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幸福指数看发展中的幸福_幸福指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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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1-0103-06

幸福是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中心问题,幸福感则是心理学的科学命题,幸福指数则是政府关注的时代课题。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就是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正如奚恺元所言: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①。幸福是个人追求,幸福指数是安居指标,人民福祉是国家使命。从幸福—幸福感—幸福指数的演化脉络,折射出人类永恒的美好生活追求。

一、幸福感的历史沿革

自1967年Wanner Wilson撰写《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以来,心理学对幸福的科学研究,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其兴起并得到广泛重视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积极心理学产生与发展,积极心理学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为主要内容,倡导了“幸福革命”;二是二战后国际社会发展价值观发生了由物本到人本的转换,关注人的主观感受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会指标运动、生活质量运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议程,幸福问题研究成为社科研究热点问题。

英语中幸福感的表达有happiness,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ical well-being等。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使用的是合成词Well-Being,反映出西方人对人类存在的思考取向,有幸福、健康、福利之意。韦氏英语辞典1997年版对well-being的解释是:一种良好的或满意的生存条件;一种健康(health)、幸福(happiness)、兴旺(prosperity)的状态。新英汉词典释义为健康、幸福、福利。哲学家倾向用flourishing,well-being和eudaimonia来表示幸福,包含着"lead the good life"的意蕴,幸福就是过美好生活。

心理学家在对人类心理行为的探索隐含着的理论框架或理论设定无不体现其独特的文化精神,西方的幸福观念受其文字和文化的影响,在使用“幸福”一词进行交流时,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国1989年版的《辞海》(缩印本)将“幸福”定义为“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在《汉语大词典》中,“幸福”的含义是:(1)谓祈望得福气;(2)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3)指生活、境遇等称心如意。虽然“幸福感”、“幸福指数”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但我国“福文化”有很长的历史源流,中华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福”,在过去是指福气、福运,而现在人对福的理解是“幸福”。“福”是一切美好事物和谐的集合,同时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另外一个概念“乐”也与现代的幸福含义颇为接近,其内涵很丰富,乐是个体在心理上一种愉悦舒适满足的心理体验,是主体意识(主要是情感意识)自我完成、自我实现中的自我享受而又超越自我的精神境界②。

“人文知识的基本问题不是真理问题,而是幸福问题”③,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幸福的追求史,就是一部通过对幸福追求而不断探究人的存在意义、存在方式、存在内容的反思史。当代的研究者已将幸福概念的哲学起源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快乐主义幸福观”(hedonic view)始自阿里斯底波(Aristippus)的哲学。阿里斯底波提倡将快乐的最大化作为生活的目标和幸福的源泉。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s)后来追随这一观点,虽然是以更温和的方式来阐释。另一种观点—完善论的幸福观(eudaimonic view),来自亚里士多德学派(Aristotelian)的视角。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人在生活中“善”的程度是评价幸福的决定性标准。善的生活,而不只是快乐的生活,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因素。而以密尔为集大成者的功利主义,则在苦乐原理上以快乐原则通感所有的幸福心境。这是与现代主观幸福感的概念联系最密切的观点。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总是徘徊于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之间,尽管分别赞同两种不同观点的学者对幸福的定义和主要来源经常持有异议,他们的理论最终都丰富了关于幸福本质的看法④。

