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与“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新时期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多重转型的进程中，有关文化选择的争议与分歧已经以一种新的形态十分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在杂乱而含混的讨论之中，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态已在依稀中显示了自己的踪迹。“新时期”与“后新时期”间的差异与区别已达到了无法加以遮蔽的程度，九十年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业已“浮出水面”，成了任何进行文化反思与探索的人所具有的基本共识。在新的文化格局形成的过程之中，新的批评理论发展所具有的“知识”前提亦已十分清晰地显示了出来。与文化转型相同步的理论与“知识”的转型已成为目前文化发展的最为活跃而具有创造力的部分，新的话语形式与阐释策略正在迅速走向成熟。此种新的文化及理论批评格局为我们“重估”和反思“新时期”文化提供了新的基点。我们可以将“新时期”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而不是当下的文化发展来加以研究。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认知领域，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时期”既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也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模式询唤着我们的新的阐释与认知。在这里，一方面“新时期”话语的种种基本命题及走向都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前提。“新时期”无疑是我们进行思考和探索无法回避的起点和背景，也是强有力地影响和支配着我们的文化选择的“经典”性话语。任何新的文化及“知识”生产都无法跳过这个巨大的历史背景，而只有面对它的巨大资源。可以说，任何新话语的生成均无法不面对“新时期”，无法不重新审视和追问那些昔日梦想的结晶。另一方面，“新时期”作为当下的一个刚刚逝去的历史阶段，也依然是当下所试图超越、闪避的“问题”。它与当下的“后新时期”文化间的差异仍然构成了巨大的困惑和挑战。因此，“新时期”作为一个特定话语模式的代码，具有着与当下间的延续性／断裂性的双重形态。探究“新时期”，既是思考和追问一段已逝的历史，又是思考和追问我们自身的语言／生存状态。
“现代性”乃是“新时期”文化和文学话语的关键问题，它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展开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新时期”文化的新的探索与反思的“视点”。“现代性”作为“新时期”的最为强烈的文化表征的内在矛盾及其被“克服”的策略构成了“新时期”本身的基本话语形态。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期”小说的研究，提供一个对“新时期”话语的新的阐释。
二
“新时期”作为一个特定的分期概念及话语模式的表征，从它出现时起，就与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的焦虑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①。这种“现代性”的焦虑的展开乃是基于两个前提的：一是中国所面临的异常严峻的发展问题，这种发展问题乃是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民族的最为巨大的焦虑。中国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在经历了文革的忽略物质生产的极左选择之后，再次变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目标。二是在文革时代的极端的社会控制之后，将一种“人”的话语再度置于文化的中心。而正是在这两个前提之下的小说写作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试图整合这两个前提的“整体化”的趋向，这种“整体化”的诉求既显示了“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展开的丰富性，也透露了它本身的内在的矛盾性。这构成了“新时期”小说叙事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性，而这种“现代化”／“人”的双重话语建构也最终为“新时期”小说提供了其文化想象的条件。
