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概论论文,外交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外交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曲折的动态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内外形势，不同决策者的素质与性格，他们履行职能的方式以及外交决策所面临的不同性质的问题及其形势的发展等等因素，都使外交决策过程变化多端，很难说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决策模式。同时，一个完整的外交决策过程一般包括提出问题和政策构想、拟定各种供决策者选择的政策方案、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和反馈、评价和修改政策以及产生新的政策等五个阶段。因此，若历史地、全面地研究美国外交决策机制，无疑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作。本文主要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着重于决策过程，综合地探讨美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有关因素及其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
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决策者：总统及其政府决策机构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外交权。其中总统有权任命驻外大使（但任命的大使需经参议院批准）；有权对外缔结条约（但须征询参议院的同意和批准）；有权接见外国使节和接受国书，即有权是否承认外国使节所代表的国家的主权及其政府的合法性；作为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拥有军事管理权和指挥权，有权派遣武装力量去国外执行任务。虽然宪法对制定对外政策的权限没有说明，但实际上“总统宣誓就职时，他便登上了各种行政职务的最高职位，与此同时，他也就处在外交的最高地位了。”〔1〕美国建国以来， 历届总统都一直致力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并指导对外关系的执行。不仅如此，现代美国总统除履行上述宪法规定的外交权力之外，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绕过宪法和国会，制定和执行各种外交政策。例如，在对外缔约方面，总统为避开国会的监督，常常与外国政府签订大量的行政协定以代替国际条约，“总统们已经利用这些协定来制定实质性的外交政策”〔2〕； 总统们还经常任命“特使”、“私人代表”和“秘密使节”等形式的外交代表来执行外交任务，而这些人的任命无须国会的同意和批准；此外，国会虽然在法律上拥有宣战权，但总统实际上拥有不宣而战权。与国会相比，总统在外交决策上还拥有三大政治资源优势：1.情报控制。总统拥有得天独厚的情报来源渠道，即政府外交决策机构。它主要对总统负责，直接而定期地向总统汇报，而对国会则是不定期地通报相关委员会。总统常常可以行政特权为由抵制国会索取情报的要求，总统及其白宫主要助手可以此拒绝在国会作证。2.个人外交。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总统是“联邦政府与外国打交道的唯一机构”。〔3 〕现代美国总统常常热衷于从事个人外交：亲自制定和发表对外政策，通过信件、电报、电话和热线与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讯，亲自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亲自参加对外谈判和签订条约等。3.处理危机事件。总统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在处理危机事件中能够迅速、果断而灵活地作出反应和决策，不仅可以行使宪法列举的权力和默示的权力，而且可以行使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力”。〔4〕总之，宪法、 法律和历史实践赋予了总统在对外政策上拥有比对内政策上大得多的控制权，“在外交事务方面，总统的权力比国会大”。〔5〕“总统毫无疑问是头号外交家”，〔6〕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决策者。
然而，总统个人并不能形成和精炼外交决策的所有想法，他必须依靠其领导的政府外交决策机器及其白宫顾问和助手为其决策提出问题和政策构想，拟定、评价和选择各种政策方案，赢得国会和公众的支持，在国外代表美国的利益同外国政府磋商和谈判。
国务院是美国联邦政府最高的外交决策机构，负责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国务院管辖的大批驻外使领馆负责收集和翻译外国情报，协助总统制定和修改外交政策。为执行外交政策，国务院还负责与外国和国际组织谈判，协调政府在海外的活动，保护和促进美国在外国的利益等。国务卿为国务院之首，是总统首席外交顾问和总统外交政策的“代理人”和“主要负责人”。然而，由于国务院自我保护意识十足，在外交决策中往往囿于部门之见；组织机构庞大且重叠，决策行动迟缓，效率低下等因素，导致二战后其在外交决策中绝对优势地位的下降。国务卿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因其与总统的关系亲疏而有所变化。美国历史上的哈定、柯立芝、胡佛、艾森豪威尔和福特等总统就几乎将所有重要的外交决策权委以国务卿担当，而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肯尼迪、尼克松和卡特总统则自己更积极地承担决策责任。〔7〕
国防部在制定外交政策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充满各种潜在危险、武装冲突和纠纷不断的世界，军事和国防战略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利益，国防部的专家意见在外交决策中举足轻重；国防部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工具，具有爱国主义的号召力。对于一般公众和某些国会议员来说，军队意味着民族自豪感。这有助于国防部在外交决策中处于有利地位；国防部开销巨大，国防合同遍布许多州和国会选区，国防部在军火工业中可找到天然盟友，军事和工业联合体的出现和膨胀，加强了国防部在外交决策中的实力。国防部长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与其和总统的关系有关。强有力的国防部长，如肯尼迪手下的罗伯特·麦克拉马拉，尼克松手下的梅尔文·莱尔德·福特手下的詹姆斯·施莱辛格，以及里根手下的卡斯珀·温伯格等就对外交决策产生过巨大影响。
