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民族教育研究发展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年代论文,民族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完整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体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步建立与完善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创造了历史悠久、灿烂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各项合法权益，高度重视各少数民族的教育，把发展民族教育看作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一，是国家教育事业和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和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族教育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民族教育发展概况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教育被列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此，中国开始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民族教育实践与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改革大潮中迅速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这一阶段的发展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相继成立，科研队伍初步形成
1.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教学与研究机构的成立与发展
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了教育学教研室（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前身），除了对少数民族学生讲授教育学、心理学课程外，初步提出并开始尝试研究民族教育的一些理论与实践课题，推动了民族教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1980年，全国第一所地方性的吉林省延边民族教育研究所成立，以后的十年里，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旗）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民族教育研究所，一般附属于各地方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另外，一些民族地区的大学、民族学院、师范学院也纷纷成立了民族教育研究所（室）或民族高等教育研究所（室）等一些科研机构。1987年，中央民族学院一些学者正式提出创建民族教育学学科，并就该学科研究对象、任务体系与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1989年，中央民族学院将教育学教研室、高教研究室和《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三个单位合并，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教育研究所，集民族教育的教学、科研、编刊三位一体功能。中南民族学院和西北师范大学也在这一时期成立了民族教育研究所，教学和科研一体化，并率先培养民族教育的硕士研究生。至1990年，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民族教育研究实体机构的网络已基本呈现，科研队伍初步形成。
2.中央与地方民族教育研究会学术团体的成立与发展
1980年，辽宁省率先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朝鲜语文教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1983年9月，全国性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正式成立。以后，各省、市、自治区、自治州、县相继成立了下属分会，截止1989年，全国已有20个省、市、自治区和50个自治州、地区及60个县成立了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会员达5000余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从成立之日到1988年共召开了4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论文与调查报告390余篇，涉及民族教育研究的大部分领域，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中精选了100余篇已编印成4册《民族教育论文集》。
（二）创办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学术期刊
1986年，四川省创办了第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研究期刊——《民族教育》。1990年，《民族教育》更名为《中国民族教育》，转由国家教育委员会民族教育司主办，该刊的主要特色是以实际工作研究为主，配合中央与地方开展民族教育工作。1988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由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期刊试刊问世，1989年正式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有关民族教育研究的学术期刊。该刊的主要特色是以学术性和理论性见长。另外，一些民族地区和民族院校也创办了公开的或内部发行的民族教育研究刊物，如中南民族学院主办的《民族高教研究》；吉林省延边自治州主办的《中国朝鲜族教育》；西藏自治区主办的《西藏教育》等。上述期刊的创办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了主要发表阵地，推动了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
（三）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规划，科研成果丰硕，民族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基本形成
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教育研究首次被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该项目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司与中央民族大学主持，组成项目领导小组，组织全国有关科研人员参加。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出版了以专著《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纲》、《藏族近现代教育史略》为代表的重要科研成果。另外，这一期间还出版了《鄂伦春族教育史稿》、《民族教育概论》、《青海民族教育概况》、《云南民族教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与展望》、《内蒙古民族教育研究》等一批著作。尤其是以专著《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为代表的科研成果的出版，“标志着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基本形成”。[1]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
民族教育研究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随着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扩展与深化，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形成为民族教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民族教育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发展的趋势明显。
