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角下战略联盟关键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战略联盟论文,关键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企业间战略联盟非常普遍而且发展十分迅速。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首先分析了形成战略联盟的公司的社会网络嵌入性，然后探讨了社会网络嵌入性对战略联盟形成、联盟治理结构选择、联盟动态演化过程的影响，从而为战略联盟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视角。
0 前言
现在企业间战略联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战略联盟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已有学者对这种合作关系的原因和结果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数是从双边关系角度进行的。
本文尝试从社会网络视角对与战略联盟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研究，这就把研究从双边互动关系水平拓展到了一个更大范围的网络水平层次上，而战略联盟恰恰就是嵌入在这种网络之中。我们认为战略联盟就是企业间自愿进行产品、技术或者服务的交换、共享和合作开发的一种组织安排形式。组建战略联盟的原因和目的是多样的，战略联盟形式也是多样化的，战略联盟可以跨越组织的横向或者纵向边界从而形成横向一体化的战略联盟和纵向一体化的战略联盟[1]。本文先对当前从企业和双边互动关系水平上对战略联盟的关键问题研究所取得有价值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争论进行了评述和回顾。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从社会网络视角审视战略联盟的重要性。
从战略观点出发，可以通过对联盟中发生的事件去理解企业与战略联盟相关的行为的主要方面。与战略联盟有关企业行为主要有：决定是否加入联盟、选择适当的合作伙伴、选择联盟治理结构和联盟关系发展演化[2]。虽然并非所有联盟都必须经历相同的顺序过程，但是，上述这些决定构成了联盟中最重要的行为决策。与这些最重要的行为决策相关的基本研究问题有：①哪些公司加入了联盟他们又是选择谁作为自己的合作伙伴；②企业采用什么类型的合同来组建正式的战略联盟；③战略联盟以及参与联盟中的合作者是怎样随着时间而动态演化的?
本文首先分析了已有在企业层次和双边关系层次两个水平上对战略联盟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研究战略联盟的新观点，运用社会网络观点研究战略联盟，需要探讨导致企业形成战略联盟内在动机和外在诱因以及联盟对企业带来的机会和约束。
一 战略联盟研究述评
以前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从合作关系角度考察了战略联盟中企业行为以及战略联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前的研究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2]。第一，研究分析的单位是企业或者联盟本身。比如，研究者试图研究企业特征是如何影响企业选择合作伙伴的，或者分析联盟特征是如何影响组建联盟的正式合同的。第二，既有研究对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和联盟绩效的考察是“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观点中，外部环境常常只是当作为考察产品市场或者供应商市场竞争程度的一个要素时被提及。第三，以前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和产业层次促使战略联盟形成的因素。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环境引起竞争性的侧面而往往忽视了外部环境条件对企业可能选择机会的决定性影响。
以前的研究是将企业或者联盟本身作为分析单位，与此同时把外部环境仅仅当作一个竞争性要素来看待，这种研究没有考虑到其他企业的行动和早已存在的联盟关系对企业或者现在联盟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忽视了市场中的互动要素，而实际上人们是根据市场互动来寻找和发现信息的。虽然战略联盟本质上说是一种互动的交换关系，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与联盟相关联的条件、过程和结果都可以从社会网络角度去定义和解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联盟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经济社会学领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说明经济行为是怎样受到它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社会学家已经充分证明市场交换关系中独特的社会结构模式会影响到信息流动(White，1981；Burt，1982；Baker，1984)。
二 社会网络视角与社会嵌入性