中央情报局是独立于政府各部的情报机构，负责采集、分析、评估和发送与国家安全利益相关的情报，并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情报收集和处理工作。由于它“使美国政府对国外事态的分析客观而具有高水平”，且“远远超过了各部门情报机关的狭隘观点”，因此，“为使美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国家，中央情报局起了重大作用”。〔8 〕但是，由于拥有更多的独立权力，中央情报局经常利用“保密”这个合法手段介入它不该插手的事务，采取非法或不恰当的行动，不经总统或国会授权就执行它自己的对外政策，有时和政府公开宣称的政策发生分歧。1961年的猪湾入侵行动就是典型例证。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白宫总统办事机构，负责协调统一政府外交决策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外交、国防等国家安全政策，为总统出谋划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助手们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他们经常围绕总统转，和总统在一起，对总统的政治利益和考虑比国务院了解得更清楚；又由于他们离政治中心越近，对政治老板就越忠诚；没有各部门官僚的门阀之见，对总统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更加关心等因素，导致“自肯尼迪以来，历任总统似乎都更信任他的白宫助手而不是内阁成员”。〔9〕他们“已经打入了国务卿的领地， 有时还篡夺了他作为外交政策主要设计师和经理人甚至首要外交家的职能。”〔10〕从基辛格的秘密外交到里根悄悄推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和“伊朗门事件”，充分表现了他们在政策制定、秘密外交、暗中活动和躲开国会等方面的能力。“这种现实改变了制定外交政策的方式，已经削弱了，有时甚至威胁到国务院的主要作用和使命”。〔11〕
应该看到，随着冷战结束和世界进入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经济问题在外交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经济与外交越来越相互依赖和密切，总统召唤越来越多的经济顾问参与外交决策。与此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机器已变得如此庞大和臃肿，没有一个机构能独自控制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12〕广而言之，对外决策机构还包括国际开发署、美国情报局；在经济政策方面还包括财政部、商业部、农业部以及总统的特别贸易代表；在情报领域还包括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部属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各决策机构在外交决策中彼此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有时还表现得比较尖锐。一方面是政府行政部门与白宫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助手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前者惯于依其所赋予的权力循规蹈矩，强调外交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后者注重总统的政治主张，总想抓住外交政策的创制权，想方设法使总统赢得政治声誉。肯尼迪手下的麦克乔治·邦迪、尼克松手下的基辛格和卡特手下的布热津斯基都是敢于向国务卿挑战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另一方面是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各个内阁部心怀妒嫉，为了各自的观点、使命、独立性和特权而纷争不已”。〔13〕“实际上，这种机构之间的纷争在各届政府里都存在着”。〔14〕这两种矛盾和斗争无疑对外交决策产生了不利影响。为了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战后从肯尼迪到里根五位总统都建立了一些协调机构以共同制定各种政策。但是，“所有这些都被机构之间的争斗侵蚀了。”〔15〕因此，掌握外交决策大权的总统作为最大的政治掮客的作用尤其显要，耍手腕、幕后操纵、讨价还价、搞妥协、争取一致、建立联合等等，都是总统处理内部冲突和纷争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二
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国会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它反映在美国外交决策中，就是行政与立法部门共同行使外交权且彼此相互制约。尽管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实际上大于国会，但国会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在外交决策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美国宪法，国会在对外事务中享有下列权力：1.条约批准权。总统对外缔约须征询参议院的同意和批准。尽管历史上参议院否决条约的事例并不多，但它仍能对总统施加压力，要求其考虑并尊重参议院的意见。如卡特政府谈判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Ⅱ号条约就因遇到参议院的强烈反对而未付诸表决。此外，虽然总统通常利用签订行政协定来避免参议院的否决，但许多重大问题上条约仍是必不可少的形式，况且行政协定实际上也须经国会拨款后方能执行。2.立法权。国会时常通过立法制定有关外交政策。如“1989年支持东欧民主法案”就是一项改善美国与波兰和匈牙利贸易的对外政策。〔16〕又如1979年中美建交后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此外，国会还通过立法对行政执行予以法律限制。如1988年通过“控制武器出口法”，就旨在限制武器的转手销售。〔17〕3.拨款权。虽然拨款权并非直接的外事权，但由于某些外交政策（如对外援助、军事干预和秘密行动等）的执行均需国会拨款，因此国会可利用掌握“钱袋”的权力影响外交决策或增加国会在外交决策上的发言权。4.宣战权。美国宪法规定，宣战权属于国会。但实际上，总统常常是不宣而战地向海外派兵。为了维护国会的宣战权，1973年国会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对总统向海外派兵或对外采取军事行动予以限制。虽然该决议在实际执行中并未收到其预期效果，但不容否认它“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总统在这方面的权力。”〔18〕此外，参议院对总统任命驻外大使拥有批准任命权， 也是国会影响外交决策的一项权力。