对于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世俗的“现代化”目标的追寻，“现代化”对于生活的全面改造及由此带来的生活的巨大改善一直是“新时期”小说的基本叙事目标。这不仅仅是社会及民族国家在脱离“文革”话语之后对于“文学”的要求与呼唤，也是写作本身的自觉的选择。周扬在1978年年底的著名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要正确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生活和斗争，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地投身于为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观察、体验和描写这场火热的轰轰烈烈的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又是一场科学、技术的伟大革命。”②这里的表述无疑在“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刻即明确了它与“现代化”作为发展进程的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十分明确地承诺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发展对于文化想象的支配性的作用，也强化了这种支配作用将“现代化”由生产方式转向一种文化承诺之可能。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对于物质生产及日常生活改善的追求的合法性仍然是具有主导性的文化思想肯定的关键之点。
就小说写作而言，这种对物质生产及日常生活的“现代化”的强烈诉求始终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这种诉求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却又最终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诉求。这种诉求一方面试图直接表现当代生活本身的物质性的焦虑，直接探索处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的困窘与贫瘠所造成的冲击和挑战，以此来陈述“现代化”的紧迫性，呼唤现代文明之最终降临。“现代化”在此成为物质层面的最终超越的途径与方向。另一方面则是对现代的社会生活管理与支配策略的全面认同和肯定。“现代化”体现为现代的社会与文化机器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的介入和管理，而这种管理本身则成为实现上述的物质经济目标所必须的保障。这种强烈诉求的紧迫性从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直到1987年方方的《风景》一直弥漫于“新时期”小说的写作之中，使得“新时期”小说的“伟大叙事”之中始终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世俗关怀”，一种与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化境遇相关的独特的写作趋向。这里的经济事实业已充分地“内化”为一种无可选择的文化话语，一种无可逃避的“震惊”。它主导着巨大的文化焦虑的生成。
作为“现代性”话语的前提和基础的“现代化”的经济目标，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小说中从未得到过如此强烈的肯定。“现代性”不再象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所强烈表现出的对于“现代化”的世俗目标的“克服”与“超越”，而是对于现代生产力的强烈渴望，且这种目标不再具有终极性，将它的实现定在一个遥远的未来，而变得更为具体和实在。它所激起的强烈的物质性的世俗向往似乎是“新文学”的全部历史中最为强烈和具体的。“现代”在此话语中不再以曲折复杂的形式展示自身，而是直接形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当下性的问题。“新时期”小说对于“文革”话语及种种其它话语的否定的基点，正是在于它对于“现代化”的经济目标的拒斥已无法适应当下社会需求。而此种要求的强烈性正是一个新的话语欲望的前提。它虽然重重叠叠，形态复杂，但其指向的明确性却是无可争议的。它将经济事实凝缩为一个文化表象，成为一种话语焦虑的目标。在这里，“新时期”小说体现了两个明确的表述策略。首 先，它不再试图以“精神”性的追求“压抑”“忽略”“超越”物质生活的困窘及其所造成的焦虑、而是试图将之作为社会改造的动力。“日常生活”本身的不可逃避与缩减的种种问题均成为写作所关注的焦点。其次，社会改造及发展的目标的世俗化也是“新时期”小说的重要的选择。在“新时期”小说的发展中，对于“现代化”及其物质化的日常生活目标的质疑和困惑当然始终存在，而且有不断随着中国的社会进程而强化的趋势。但王蒙在80年代后期的概括仍然是具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在向现代化前进，不管走得多么曲折，在历史前进中，人们在得到很多东西的同时总感到失去一些东西，所以在文学当中出现的许多的类似怀旧、感伤的作品，丝毫不意味着作家对现代化丧失热情，也不意味着对文明、对进步的否定。”③
与对于“现代化”的世俗日常生活的肯定形成极为复杂的对应、参照及矛盾的关系的乃是以“个人主体”的神话建构一套有关“人”的伟大的叙事。这一“人”的寻求一直是“新时期”小说的最为明确清晰的走向，也是“新时期”作为一种话语建构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别性特征。”这种巨大的超验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小说写作中体现为两个明确的面向。
