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商埠近代企业的创建及工业化程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埠论文,近代论文,程度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2-0088-10
清季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作为对外实施“商战”的一项重要措施，自行开放了三十几个通商口岸，这些口岸当时被称为“自开商埠”(port opened voluntarily by China)，以区别于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条约口岸”(treaty port)。对于条约口岸，学者已作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而自开商埠研究方处于起步阶段（注：目前涉及清季自开商埠的论文主要有：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未刊硕士论文，1991年6月（案：张文着重讨论了开埠的过程，对商埠的建设、章程制度的拟定以及开埠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上没有论及）。杨天宏：《清季首批自开商埠考》，《历史研究》1998年2期；《清季自开商埠海关的设置及运作制度》，《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2期；《清季自开商埠的经费收支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2期；《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与清季外贸场域的拓展》，《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3期。张践：《晚清自开商埠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单个自开商埠研究相对多一些的是山东周村，有关成果收录在孔令仁、李德征编《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在自开商埠近代工业发展状况及其工业化程度的估量方面，目前尚无有价值的成果可供检索。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点拾遗补阙的工作，略展其内涵，以引起学者对自开商埠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视。
在1898年清政府作出自开商埠决策之前，多数后来被称为“自开商埠”的城镇工业发展水平尚停留在家庭作坊或手工工场阶段，还没有进入机器工业时代。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开始了早期工业化的努力，条约口岸作为先行者，奠定了近代工业的基础，少数省会级的后来辟为自开商埠的城市也引进了机器生产。但此时的清朝统治者还主要着眼于“兵战”，旨在“求强”，对于“求富”特别是对能够真正构成“商战”之本的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尚不甚措意，因而大多数洋务活动都被限制在军事工业的范围内。大概除了湖北武昌因张之洞的倡导及身体力行可以作为唯一的例外，后来的自开商埠当时不仅基本没有近代民用工业，就是军工企业，也少得如同点缀。
例如，在昆明，开埠之前只有云南机器局和云南矿务招商局两家以蒸汽机作动力的近代企业。前者在1871年创办，系官办兵工厂，主要生产枪炮；后者在1883年创办，开采铜矿，主要用于铜币制造。两个工厂基本上都不生产民用产品[1]（158-159页）。济南开埠之前除了官办的与云南机器局同样性质的山东机器局之外，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在称谓上具有近代色彩的“铜元局”、“教养总局”、“工艺传习所”实际上只是官办的手工工场。如1902年创办的“工艺传习所”，虽下设铜铁、木器、绣货、花布、造车、毛毯6个“工厂”，但却没有动力机械；从雇佣关系的角度考察，该局系吸收游民从事强制性生产，工匠对厂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近代工业企业[2]。
昆明、济南系省会城市，其近代工业的发展状况尚且如此，非省会城市自开商埠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就更加低下，有的甚至连传统的手工业也没有。岳州在清季也没有近代机器工业，1901年设立的开采辖区内铅锌矿的宝成公司，系雇佣工人拣富矿即土法采掘；10年后接手该公司采矿的由长沙资本家集股组成的丰大公司，也未见使用机器设备的记录[3]（101页）。周村的近代工业在1909年才开始在缫丝领域创设，此前虽以发达的丝织业著称，但多属家庭手工业，境内1000余织户，共拥有手工织机1万余台，工人1万余人，平均每户只有织机10台，工人10人，可见每个生产单位的规模均十分狭小[4]（239页）。三都澳在开埠前只是一个荒凉的渔村，“除了几间破旧农舍以外，看不到其他东西”[5]（157页）。其他地区的情况或与昆明、济南相似，或与周村同类，或与三都澳处于伯仲之间。就整体而言，自开商埠在开埠前均处于前工业化时代，工业发展状况十分落后。