应该看到，上述国会在外交决策方面的权力与其实际运用是有差别的。一方面，由于制度因素，国会的情报信息相对于行政部门来说比较闭塞；国会的组织结构松散，权力分散于两院众多的常设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国会立法程序僵硬繁琐，立法行动迟缓；作为代议机构，国会议员关心更多更直接的是选区选民的利益和地方利益。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总体上说，“作为一种机构，国会很少直接制定外交政策”，〔19〕“很少提出外交政策（方案）”，〔20〕“国会常常对外交政策施加保守性影响”〔21〕或“依从总统的外交政策方案”。〔22〕另一方面，随着外交决策针对不同的问题和涉及不同的领域，国会参与或影响外交决策的权力和运用方式也有所不同。在某些对外贸易问题上，由于决策常常与议员所代表的选区选民或利益集团有物质利益关联，议员一般都积极参与或影响决策，以事后赢得选票实现连选连任。在某些对外经济、军事援助问题上，国会拥有财政拨款特权，往往也主动积极地参与决策。在某些问题上（如裁军问题），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国会“反映了那些业已变化或转变但未立即得到行政部门认可或遭其抵抗的公众舆论”，〔23〕在决策中采取强硬立场。另外，一般而言，一个外交决策问题越是紧迫，总统的影响就越大，国会的影响则越小；反之，若外交决策涉及的问题时间跨度越长，国会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就越大。
美国独特的分权与制衡的政治结构，使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与总统及其行政部门外交权力的运作密切相关。总统和国会在共同行使外交权中，有合作，也有不合作。一般说来，在危机事件和总统面对同党控制的国会时，两者的合作较多。不合作常常是当总统的法律地位受到动摇，国会看来不可能通过其外交政策时，他就可能采取诸如签订行政协定和不宣而战、速战速决等手段来绕过国会相应的批准条约权和宣战权。对抗是不合作的极端表现形式，通常在总统面对反对党控制的国会时比较多见，在此情形下，总统一般采用否决文书或搁置否决来否决国会通过的某项法案，国会则以两院出席议员人数2/3 的多数票推翻总统的否决。1986年国会推翻总统对有关制裁南非法案的否决，是国会自“战争权力决议”以来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首次再否决。〔24〕历史地看，二战后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紧张而充满威胁的国际形势，使美国朝野一致赞成在外交领域加强总统的权力，限制国会的作用，在此情形下，国会把某些外交权拱手让给了总统。1964年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实际上将发动越战权让给了总统”，〔25〕就是其中一例，总统的外交决策权迅猛膨胀。然而，70年代以来，总统居绝对优势的地位开始受到了挑战。首先，美军在越战中的失败，使美国外交政策遭致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和抨击，这“对国会转向外交政策领域中的能动主义起了关键性作用”。〔26〕在一系列反战团体和对总统持更加怀疑态度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下，国会1973年通过了“战争权力决议”，开始改变过去一味恭顺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外交决策。其次，70年代以来国会内部的改革，如改革资深制、小组委员会的制度化和议院立法程序的民主化等，使国会外交决策权从常设委员会主席和少数内幕知情者手中分散开去，议员个人的权力增加。国会工作人员数目的增长，国会情报监督委员会的建立，使国会拥有了更多的人力资源和情报资源，“在外交政策领域的研究能力有了实质性的加强”。〔27〕70年代末国会通过众多的限制军售和对外经济、军事援助的修正案，就是国会能动性的进一步表现。此外，80年代末以来，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降低了美国外部的军事威胁，突出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面临国际经济竞争威胁的选民强烈要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使美国立于不败之地，国会的能动性得到了巩固。至此，“国会的作用已从较小的角色，说话直坦却只是偶然得到协商，很少卷入实际决策且从未卷入政策执行过程，发展成美国安全决策明星单上的一位演员，有时候在美国政府决策中起主导作用”。〔28〕现在，“重建（国会）对行政部门恭顺的旧体制，若不是不可能的话，也将是困难的”。〔29〕然而，恭顺姿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决策上的优势，国会的能动性也非意味着持续不断地参与外交决策，总统及其政府决策机构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决策者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
三
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影响
利益集团广义而言指以集团利益为基础而组成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它们常常通过各种手段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以满足其集团利益；狭义而言是指那些积极设法对议会、政府机关及其成员施加影响，提出政治权利和要求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利益集团，又称“政治性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本文要探讨的是后一种利益集团（以下均称利益集团）。他们从多方面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