首先，它意味着私人空间的扩大及公共空间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流加以重建，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向个人“退赔”若干私人空间，并保护这些空间的隐秘性。与此同时，昔日由社会和国家全面支持和管理的公共领域，也由个人间的交往而获得了民间化的含义。这种私人空间的神圣性与公共空间的独立性的话语乃是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直到刘索拉、徐星的激进的“反传统”小说等一系列关注当下的写作所认同和肯定的基础。刘心武连续引起轰动的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黑墙》，张洁的《未了录》，王蒙的《海的梦》等等都提供了对私人空间重建的呼唤。这种呼唤涉及私生活领域的不可侵犯，爱／性的自由度的扩大等等方面，而到了刘索拉、徐星的小说中，这种私人空间的捍卫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甚至导向了某种强烈的反社会的情绪。而象王蒙的《蝴蝶》、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在同一地平线上》等本文则提供了对于公共空间的重建的新的期望。这既是新的价值观及文化选择的结果，又是市民社会的成长的文化反应。这些都意味着争取整个社会的运作及知识／权力话语不再将个人视为无足轻重的，而是最高的价值准则。这意味着一种话语机制的巨大的转变，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现代性”价值观试图建立自己的交往及行为方式的重要尝试。
其次，它呼唤着一种“个性”及心灵自由的实现。它体现为个人生活的选择性的扩大和个人精神改造的实现。这种诉求旨在重建个人的绝对性、终极性和超越性，提供一种以“人”为中心，而非以群体为中心的价值选择。“人”被指认为一个明确而崇高的社会目标，一个社会运作的起点。无论是宗璞的《我是谁》的苍凉的追问或是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的颓废犬儒的反叛，其间这以“个性”及个人化的生活选择为核心的追求的脉络依然十分清晰。《我是谁》的结尾处的慷慨的表述无疑显示了这一追求对于“新时期”话语而言的高度的绝对性和终极性：“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上述两个面向，前者是要求与呼唤社会的变革与改造，后者是要求个人本身的变革和改造。这两种强烈的要求和面向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了“新时期”后期的“新写实”小说及“实验小说”的两大潮流之中。“新写实”以极端似真性的追求提供了对于或一社会境遇的认知，以此凸现“人性”无法实现的焦虑。而“实验小说”则极度地张扬“作者”对于本文的支配作用，以对于作者创造性的强烈的肯定及打破写作规范的激进性显示“主体”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有关“个人主体”的话语以其强大的神圣性的姿态为“新时期”小说的“现代性”寻求提供了一个最为关键的选择。
上面我们讨论了作为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话语及作为精神层面的“个人主体”话语对于“新时期”小说的重要作用。但我们也可以发现二者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内在的矛盾性。它们是作为“新时期”话语的“现代性”的不同的面向展开的，但这种展开却又导致了“现代化”／“个人主体”话语的二元对立。“现代化”乃是一种世俗的、具有操作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目标，它是具体的经验性的；而“个人主体”的话语则是一种不可操作的神圣的终极性的承诺，它是抽象的超验性。因此，在“新时期”小说的话语中“现代化”／“个人主体”间的矛盾性体现为一种世俗性／神圣性、经验性／超验性之间的断裂与矛盾。而这种断裂与矛盾是以显示新时期小说在平民化的日常生活目标与精英化的终极价值追求之间的摆布与困惑。正是由于这种摆荡与困惑的极度的紧张性，才导致了从“新时期”开始时起就已出现的二重性书写的无可解脱。
一方面，正如王蒙的表述所点明的，“新时期”小说始终关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的目标的实现。诸如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相》这样的本文还直接将经济的改善与人格独立间做了十分明确的“缝合”。这种世俗化的人格观念与经济社会变化间的关系被当时的批评者十分明彻地肯定。雷达在1980年评论《乡场上》时明确地指出：“小说通过冯么爸的精神觉醒，有力地揭示出，我们的农民由于目前政治经济地位的急剧变化，开始挣脱捆缚精神的绳索，逐渐恢复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庄稼人的腰杆又开始挺起来了”④。此种人格观乃是一种具体的社会位置或文化身份的确认，而并不是“个人主体”的终极目标，它仍然是一个世俗层面的表述。但此种世俗的解放的欲望并不足以克服一种终极性的“个人主体”的焦虑的存在。
