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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严重受阻滞后
早在80年代初日本经济实现了对欧美的追赶后，便开始注重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渡。虽然泡沫经济导致了经济的萧条，但这一过程并没有中断，相反却在努力摆脱萧条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和凸现出来。尤其是在日元升值时期，日本通过企业向海外的大量转移，为国内的产业调整腾出了一片十分开阔的“产业空间”，从而有利于其集中力量发展更先进、附加价值更高、属21世纪的领先产业，特别是信息通讯业。这一选择的成败与否不仅关系到日本经济近期是否能迅速摆脱萧条而进入中期平稳发展，而且还关系到经济的长期发展远景，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但在对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开拓和攀登的过程中，日本面临着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是业已比自己更强大，已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处于领先地位的强有力对手——美国的挑战、遏制或堵截。二是在国内科研水平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使得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十分缓慢、艰难和被动，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所谓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无非是指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指正在迅速发展的以集成电路、软件、电子计算机、传真机、光纤光缆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取代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产业而成为未来经济的主导产业。
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和服务领域的优势已十分明显。从电脑行业看，在1993年世界个人电脑市场上，美国所占份额高达70%；在电脑软件市场上，美国则占75%的市场份额；在“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技术含量非常高的工程建设中也同样占据非常明显的有利地位。美国高科技信息产业已迅速崛起，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以软件和网络为中心的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已超过传统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至1/3来自信息产业。过去三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部分有27%来自高科技信息产业，而住宅建设仅有14%，汽车工业仅有4%。数据技术不断创造出新公司，在硅谷每周就有11家公司成立。就业结构也因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而改变，美国服务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80%，信息产业的人力资源供给紧俏。美国职工中60%属于知识型，每新增加10个就业机会就有8个同信息产业有关。
通过运用高科技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美国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高，生产成本大大降低，改变了过去劳动生产率停滞的局面，开始加速增长。1990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近几年来则基本停止了增长，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正由于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才使得美国经济率先走出了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出现了复兴。
与美国在这一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抓住机遇，率先使经济走出萧条，重获生机，迅速发展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失去了机遇，失去了优势，并正在渐渐地落后。
众所周知，早在80年代日本曾一度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储存器研究以至整个半导体产业方面领先于美国。1982年日本实施了著名的为期10年，耗资570亿日元的第五代计算机开发计划，由于认识科学领域基础工作没有做好，构想失误，该计划未产生任何商业价值便以失败而告终，从而错过了互联网络时代的到来并成为软件领域的失败者。而此时，美国的比尔·盖茨们却彻底地改变了世界信息产业的生态。1992年日本在计算机软件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为4.3%，分别为美国和欧洲的1/20和1/5。在多媒体方面，美国有关学者认为日本要比美国落后10年；日本学者也认为，在信息技术产业方面，不论是硬件市场，软件市场，还是信息服务市场，美国都已处于领先地位。
不仅如此，而且由于信息产业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美国还相继扭转了其在汽车、半导体等传统制造业方面的劣势，从日本手里夺回了优势。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和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1994年世界竞争力报告》，美国已超过了连续8年居世界竞争之首的日本而名列全球之冠。正如美国报刊所说，美国在一系列关键性工业中“都把对手日本推了回去”。
此外，日本虽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但战后日本科技发展基本上走的是在欧美国家完成的基础科技成果的基础上以引进外国技术为主，辅之以技术消化创新，使之成为产品的捷径。这种缺乏基础研究的经济使日本的发展后劲不足，尤其是当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处于同步的技术开发前沿时，这种弊端更加暴露了出来。
