议定：校名用“国立北平大学校北大学院”，原文、理、法三科称第一、二、三学院，又称文、理、社会学院。其英文校名仍称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北大学院院长为陈大齐，文学院主任由陈兼，理学院主任王烈，社会学院主任何基鸿。北大学院院长为北平大学区当然委员，各院主任可出席平大院长会议。经费仍按从前北大最高预算支给。上述办法，经北大学生全体大会通过接受，风潮遂告解决。〔47〕
陈大齐于1929年2月27日到院任职，当即聘定王仁辅、王尚济、 温宗禹、经利彬、樊际昌、邓以蛰、刘半农、刘文典、杨丙辰、周作人、温源宁、黄右昌、张凤举、徐宝璜、秦汾等三十余人为教授，于3 月11日开学上课。
3月17日，北大学院召开全体教授的会议，决定组织评议会， 进行选举，开票结果，何基鸿、王烈、夏元瑮等七人当选评议员，并选举何基鸿为教务长。
6月17日， 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议决：大学区制由教育部定期停止施行。6月25日，教育部电令北平大学区“于本年暑期内停止”。27 日，北平大学区复电称：“自七月一日起遵令停止。”〔48〕
五、蔡元培再次居校长之名阶段
1929年8月6日，行政院第32次会议议决：北平大学区的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北大师生立即电请教育部从速任命蔡先生为北大校长，并推派教职员代表王烈（霖之）、刘复（半农），学生代表陈泽恩、余锡嘏，会同南京北大同学会代表舒光宝、郭容才，邀请蒋梦麟、陈大齐（百年）同到上海，恳切劝请，始获同意。蔡先生当于9月2日发出三函，一致北大教职员，一致北大全体学生，一致南京北大同学会，告以九个月之后，到校办事；“最近九个月，敬请陈百年先生负责进行。”惟于致北大全体学生函中，特加一段话：“希望诸君特别忍耐，……对于学校当局，设身处地，知其难处，勿轻发无责任之言论，以取快一时，而妨碍全局。至于校舍之扩张，经费之筹画，诸君即有所见，亦可条陈于学校当局，……诸君决无直接行动之必要也。”
9月10日，行政院第37 次会议议决：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未到任前，派陈大齐代理。〔49〕
9月11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到会教职员、学生五百余人。 代理校长陈大齐在开会词中略谓：“前之希望蔡校长回校、及恢复校名，今已达到目的，惟当此际不要……过事乐观，须努力探求学识，冀保过去荣誉。”
北大原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原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因曾被学生会攻击，均愤而请辞系主任之职。蔡先生闻讯，迅即致马、朱各一函，告以“前晤学生代表时，曾剀切劝告，彼等亦以为然。……愿先生不咎其既往，勿再耿耿。……务请慨然允任……系主任，协力进行”。马、朱二人接蔡函后，并经校内负责人及各该系学生挽留，均允复任。
复校后的北大，开学后，迅即组成评议会，10月17日，由到校教授42人投票，开票结果：何基鸿、王烈、马裕藻、关应麟、夏元瑮、朱希祖、刘半农、沈兼士、徐宝璜、胡濬济、马衡、王仁辅、李书华十三人当选为评议员。11月14日的评议会会议，审议各行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及委员：组织（贺之才[长]等）、图书（周作人[长]等）、财务（徐宝璜[长]等）、聘任（何基鸿[长]等）、仪器（经利彬[长]等）、校舍（王烈[长]等）、庶务（胡壮猷[长]等）、学生事业（关应麟[长]等）。“议决：照校长提出名单修正通过。”从此，蔡先生奠立的“教授治校制”得到了认真的恢复。〔50〕
1929年12月17日，为北大创立三十一周年，蔡先生未能北上参加纪念活动，特为《纪念刊》撰写序文，提出应注意两点：“（一）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事，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今则首都既已南迁，……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要在有日进无疆的自信心。”“（二）要以学术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办一切。——以前，在腐败政府之下，服务社会者又不可多得，自命为知识阶级的大学，不得不事事引为己任。……今则……正好乘党政重任尚未加肩的时候，多做点……学术上的预备。……所以应守分工的例，不想包办一切，而专治学术。”
北大各系学生拟出《北大月刊》，函请蔡先生撰写发刊词。他当即致函陈大齐，认为“既以北大名，应由学校当局负责主持”（当然可收学生作品），“或由学生自出杂志，而不用北大名义。……此事未可放任，请注意”〔51〕。陈将此函提交评议会讨论，曾决议由教职员及学生代表组织委员会，但意见未能一致，学生遂召开大会，决定将《北大月刊》改名《北大学生》，仍由同学自办，创刊号于1930年5月出版。
蔡先生对于北大各种社团，特别是有关美育的社团，关怀备至，闻悉新组音乐研究会敦请杨仲子、刘天华、唐赵丽莲等名家为导师，未获首肯。蔡先生即分函杨、刘、唐三人，请其“允任导师，以广布乐术”〔52〕。杨等得蔡函后，即接受北大之聘，分别担任钢琴、琵琶、二胡及歌唱的讲授。
1930年4月11日，北大评议会召开会议，第（二）项议案为， “蔡校长来函，……主张无需改办高中，即以停办预科所省之经费，移用于研究所，本会一致赞同此项意见。议决：不办高中，并不设补习班”。
蔡先生这封信是复陈大齐的，云：奉“惠函，以教部训令，自本年起，停招预科学生，如有困难情形，可附设高中云云。征弟意见，弟以为预科生当然停招，改办高中，亦可不必。北平中学颇多，……所急需而尚少者，大学之研究科耳。本校本有增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外国）文学研究所之议，因经费无着，……今若乘停办预科之机会，而即以预科所省之费，移用于研究所，则预定之计画，似不难次第实现。总之，吾人为北大发展计，与其求诸量，无宁求诸质；与其普及，无宁提高。……如承先生赞同，请提出评议会。”〔53〕
法律系教授何基鸿，多次被选为北大教务长，此次又以多数票当选，但何拟摆脱行政事务，辞谢连任。蔡先生迅发一电，谓“执事当选长教务，闻之欣慰，敬请慨允就职，以慰群望”。在蔡先生电劝及校内同人挽留下，何仍允续任。
在北大追随蔡先生多年的徐宝璜（伯轩）教授，突于1930年5 月29日在北大授课时晕厥去世，终年仅三十七岁。蔡先生深感悲痛和惋惜，特撰《徐伯轩行状》一篇，详述徐的生平，〔54〕永留纪念。
1930年9月19日，国务会议第94 次会议议决：“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照准。遗缺以陈大齐代理。”〔55〕
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取消校长遥领办法，不得不辞，虽经北大师生多方挽留，无法复任。于是，北大评议会于12月6日召开会议， “（一）议决：研究院章程第三条，修改为‘本院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或由校长兼任，或由校长推举经评议会通过聘任之’。[原第三条仅为‘由校长兼任’]……（二）代理校长提出聘请蔡元培先生为本校研究院长，议决通过。”〔56〕从此以后，蔡先生便以研究院长的名义和北大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综计蔡元培先生与北大的关系，前后约为十二年有奇，但亲自在校主持校务的时间，不过五年半左右。尽管为时不长，但他在北大所奠立的民主与科学的优良传统，由此而形成的北大精神，却一直绵续下去，垂诸久远。而且它的影响极为深广，远远超越北京大学一校的范围。