企业可以通过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每种这样的连接都可以组成一个社会网络。这些包括资源供应网络、贸易合作网络和相互派遣董事和高层管理人员形成的锁定关系，个人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及以前的战略网络[3]。企业可能通过很多联系连结在一起，各种各样的联系都可以构成社会网络。这些网络对企业的重要程度不一样，其中一些重要一些，另外一些则并不那么重要。以前的研究很少同时注意到多个网络的情况(Galaskiewicz，1985a)。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对研究社会环境对嵌入其中的企业行为和绩效影响感兴趣。已经有很多学者明确提出将嵌入性融入到对于企业行为和绩效的战略管理问题研究之中(Baum and Duuo，1996)。企业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环境是以下几个因素的整体安排，这些要素可以宽泛地分成以下几类：结构、认知、制度和文化(Zukinand Dimaggio，1990)。虽然上述每一个要素影响都是显著的，但是本文主要关注结构环境(structural context)，结构环境揭示了社会网络对嵌入其中经济行为主体(economic actors)的显著影响。在讨论战略研究的关键问题之前，本文提出一个用来分析社会嵌入性对企业行为和绩效影响的一般理论视角。
在系统论者提出的开放系统观点基础上，结构主义社会学家认为组织环境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其同外部环境联系的社会网络(Powell and Smith-Doerr,1994)。他们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活动同任何其他社会活动一样，不是在空洞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相反，它是深深嵌入在社会网络关系之中的。一个社会网络可以被定义为“通过一系列特别的社会关系连结在一起的一系列节点”(这些社会关系比如友谊、资金流动、会员关系)(Laumann．Galaskievicz and Marsden，1978：458)。
嵌入性是指：“一个群体内的交换和讨论都具有历史性，正是这种历史性导致了群体内成员间的联系变得常规化和稳定化。”[5]社会结构是不断发展的，所以参与者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社会关系会影响到参与者行动，这是因为社会关系会在限制个人参与者行动可能集范围的同时，还可能会改变那些参与者即将要采取的行动部署。
嵌入性的潜在要求就是要获取信息以降低不确定性[5]。这种要求被认为是组织行动的主要促进因素(Granovetter,1985)。参与者相互间的联系网络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不仅会影响到网络中组织成员的个体形象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连结方式。
分析社会网络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强调社会网络所带来的信息优势：第二种，突出强调参与者可以从社会网络中所处的有利位置获得控制的好处，控制的好处可以产生于对信息的操纵[6]。
联盟网络可以通过两种机制提供信息优势(Granovetter,1992)。关系嵌入性的观点强调企业相互间直接紧密联系是获取优质精确信息的机制。有直接联系参与者相互之间在分享公共信息和特有信息方面都十分方便。结构嵌入性或者说定位的观点超越了企业间直接联系的观点，强调合作伙伴在网络中所占据结构位置的信息价值，他们认为信息不仅可以通过网络间亲近的关系传播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结构本身来传播。这两种观点都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参与者由于通过网络实施信息共享导致了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相似性的产生。
关系嵌入性认为参与者之间如果紧密相连，那么他们之间很容易达到共同理解，这是因为他们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强烈的、社会导向性关系[5]。这种关系肯定可以影响他们的行动。紧密相连的参与者很可能会仿效对方的行为，从而产生行为上的相近性。这种结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获取信息和减少不确定性以及促进参与者彼此间提高信任的社会关系能力。因此，紧密的结合关系可以成为获取关于合作者能力和可靠性信息的独特来源。
结构嵌入性关注的是一个组织在整个网络结构中其所处位置的信息角色问题[5]。在网络分析中，一个参与者在网络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是这个参与者在网络中关系模式的函数。在网络中处于相似位置的参与者之间不需要发展特别紧密的关系。相反，他们很有可能同具有其他特征的参与者形成紧密的关系，有一系列网络指标可以用来测度一个参与者在网络中的位置问题。
无论是关系嵌入性还是结构嵌入性，这两种观点都说明了社会网络能给某些参与者带来信息优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网络可以给某些参与者带来特别的控制好处。当一个企业如果在一个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或者当一个企业处于一个可以协调其他两个参与者行为的位置上，那么这个参与者的控制优势就体现出来[3]。
三 社会网络视角下战略联盟关键问题研究
3．1 战略联盟形成
早期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主要关注对合资企业的研究，他们主要研究合资企业合作伙伴是如何通过共享产权而组织在一起的。早期观点认为影响战略联盟形成的3个主要因素分别是获取在特定产业中通过联盟而形成的市场力量、降低交易成本和获取知识。