在20世纪中期中,有关幸福的争论由哲学转移到心理学。Dodge 1930年提出幸福理论但并未超出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界定,Wilson 1960年在博士论文中提出SWB个体差异的理论假设。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嘉哈(Jaha)的论文里,他认为在幸福的定义中应包含积极状态,没有心理疾病并不意味着心理健康,幸福同样重要。以1967年Wanner Wilson撰写《自称幸福感的相关因素》为标志,心理学中的幸福感研究开始纳入实证研究科学,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调查比较研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兴趣和重点在于比较不同人口统计维度幸福感的差异,此阶段最重要的研究结论是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在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方面作用是有限的。Argyle(1999)对这一阶段有关研究进行了总结,估计人口学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变异的解释率为15%。第二阶段主要是理论模型建构(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研究者依循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建立起不同的解释幸福感的理论,这些理论解释的重点是个人幸福感产生的心理机制。主要的幸福感理论包括:人格理论(personality theory)、目标理论(telic theory)、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及判断理论(judgment theory)。上述理论可分为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模式(top-down/bottom-up models)两种思考模式,第一种思考幸福感来源的方法是由上而下(top-down models)的思考方法,支持这类思考模式的理论认为幸福是来自整体人格特质影响人对事物的反应方式,第二类思考方式认为幸福感是由短期、微小的生活目标达成或者是个人需求获得满足之后逐步累积而成。这是一种由下而上(bottom-up models)的思考方法,二者最大的共通点皆认为个体的幸福感是透过生活经验的累积来满足自我需求所获至。第三阶段侧重测量技术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建构并应用具有更高信度、效度的多种测量技术与方法,形成了以结构化问卷测量为主体并结合其它评估技术的多样化测量体系,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方法越加丰富,实验研究的方法更多地被用于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⑤。第四阶段则走向社会指标应用(21世纪开始至现在)。Diener(2000)在其《主观幸福感—快乐科学与社会指标》指出,关注与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是幸福感研究最终目标所在。社会指标系统应该包括经济指标、生活质量指标和幸福感指标,幸福感应该成为社会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民众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⑥。

二、幸福感的理论模型

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是伴随着时代变迁与文化价值的转移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在现代心理科学中,主要有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种研究取向,它们从不同视角丰富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这些视角的互补、交融、统合而成的有机体构成了幸福的总体框架。

主观幸福感源自哲学上的快乐论。伊壁鸠鲁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标乃是得到快乐。沿着这种思路,心理学家迪纳(Dinner)把幸福感定义为正向情感、负向情感以及生活满意的认知评价。Diener等研究者提出了主观幸福感多层次结构模型,将SWB分为“三个层次四个领域,其中处于最高层次的就是主观幸福感(SWB),它反映了对人们生活的整体评价。第二层次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一般生活满意度和具体领域生活满意度。最底层的部分分别是四个次高层次更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成分,如积极情感的具体可操作成分包括喜悦、满足、快乐和爱等,整体生活评价包括充实感、有意义感和成就感等⑦。

心理幸福感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幸福论或自我实现论基础上的,认为幸福不能等同于快乐,而应该定义为“努力表现完美的真实的潜力”。心理幸福感涉及良好的心理机能,生命意义、自我实现等,对完美实现个体真实潜能的追求。心理学家来福(Ryff)提出了心理幸福感6维度模型,每一维度都表明了个体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是个体努力发挥潜能和实现才能的过程,具体包括:自我接受、机能自主、生活目的、人格成长、积极关系、环境控制。⑧

如果说心理幸福感主要集中在人的个人生活领域中所面临的挑战,那么社会幸福感则更加重视人的社会生活层面。社会幸福感研究最初源于社会混乱与社会疏离问题的出现。克耶斯(Keyes,1998)提出了社会幸福感的5个维度:(1)社会整合。感觉自己是群体中的一部分,感觉自己属于社会,能得到社会的支持,分享社会福利;(2)社会认同。对他人抱有积极的态度,信任他人,认为他人是善良的,相信他人是勤奋的,与他人在一起感到舒适,承认别人并接受大部分人;(3)社会贡献。相信自己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信念,觉得他们有奉献价值和社会价值;(4)社会实现。对社会的发展潜力具有信心,并且相信能够通过社会的法律规范和公民行为得以实现;(5)社会和谐。包括对认识世界的关注,认为社会是可知的、公平的、可预料的,关心社会、对社会充满兴趣。社会幸福感把个体与他人和环境的联系作为主要目标,强调个体在社会中面临的挑战,从个体的社会价值、社会贡献和良好的社会存在诠释幸福⑨。