（一）民族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教育理论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族教育研究的非学术化向学术化发展趋势明显，对民族教育学学科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的研究不断深化。1991年以后，随着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的扩展与深化，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内容与研究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近十几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对民族教育的概念、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研究任务与该学科的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等理论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如《民族教育概念新析》、《论民族教育概念的形成及其范畴》等，研究向学术化方面发展显著。以《民族教育研究》1990—2003年登载的论文为例，见图1：
从图1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民族教育课程与学科建设类文章从1990—1995年中的第三位上升为1996—2003年的第一位。著作方面，也有诸如《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民族教育学通论》、《民族教育学》、《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概论》、《民族心理学》等一系列有关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力著出版。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了20世纪90年代后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趋势。在新世纪之交，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社会的各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教育学领域也不例外。在学术理论上最直接和明显的表现就是各种新兴、边缘和交叉的教育学子学科的产生、建立和发展；这些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中就表现为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法等等方面。民族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下位学科，其产生、建立和发展历程本身正是一个新兴、边缘和交叉学科产生、建立和发展的范例。[2](P.8—9) 因此，以民族教育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法和学科建设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章数位列第一，揭示了研究者这一时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说明了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图1 《民族教育研究》登载论文横向分类比较图①
图2是1990—1995年第3期《民族教育研究》论文内容纵向分类情况与1995年第4期—2003年《民族教育研究》论文内容纵向分类情况的比较。
图2 《民族教育研究》论文纵向分类比较图② 单位：％
总体上看，各内容论文数量排序没有变化，民族教育研究基本上仍然是其他综合类领域的研究占很大的比重，民族高等教育、民族初等教育、民族职业教育、民族中等教育、民族成人教育和民族学前教育类文章各自为阵。另外，各类民族教育论文所占总文献量比例大小相差之大，如民族高等教育论文与民族学前教育论文所占比例之差，1990年第1期—1995年第3期为23.1％，1995年第4期—2003年为22.9％，说明了中国各类民族教育发展的不协调性和各类民族教育之间的差距很大，也说明了中国民族教育研究者们对各类民族教育的重视程度的不平衡和差异性的现实。而在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的单一研究中，民族高等教育、民族初等教育和民族学前教育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初等教育研究的比重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见图2），上升幅度最大，共上升了6.2个百分点，其次是民族学前教育研究，上升了0.6个百分点，民族高等教育，上升了0.4个百分点。
学前教育是民族教育的基础性教育，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对随之而来的其他各类教育产生不良影响，从而阻碍或减缓学生整个教育的过程。表中的比例一方面表明中国大部分民族教育研究者对学前教育认识不够，相对来说很少有论文对学前儿童的心理、双语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另一方面，比例的上升趋势同时又表明了民族教育研究者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相对提高了，研究的层次也相应提高了。总的说来从1995年之后，民族初等教育、民族高等教育和民族学前教育三方面的研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它们也逐渐成为研究者们青睐和重视的对象。相比较而言，民族职业教育、民族中等教育和民族成人教育的研究量较少，而且呈现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应引起民族教育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视。
二是民族教育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从横向上涉及到了民族学前教育、民族基础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民族职业教育、民族成人教育；从纵向上涉及到了民族教育总论、民族教育理论、民族教育心理、民族教育课程与学科建设、民族教育管理、民族教育师资、民族教育史和宗教教育、外国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大科研成果。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者们不仅完成了国家教育科学重点科研项目“民族教育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等课题，而且出版了《民族教育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民族高等教育管理概论》、《教育大辞典》（民族教育分册）、《民族教育学通论》、《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第一、二、三、四卷和《民族教育史》等系统论述民族教育的专著。此外，有关民族教育区域研究和微观研究的专著、学术论文也不断问世。其研究领域从最初的政府机关简单地描述民族教育政策发展到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研究领域：1.探讨国家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政策及其发展；2.描述不同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情况；3.描述特定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情况；4.探讨民族教育与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5.国内各级各类民族教育发展研究等等。[2](P.531) 见表1。
注：①此表包括1949年后港澳台地区以汉字形式为载体出版的著作。
②内容相同，版次不同的著作以1次计算。
再以《民族教育研究》为例，1990年—1995年第3期《民族教育研究》所登载的论文共对25③ 个少数民族的教育进行了研究，1995年第4期—2003年的《民族教育研究》共登载了34篇研究不同少数民族教育的论文，其中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特有的教育研究。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中不仅维持着对如藏族、蒙古族、回族等人数比较多的民族的教育问题的研究热度，而且一些人口较少民族如拉祜族、裕固族、达斡尔族等的研究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上述这些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民族教育研究者们研究视野相对于十年前更加开阔，研究所涉及的民族数量和范围更多更广。