1996年日本科学技术厅公布的科技白皮书，在对日本1995年科研状况进行全面总结时指出，由于日本科研投资不足，科研经费平均分配，科研体制落后，过于保守，缺乏竞争，论资排辈现象严重存在，束缚了年轻科研人员的手脚等，致使日本的科研水平逐年下降。在大部分尖端技术领域不仅落后于美国，而且也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
从数据看，日本政府负担的研究经费占GNP之比在西方国家中是最低的，只占0.62%；而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则分别占1.10%、0.95%、0.91%、0.67%；战后西方诸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分别为：美国175人，英国66人，德国62人，法国25人，日本仅5人；按科学领域分，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日本对美国全部处于劣势，对欧洲国家处于优势的只剩信息、电子和新材料工程等领域；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美国皆处于优势，而在1994年时，日本在机械制造方面还处于领先地位；与欧洲相比，日本虽然在机械制造、电子工程和材料工程方面具有优势，但在生活科学、海洋科学等方面则处于绝对劣势。
日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由于失去了科学技术强有力的支持，这一转换过程显得异常的缓慢和艰难，新产业的曙光虽已露微熹，但却无法使之成为喷薄而出的旭日，照亮这个岛国。日本的产业结构因此无法从旧有的框架中迅速解脱出来，上升到新的高度，只能尾随着欧美，或原地徘徊，或向前艰难地移动爬行，显得无力和虚脱。
日本所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严重滞后，除了美国不仅已不再象冷战时期那样能无保留地及时向日本提供最新技术而且还反过来对其进行技术上的封锁和限制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外，还和日本自身的不足，如社会体制，生产模式，社会习惯和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有关。日本社会强调群体作用，忽视或轻视个人的价值理念，恰与高新技术对人才的要求相反。高新技术的开发恰恰需要个人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和敢于冒险，向新事物挑战的决心、胆魄和勇气，而这些正是日本社会所缺少的。这样在失去美国高科技的庇护和支持下，日本便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向高新技术领域进发，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而只能在现有的领域内徘徊不前。一位美国著名士人士说，自从日本发明了“随身听”后，就再没搞出什么象样的科技产品了。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严重制约本国经济发展
从日本国内市场看，虽说1997年4月5%新消费税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个人的消费，但消费税的制约作用无论怎么说都是有限的，并不象报刊杂志所渲染的那么严重，而隐藏在消费税后面的另一种看不见的因素对消费的制约要远远大于消费税本身，那就是对传统产品的生产过剩和消费饱和。
由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产品老化，不能带动新一轮的消费热潮，因此长期以来占日本GDP60%的个人消费市场因趋于饱和一直疲软不振，困扰着日本经济。尤其是在消费税实施之前，在市场预期心理和人为宣传的推动下，个人的超前消费使消费市场及有限的消费能力在实施新消费税之前被提前释放和抽空，加大了此后的消费市场的疲软度，拉长了疲软持续的时间，使消费后续乏力，跟不上生产发展的速度而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导致经济的停滞和衰退。
1997年几乎所有面向国内市场的各类大中小企业都出现了生产停滞，销售下降，价格下跌，库存积压以至企业大量倒闭（其数量已超过了最坏的1996年，高达16365家，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较上年增加75.4%，达14万亿日元之多）；失业人数骤增，失业率在3.5%而居高不下，恐慌心理如瘟疫般蔓延开来。加之数年前因泡沫经济破灭而遗留下的一大堆呆帐死帐未及时处理拖延至今，使得那些负债企业无法再强撑硬顶而相继宣告倒闭。尤其是11月以来出现的大型企业的“集中死亡”，如11月3日在日本证券业排行第七的三洋证券公司倒闭；11月17日，银行业排行第十、拥有96年历史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倒闭；11月23日，八百伴日本公司宣布破产（为日本战后破产的最大的一家零售业企业）；11月26日作为地方银行的德阳银行也宣告破产；11月22日，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公司因资金运转失灵，经营陷入困境而向大藏省申请“自主废业”，成了日本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企业破产等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发生，更是给日本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震动。悲观主义情绪比之泡沫经济破灭时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由此而酿成的巨大的信用和心理危机的不断加深，个人消费又进一步急剧缩减，生产再度受挫，整个经济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恶性循环。东京证券的平均股价在1997年12月30日以15258.74日元结束了1997年的交易，较之年初的19446日元，下降了22%。1997年的经济增长率也远远低于年初的预计，仅为0.1%，几近于零增长。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也严重制约亚洲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不仅阻碍了日本经济自身的进一步的发展，而且由于日本长期占据着传统产业的霸主地位，过分保护这一“领地”，不愿向那些发展中的国家转让技术，又严重地制约了周边国家的经济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发展，使得这些国家的发展严重受阻，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滑波，其经济负面效应进一步向周边地区扩散，危害并严重制约了亚洲经济的发展。