但是，随着商埠开辟、外国机器工业产品的启示效应越来越明显、国人对发展实业的认识逐渐加深以及通商带来的货币资本的增加和投资实业条件的日益成熟，近代机器工业在自开商埠开始起步发展。以昆明为例：前已述明，开埠前昆明只有两家洋务官办非民用的近代企业，但是在1905年奏准开埠之后，短短5年时间内，其近代工业便发展到近20家。创办及经营情况详见下表：
表一 昆明开埠后近代工业发展状况表（1905-1910年）（注：参阅云南经济史编写组编《云南近代史》，第161-162页。案：1.原表为“云南近代工业表(1872-1910)”，系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云南经济》、《续修建水县志》、《昆明市志》等书统计编制，未注明这些书的详细出处，本文引用时仅选取其中有关昆明开埠之后的部分。2.卷烟业的“六合兴旺有限公司”资金仅0.025万元，作为近代机器工业，似乎少了一点，这里或许数据有误，或许该公司并不属于近代企业。3、耀龙电灯公司的创办时间据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第917-950页）所载为1912年，创办资金为1200000元，两者出入较大，或许后者包括了后期投入在内。）
由上表可以看出，宣布开埠之后短短几年间，昆明的近代工业已经迅速从军用工业拓展到民用工业领域。其开办形式也由刚开始时的官办发展为官商合办与商办，而商办则构成了民间投资办厂的主要形式。一些商业资本家除了继续从事商业贸易之外，也开始改变传统的只将商业资本用于购置田地及房产的做法，投资近代产业，将一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如耀龙电灯公司的19个主要发起人中，有资料可查的16人都是商业资本家，分别经营票号、川货、茶叶、棉花、绸缎、书籍、油房、盐庄、药材、纸张、海味等业务，他们都在耀龙电灯公司投放了资本。昆明开办近代民用企业之后，很快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就是同期创办的军工企业，在满足军需的同时，亦能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产品。如云南陆军制革厂的产品，“先尽陆军需用，其余之货列为商品，平价相售”[6]（63页）。印刷局除为政府印制文件表册外，还对外营业，提供印刷服务。尽管由于资金、技术缺乏，开埠后昆明创办的近代工矿企业并非全部使用机器生产，手工劳动在全部劳动支出中还占有相当比例，但这些企业毕竟为昆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力要素，推动了昆明城市经济的发展[6]（62页）。
与昆明工业发展水平相类似的济南，开埠后近代企业也相继涌现。1905年由庄钰、刘福航等人创办的济南电灯公司，是济南开埠后第一家民营企业。此后近代工矿企业不断产生，从开埠到辛亥革命前近8年时间内，济南新创办了16家近代民营企业，加上官办及官商合办的厂矿，总数达21家：
表二 清季济南近代企业创办情况表（1905-1911年）（注：资料来源：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著：《济南简史》，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86-387页附“济南近代企业一览表”。本文引用时略去了原表中开埠前有关部分，列表形式有所改动。）
济南开埠后出现的首批近代企业，大多是以“商办”形式即私人投资或集股创建的，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极少。此时山东财政空虚，官府无力垄断近代工业的投资，因而官款只能起到提倡或补助的作用，个别较大企业虽有官股，也只是在扶植意义上加入的。例如1909年创办的泺源造纸厂，名义资本为260000两，拟以股份制方式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募股之初，仅收到60000两，主持该厂的劝业道丁道津乃请求于“官款项下各拨二、三万两，以资周转”[7]（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这一请求得到允准，从而使该厂有了30000两官股，但官股只占全部名义股份的11.53%，其余股份全是商股。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政策扶持”成为济南近代企业得以发展更为关键的因素。小清河轮船公司就得到了这方面的实惠。创办之初，该公司筹集股本10万两，购买了船只，修造了栈房码头。但投入营运之后生意清冷，客货稀少，亏赔增多，无法实现与胶济铁路抗衡分利的初衷。于是山东巡抚周馥“许以官盐包运”，又许“挖通羊角沟以通海船”，又许“小清河专利行轮十年期限”[7]（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在官方政策的大力扶持下，该公司才得以避免倒闭。