诚如杜威（John Dewey）所指出：“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分，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57〕
注释：
〔1〕胡适：《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见《独立评论》第108期，1934年7月8日。
〔2〕吴玉章：《纪念蔡孑民先生》，见《中国文化》第1卷第2 期，1940年4月延安版。
〔3〕中国驻法使馆转来范源廉电报原件。
〔4〕北大档案室存件：蔡校长到校就职通告。
〔5〕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我在北京大学之经历》。（本文中所引蔡先生自己的论述，均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1—7卷，中华书局1984—1989年版）
〔6〕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7〕〔8〕蔡元培：《自写年谱》。
〔9〕萧瑜：《毛泽东与我》，见《艺文志》，1967年5月台湾版；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2页。
〔10〕见《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第217页。
〔11〕《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11日。
〔12〕《教育杂志》1917年12月号；商务印书馆1931年编印《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第105页。
〔13〕余毅（即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见《贵善半月刊》1940年3月16日。
〔14〕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怀念蔡孑民先生》，1943年3月5日。
〔15〕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及北大校长案，因附和者少，未能通过。
〔16〕叶景莘：《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见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4日。
〔17〕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8日。
〔18〕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上大总统书》，见北京《晨报》1919年5月20日。
〔19〕《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5日。
〔20〕顾孟余：《忆蔡孑民先生》，见重庆《中央日报》1940 年3月24日。
〔21〕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
〔22〕凡有括号（）的学系，均在筹设之中。
〔23〕蔡元培：《跋爱因斯坦来信》；心云：《爱因斯坦为什么不来》，见北京《晨报副刊》1923年1月15日。
〔24〕《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1日。
〔25〕蔡元培1921年7月12日致美国国会图书馆长普特兰（H.Putnam）英文函打字副本。
〔26〕1920年春，蔡先生曾应聘兼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教授，讲授《美学》课程。
〔27〕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3月5日社论。
〔28〕在这份提案上，蔡先生建议劝告与会各国于小学校中十岁以上的学生，均教授世界语。
〔29〕见南开学校《校风》第67期，1917年5月30日； 《敬业学报》第6期，1917年6月。
〔30〕见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0日至11月9日。
〔31〕《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第31页。
〔32〕蔡先生于1889年与王昭女士结婚，王于1900年病故。1902年与黄仲玉女士结婚，黄又于1921年病故。此时，与周养浩女士结婚。
〔33〕陈洪等编印：《吴稚晖先生大传》，1964年台湾版，第86页。
〔34〕北大评议会于1925年初复函同意蔡先生续假一年。
〔35〕《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6月27日。
〔36〕《教育杂志》1926年8月号。
〔37〕北京《晨报》1926年7月10日。
〔38〕北京《晨报》1927年8月7、8、20日。
〔39〕〔42〕艾和薰：《我们复校的经过》，见《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第43页。
〔40〕K·Y·生：《京大新写真》，见天津《大公报》1928年4月23日—24日。
〔41〕北京《晨报》192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1928年4 月23日。
〔43〕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5月25日。
〔44〕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6月9、20日。
〔45〕天津《大公报》1928年9月22日。
〔46〕《申报》1928年12月9日
〔47〕天津《大公报》1929年1月4、29日。
〔48〕天津《大公报》1929年6月18、28日。
〔49〕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9月11日。
〔50〕《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10月19日、11月6日。
〔51〕〔52〕蔡元培手札。
〔53〕《北京大学日刊》1930年4月12日。
〔54〕江西九江《徐氏宗谱》。
〔55〕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9月20日。
〔56〕《北京大学日刊》1930年12月8日。
〔57〕这是杜威对胡适说的话。1946年5月底，在纽约， 胡适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