图1 幸福感理论框架

幸福感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理论模型构成了一幅深邃的心理画卷,从早期对幸福感的哲学理解到现代的心理学科学研究,研究者不断丰富着幸福概念的理解,从主观幸福感的“一统天下”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的双峰对峙,发展到现代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的三足鼎立,幸福这个神秘莫测的映像,终于在现代心理科学实证研究中现出真形。幸福的内涵是开放着的,幸福的理解是历史性的,有人认为,幸福感是单一成分,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ical well-being和happiness 这几个词都是等价的不能搞“概念崇拜”⑩,但这种简单的处理掩饰了幸福概念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我们应该对幸福的多元意义与表现保持开放的态度”(11)。正如rgensen,Nafstad(2004)指出的,美好生活的轮廓,具有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特性,也是达到最佳机能的发展,可分为四个层次,包括愉快的生活(the pleasant life)、美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有意义的生活(the meaningful life)以及全人的生活(the full life),因此,美好的生活不是一种固定状态,而是一种始终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努力实现自身真实的正向人类潜能(12)。

三、幸福感的现代趋势

迪纳1999年在其“主观幸福感30年发展”一文中,对幸福感30年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1)因果方向的研究通过更成熟的方法非自我报告纵向法因果模型跨文化调查等来研究幸福与其相关因素的因果方向;(2)重点放在内部因素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上找出人格在塑造人的环境时所起的作用以及人格如何使人在相同的环境下作出相异反应;(3)进一步了解适应过程研究应对策略和改变目标如何影响适应了解适应发生的时机过程和局限性;(4)理论研究精细化从而可以具体预言输入变量如何影响SWB的不同内容(13)。那么自那以后10年,幸福感研究领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首先,影响因素从经济转移到非经济因素。在传统的经济学视野里,财富的增加是提升人的幸福程度的最有力手段,因此,财富增加似乎就意味着幸福增加。但是,心理学科对于财富数量与幸福程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得出了一些值得注目的发现:当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处在较低阶段时,人们的收入数量与幸福感受之间的相关度非常紧密,但是,一旦超过了这种水平线,这种相关性就会减弱,甚至消失。在影响人们幸福感受的所有变量中,收入水平决定其幸福感受的比例不会超过2%。这种幸福与收入相悖的现象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幸福鸿沟(Happiness Gap)。高速驰骋的物质主义,响应并鼓励了生产力以及创新力的发展,全球都在收获经济增长,却也一致性地付出代价:幸福的感觉开始变得飘摇不定。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当经济发展达至一定水平之后,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其他因素诸如职业成就、教育程度、婚姻质量、宗教信仰、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因素会对幸福感的影响逐渐增强。前美国总统罗伯特·肯尼迪认为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因此,现代研究重心逐渐从经济因素逐渐转移到非经济因素,从单变量转移到多变量,并注意到多变量综合作用,前期大多数研究都是横断面的调查研究、相关研究,未来必须重视跨时间的纵向设计研究、交叉滞后调查设计来确定预测变量和被预测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因果关系,以便理解幸福感产生的因果关系(14)。

其次,心理机制从特质论转移到建构论。美国心理学家赛利格曼认为,人的总体幸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个人先天的遗传素质,二是后天的环境事件,三是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早期把心理看成静态、固定的系统,把遗传和环境视为是幸福感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忽视了人的认知加工在幸福感的作用,现代研究更加重视认知建构在幸福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建构主义认为,人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对新信息重新认识和编码,是认知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在这个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理解,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社会联想论(Social Association Theory)认为,基于人的记忆、认知模式等因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网络及认知模式,不同个体激活的积极或消极记忆网络不同,采用的认知方式及应对方式各异,由此诱发个体不同的情绪反应,产生幸福或不幸福感。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心理学教授尼科·弗里达提出“幸福不对称论”。他认为,即便引起愉快感觉的环境一直存在,这种感觉也很容易消散。然而,消极的情绪却会伴随着环境而持续存在。就是说,人类很容易适应快乐,却永远不能习惯悲哀。情感是不对称的。塞里格曼也提出了“乐观型解释风格”和“悲观型解释风格”,“悲观型解释风格”的人就容易形成压抑、焦虑等心理问题。Lyubormirky(2001)等研究发现,人不是被动地体验事件和环境,相反,所有的生活事件都是“认知过程”,是个体的分析和建构,预期与回忆,评价与解释过程,理解人的认知差异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这种研究途径为实施积极的心理调控与干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向和可行的策略(15)。