从近代企业的门类上看，济南比昆明分布略宽。昆明开埠初期的近代企业大多为生产日常生活用品的企业，而济南的近代企业则涉及了交通、纺织、机械、五金、建材、食品加工、农林等众多领域，开办资金相对较多，工厂的规模相对较大。但这种情况在自开商埠并不普遍。例如，与济南同时开埠的周村，开埠之后近代工业大多集中在本地的特色产业丝绸纺织业方面。从数量上看，清末开办的近代缫丝工厂只有1家，民国初年发展为6家，其他的“工业”大多局限在食品加工领域，生产方式一般为简单手工劳动（注：1909年创办的裕厚堂机器缫丝厂是周村第一家商办近代缫丝企业。工厂投入资本10万元，内分动力、蒸丝、缫丝、打包四部（车间），设备有蒸汽锅炉和法国制缫丝机，工人约130人，产品销往上海出口。侯颖方、刘学照：《周村开埠后商品经济发展述略》，见孔令仁、李德征：《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第239页。）。湖南岳州虽开埠初期商务兴盛，1902年湖南炼矿总公司在该埠建立了总厂，延聘外国工程师，冶炼各种矿砂，其自身的平江也改用西法开采，算是有了近代工矿企业，但该埠大多数“工厂”主要的工业制作方式还停留在手工劳动阶段[8]（68-93页）。
相对而言，开埠之后近代工业发展较快、规模拓展较大的自开商埠是湖北武昌。该埠于1900年11月18日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开埠，此前已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湖北纺纱局4家近代企业，虽系洋务派官办，但毕竟开了风气，奠定了近代工业的初步基础。设关开埠之后，在洋务官僚继续投资办厂的同时，商办企业也有了长足发展。武昌开办近代工业的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表三 武昌开办近代工业情况表（1900-1911年）（注：本表系据皮明庥主编《武汉近代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208页所列“武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表”及“辛亥革命前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厂创建表”两表中有关武昌的资料汇总编制。有※号的企业先是官办，后改为商办。竟成电气公司的创办资金按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第917-950页）的记载为950000元，我怀疑表三的数据偏高。白沙洲造纸厂作为生产纸张的企业，技术含量并不高，3000000元的创办资金也略嫌高了一点。）
表列工厂共18家，加上开埠前由张之洞创办的4家，1911年以前武昌已有22家近代企业。其中纺织业有9家，9家中3家创办资金不详，有资料可查的6家总创办资金为170万两。但这一数字反映的只是第一次投入的情况。据学者估计，仅张之洞在武昌开埠前创办的湖北“丝麻四局”，在历时近16年年的建设中，共投入了316万两巨额资金[9]（135页）。估计加上开埠后的各商办厂家，辛亥前武昌地区的纺织工业总投入应不少于350万两。一个工业领域有如此高的资金投入，在单个自开商埠是十分罕见的，它有力地促进了武昌社会经济向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东北各自开商埠近代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开埠之前，东北的近代工业主要在条约口岸创建，其他城镇虽已出现了像吉林机器局一类兵工企业，但经营不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吉林机器局被沙俄军队摧毁。其他幸存的工业大多为珲春天宝山银矿和三姓金矿一类采矿业，以土法开采为主[10]（1151-1153页），近代工业的整体水平很低。1905年12月22日依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附约规定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之后，东北各主要的自开商埠近代企业开始大量出现。以吉林为例，开埠不久，地方官即于省城外松花江南岸设立实习工厂，内分织科、染科、木科、料科、杂艺科，并准备“逐渐推广”金科、电科、陶科、制糖、制酒、制纸、制革、印刷、应用化学诸科，内地工商业方面“来吉就工者亦日又所见”[11]（卷11，实业，吉林省）。1907年，兴华玻璃厂在吉林建立。1908年，吉林成立了矿政调查总局，统辖全省矿务，吉林所辖三姓金矿同年改为官办，规模有所发展。另外，辛亥之前，吉林还办了一家机器制砖厂，一家旗务工厂，一家机械丝厂[12]（73-84页）。东北另一重要自开商埠哈尔滨则主要发展了近代食品加工工业，仅机械面粉加工工厂，开埠到辛亥几年间，就创办了10家，此外还有几家机械榨油坊[12]（78-81页）。哈尔滨还成立了商埠公司，从事近代工业生产及举办社会公益事业。该公司以“息借官款”筹措资金40万吊开办，其《租建专章》和《招股简明章程》曾宣称将承担筑路、供水、供电、办理电话及邮政等一切公益事业[11]（卷3，商埠交涉，吉林省），经济职能已超出单纯管理经营通商事宜的范围。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也创办了“火磨面厂”，机器从天津购置，产销两旺[11]（卷11，实业，黑龙江省）。
