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实思维对行人交通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_思维障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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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我国的道路交通系统中,步行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陈德良,唐秀媛,2010)。作为最弱势的道路使用者(吴昌旭,马舒,庄想灵,2013),行人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和受伤人数居高不下(Zhuang & Wu,2011),行人违章则是导致行人交通事故的主要因素(Xu,Li,& Zhang,2013),因此探索有效的行人违章干预策略可为降低行人违章行为、减少交通事故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1.1 行人交通安全研究

       对于违章行为,常见的干预方式是基于行为的视角(behavior-based perspective),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作用对违章行为进行惩处(Goldenbeld & van Schagen,2005;Lewis,Watson,Tay,& White,2007)。北京市交通部门曾通过违章- 罚款的行为模式对带头闯红灯的个体实施罚款,“中国式过马路”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在无交警执勤的情景下行人闯红灯现象依然存在(新华网,2013)。行为主义的干预模式更多地依赖外部情景因素的作用,一旦情景发生变化,安全行为很容易消退,干预效果不佳(Dejoy,2005;Zhang & Fang,2013)。因此,研究者开始从人的角度(person-based perspective)出发,关注个体对不安全行为的态度和行为意向等内部认知因素,运用认知策略改变行为(Gollwitzer & Sheeran,2006;Webb & Sheeran,2006)。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作为认知策略的有效工具(陈俊,贺晓玲,张积家,2007),能够影响个体的态度和情绪等心理过程(Roese,1994),从而影响个体的绩效和行为(Smallman,2013;Smallman & McCulloch,2012;Smallman & Roese,2009)。本研究以反事实思维为切入点,探索其对行人安全行为的促进作用。

       1.2 反事实思维与安全行为意向

       反事实思维是对过去发生事情进行否定而产生的假设性思维表征(Epstude & Roese,2008),其典型形式是面临已发生的负性事件结果(即事实)时所产生的“如果-那么(if-then)”的反事实想法。作为事实思维的对立面,反事实思维的前提(如:如果我做了X)和结论(如:Y就不会发生了)均与事实相反(Roese,1994),而这种与事实相反的想法能够帮助人们洞察过去事件的错误,引发指向未来行为的假设性前提(Epstude & Roese,2008),从心理上增加这一前提发生的可能性,对未来行为产生影响。

       行为意向反映的是个体将来执行或表现某种行为的可能性(Xu et al.,2013),是行为直接预测指标(Lewis et al.,2007)。行人行为意向的选择与个体的过去行为经验息息相关,行人过去的步行行为会使个体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行为反应(habitual responses),在面临熟悉的交通情境时,个体倾向于以这种习惯性的行为反应形成行为意向(Xu et al.,2013)。行为意向通常通过自我报告法测量(Roese,1994;Page & Colby,2003),然而有研究发现,传统自我报告测量结果对行为的预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度(Peterson,2005),这一现象主要与信息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有关(樊春雷,张爱玲,2007)。可达性反映的是决策的心理表征与行为之间的联结强度,测量指标为反应时(Cooke & Sheeran,2013)。高可达性可以增加行为意向对行为的解释量(Bassili,1995),即进行行为意向选择的反应时越快,行为意向对行为的预测效度更高。Smallman和Roese(2009)通过顺序启动范式(sequential priming paradigm)启动反事实思维和过去经验,以反应时为因变量指标,验证了反事实思维对积极行为意向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基于改进的顺序启动范式,结合自我报告和反应时的测量方式,在交通安全领域探讨反事实思维对行人交通安全行为意向的影响,并提出如下假设:反事实思维能够促进行人的积极安全行为意向,即与基线水平和经验启动相比,在反事实启动条件下个体对交通安全行为意向的评分更高,反应时更短。

       2 方法

       2.1 被试

       70名大学生(男14名,女56名)参与了本实验,平均年龄19.57岁,标准差为.81,且均为非心理学专业,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注意力等感知觉障碍。

       2.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将被试随机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为确保两组被试的严格匹配,我们先对所有被试进行了基线水平的前测。后测任务中,实验组启动反事实思维,控制组启动过去经验。实验通过E-prime软件呈现,以个体对行为意向的评分和评分过程的反应时作为因变量指标,对反事实思维和行人安全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2.3 实验材料

       综合考虑前人研究(李开兵,汪劭,2007)和所选高校的地理位置,本研究拟选用4种不安全行为:红灯时穿越马路,在非人行横道过马路,过马路时接听电话,穿越马路时与其他行人交谈。

       行为意向有两个条目,一个是未来对自己将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意程度,另一个是未来自己遵守交通规则的可能性(Conner & McMillan,1999)。被试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对安全行为意向进行1(几乎不可能)~6(非常可能)的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越遵守相应的交通规则。

       2.4 实验程序

       实验共分为两个blocks,实验组被试接受基线水平的前测和反事实启动的后测,控制组被试接受基线水平的前测和经验启动的后测。每个block由8个trials构成,每个trial包含两个任务:启动判断任务和行为意向的选择任务。具体步骤见图1。

       前测任务中,首先呈现与行人交通不安全行为相关的情景,即事实思维。被试想象该情景发生在自己身上,5s后出现干扰任务——简单减法运算,防止被试自发产生反事实思维,因为自发产生的反事实思维比诱导产生的反事实思维对个体的持久性影响更大(Tal-Or,Boninger,Poran,& Gleicher,2004),影响实验结果。呈现2s后被试判断该等式是否成立:若成立,按“F”键;不成立,则按“J”键。接着是行为意向的选择,软件记录被试评分;同时,从行为意向题目呈现开始记录被试的反应时,直到按键反应结束为止。

