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荣华[1]2002年在《毛泽东邓小平构建的政治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邓小平作为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构建自己的政治模式。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这对当代中国政治模式的完善是有益的。 通过比较可见，在国家制度方面，毛泽东邓小平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在中国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治制度方面，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探索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在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逐步做到普遍选举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思想，在坚持中国必须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及多党合作的方针的同时，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提高执政水平，要善于领导，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重在制度建设的思想，在肯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同时，强调了要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并作了新的探索，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认为主要靠党的决议和开会来保障民主的实现的观点，提出了要靠法制来保障民主的实现，纠正了毛泽东时期曾经出现的激进式、突发式的“大民主”状况，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积极推进、稳步发展的方针，邓小平提议取消了毛泽东晚年备加赞赏的“四大”民主形式，而主张要使群众的意见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出来，正常的民主形式表现出来。 因而，本文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政治模式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它们在指导思想方面、追求的政治理想方面、最基本的政治理论方面是相同的、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应当立足本国实际，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模式；都认为在政治模式中追求的理想目标应当是人民民主；都认为中国应当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应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应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的政党制度，应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制度；都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同时，也都认为中国要随着人民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民主觉悟的提高逐步实行普选。可以看出，这两个模式有着明显的、紧密的承启关系。 当然，毛泽东邓小平政治模式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它们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某些具体的内容有所不同，追求政治理想的具体方法有所不同，模式中的理想与现实的成分有所不同。这是由毛泽东邓小平两人主客观条件，特别是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而由此产生的客观条件不同所决定的。 总之，在政治模式上邓小平既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方面，又总结了毛泽东的教训，避免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在多方面有新的创造。雪
郭荣华[2]2003年在《毛泽东、邓小平构建的政治模式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毛泽东、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核心在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构建自己的政治模式。他们的政治模式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政治模式的基本理论,并在多方面有新的创造。比较研究这两个政治模式,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张西山[3]2011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文中认为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认为：“政治问题的争论往往归结为关于‘术语’真正意义的争辩。”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下最流行、最热议的词汇之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我党新时期新阶段制度文化建设的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和追问。这一反思和追问不仅表明这30年当中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读,而且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合法性论证的问题。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制度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国模式”不只是物质力量、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兴起,而且是文明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制度文明之路在开拓。在探寻“中国模式”之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动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文化魅力和制度活力。文化是制度之母。一个繁荣昌明的现代化,都蕴含着强大的政制文明和醇厚的精神文化源流。制度文化既是一个生长的问题,也是一个选择与创制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和文化源流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度变迁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制度文化常常成为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路径依赖”。制度文明内在地蕴涵着价值理念、制度设计、机制程序。制度文化则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维度,是制度的理念、灵魂和生命,它决定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良序运作。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理念为灵魂,以市场经济、民主政制、公民社会、先进文化、和谐理念为基本支撑的现代制度文明秩序。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研究,建构制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于拓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视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学术意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制度文化的竞争。一个国家的落后,其背后和实的根源是制度的落后和文化的守旧。总结“社会主义叁个叁十年”中国制度文化的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可以归结为制度文化模式之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就是一部上下求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也是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从革命到改革、从计划到市场、从富强到文明、从封闭到开放、从斗争到和谐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这是一个思想文化影响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冲破观念束缚的进程,是一个突破观念藩篱和体制桎梏重围的探索之路。百年来梦寻与抗争,六十年共和国岁月,叁十载改革开放风云,奠定社会主义辉煌伟业和制度基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留下了丰厚的制度文化经验和教训。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及全局看,制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与时俱进、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课题。从经典社会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演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中国实现制度文化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都反复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繁荣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模式的成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文化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一种具有优势和活力的中国制度模式,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它是一条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模式,是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代表了当代中国制度文化现代化的科学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作为执政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整合和动员能力非常重要,这也是独特的制度文化遗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中国成功之谜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新时期中国制度文化的转型变迁,在创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实现了在结合中创路,在特色上挖掘,在模式上拓新,在后发中超越。