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应该进一步考察产业水平和企业水平影响联盟产生的原因。影响联盟形成过程的产业水平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竞争程度、市场发展阶段、需求和竞争不确定性。影响战略联盟形成的公司特征方面的因素主要考察那些促进企业形成联盟的诱导因素。在公司层次上，有学者探讨了资源禀赋特性，诸如战略弱点和战略责任等对企业加入战略联盟倾向性的影响。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企业特征如企业规模、成立时间长短、竞争地位、产品多样性和财务资源对企业加入战略联盟的倾向性有着重要影响。
企业间的网络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会对企业战略联盟产生影响。加入一个网络就是一个战略行动，这种累积效果就不断地组成了一个战略联盟。每一个联盟都是独特的，这可以从外在性和内在性两个角度来考察战略联盟。内在性方面，主要考察社会网络对联盟形成的影响；外在性方面，主要考察累积联盟的社会效果问题，可以考察以前联盟的社会网络对将来形成新联盟的纵向影响问题。考察联盟网络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为研究网络组织的演化提供独特观点。战略行动和战略结构是相互演化的，企业形成的联盟会对企业将来战略行动产生路径依赖影响。一旦一个公司理解了联盟网络的动态性，那么他们就倾向于选择路径创造战略而不太会倾向选择路径依赖战略。作为一个结果，企业可以将要构建的联盟网络结构预先描述出来，然后通过反向工程一步一步定义出目前应该采取的联盟战略。
3．2 战略联盟治理结构选择
虽然联盟可以被看作是同市场和等级组织有着根本区别的治理形式，但是联盟本身的治理又有多种形式。随着战略联盟多样性不断增加，网络联盟的治理方式变得日益多样化。联盟中合作伙伴的国籍、加入联盟的动机和目的、组织合作关系的正式契约结构，这些整体的安排与特征构成了战略联盟治理结构(govemance structure)的基本内容。
组织结构的多样性意味着企业在构建联盟的时候面临着多种选择。以前对联盟治理结构的研究将联盟治理结构按照他们所包含的等级制要素的程度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沿用了等级制的控制和协调方法，把联盟分成了两种极端形式，一种是合资企业，在合资企业中参与者通过共有产权的形式组建一个新的法人实体而且采用公司等级控制特征进行管理；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没有共享产权并且很少采用等级制控制形式的联盟[7]。
以前对企业联盟采用何种合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层级控制制度主要是受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影响。交易成本经济学关注联盟中的“利己主义”行为，这种行为是因为联盟形成时存在签约风险和行为的不确定而产生的(e．g．Pisano,Ruso，and Teece,1988；Pisano,1989，Balakrishman and Koza，1993；Oxley，1997)。有学者认为等级组织的层级控制是应对联盟从一开始建立时就可以预见的风险的有效方法。采用等级控制来应对这种“利己主义”行为的逻辑就是通过命令、加强监管和实行统一的激励方法来增强控制能力。
目前依然有很多人对联盟治理的实证研究继续沿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传统，把每个联盟看成是独立的并且把联盟在成立的时候所开展的活动仅仅看成与交易成本相关。这种方法是静态的。他们把每次单独交易而不是相互间的经济关系作为分析单位，因此就忽略企业从联盟中产生了社会结构的可能性和从以前的互动中自动涌现出相互结盟的行动，而这些都可以改变或影响他们在选择联盟合约时候的决策(Ring and Van de Ven，1992；Gulati，1995a；Dyer and Singh，1997；Nickerson and Siiverman，1997)。
从社会网络观点出发，考虑结构嵌入性对战略联盟治理方式的选择是非常有用的，这是因为每个参与者的交易和经济关系都是发生在所有网络之中的。
社会嵌入性对处于社会网络之中的企业的重要意义就是它可以提高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企业间的信任是指对合作伙伴不会利用其他人的弱点而采取机会主义行动的信心。先前就具有联系的社会网络有两种可能的方法促进信任的提高。第一，以前的联盟可以当作一种有效的备选网络，这是因为构建社会结构使得企业对彼此的状况非常了解。在网络中通过不断地互动，企业不仅可以促进相互了解而且还可以发展出基于产权规范的信任，或者培养“基于知识的信任”(Shapiro,Sheppard,and Cheraskin,1992)。这种信任的培养需要很强的认知和情感基础，这种信任在组织成员个人的身上体现最为突出。Macaulay(1963)观察了组织中的成员是如何建立起个人关系的。反过来，这些人际关系又会“对获取一致性的期望施加压力”。Ring and Van de Ven(1989，1994)提出组织中那种非正式的人际联系对组织决定采用何种治理结构来对他们的交易过程进行监督有着重要作用。第二，社会网络可以作为产生“强制性”信任的重要基础。从与某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中产生的预期效应可以激发企业的良好行为。每个企业都会认为在合作中采取机会主义行动的合作伙伴会遭受到较大损失，这种认识提高了企业加强合作的信心。这种潜在的损失包括失去与合作方重复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失去与合作方在其他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在商业交易的圈子里面失去商业信用。