三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与国际的交流和合作也日益频繁。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菲律宾等许多国家的学者纷纷来中国学习、考察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其中一些已经成为中国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通过他们的工作，中国民族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成就。这期间，中国还召开了几次较有影响的民族教育研究的国际会议，如1995年10月在中国云南昆明，国家教委、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国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联合召开了“少数民族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现了中国民族教育研究与国际上该学科研究逐步融合的可喜现象。
（二）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方法（Method）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按一定程序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各种具体方式、手段的通论。研究（Research）是指人们有意识地收集有关资料，分析和概括事实，以便揭露事物本质，发现支配事物规律的一个认识和改造过程。在通常意义上，研究即指科学研究，规范意义上的研究必然与运用科学方法有关。
民族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它主要关注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教育问题。民族教育学研究主要是关于民族教育的研究，它对于揭示民族教育的特殊发展规律，解决现实中民族教育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为了有效揭示民族教育学的本质和特殊发展规律，解决民族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有关方式和手段。掌握并正确运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是对从事民族教育的工作者尤其是民族教育研究人员的基本要求。[2](P.530)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地区民族教育学的初步独立阶段，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经验的定性的描述性方法，定量研究占比例很小。而且，定性研究的概括性、抽象性较差。另外定量研究主要采取描述统计法，没有真正解决所研究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学科本身尚处在初步形成阶段；二是学科整体研究队伍、学科训练、学术水准及科研能力均处在一个不高的水平。这一阶段发表的大部分成果是由民族教育实践工作者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批经过正规学位学术训练的高校及研究所的学者们涌现出来，从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不同视角，或利用跨学科、跨文化的多种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民族教育学这一新兴的学科研究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民族教育学学科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的不断深化、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等多种因素促使民族教育研究方法较20世纪80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纵观民族教育研究20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的一些规律和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研究民族教育具体问题时注重研究方法具体操作的规范化。主要表现在如标有引文和注解的论文数量逐年增多。
如图3所示，1990年第1期—1995年第3期的《民族教育研究》登载论文的平均引文百分比为31.8％，平均引文量为2.5条。1995年第4期—2003年第6期的《民族教育研究》登载论文的平均引文百分比为47.4％，平均引文量为3.6条。1995年第4期—2003年第6期的平均引文百分比，比1990—1995年第3期增长了5.6个百分点，平均引文量也增长了1.1条。这就很有力地说明了民族教育研究者在具体操作中引文量逐年增长的事实，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研究民族教育的具体问题时注重研究方法具体操作的规范化和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图3 《民族教育研究》平均引文百分比和平均引文量比较图④
注：“90—95／3”表示1990年第1期到1995年第3期
二是研究方法愈来愈科学化。在对《民族教育研究》论文和民族教育类著作的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关于民族教育的政策尚处在探索和发展阶段，最初由中央和地方的各个教育机构对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进行汇总和介绍，而除了政府机关对民族教育的零星描述以外，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系统科学的研究。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民族教育学学科的成立，民族教育研究开始逐步受到广泛的重视。研究领域的扩大，民族教育研究者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不只是一些常规性问题，更多情况下是面对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就需要研究者自己去发现、了解、分析和解决，这就必然要求研究者学习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在发现、了解、分析和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民族教育问题时将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作为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原则。具体表现在：（1）概念的阐述和界定。《民族教育研究》登载的绝大多数论文在论述某个问题之前，首先都对与研究有关的核心概念或相关概念先进行阐述和界定。论文况且如此，著作就更不用说了。（2）逻辑地推理、假设的依据及验证。由于民族教育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们常常遇到新的矛盾需要去解决，因此可以说民族教育研究者们是探索者，他们具有了一定的专业思想，为了验证这些思想的正确性，从而构建较完整的思想与知识架构，他们必须通过各种科学的方法验证他们的假设，发现新的问题。（3）结论的分析、建议的可行性。通过20多年的发展，民族教育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沿着以上研究步骤，一步一步地进行他们的研究。在验证了他们的假设、发现新的问题和矛盾后，最终都做出正确的判断、建议与结论，为理论建设与社会实践作出了贡献。（4）理论联系实际。研究者所作的大量的研究工作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决教育现象，而且更为了试图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使理论能够联系实际。民族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文化性。