第三,测量工具从分离到系统整合。迪纳指出:不管研究目标是什么,建议尽可能分别评价幸福感的多个组成因素。早期大量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以“非系统化”的方式进行。许多研究只注重主观幸福感的某一方面,如积极情感或生活满意度,而不包括对主观幸福感其它方面的测量。虽然有很多研究都涉及了主观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但是很少有研究涉及主观幸福感全部维度。从历史发展看,心理学对幸福感的测量系统化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情绪幸福感与认知幸福感的融合,奠定了经典主观幸福感模型。第二次是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融合,形成主观与客观融合的潮流。Corey L.(2002)对SWB与PWB的结构关系进行了拟合,认为SWB和PWB是积极心理机能的两个截然不同但却相互联系的方面,只有将SWB与PWB整合起来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幸福感,第三次则是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与社会幸福感的融合,推动积极心理健康模型(positive mental health,PMH)的发展。Keys,Carol Ryff《美国中年人调查》(the Mid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MIDUS)就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种幸福感模型进行整合,构建全方位测量平台,成为现代幸福感测量的标准测量框架。(16)

第四,幸福干预从实验走向实践。进入新世纪,提升幸福感的技术开发也日益得到青睐。积极的心理干预可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快乐、投入和意义,为现代人们的积极心理治疗以及获得长久的快乐提供了契机。佛德斯(Fordyce)最早尝试干预幸福感,采用14种技术对大学生进行训练,这些技术包括:花时间进行社交,着眼于现在,停止担忧,进行积极思考等等。索雅(Sonja Lyubomirsky)也研究了感恩训练、利他或善良行为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塞里格曼和其两名助手拉西德和帕克斯(Rashid和Parks)经过六年的不断试验和研究,设计出了一整套建立在真正幸福论上的临床积极心理疗法(Seligman,Rashidand Parks,2006)。他们为真正幸福论中的快乐生活、充实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设计了相关的积极心理疗法练习(17)。并率先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开设了幸福课程。泰勒·本—沙哈尔博士2007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积极心理学”,讲授幸福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讲授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开课以来,已经成为该学校上座率最高的课程,被誉为“最受欢迎讲师”和“人生导师”。英国最具名气的私立贵族学校威灵顿公学幸福课由剑桥大学教授尼克·贝里斯设计,旨在增进学生获得完美人生的可能性。课程将涉及如何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如何获得健康身心、成就感和永恒的友谊。现代人心理面临巨大的挑战。而积极心理学干预激发每个人自身所固有的某些实际的或潜在的积极品质和积极力量,从而使每个人都能顺利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幸福彼岸。

四、幸福感的社会应用

虽然以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幸福感许多研究结果的实际作用,但应用的非常有限。经济的繁荣昌盛,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入发展以及综合发展理念,对幸福感的关注程度骤然升温,大大地促进了幸福感研究的社会应用,幸福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发展的最终标准,迪纳(Diener)2000年敏感地捕捉到这一趋势,在其“主观幸福感—快乐科学与社会指标”提出幸福感应用的新方向—幸福指数,以往更多地沉浸于纯学术兴趣的心理学,以其独有的视角,在“幸福指数”这个领域终于得以大显身手,一展宏图。目前幸福指数显示出以下研究取向:

第一类是宏观层面的国民幸福指数。从单纯关注经济的增长,到注重经济的真正发展,再到重视人类的发展,最后回归到人类的幸福生活,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世界各国掀起了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测算国内幸福指数的热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心理学专家库克教授等认为幸福指数应该包括个人幸福指数(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自己的未来保障等7个方面)和国家幸福指数(国家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两种(18)。世界各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了国民幸福理论,如不丹的“四轮驱动式”、丹尼尔·卡尼曼的“微观体验式”、日本的“文化驱动式”等,不同国家的国民幸福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精神世界和伦理传统,同时体现出宏观治国理念。