这些制度文化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领导是核心,解放思想是先导,改革开放是动力,改善民生是重点,制度创新是关键,社会和谐是本质,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是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涵着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性来代替传统现代性的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就是中国的现代性生成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现代性(制度)和民族性(文化)的双重变奏,就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我们已探索和塑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先进文化体制与和谐社会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从制度文化的视阈看,作为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模式突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制度设计,人类制度文明的重大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意识的新觉醒。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我党制度文化理念的与时俱进。中国模式研究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学、中苏模式比较、制度经济学、国家社会理论、现代化历史、思想文化学、制度主义方法论等不同视角,本论题从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制度文明的双重视阈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文化源流、制度逻辑和思想条件,发掘并吸收中外传统制度文明的智慧活水,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主要内容是：第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比较的视阈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导论、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旗帜、道路、理念、制度、模式等不同维度和层面。它既是价值理念,又是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内在张力和外在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和谐统一是中国制度模式对世界制度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一条新路,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之路。第二,社会主义运动视野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或道路选择的制度文化逻辑特点及其意义(第二、叁、四章)。“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键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制度创新与思想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创新性、普世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实现了西方制度文明成果与中华文化传统的有机整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政治智慧。实践理性、大同理想、民本思想、变革意识、和谐文化等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源流。中国制度文化变迁需要社会主义,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制度文化创新的成功都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乎理论、“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在30年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可贵的制度理性和文化自觉。第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现代性思考(第五、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政党推动制度创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文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关键要保证社会制度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解决制度公平正义问题。以人为本,改善民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我们要坚持加强制度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实现制度文化的和谐,实现制度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和制度创新,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积极建立更加健全、充满活力的制度文化体系。文化制造社会和谐,制度促进科学发展。构建市场伦理、政制文明、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谐理念蕴含着与时俱进、继承创新、不断超越的制度文化精神,凝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建设的现代性思考。人类制度文化变迁的规律表明,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人类制度文明是包括制度和文化的统一,民族性文化和现代性制度的协调互动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图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坚持并创新自己的制度文明发展道路,创造更加优越和有效的制度文明。“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证明了文化与制度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价值合理性和制度优越性。
朱艳玲[4]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及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面对当前重大而紧迫的发展任务和严峻的国际发展竞争形势,我们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和地区要取得积极的发展效果进而加快现代化进程,首先必须选择和实行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规律与普遍要求、且又适合自身具体特殊情况的正确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会遭受挫折乃至失败。为了丰富我国社会发展模式理论,加快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有关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思想。纵览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寻找贯穿其中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变化轨迹,总结并汲取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模式选择的经验教训,正确选择和持续创新社会发展模式,使之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文以历史顺序,纵向梳理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总结出各自社会发展模式的主要特色,展示了建国以来我国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轨迹。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先驱者,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发展思路,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江泽民对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有新的超越和创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社会发展模式理论之间既一脉相承,又有一定的扬弃,更多的是创新和发展。基于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中共探索和创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理性思考。
吴贤军[5]2015年在《中国和平发展背景下的国际话语权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采取外交新举措,提出外交新理念,匠心独运地完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整体布局,为中国实现崛起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做出了不懈努力。上升中的中国已经将和平发展视作未来相当长时期的既定战略路径,从而能够使国际体系在相对缓和的状态下实现过渡转型。但这种发展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话语表述和制度约束而施加的各种软遏制。正是国际舆论话语的围追堵截,导致中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保持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却没能顺理成章地获得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以致其国家形象的负面评价时有出现,造成中国对外发展空间与合作渠道的限制。本文就中国和平发展中面临的这一现实难题,以国际话语权的研究范式切入,从历史文献、话语文本等研究对象出发,探讨了国际话语权的理论内涵和对于中国打破和平发展外部阻碍的意义,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努力谋求国际话语权的经验教训,从而论证了国际话语权思想的价值所在。同时,紧紧联系当前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军事领域探索国际话语表述的实践,指出国际话语权构建必须不断完成扩展和转化两大任务,并尝试排列权力结构和动态语境中的若干要素,深入剖析现实存在的问题以及背后的成因,进而结合习近平的外交战略蓝图,提出了应当着重强化的根本原则、相应机制和具体对策。