企业间的信任会影响他们选择战略联盟的策略。加入联盟的企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如何面对利己主义行为以及对其他合作伙伴的行为进行预测。一份详尽的合同是一个用来使合作行为变得可预测性的机制，另外一种机制就是信任。不管是从相互了解中建立的基于知识的信任还是由于担心声誉受到损失而产生的强制性信任，都可以在交换关系产生一种“自我增强”(self-enforcing)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可以代替合同的保护机制。(Bradach and Eccles，1989；Powell，1990)。作为一个结果，哪里有信任，哪里利己主义行为就会减少，组织也就不太倾向通过签订复杂的合约来确保彼此行为的可预测性。在一个有关战略联盟治理结构选择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企业为联盟选择合约形式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联盟所从事的活动和他们在开始组建时就可以预见的对利己行为的担忧，而且他们还要考虑通过以前联盟所产生的社会网络，这些企业依然是出于这些网络之中的。组织间通过以前的联盟所形成的熟悉程度确实可以在他们之间孕育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可以增强企业在组建新的联盟的时候大胆放弃等级组织结构。
对联盟治理结构的研究，我们还需要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多样性对企业组建联盟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还有一些存在于其它类型社会网络中的企业嵌入性诸如广泛的互相锁定关系，也会影响到企业联盟的形成与联盟的治理结构[8]。
3．3 联盟与网络的动态演化
联盟演化遵循不同的路径会对联盟绩效产生显著后果。因此，理解联盟演化的过程有助于为如何对联盟关系进行更好的管理提供深入见解。
有学者运用了一些实际案例对个人联盟网络进行了分析，他们想以此揭示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过程以及联盟的发展阶段。(Hammel，1991；Larson，1992；Ring and Van de Ven，1994；Doz，1996)。
最近几年，学者们研究了联盟形成的初始条件的作用。Gulati(1994)认为每个合作伙伴对联盟最后结果的看法会影响他们对合作激励以及那些会最终影响联盟绩效的可能合作途径的看法。(Hamel,1991)认为联盟最初的条件如合作伙伴的目标，他们的学习适应性和环境的本质以及组织间的关系确实会对联盟的发展产生影响[9,10]。
这些理论和个案研究加深和拓展了我们对联盟动态性的理解。虽然以前这些研究主要处于双边关系层次上，现在我们很有必要将这种理解拓展到网络层次上。哪些通过社会网络而发生的企业间的个人联系会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哪些横跨不同企业边界的个人不仅会对他所处的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可以通过他的人际关系影响到网络中其他企业的决策过程。当一个联盟承担一个新的实体时，比如成立一个合资企业，参与这个过程中的个体往往会产生角色冲突，这是因为他们会处于一种是忠于新的合资企业还是忠于原来母公司的冲突之中。更进一步，当在企业集群中做出网络水平层次上的决策时，会涉及到许多特别谈判，这时候动态性就往往不好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行为动态性可以从联盟网络水平层次上进行考察。有些学者已经论证了那些具有很紧密联系的企业集群更倾向于通过对联盟中个体竞争性战略进行协调而采取一致化的集体战略。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竞争形式，那就是由企业组成的网络与网络之间的竞争。这些企业网络可以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的企业。
以前的研究使我们对水平和垂直的网络结构有了新认识，但是关于企业联盟网络的增长和发展还存在一些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动态的组织网络不仅受到外部资源依赖性的影响，这种外部资源依赖性可以促进组织寻求合作，而且还受到“内部嵌入性”的动态影响，这种内部嵌入性意味着涌现的网络会日益增加对合作伙伴选择的影响。
联盟网络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它们是组织间关系不断演化的产物。结果是，新联盟关系肯定会受到以前社会网络嵌入性所形成的旧关系的影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每个时期形成的新关系会不断地改变他们所处的网络。随着社会网络增长，这些新关系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而将组织区别开来。这种“结构性区别”可以促进组织将他们的合作伙伴按照他们特别的关系和结构特征进行区别。随着可获得信息增加，组织可以通过寻求建立合作关系从而使自己逐步摆脱对外在性因素的依赖关系，相反他们却越来越深受他们所处网络的影响。
四 结论
本文提出从社会网络视角对战略联盟进行研究探讨，并且深入分析了社会网络嵌入性对战略联盟形成、治理和演化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尝试和探索将对战略联盟的研究从当前的企业间双边互动水平上拓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网络空间。这为将来开展对战略联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本人对战略联盟的研究探讨不可避免地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实际上还有很多关于战略联盟的重要研究问题没有包括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