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话语中最为矛盾之处在于一种以“反庸俗”形态出现的对于世俗“现代化”目标的批判性表述仍然在话语的边缘与缝隙中呈露出来。在“新时期”的开端时刻，这种对于世俗日常生活及物质性追求的否定就显露出来。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穿米黄色大衣的年轻人》及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陈建功的《迷乱的星空》等本文中均表现出对于世俗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的表意策略相当复杂。这些本文均有批判“文革”时代的禁欲主义及对“爱”的追求的刻意的压抑和禁止，这从一个方面肯定了世俗化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则又激烈地否定了对于物质生活改善的追求。这种表意策略无疑乃是“个人主体”的立场对于“现代化”话语的复杂的矛盾状态的表征。“主体”的实现被界定为精神世界之中的行为，它应该是纯粹的而不应有任何物质的前提和条件，它应当是超越性的。于是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样的本文就十分狂放地拒绝一般性的社会规范。以至于李劼由八十年代的“现代化”的价值出发对之进行了追问。李劼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说句笑话，这哪里是主人公在寻找爱情，简直就是唐·吉诃德在寻找潘桑。从传统观念来说，主人公的这个念头很有点伟男子气度；但从八十年代的观念来看，这就似乎有些横蛮无礼了。因为男女双方应该是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对话的，根本不存在谁跟谁跑的婚姻原则。那位男主人公脑子里装着如此陈旧的观念，难怪他会在爱情面前显得那么不近情理。”⑤这种批评乃是站在世俗日常生活的立场上的阐释，它与《北方的河》的强烈的主体扩张之间显然是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张承志的“叙事者”“我”遍历大河的激情及英雄主义的“个人主体”的“新观念”，与李劼的世俗的“现代化”模式的“新观念”之间的分歧与冲突无疑显示了“现代性”的两个层面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这里所出现的内在矛盾并不是小说写作的自觉选择，相反它在话语层面上的冲突与矛盾正是作家们试图加以“压抑”“克服”乃至“统一”起来的，试图将“现代性”话语的这两个不同层面加以弥合与谐调，保证写作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必要的平衡。而这种内在的矛盾与冲突导致的紧张性却一直存在于“新时期”小说写作之中。
三
“新时期”小说对于“现代性”话语内在的矛盾性的想象性的解决来自两个层面，在意义的层面上，它是以“文化”的反思为基本方法以在“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矛盾中取得平衡，而在形式层面上，则以“民族寓言”的表意策略，获得一种与“文化”的思考相适应的想象方式。这种“文化”／“民族寓言”的总体表意方式的逐步建立构成了“新时期”小说探索的中心。
在这里，“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自身的元话语的建构，成了“新时期”小说认知和反思的最具冲击力和根本性的方面。“文化”被理解为政治、经济、技术、制度等话语存在的支配性的因素。它是以“民族”的特性与本质的表征出现的，“新时期”小说写作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特征，正是一种强烈的“文化意识”的出现及强化。季红真的表述相当清晰，她指出：“新时期作家”在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思考中，渗透着浓厚的文化意识。这是由于新时期文学一起始，就与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密切相关，与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相互渗透。从刘心武的《班主任》，“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呐喊开始，新时期文学在自身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容纳了整个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抉择的痛苦。这时代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文化意识，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在作品中表现出来。”⑥这些提法将文化反思在小说写作中的作用和功能做了十分明确的揭示。文化反思乃是对于社会之本质的认知的尝试和努力。
这种文化意识的作用乃是为了提供在“现代性”话语下的认知的方式。这种文化意识的获得又具有保持“知识”发展的连续性的职责的意义。这种文化意识由两个方向上提供了对于“中国”的特殊的文化想象的策略：
首先，“新时期”小说的文化意识强调的是文化对人的支配、影响、决定作用。个人的生存受到文化的巨大的制约，文化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与选择，“寻根”文学对于文化的特殊强调实际上也包含这方面的表述。此种表述当然与五四时代有关“国民性”的话语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它都试图提供一种对于特定民族文化本质的确定的认知，试图发掘在文化的“特殊性”作用之下的我们自身的处境。不同的作家对于文化的“特殊性”有不同的评价和立场，但我们被这种特殊性赋于了一种特定的本质则是“新时期”小说文化意识的基本前提。
第二，我们对于此种“特殊性”的文化本质的认知却依然是以一种来自西方话语的“普遍性”作为前提的。没有这种“普遍性”的话语的存在，对“特殊性”的认知也就无法存在，特殊的文化本质也就无从展开，也无法被有效地认识。只有借助这种“普遍性”的认知，“特殊性”的本质才可能被呈露出来。