以上反映的是主要自开商埠在辛亥革命前近代工业发展的情况。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政府实施鼓励工商等实业发展的政策，加之1914年之后连续4年的欧战，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力暂时减轻，自开商埠也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近代工业获得了新的发展。例如，昆明从民国元年到1923年，12年间共新建各类工厂45家，总投资为70万元，其中10万元以上的有3家，虽然多数工厂规模较小，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铜铁机械或木制机械，其中一部分还使用了电力设备，近代企业的性质十分明显[1]（163-166页）。周村民国初年创办的机器缫丝工厂共有同丰、新记、恒兴大、元丰、慎记5家。湖北武昌在纺织工业已经较为发达的基础上，著名工商界人士李紫云、程栋臣等又筹集资金，于1915年开始创建武昌第一纱厂。该厂机器全部从英国购进，设备先进，1919年投产后，效益极好，头两年即有130万两赢利。股东为发展生产，决定将红利转为股金，到1920年，工厂股金便上升至342万两。第一纱厂的创建，巩固了武昌作为中国重要纺织中心的地位[13]（123-125页）。济南的近代工业在民国期间也发展迅速。据英文《中国年鉴》统计，截至1926年，济南的华商重要工厂共计47家，此外有日商投资的工厂5家，中日合资所办工厂一家，总数为53家。到1932年，济南已有大小工厂455家。济南的面粉加工工业尤为发达，民元之后有兴顺福、流水丰年、茂新、惠丰、民安、正利厚、恒兴、成丰、华庆等厂成立。1920年前后，济南的面粉加工工业进入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14]（156-159页）[15]（19-21页）。
除了工厂数增加外，加工机械及工艺也有一定程度的改进。在近代工业的某些领域（如纺织业），机械设备及工艺的改进对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关系尤为明显。以周村为例，民初所创建的机器丝织厂，到20年代初期因面临外来的华丝葛、线春等织品的竞争，厂家感到“木机提花，不能适用，遂改用日本佐佐木工厂铁木合制机，提花精美，出品精良。此项事业，因此大振，继起者颇多”[16]（18页）。30年代初，周村又推广铁制织机，增加了捻丝装置，产品更加精美，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
民国时期自开商埠工业化程度提高最重要的标志是机器动力设备在更大范围的应用和更新。张其盷《山东志》一书记载周村民国初年所建5家缫丝厂的情形说，“同丰厂并附设电灯厂”，各厂“所用机件，悉美国蒸汽机”[17]。这表明周村主要缫丝工厂的动力系统已初步达到早期工业化时代的水平。除了蒸汽机外，电力也开始作为工业动力进入主要自开商埠。民国初年，不少自开商埠创办了电力工厂，所产生的电能除供照明之外，一部分还用作动力，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下是各主要自开商埠创建电灯电力工厂的大概情况：
表四 自开商埠电灯电力工厂创办情况表（1905-1923年）（注：表据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册（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第917-950页）有关资料汇总而成，略去了非自开商埠的资料数据。其中有关济南、昆明的资料数据与前面引用的资料有出入，本文在使用时作了必要的修正。南宁的投资额原表缺，本文据迟芳撰《邕城电灯何时有》提供数据补入，迟芳文见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宁史料》（内部资料）第5辑，第27页，1982年12月版。）
表内发电量在1000千瓦以上的电厂共有5个，最大的两家发电量超过4000千瓦。若以单个城市计，武昌一城的电厂最多，共有5家，其中两家未见发电量记载，有记载的3家总发电量为6628千瓦。这些工厂所产生的电能显然不可能全部用于照明。武昌是自开商埠中人口最多的城市，1911年初的统计数据为18.24万[18]（659页）。到武昌大利纱厂电厂创办的1920年，估计其城市人口不会超过25万。若以25万计，按每家5口人算，武昌大概应有5万个家庭。即便每个家庭都点上一盏60瓦的电灯照明，所需供电量也仅为3000千瓦。富余的3628千瓦电能中相当一部分很可能作为动力，用到工业生产上。事实上，武昌大利纱厂电厂的发电量就占了武昌全部发电量的将近五分之三，其所产生的电能主要用于纱厂的动力系统，应当是一目了然的。