夏立平[6]2007年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与转型》文中研究表明国际体系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国际体系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从中国西汉时期至清朝后期，东亚的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相对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由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以及它政治、经济和悠久灿烂文化的巨大影响，使古代东亚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17世纪后半期，欧洲建立了近代国际体系。这包括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末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815年至1914年的维也纳体系。由于欧洲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全球影响，实际上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区域性国际体系已发展为世界性国际体系。作者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有一些显着特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为背景的，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封建制度为背景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均势和大国协调体系，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非对称的家庭式体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体系内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在绝大多数时期主导性国家不主动干涉它国内政为基础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国际法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礼”来约束和调整国家之间关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对体系外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国对体系外国家基本采取争取友善或防御政策。人类已经历过的现代世界性国际体系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世界正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全球化趋势发展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促使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有一个很长过渡时期，现正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相持阶段。作者在对国际体系的四个主要构成部分，即国际行为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机制进行研究基础上，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具有下述特点：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国际力量结构多样化；国际互动模式多种共存；国际机制在各方博弈中变革发展。国际力量结构是国际体系的基础，而国际力量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大国战略关系。作者对构成当前国际力量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叁边关系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以及它们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大国战略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协调又相互防范。为了推进建立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有必要构建21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当前国际体系向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为主要特征转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期。从长远来说，相互依存状态的国际体系还将再发展到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体系，这将为进一步建立和谐世界奠定基础。
欧健[7]2010年在《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社会主义观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它是一个包括方法原则、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这叁个层次为一体的认识体系。从这叁个层面看,毛泽东邓小平在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目标上都坚持唯物史观,体现出基本一致性。他们都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此外,相同的文化基础和共同的政治取向也使得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基本一致。但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在具体方法运用和目标追求上又有所不同。毛泽东处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战争初胜、经济发展,新型科技革命尚未规模性运用的历史时期,而邓小平处在国内经济发展受挫、继之国际共运发生重大变革,资本主义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并借助科技革命迅速发展时期。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思路上,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越资本主义,邓小平考虑的是如何提升社会主义生产力追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上,毛泽东侧重的是平等,邓小平侧重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逐步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上,毛泽东致力于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选择了精神激励为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动力问题,主张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实现“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致力于克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弊端,选择了物质激励为主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动力问题,主张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采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手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上述比较的当代启示是：由于理想社会需要经历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依据时代条件的不同,对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作出客观判断；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需处理好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当下,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客观的时代条件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生产力领域发生了重大向好的变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进程酿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这要求通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解释新的事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做出前瞻判断。
马倩[8]2014年在《毛泽东对政治体制的探索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基于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刻认识,在探索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和实践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探索的开创者。目前我国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认真研究毛泽东对政治体制的探索理论和实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新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总体来说,毛泽东对政治体制的探索实践经历了良好开端、曲折发展和严重挫折叁个阶段。1949年9月-1957年4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第一代领导集体规划了政治体制的蓝图,勾勒出政治体制由初创、过渡形态到大体具备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初期阶段的基本发展轮廓。1957年4月-1966年5月,毛泽东对政治体制的探索呈现出曲折的轨迹,高度集权的体制结构虽进行过局部改进和调整,但最终还是不断得到强化。1966年5月-1976年10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错误的探索,是我国政治体制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倒退。总之,毛泽东对于政治体制的探索是对其政治体制思想的重大实践,其探索的过程也是对政治体制不断创新、不断调整、不断改革的过程,为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其晚年探索的失误也为当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