这样，“文化”就成了“现代性”的两个不同面向之间的张力的统一。它的特殊性既妨碍、阻滞着“现代化”话语的展开和目标的达到，又成了个人所无力超越的制约与控制的外在力量。而这种“文化”意识的展开的结果或是以“普遍性”对于“特殊性”进行彻底的否定，将“现代化”及“个人主体”的实现定位在对于文化“特殊性”本质的彻底改造之中；或是以“特殊性”对于“普遍性”进行质疑，将“现代化”及“个人主体”的张扬确定为“民族精神”和文化力量的发扬光大。这样世俗性／神圣性的双重目标之间的分离与冲突统一于“文化”性的表述之中。
这种对于“文化”的关注最终体现为一种“民族寓言”的表意方式。所谓“寓言”，按美国学者阿勃拉姆斯的解释，乃是指“它们讲述一系列前后连贯的事情，还表明了另外一系列相关的意思。”⑦而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及美国评论家保罗·德·曼等都对“寓言”的现代功能与意义作了详尽的研究⑧。对于“寓言”在第二世界文化中的特殊作用，杰姆逊在他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作过相当详尽的阐发。杰姆逊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⑨这种“民族寓言”，对于杰姆逊的表述来说，既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写作的自觉选择，又是在全球性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中第三世界本文被误解和阐释的结果。“民族寓言”式的写作被视为一种第三世界在“现代性”话语中不可逃避的选择。杰姆逊选择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这样的本文作为例证，以说明“寓言化”写作对于第三世界写作的巨大意义。但“民族寓言”式的写作却是将西方式的“视点”内在化为中国写作的自觉选择的结果，是将中国化为一个“他者”“客体”，将自身化为被动地认同于西方式价值观的“他性”的代码。这正象杰姆逊在一次接受访问而言及有关“第三世界小说中的寓言现象”时所认定的：“那是想从理论上证明第三世界与我们不同。”⑩这种不同最终乃是一种文化性的差异，而“新时期”小说对于“文化”意识的追寻，无疑为“寓言化”的写作找到了前提。这种与“西方”话语的巨大的“不同”的发现，成了“新时期”文化逻辑的最为引人注目之点。
这种对“文化”的“寓言”式的追求在“新时期”小说中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分别投射了“新时期”文化反思的两种不同的面向：
一种文化反思的寓言模式乃是一种“空间寓言”的追求。这种“空间寓言”，将“中国”及其文化的本质确认为一种由特异的文化和生存方式构成的在空间上特异的社会。这种“空间寓言”写作模式的最为典型的表征乃是“寻根”文学。它对于蛮荒的、时间不明的诡异空间的开拓，显然呈现了一种“空间化”的寓言表述。这里的“根”的隐喻并不“回返”某个具体的历史时刻，而是永恒的、含混的和无时间性的，足以支配我们自身的生存状况的“文化”本身。我们正是长在这个“根”上的。在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和郑万隆的《异乡异闻》中，“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性的代码不是一个历史的演进或可量度时间的延展的产物，而是一个特异的文明空间，一个永劫轮回的静止的空间。在《小鲍庄》的结尾处，王安忆引述了一段曲子：
有二字添一竖念千字，
秦甘罗十二岁做了宰相。
有一字添一竖带一钩念丁字，
丁朗又刻苦孝敬他的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珍珠倒卷帘那么一小段。
这一民谣的寓言性质在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回旋。时间本身在“擦抹”自身的痕迹，它使本文最终成为空间的特异性的展开。而这种特异性则调用了“特殊性”的文化的不可化约的性质，“中国”在此变为一个“普遍性”进程之外的被自身的文化特性所制约和支配的绝对自在之物，一个世界历史的特异的空间的“他者”。
另一种文化反思的寓言模式乃是一种“时间寓言”的追求。这主要体现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潮流之中。这些潮流强调“中国”文化被局限于一种时间上滞后的状况之中，因而极为重视对于“时间”的叙述，将“五四”“反右”、“文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时间的特殊标志，这种对时间的表达欲望支配着本文的运作。而这里的“中国”及其文化则被表述为一个时间上滞后，急于“赶超”的充满焦虑之地。象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王蒙的《蝴蝶》、刘心武的《钟鼓楼》、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等本文都有对时间的前进的无尽的感慨和对于“文化”的滞后性的巨大的焦虑。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的结尾处有一段有关“跳舞”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的演化的分析，十分幽默地显示了这种“时间寓言”的向度。“时间”被赋与了最为强烈的意义，它是终极的判断，是确定我们存在的尺度和法则。这种“时间寓言”，乃是依据“普遍性”对“特殊性”的文化进行某种批判性的反思。