在自开商埠的电力工业发展建设中，昆明耀龙电灯公司在地方士绅王鸿图等人主持下，于1912年引进德国西门子公司技术及设备，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这在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创举。1927年德国《西门子杂志》刊登文章，对这一举动大加称赞：“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远离世界潮流和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将西方技术成就移植到自己的土地上，一些卓越的知识分子和有关方面敢于开拓的人士就是这么说（做）的。”[6]（131页）耀龙电灯公司和石龙坝水电站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昆明近代工业的发展。
不仅武昌、昆明，就连以传统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周村，民国以后其规模大一点的丝厂都开始向电力化方向发展。1919年，周村在长山投资建设了电力公司，既供照明，也用作工业动力。到1935年，周村丝织行业已有电动机62台[19]（156-158页）。周村主要的丝织业厂家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由木机发展到铁木提花机，再发展到以电力驱动纺织丝绸，其趋向“工业化”的过程几乎可以看作是全部自开商埠的一个缩影。
在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如同蒸汽机的发明使用树立了一个重要里程碑一样，电力工业的产生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也具有发展里程碑的重要意义。我们虽然还不能说中国自开商埠的工业发展已经全面进入了电气时代，因为电力在自开商埠的应用还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但作为一种良好的开端，它所展示的发展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从自开商埠不同门类工业资本额比较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显的“工业化”性状。以济南为例，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初，济南有各类“工厂”共计455家，或为机器工业，或为手工业，或半用机械、半用人力。其工厂家数、投资状况及产品价值构成如下：
表五 济南各类工业资本及产值比较表（注：资料来源：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1935年版，第4编“都会商埠及重要城镇”第1章“济南”，第19-20页。）
从工厂数量上看，济南近代机器工业只有20家，占该埠工厂总数455家的4.40%，半机器工业厂家有216家，占47.47%，手工工业作坊有219个，占48.13%，机器工业厂家数量偏少，比例偏低。但是，从资本构成上看，这20家机器工业的资本却占455家“工厂”全部投资总额的81.62%，而手工作坊数量虽然最多，但资本额却只占投资总额的2.61%，其余的15.77%份额为半机器工业所占。从产值上看，济南455家工厂的总产值约为33058743元，其中机器工业为26211438元，占总产值的79.28%；半机器工业为5475405元，占16.56%；手工业为1371900元，仅占4.15%。很明显，济南的传统手工业已经从以往的中心地位退出，居于从属或次要的地位。
那么，自开商埠的工业化程度究竟如何呢？相对而言，个别城市比较容易估定。据学者研究，武昌（连同部分汉口、汉阳的统计在内）的纺织工业若以纱锭数量计算，民国初年已经仅次于上海，排在全国第二位（注：皮明庥主编《武汉近代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21页，案：武汉地区最重要的6家纺织工厂大多在武昌，故武汉在纺织工业发展方面的统计数据实际上主要反映的是武昌的情况。）。济南已跻身中国“面粉业六大中心”[14]（156-159页）之列。东北的哈尔滨则被学者列为与上海、天津、武汉、青岛、无锡、大连、广州等大城市并列的“工业发展之中心”[20]。据此，我们或者可以认为，武昌、济南、哈尔滨3个城市在开埠之后，经过清末民初二三十年的发展，工业化程度已经明显提高，并且在近代工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初步确立了在国内开埠城市中的经济地位。但是，从全国来看，自开商埠的工业化程度还相当低下，武昌、济南、哈尔滨的情况并不反映三十几个自开商埠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当时大多数自开商埠的近代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工业”仍然是传统的手工业。即便一些自开商埠出现了少许机器工业，但往往局限在食品加工、纺织缫丝等特定的生产领域，工业结构单一，未能实现不同门类的工业互相配套支撑的格局。