同一国家中，不同的少数民族在民族教育发展的背景和模式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不同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差别就更大了，[3] 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因此，在研究民族教育问题时，就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除了掌握基本的研究方法，还要在具体研究中能够正确、灵活地使用有关方法，从实际出发，避免方法运用上的僵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才能解决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有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中的理论联系实践的趋势越来越明显。（5）从技术层面上来说，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已形成一定规模。以民族教育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实地调查方法（田野工作）为例，研究者们在对此方法的选择及运用的理论依据、问卷的设计、访谈的技巧、统计分析等等方面无不注重科学性，以确保研究的效度和信度。关于田野工作笔者将在下面有具体的阐述。（6）硬件设备的科学成分越来越大。过去，由于科技不发达，现代教育技术在民族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较少。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摄像机、计算机、幻灯机、采访机等现代工具在民族教育研究中的作用和使用频率愈来愈高。不少研究者开始主动学习和掌握基本的现代技术，并在实际研究中充分运用，大大提高了民族教育研究的效度和信度。
三是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和多元化趋势。从研究性质来看，民族教育研究与普通的教育研究一样，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同时注重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一方面，民族教育研究遵循着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民族教育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它与教育学和民族学这两门学科关系最为密切，是一门跨学科、综合性的边缘学科。由于民族教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这种事实促成了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特点。国内有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提出民族教育研究的跨学科性的特征，如哈经雄、滕星主编的《民族教育学通论》中指出：“就跨学科性而言，民族教育研究不仅需要综合地运用教育科学和民族学的学科知识和方法，同时也需要涉及其他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就跨文化性而言，民族教育学研究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少数民族的教育状况，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其研究方法的突出特征。”再如王鉴所著的《民族教育学》中指出：“民族教育学……它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领域，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可以从相邻的教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中灵活借鉴其研究方法。”从20多年的民族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还可以看出另一种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民族教育研究中突出的特点之一，那就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单一使用经验的定性的描述方法，逐步转变为采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如在研究中既有定性的研究，也有定量的研究。在定性的研究中有经验描述法、调查与理性分析法、理性思辨法等；在定量研究中，有数据描述法、问卷测量法、准实验法、科学实验法、数学模型法等。《民族教育研究》论文中对历史的研究所占的比例也很大，这些论文主要采用的是文献法和历史追溯法；同时也有不少论文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这些论文主要采用了现实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此外还有思辨的方法和实证性的方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还表现在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上。如国内、国外两个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民族教育的比较；跨学科的多学科系统研究方法。如根据课题研究需要，既采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社区研究法，同时也采用心理学的实验法、教育学的比较法、历史学的文献法等。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得研究者们常常能够根据所研究的具体内容，恰当、灵活地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
在此，笔者要特别提到一种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法，也就是田野工作方法。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是民族志（Ethnography）构架的源泉，是“现代人类学的基石”。[4] 人类学有它的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田野工作、民族志的撰写和文化理论的建构，三者缺一不可。[5] 民族教育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领域，教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和教育学交叉形成的一门综合性、交叉的边缘学科，田野工作自然也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研究方法。从中国新时期教育研究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辨式的书斋研究。古语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教育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国内有多年以来一直倡导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广泛地运用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的学者提到：“教育涉及到千家万户的生活，涉及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人才需求，因此我们的教育研究必须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而人类学家的田野研究方式恰恰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情景中去，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5] 从目前的民族教育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也越来越重视实地调查方法的运用。1996年—1998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与日本福岗教育大学联合实施的日本文部省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中国维吾尔族青少年与日本儿童生活环境与教育比较研究”，研究者们都是深入到当地进行实地调查后再根据调查情况形成研究报告。还有1998年3月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技术援助项目”在北京召开了项目总结汇报会，对项目专家组在中国西南四省区（云南、四川、广西、贵州）进行的为期一年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工作进行了汇报和总结。