在这里，“中国”的本质不再是一个绝对的空间特异性的显示，而正是“赶超”或变化本身。“中国”在当下虽显示了不同于西方的本质，但这种本质的可变性正是时间本身的终极性和绝对性的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在“实验小说”与“新写实”这两个出现于“新时期”后期的小说写作潮流中，这种“寓言化”并未终结，而是更为强烈、更为激进地得以展开。“实验小说”对语言和叙事的激进实验，正是一种对本土语言／生存的时间滞后性的焦虑的结果，也是一种冲刺式地“赶超”西方文学的最新发展的努力。它仍然体现了“时间寓言”的基本特点。而“新写实”小说力图以一种“似真”性的修辞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一种静观式的描述，仍然具有“空间寓言”的特点。它们都并未超出“寓言式”写作的基本特征，而只是将“寓言”推向了极致，却最终为其自我解构提供了条件。“实验小说”将“时间”化为高度主观性的破碎的片断，却最终使时间自身无法复原；“新写实”则强调空间本身的极度的琐碎及片断性的特点，将空间碎片化了，使之不复完整。它们都仍是“寓言化”写作之中的文学潮流。
综上所述，文化反思／民族寓言的表述机制体现了“现代性”话语追求的“整体性”的巨大欲望，它们整合了“现代性”话语的不同面向，使其内在的冲突转向了面对时代之再编码与再定位。
四
本文的这些零散的讨论主要试图由两个方向上切入“新时期”小说的“现代性”话语之中：一是由现代化／个人主体的双重追求的内在矛盾中凸现这一话语的内在的复杂性；二是由文化反思／民族寓言的表意策略中显示其自我“整体化”的文化设计的性质与功能。这似乎都为我们站在九十年代的立场上反思“新时期”话语提供了前提。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小说写作显然是将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作为阐释“中国”的基本话语，这也就导向了一种自我“他者化”的文化境界(11)。这种话语乃是以西方话语作为自我反思与探究的起点和目标，对中国文化实践的书写和编码。而这种书写和编码又是将“作者”置于一种文化中心之处以寓言化的写作来化解“现代性”内部的不同面向间的紧张性。这必然导致了在普遍性／特殊性的文化选择时的本质化的简单追寻。这使得一种时间寓言／空间寓言的简单设计得以产生。这仍是以西方“现代性”阐释中国时所遇到的问题与困境的表征。正象酒井直树所指出的：
“与双方公开的声称相反，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促进并互为补充；它们从未产生真正的冲突；它们互为依存，不得不以任何手段去谋求一种均衡的、互为支撑的关系，以便避免一种可能危害它们号称是安全和谐的独白世界的对话冲突的出现。普遍性和特殊性确认相互间的缺陷以便能相互掩盖；它们在共谋中紧紧地把相互捆绑在一起。”(12)
这种“现代性”的话语本身的追问和反思业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主题。这种反思正象福柯所指明的，乃是必须去“从历史的脉络去检视哪些事件塑造了我们，哪些事件帮助我们认知所谓自我主体，就是正在做、正在想、正在说什么。”这似乎乃是我们重新在一个“后现代”与“后殖民”的语境之中重审“新时期”小说的“现代性”所应有的立场。
这种立场绝不是简单的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的展开，而是对于特定语境及特定话语机制的仔细认真的反思和省察。“重估”和追问并不意味着给出一个是非的判断，而是对整个判断所依赖的话语的思考。正是只有依靠这样的思考，“新时期”的当下意义才可能显示出来。而本文也就是一个这种思考的最初的尝试。
1995.6.26.西郊魏公村
注释：
① 有关“新时期”概念的形成可参阅史燮之《“新时期文学”话语溯源》（《作家报》1995年5月20日第3版）
②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2月23日、24日。引文据《新时期文艺论文选集》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版10页
③ 《王蒙 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第1版43页
④ 《庄稼人的腰杆挺起来了》《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9日
⑤ 《观念——文学，自然——人——〈黑骏马〉〈北方的河〉之我见》《小说评论》1985年第4期46页
⑥ 《忧郁的灵魂》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版38页
⑦ 《简明外国文学词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11页
⑧ 有关“寓言”理论的发展可参阅张旭友《寓言批评》《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⑨ 《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
⑩ 《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149页
(11) 有关“他者化”的详尽讨论可参阅《从“现代性”到“中华狂”》，此文由王一川、张法和我本人合写，刊《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12) 〔日本〕酒井直树：《后现代主义与日本》，杜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