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利益集团有国内利益集团和外国利益集团两大类。国内利益集团按其关心的事务则可分为综合性团体和单一问题团体。前者长期存在，成员一般限于一种职业，集团的利益不仅限于对外政策。这种团体有企业集团（美国商会、美国圆桌会议等），行业协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等），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农业集团（全国农场主联盟等），种族集团（有色人种协进会等），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后者仅仅为影响对外政策的某一问题而建立，一般在问题解决或决策做出后即消失，但有些却长期存在。这种组织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华盛顿非洲事务处，美国希腊人大会等。按利益关系划分，国内利益集团又可分为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两类。前者指那些因政府的对外政策而在经济上有所得失的集团，如企业集团、行业协会、工会组织和农业集团等。后者指出于非经济因素考虑（如种族关系、意识形态和环境保护等）而对政府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的集团。这类集团既有综合性的也有单一问题的。外国利益集团指受到美国对外政策影响的外国政府及其非政府性团体，他们常常采用与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相似的手段和方式，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方式主要有直接游说和间接游说两种。直接游说指利益集团直接向国会议员、政府官员陈述其立场和观点以影响决策。在许多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国会或政府部门要举行公开听证会，听取有关利益集团的意见。利益集团往往利用这个机会向决策者传递信息、提供材料，派出强手在听证会上提出支持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力求以有说服力的理由打动决策者，使决策对自己有利。此外，利益集团还努力同与其观点相近的议员及其助手、政府相关部门及其要员建立和保持密切联系，向他们提供有利于本集团的政策选择方案，进而把自己的利益和目标转化为官方的利益和目标，或在其特殊利益与国家利益相近的情况下，积极促成官方政策以达到利己的目的。间接游说指利益集团通过影响选民和利用大众传媒来影响政府决策。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利益集团经常发动选民给议员写信、打电话或拍电报来阐明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影响议员决策。此外，还利用大众传媒刊登广告，发表谈话和演说，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和评论等手段宣扬本集团对某个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争取公众的了解和支持，形成舆论压力，对既定政策的实施进行阻挠或支持，或影响政策实施后的情况反馈，进而影响政策的改变或预期的政策目标。向公职候选人捐助竞选经费以求得事后回报、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利用最高法院的裁决影响政策，也是利益集团间接游说的手段。
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因不同的利益集团、影响因不同的利益集团、影响的目标不同和影响领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一般而言，经常和长期对美国对外政策有影响的主要有企业集团、工会、农业集团和种族集团。拥有雄厚的资金和与决策者的密切联系是企业集团影响外交决策的优势。工会集团看待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通常是保护国内就业的眼前利益，以人多势众的优势对决策者形成一股压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农业集团则通常主张扩大农产品出口，占领外国市场，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支持以色列的犹太人组织则是“最活跃且最能有效地影响外交和防务政策的种族和民族集团”。〔30〕在影响的目标上，“国会传统上是许多利益集团的第一站，它庞大的作用及其分散化的权力结构使之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目标。然而，在贸易及其他问题领域，游说并非中止于国会，行政部门也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冲击”。〔31〕在影响的政策领域，“在国际危机时刻，由于总统常常能唤起更多公众的支持，特殊利益集团发现很难施加更多的影响”，但“对危机领域之外的政策领域如贸易所作的调查发现，特殊利益集团在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决定性作用”。〔32〕又如在有关海外军事基地和海外驻军的问题上，“军方及其在工业界的盟友具有巨大的影响”，但“如果某些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与军事防务关系不太直接，例如美苏缓和问题，军事和工业联合体的影响就不那么大了。”〔33〕应该指出，确定利益集团对外交决策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利益集团常常与公众和大众传媒混合在一起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立场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还会互相抵消其力量；很多利益集团影响决策是不公开的，传媒也未予以报导。但不论怎样，总体上说，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影响不容不论和忽视，“外交政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受到更多利益集团的影响。”〔34〕
四