       前测任务后,被试休息5分钟,然后开始后测任务,后测阶段是相应的启动任务。实验组的反事实启动是呈现与该交通情景相关联的典型反事实思维信息。为排除特定语法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如果……”和“要是……”两种句式随机出现,被试判断该信息是否会改变之前的事实思维情景结果:若能改变,按“F”键;不能改变,则按“J”键。控制组的经验启动则是呈现自己与该交通情景相关联的事实,为防止被试在判断任务中不加工启动信息而盲目做“是”反应,启动阶段随机呈现对某一违章行为不同频率的描述,请被试判断该描述是否符合自己的真实情况:若符合,按“F”键;不符合,则按“J”键。

      

       图1 实验程序

       3 结果

       去除1名作答不认真的被试,删除同一实验条件下反应时处于2个标准差之外的极端反应时(鲁忠义,范宁,2006),然后进行界外值分析,剔除1个界外值,最后剩余68个有效数据,其中实验组被试37个,控制组被试31个。两组被试在前后测任务上对行人交通安全行为意向的评分和反应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被试总体行为意向是积极安全的。对两组被试的前测得分做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得分无显著差异,t(66)=1.301,p>.05,表明两组被试同质。分别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前后测得分和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在实验组条件下,反事实启动水平的得分显著高于对应条件的基线水平得分,t(36)=2.607,p<.05,d=.43;反应时也显著短于基线水平,t(36)=-7.078,p<.001,d=1.16;而在控制组条件下,虽然经验启动水平的反应时比基线水平短,t(30)=-3.388,p<.01,d=.62,但其行为意向的得分与其基线水平相比没有显著差异,t(31)=1.067,p>.05。结果表明,相对于基线水平,反事实启动在行为意向的评分上更加积极,行为意向的选择速度也更快;经验启动也加快了人们对行为意向的选择,但其行为意向的评分并没有表现出促进作用。

      

       为了排除被试个体间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将实验组、控制组的前测得分(前测反应时)作为协变量,以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不同处理水平为自变量,后测得分(后测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在控制了两组被试的前测结果之后,实验组与控制组行为意向得分差异不显著但有明显高于控制组的趋势,达边缘显著,F(1,65)=2.862,p=.095,

=0.04;实验组与控制组反应时差异显著,F(1,65)=6.135,p<.05,

=.09,表明反事实思维确实能促使人们进行积极行为意向选择。

       4 总讨论

       本研究对顺序启动范式进行改进,结合传统的自我报告与反应时指标,验证了反事实思维对行人交通安全行为意向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行为意向的评分上,还表现在反应时的快慢方面。

       在安全行为意向方面,被试总体表现比较积极。虽然反事实水平被试的得分与控制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但仍有高于控制组的趋势;并且,反事实水平被试的得分显著高于基线水平。在反应时方面,相比于控制组和基线水平,反事实思维水平被试做出行为意向选择的反应时更短,表现出行为意向的促进作用,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Smallman,2013;Smallman & Roese,2009),表明反事实思维能促进被试进行安全行为意向的选择,支持本研究的假设。在控制组条件下,经验启动水平加快了被试行为意向选择,但评分没有显著差异,表明只有事实思维的情况下,个体仍然依赖于经验信息做出相应的行为意向,过去长期经验形成的习惯使被试倾向于以自动化加工的方式进行行为意向(Xu et al.,2013),本研究的反应时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已有研究发现,通过反事实思维的诱导的确能够改变人们的不良行为意向(Page & Colby,2003),促进有利行为意向的选择(Roese,1994),本研究在安全领域进一步验证了此结论。

       Epstude和Roese(2008)总结了反事实思维对行为影响的两条通路:内容中立(content-neutral)通路和内容相关(content-specific)通路。内容中立通路是指通过反事实思维产生的动机、思维定势等因素的间接作用影响行为,很多研究结果支持内容中立通路(Kray,Galinsky,& Wong,2006;Markman,Lindberg,Kray,& Galinsky,2007;Markman,McMullen,& Elizaga,2008;McMullen & Markman,2000;Nan,2008;Reb,2008)。内容相关通路则通过行为意向作用到行为(Page & Colby,2003),已有的实证研究很少关注反事实思维对行为意向的作用(Smallman & Roese,2009),本研究弥补了此类研究的不足,验证了内容相关通路的存在。在内容相关通路中,反事实思维帮助个体将过去错误信息转化为未来行动计划(Smallman,2013),从而改善个体安全行为。同时,反事实、行为意向和行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与记忆持续联系在一起的反馈环路(Epstude & Roese,2008),在此环路作用下接受反事实思维启动的个体会更快地采取“本应该(should have done)”的行为,在心理上为将来的行为提供了行为准备。因此,反事实启动条件下其选择速度更快,自动化水平更高。在交通安全领域中,可以运用反事实思维这一认知干预策略来指导干预行人不安全行为,如设计通过启动反事实思维干预不安全行为的交通安全广告等。

       5 结论

       本研究利用顺序启动范式探讨了反事实思维与行人交通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反事实启动能够促进个体的交通安全行为意向,并且能够产生更高的自动化水平。这一结果可以为改善人们不安全交通行为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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