以周村为例。如前所述，开埠后该地区的经济曾出现一时之盛，但其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这两类工业的资本额占周村工业资本总额的61.45%，产值占83.43%[15]（114-122页），而作为近代工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机械制造和修理业，周村皆付阕如。就是周村素称发达的丝绸业，属于机械纺织部分的资本构成也相当低。30年代初，周村有资本可查的251家丝绸业工厂、机坊、织户的资本构成如表六：
表六 周村丝绸业工厂、机坊、织户的资本构成（注：资料来源：参阅汤敏《周村开埠后的丝绸业及其对山东丝绸业的影响》一文，载孔令仁、李德征编《周村开埠与山东近代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资本 家数
资本
家数
10000元以上
1 1250-1750元
54
5000元 1
1000元
57
3000元 4750元
26
2250-2500元 10500元
66
2000元24250元
8
表列数据显示，周村开埠后虽经过近30年的发展，但资本在3000元以上的丝绸工厂（或作坊）只有6家，而3000元以下的却有245家，其中1000元以下的有157家，最少的8家资本只有250元。这表明大多数周村的丝织业，尚停留在以机坊或织户为生产单元的作业阶段，真正意义的近代丝绸纺织工厂为数寥寥。《中国实业志》的调查人员称周村“大规模的机器工业极少”[15]（154页），应该是面对实情而发出的感叹。民初周村5家丝绸工厂“所用机件，悉美国蒸汽机”以及30年代已拥有62台电动机的孤立事实，并不足以改变整个周村工业化程度低下的局面。
与周村同时开埠的山东潍县，据有关学者研究，其工业按性质不同可分为机制工厂工业、作坊手工业、店铺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30年代，四者之中，仍“以家庭手工业占主要势力，作坊手工业居其次，至机制工厂工业虽亦有十余年之历史，但其发展甚缓，至今尚不能居支配地位”[15]（86页）。属于最早一批开埠的湖南岳州，经过近30年的发展，“只电灯公司一家，碾米厂三家，其它概系作坊工业及家庭手工业”[21]。三都澳、香洲、常德以及东北众多非省会级的自开商埠，其经济功能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时段一般体现在通商贸易领域，在发展近代产业方面很少有积极的建树或表现，从而在较大的区域覆盖面上弱化或降低了自开商埠的整体工业化水平。
如果将自开商埠与条约口岸加以比较，自开商埠工业化程度的低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我们知道，口岸是为通商贸易而对外开放的，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发生商业贸易关系可以直接刺激本土近代工业的诞生，使口岸城市在对外通商贸易的同时具备从事近代工业生产的功能。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之后，工商业资本及其产值的比例便成为衡量该口岸近代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志。虽然商业本身的发展也可以作为一种尺度，用于衡量一个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从而测量出该地区是否已趋向“近代化”，未可将工业的发展作为唯一的标志。但由于近代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因而工业化程度应当是最重要的尺度。下表是20世纪30年代初山东自开商埠济南、周村与条约口岸青岛、烟台在工商业资本和产值方面的比较，通过比较，或可揭示出自开商埠工业化发展程度的不足：
表七 山东自开商埠与条约口岸工商业资本及产值比较表 单位：元（注：本表据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1935年版）“都会及重要城镇”编中济南、周村、青岛、烟台各章有关数据统计。烟台工业产值部分缺酿酒业产值。）
根据表列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虽然济南的工业资本相当于其商业资本的166%，但工业产值只相当于商业产值的36.18%。周村的工业资本缺乏数据，其工业产值只相当于商业产值的31.84%。与青岛、烟台相比较，济南的工业资本投入明显低下，其工业资本只相当于青岛的3.84%，相当于烟台的13.25%，济南的工业投入大大低于作为条约口岸的青岛和烟台，且其工业结构中半机器工业和手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表明其城市的生产（尤其是近代工业生产）功能尚十分弱小。从商业资本的角度考察，济南的状况也不理想，其商业资本只相当于青岛的2.78%，产值只相当于青岛的2.29%，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虽然青岛和烟台作为沿海型的条约口岸，具有通商贸易的优势，其商业产值远远高于工业产值，但两埠的工业资本在比例上明显大于商业资本，其工业化步伐较之济南、周村迈得更大、工业化程度更高应当是不争的事实。济南、周村工业资本相对低下的情况，在其他自开商埠也不同程度的存在。