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公众舆论是指舆论对国家政治、政府政策、公共问题及对处理这些政策和问题的人所公开表示的意见。美国学者认为，在非危机情况下，美国公众舆论由三部分组成：其中3/4是普通群众，除非事情非常重要，这类群体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第二部分是热心的公众，占15-20%，对外交政策保持浓厚的兴趣；第三部分是舆论制造者，也是最小一部分，他们传播信息，对外交事务作出评判，并在其他两部分公众中寻求支持者。〔35〕由于公众舆论多种多样且常常相互矛盾、变化无常、模糊不清，因此，“很难估计公众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影响决策者的原因，以及有多大的作用”。〔36〕尽管如此，公众舆论“确实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37〕
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1.公众舆论是外交决策的依据。决策者在制定或改变外交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公众舆论。否则，政策很可能因得不到公众支持而难以执行和继续。但是舆论必须形成强大的声势并通过各种渠道到达决策者，才能引起重视而对决策产生影响。例如，越南战争后期，美国国内强大的反战情绪在迫使尼克松政府尽早结束战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又如1979年至1980年的伊朗人质危机，“由于人质迟迟得不到释放，卡特政府受到国内愈来愈大的压力”，“随着压力的增加，卡特总统放弃了这些（外交）努力，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危机”。〔38〕2.公众舆论是外交决策的反映。政府不只是被动地把舆论作为其决策的重要依据，也反过来影响舆论乃至制造舆论使公众支持其政策，特别是在它提出新政策或改变行之已久的政策的时候。例如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通过发表电视讲话，赢得了美国广大公众和国会议员对其封锁政策的支持，产生了动员公众舆论的效果。又如尼克松政府对华新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逐步改变美国舆论，使大部分公众由反对变为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3.公众舆论形成对外交决策的约束力。外交政策常常是决策者制定的，公众通常是对之作出反应。决策者和事件本身形成了决策的议事日程，不过，公众舆论为政策制定者作出决策设定了宽泛的界限，尤其是当某个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公众意见形成强烈共识时，这种舆论将对政府决策形成强大约束力。例如越战后期，通过谈判寻求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尼克松政府“为了平息国内舆论不满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39〕
综上所述，美国外交决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根据宪法和法律享有外交权的决策者总统（及其领导的行政部门）和国会之外，还有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等其他角色参与这个过程。总统及其政府决策机构虽然在宪法和法律上与国会分享外交权，但实际上拥有比较优越的决策情报系统、庞大而集中的决策机器和多种多样的决策手段，实际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决策者。国会是外交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它除了通过立法直接制定某些外交政策外，更多的是通过运用财政拨款权、条约批准权、批准任命权和宣战权等，对总统及其行政部门的外交决策及其执行予以监督和约束。自越战结束以来，国会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有了明显的加强。美国对外政策涉及的范围很广，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因其利益关联而对外交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公众舆论是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它既是外交决策的依据，又形成对决策者的约束力，决策者反过来总是力图引导和影响舆论以赢得公众的支持。美国外交政策是决策者内部、决策者之间以及决策者与影响者之间不断斗争和寻求妥协的产物。
注释：
〔1〕〔6〕[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2〕〔16〕〔17〕〔22 〕肯尼思·詹达等著：《美国民主政府的挑战》，第三版，波士顿，霍夫顿—米夫林公司，1992年，第740、740、740、751页。
〔3〕〔20〕弗雷德·哈里斯，加里·沃塞曼：《美国政府》， 伊利诺思，斯科特—福尔斯曼公司，1990年版，第565、577页。
〔4〕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21页。
〔5〕〔8〕〔18〕〔30〕〔33〕[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5、244、155、595、593页。
〔7〕〔11〕〔19〕〔25〕〔32〕〔35〕伯恩斯，佩尔特森， 克罗宁：《民治政府》，第13版，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公司，1989年，第457、457、454、455、453、451页。
〔9〕〔10〕〔12〕〔13〕〔14〕〔15〕[美] 赫德里克·史密斯：《权力游戏——华盛顿是如何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9、338、303、304、300、304页。
〔21〕迈尔斯·卡勒：“美国外交政策”，载吉利安·皮尔等编：《美国政治的发展》，伦敦，麦克米伦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第266页。
〔23〕〔24〕〔26〕〔27〕〔28〕〔29〕〔31〕〔34〕〔36〕吉利安·皮尔等编：前引书，第262、266、260、261-262、261-262、269、267、272页。
〔37〕[美]罗伊·麦克迪斯编：《当代各国外交政策》，中译本，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年，第202页。
〔38〕〔39〕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下册，第839、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