项目的考察报告和研究成果丰硕。还有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滕星教授主持的《中国云南拉祜族女童失辍学与少数民族教师培训问题研究》和郑新蓉教授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教材研究》，两个项目的研究都是以田野工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上述实地调查与研究，不仅仅从理论上，更从研究方法上为中国民族教育研究树立了范式。近几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一些大学的教育学者和研究生已经开始注重采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进行项目与课题的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有关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中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它的重要性正如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在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传统方法，它不仅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也对其他相关的学科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人类学方法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创新的基本动力。人类学发展创造的源泉不在书斋，而在田野工作的广阔天地中。”[6] 因此作为教育人类学的子学科——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源泉应该更多地来自广阔的田野中。当然，并不是说田野工作就十全十美了，可以解决研究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它必须与其他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研究者们必须根据研究的具体目的、原则和方向确定具体的研究办法。
三、民族教育今后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了许多特殊政策和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族教育除与一般教育具有共同的规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民族教育科学研究，目的就是要找出民族教育的特殊规律。根据民族教育实践对理论的需求及民族教育的现状，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政府加大对民族教育研究的资金投入，建立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基金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信息网络，支持少数民族教育研究者从事课题研究和实验，资助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和推广。民族教育研究能够得到真正的发展，经费投入是保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思想上首先要统一，各级政府要保证在依法全面落实中央和省的各项经费政策基础上，着重抓好民族教育研究专项经费的落实。
二是加强民族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要从民族教育研究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制约因素出发，研究民族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民族教育与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的关系，民族教育体制、立法、师资、办学形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用语等。
三是重视该领域的学术人才培养，尤其是加强民族教育学和教育人类学方面的研究生教育。学术人才的培养对于今后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者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往往影响着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和研究理论水平的高低。研究生作为今后学术人才后备力量的主要来源，在民族教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加强科研队伍建设，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研究者良好科研习惯的培养；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外语水平等。只有大量地培养高质量的民族教育研究学术人才，为研究者队伍输入新鲜血液，使研究者队伍结构更加合理，对于民族教育研究来说，才能不断推陈出新，使民族教育研究的理论水平更上一层楼，与实践结合得更紧密。当然，研究人员的培养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还包括研究者的研究意识及研究能力等诸多方面。
四是在单一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加强跨文化研究。民族教育研究具有跨民族性和跨文化性的特点，民族教育研究必须在单一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从“跨文化”的观点出发，研究各民族特有的文化背景，研究民族文化传统对民族教育的制约。
五是加强跨学科研究。增强民族教育自身的开放性，加强跨学科的资源运用，注意借鉴较成熟的其他学科，尤其是较为相关的教育人类学、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并吸引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对民族教育的关注。
六是建立民族教育试验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试验与研究等。在摸索中前进几乎是所有学科的必经之路。我们应该鼓励对于民族教育研究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建立民族教育实验研究，以“点”的成功进而推广至“面”，从而达到提高民族教育研究整体水平的目的。
七是加强民族教育研究方面的信息交流、学术研讨和国际合作。加强国外民族教育理论的研究，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与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可以说，民族教育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民族教育研究理论水平较为成熟，研究队伍稳定，受国内外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从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前景广阔。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应注意扬长避短，吸收前人成果，加强学科间的交流，增强民族教育研究的开放性，唯有如此，民族教育研究的发展才能更上一层楼。
［收稿日期］2006—08—20
注释：
① 1990—1995年的数据引用自安雪慧：《〈民族教育研究〉学刊所载论文的文献计量研究》，《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第80页。
② 1990—1995（3）期的数据来源于安雪慧：《〈民族教育研究〉学刊所载论文的文献计量研究》，《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第81页。
③ 数据来源于安雪慧：《〈民族教育研究〉学刊所载论文的文献计量研究》，《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第82页。
④ “90—95／3 ”的百分比数据来源于安雪慧：《〈民族教育研究〉学刊所载论文的文献计量研究》，《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4期，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