自开商埠工业化程度低下的原因首先在于工业基础薄弱。多数自开商埠在开放前都没有近代工业，其工业发展在整体上处于传统的手工工场阶段，一些自开商埠甚至还处于手工作坊阶段。从技术上讲，它本身的工业要过渡到近代机器工业阶段尚存在准备不足的困难。即便可以通过引进外国技术而跨过技术上的难关，也会受到资金积累方面的制约，因为传统手工业所创造的价值和可用于新型投资的资金积累往往是不充分的。周村在开埠后近30年，资本在3000元以上的丝绸工厂只有6家，而3000元以下的却有245家，其中1000元以下的有157家，最少的8家资本只有250元[22]（215页）。其他自开商埠虽有投资达数十万元的工厂，但绝大多数工厂的投资都在5万元以下。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工业基础薄弱以及与之相关的资金短缺如何制约着自开商埠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市场所能提供给工业发展的空间相对狭小也对自开商埠的工业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制约。除了少数省会级的自开商埠外，多数自开商埠在中国城市中的级别和序列都很低。像三都澳、秦皇岛、香洲、海州、葫芦岛、公益埠、天生港、三姓、同江等处，开埠前最多只能等同于一个小镇，在施坚雅所划分的城镇等级中居于最低序列。岳州、南宁（1912年方改为省会）、潍县、常德、湘潭、辽阳、新民、凤凰城、珲春、瑷珲、满洲里等处，开埠前也只是州县一级的城镇。即便是济南、昆明、武昌这样的省会城市，开埠初期人口大多在10万左右，在施坚雅的城市序列表中均排列第三等级，属于“区域级城市”的类型[23]。包德威(David D.Buck)说“济南在晚清只能算作一个三流商业城市”[24][25]，其实昆明、武昌、齐齐哈尔等省会级的自开商埠在开埠之前至多也就是“三流”的商业城市。这类城镇，作为消费单元来说，比较一、二流城市对于近代工业产品的需求量要小得多，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工业产品的消费出路，而且限制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作为生产单元来讲，它的加工制作能力相对低下，这又影响到了它对国内外市场的供货能力。在供需量均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自开商埠要在近代工业领域有较大作为，是十分困难的。
此外，自开商埠的工业发展还受到了比条约口岸更加严重的外国资本的压抑。本来中国的工业发展已严重滞后，相对西方国家的近代工业而言，整个中国的近代工业均属于“后发型”。由于起点低，起步晚，中国的近代工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自开商埠的工业尤为“后发”。多数自开商埠的近代工业迟至20世纪初才开始艰难起步，比沿海条约口岸大概晚了30至40年。而此时的竞争环境比条约口岸创办近代工业初期更为严峻。巨大的外来压力，使自开商埠的近代工业一开始就处于步履维艰的境况。山东周村一度兴盛的丝绸工业从20年代中期开始衰退，即与世界经济危机及日本人造丝的大量涌入有关（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日本的丝织产品也随之而至，周村丝绸产品因此而失去东北市场。30年代初，周村的机坊户从过去的1200余家减至960家，昔日的兴盛，已难复现。详见赵占元：《周村丝麻织业调查》，《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9号，第67页。）。秦皇岛商务及近代工业的发展，仅仅因为开平矿务局为英国购占所产生的交涉问题，就延误了数年之久[26]（145-161页）。岳州工商业因面临来自条约口岸长沙的间接的国外竞争，20年代以后即一蹶不振[21]（102-103页）。济南在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省府迁至泰安，其既有工业“已受一重大打击，加之目下复受外货倾销之影响”[15]（21页），工业前景，已十分暗淡。总之，外国资本的存在已经成为制约自开商埠近代工业发展的挥之不去的阴影。
尽管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经过开埠后近30年的努力，自开商埠毕竟为自己奠定了初步的近代工业基础，并且在自身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为中国近代工业建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史，没有理由忽略了自开商埠的历史存在。
［收稿日期］2001-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