人类经济梯形发展态势，是靠处于尖端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来带动的。向高新技术产业的切入转换一旦受阻，传统产业的发展就会因失去推动力而变得缓慢，出现停滞以至衰退，消费就会因失去新的热点而很快趋于饱和。目前，日本经济正是在这点上进入了一个可怕的怪圈，并在本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愈益消极的作用：由于它无法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所以仍牢牢地占据着传统产业的霸主地位而不肯挪位，继续重复着传统产品的标准化大规模的生产，致使国内消费疲软不振。为了摆脱困境，不得不绞尽脑汁使日元贬值，借助日元贬值之势拼命扩大出口赚取利润，于是围绕着“外需”开始和新兴国家争夺起有限的传统产品的市场，从而加速了整个世界的生产过剩和市场饱和，并终将酿成并非危言耸听的一场源于日本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日本在高新技术领域虽然大大落后于美国，但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仍还是“龙头老大”，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但在冷战结束后至1995年下半年这段时期，由于美日对立，造成了美欧联手打击日本，共同促使日元升值，使严重依靠“外需”的日本经济饱尝了苦头。而亚洲“四小龙”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借机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随着此后美日关系的重新调整，汇率走势开始朝日元贬值方向发展，日本出口企业开始全面复活，竞争力大增，重振起雄风，与亚洲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市场争夺。
由于日本企业在日元升值时采取了各种紧急对策规避汇率风险，已将产品获利的最底汇率线降到1美元比100-110日元之间，使企业迅速具备了抵抗日元升值的内在价格优化机制。这不仅大大增强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在日元贬值时能额外地赚取丰厚的汇率差益（如丰田汽车公司已将获利的最低汇率线降到了1美元兑换110日元左右的水平。以此为准，日本每贬值一元，丰田公司就可因此而额外地获得160亿日元的汇率差收益）。这样，日本经济在1996年对外出口迅猛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复苏，使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率达3.6%的基础上，1997年借助于日元贬值之势继续加大对外出口，使1997年全年的出口额增长了15%。整个日本岛的经济依然靠出口支撑，出口成了日本经济中唯一一块充满亮色和希望的天地。
但日本对外出口的强劲发展却抵制了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使得它们的出口急剧下跌，以至因无法偿还债务而告急，并在被国际投机高手袭击后终于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国际竞争是无情的，日本虽不必对此负任何责任，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对周围国家构成的威胁和压力却是无法否定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反过来又会影响日本经济，因为对亚洲地区的出口占整个日本对外出口的43%，亚洲国家的衰退无疑会削弱日本对这一地区的出口，使“外需”范围缩小。这样，日本就不得不加大对亚洲以外的国家，尤其是欧美等国的出口来弥补损失。特别是在日元持续贬值（1997年较上一年平均下降了10.1%）和国内需求长期疲软不振的情况下，依靠对外出口带动经济就成了日本唯一的一线希望了。
外需导向式的日本经济将给整个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
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首先形成并爆发于尚处在工业化阶段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并继而极有可能向同样接受了大量外来投资的南美等新兴国家蔓延，但对于先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并早已将制造业转移到那些发展中国家赚足了利润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虽然可以通过提前采取行动，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远在异国他乡的各项投资进行“割肉”“抛盘”和对当地生产力给予一定程度的“摧毁”来逃避危机，缓冲危机，减轻危机造成的危害来保全自己，但与前者的人为性早发性相比，危机这一无情的不可抗拒的经济自然规律对后者的冲击往往具有滞后性和不可避免性，因此这些发达国家也许早晚也会象东南亚国家一样陷入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在今后危机向整个世界蔓延的过程中，最值得人们关注并也最让人忧心忡忡的是日本经济的动向。具有强大生产制造能力和出口竞争能力的日本经济，倘不注重对国内需求的开发，加大改革步伐，而仍是一如既往地片面依靠出口来推动本国经济复苏和发展，则势必会给自己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新的麻烦和不安。
日本虽然具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和强大而优秀的制造能力与出口竞争能力，但世界市场是有限的，在和新兴国家展开新一轮商品出口竞争中，为争夺有限的市场，彼此间的竞争程度会更加残酷和激烈，世界会因此而失去平衡，出现新的动荡和不安。不仅如此，而且随着大量出口产品向欧美市场倾销，必然会引发美欧各国保护主义的抬头，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会因此而加深，这就又在另一层面酿成了新的国际关系的紧张。而且，过分地依靠“外需”，大量地向美欧出口，还会加速生产过剩向世界各地蔓延和整个世界市场的饱和疲软，从而催发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人类各种新的破坏性行为的出现。
特别是美国市场，虽然其经济已连续7年低通涨高增长，市场也一片繁荣和光明，但当整个世界都将出口瞄准美国时，其市场容量的局限性或早或晚必然要显露出来。占日本对外出口1/3强的美国市场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致命沉重的，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打击也是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因此如果日本不注重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依然“因循守旧”，一味地依靠“外需”，拼命加大对外出口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的话，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必然蕴含着某种将亚洲危机演变为整个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