王翔[9]2008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建设,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研究课题,既属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范畴,又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其研究目的在于总结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实践中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科学地判断国内外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环境,深入分析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员队伍的现状,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认识,从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正是基于以上想法,笔者对如何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建设问题做出了一点肤浅的探讨与研究。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分叁节,分别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的意义与现状、思路与方法、内容与特色等方面,对执政伦理建设问题作一概括叙述。第一节:研究的意义与现状。首先,对本课题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加以了分析。其次,从国内外两个方面总结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第二节:研究的思路与方法。首先,提出了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其次,提出了研究的方法。第叁节:研究的内容与特色。第二章:执政伦理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沿革。本章分叁节。第一节:执政伦理的概念及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首先,对执政伦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在阐述和谐社会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执政伦理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展开了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联系。第二节: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简要回顾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观的流变。第叁节:西方政治伦理观。在简要回顾西方政治伦理观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概括了西方当代执政伦理建设的显着特点。第叁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伦理理论。本章分叁节,以历史为线索,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第一节: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伦理建设。第二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执政伦理建设。第叁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执政伦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章: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所面临的伦理挑战。本章分叁节。分别从时代、环境、理论、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层面,逐一分析党在执政伦理建设中所面临的挑战。第一节:全球化时代的伦理挑战。第二节:国内环境的双重挑战。就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面临的国内环境的双重挑战展开了论述。第叁节:理论维度的伦理分析。第五章: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体系。本章分叁节,分别论述了构成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价值体系的叁个层面,即:价值基础、价值核心与价值目标。其中,价值基础构成执政伦理价值体系的基石与主体,价值核心是执政伦理价值体系的精髓和灵魂,而价值目标则是执政伦理价值体系的终极追求和目的指向。叁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体系。第一节: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基础,包括执政责任、执政公正、执政诚信、执政廉洁四个层面。第二节:价值核心。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核心。应包括合公益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叁个层面。第叁节:价值目标。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与和谐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价值目标。第六章: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机制体系。本章分两节,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机制体系。执政伦理机制体系是关于如何通过机制的运作,使执政伦理机制体系所提出的伦理要求转化为执政主体的伦理实践和伦理品德,主要包括执政伦理型塑机制与执政伦理监控机制两个部分。第一节:执政伦理型塑机制。执政伦理型塑机制主要是指关于执政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塑造机制。完善执政伦理道德的型塑机制,可从教育机制和内省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讨论。第二节:执政伦理监控机制。为有效实施执政伦理监控,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执政伦理监控机制的构建。而完善执政伦理监控机制,需要从建立健全监控防范、惩贪治腐、激励保障与守廉自律等四个方面的机制着手,并且需要将这些机制形成统一整体,以努力实现党员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必腐败、不愿腐败的伦理目标。第七章: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结构体系。本章分叁节,主要研究执政伦理的结构问题,其中包括执政党的整体静态结构、整体动态结构和个体伦理结构。第一节:执政党的整体静态结构体系。要建立健全执政党的整体静态结构体系,包括内部静态结构体系与外部静态结构体系。第二节:执政党的整体动态结构体系。应建立健全执政党的整体动态结构体系,其中包括公共政策过程的伦理制度、干部选任过程的伦理制度以及执政能力建设的伦理制度等。第叁节:执政党的个体伦理结构体系。要建立健全执政党的个体伦理结构体系。第八章: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建设路径。本章分两节,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建设路径。第一节:宏观对策。必须制定融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双管齐下以及德性伦理、制度伦理与法律伦理叁位一体有效的宏观对策。第二节:微观对策。必须制定出台包括党务公开、网络党建、权力监督、党内民主、党群和谐、党际友好、公共政策、选人用人等八个方面在内的微观对策。第九章:结语。本章分两节。第一节: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提出了叁个未能很好地解决或解决得不尽人意的问题,需要继续与党建学界的同行们一起来研究。第二节:加强执政伦理研究,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升和执政伦理建设的加强,一定会使国家更加殷实,人民更加富裕,并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张清敏[10]2010年在《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文中指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需要结合国别对外政策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更需要纳入到国际比较外交政策研究之中。针对两者的相互需求,本文以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的官僚政治模式为例,梳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途径,探讨以西方对外关系实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模式,及其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时所应注意的问题。不管是建设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两者之间的结合都是必要的、有益的。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邓小平构建的政治模式的比较研究[D]. 郭荣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2]. 毛泽东、邓小平构建的政治模式比较研究[J]. 郭荣华.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3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D]. 张西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4]. 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及启示[D]. 朱艳玲. 西安理工大学. 2007
[5]. 中国和平发展背景下的国际话语权构建研究[D]. 吴贤军. 福建师范大学. 2015
[6]. 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与转型[D]. 夏立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7].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观比较研究[D]. 欧健. 天津师范大学. 2010
[8]. 毛泽东对政治体制的探索研究[D]. 马倩. 天津师范大学. 2014
[9]. 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建设研究[D]. 王翔.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10]. 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以官僚政治模式为例[J]. 张清敏.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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