第二类是中观的社会学层面的幸福指数。“欧洲社会调查”计划从2001年开始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为幸福感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料。此外,“欧洲晴雨表”舆论调查和汇集多国数据的“世界价值调查”也为幸福感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北京统计局在2005年2月发布了《北京市和谐社会状况调查》,涉及健康状况的满意度;家庭和睦的满意度;工作状况的满意度;幸福感比较;幸福感主因分析七类指标(19)。深圳市《个人幸福量表》分三类指标测量居民的幸福感:A类指标包括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B类指标包括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C类指标包括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20)。叶南客主持的南京居民幸福感指标体系共包括三个层次,由2大类7个因素19个指标组成。第一层次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2大类别;第二层次由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四个因素,个人生活中的经济、人际关系、个人状态三个因素,共7个因素组成;第三层次由19个具体的有关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指标组成,其中每个二级因素分别有2-4个指标,涉及社会生活中与老百姓利益关系密切的和谐南京建设的主要内容及个人生活中与其幸福感密切相关的主要方面(21)。《瞭望东方周刊》发起并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已经持续了五年。幸福感城市的调查采用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Christopher K.Hsee)的幸福学评价体系。调查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发展速度、文明程度、赚钱机会、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等12个具体指标(22)。

第三类是微观的心理学研究。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the World Values Survey,WVS)公布的幸福指数(Happiness Index)。问题只有一个: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迪纳(Ed Diener)等人编制的《国际大学调查》(23),以主观幸福感理论为基础,包括总体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外在准则、自我体验5个方面内容。邢占军从体验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思路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CS)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维度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24)。苗元江从整合心理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框架与测评指标角度出发,编制了《综合幸福问卷》(MHQ),包括一个指数(幸福指数)、两个模块(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九个维度(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生命活力、健康关注、利他行为、自我价值、友好关系、人格成长),对幸福指数进行测评(25)。陆洛的《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D)包括自尊的满足、家庭与朋友等人际关系的和谐、对金钱的追求、工作上的成就、对生活的乐天知命、活得比旁人好、自我的控制和理想的实现、短暂的快乐、对健康的需求9个方面内容(26)。

“幸福”属于主观感受的范畴,而“指数”属于经济学领域,指数是经济学的强项,幸福是心理学的强项,幸福指数界定与测量是现代研究的核心与难点。幸福指数内涵的多元化影响指标的科学性,幸福指数测量体系的不一致影响评估的可比性。幸福指数跨年代和地区的宏观比较缺乏有效性。但尽管幸福指数研究的不同层面和视角存在差异,但幸福指数的意义,是从关注公民的物质需要、经济条件,转移到关注公民的精神追求和心理感受,以新的视角去审视公民的物质需要、经济条件、生活质量、生存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一点是确定的,其核心和基础是人的主观感受,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27)。简言之,幸福包括“好收入”,“好生活”与“好心情”,如果说经济指标衡量的是经济状况,生活质量衡量的是生活状况,则幸福指数衡量的是人的心理状况,尤其是主观感受状况(28)。

社会进化史可以用三个主题词来概括,农业化的主题词是“温饱”,工业化的主题词是“富强”,而信息化时代的主题词是“幸福”。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之一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构建一门新型科学—幸福学(Hedonomics),幸福学如今已经炙手可热。对幸福问题的研究,将突破传统学科的壁垒,形成更加开放自由的格局,充分利用人类的一切智慧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整合,在内容上创新,在应用中拓展。如果说,经济学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富裕的世界,那么,幸福学将会为我们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

注释:

①奚恺元等:《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上海管理科学》2003年第3期。

②张晓明:《中西心理学传统中“乐”的比较研究》,《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③赵汀阳:《知识,命运和幸福》,《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

④王露璐:《幸福是什么——从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谈起》,《光明日报》2007年12月2日。

⑤Diener E D .Diener R.B.New direction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The cutting edge.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2000:27(1):21-33.

⑥ED Diener subjective Well-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Proposal for National Index.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vol 55(1):34-43.

⑦[美]威廉·佩沃特:《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李莹译,《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⑧严标宾、郑雪、邱林:《SWB和PWB:两种幸福感研究取向的分野与整合》,《心理科学》2004年第4期。

⑨苗元江、陈浩彬、白苏妤:《幸福感研究新视角——社会幸福感概述》,《社会心理科学》2008年第2期。

⑩任俊:《积极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11)[美]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侯晶晶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19、13、25页。

(12)曾文志:《大学生对美好生活常识概念与主观幸福感之研究》,《教育心理学报》2007年第4期。

(13)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年第4期。

(14)陈惠雄:《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光明日报》2006年12月1日。

(15)Sonja Lyubomirs:Why are Some People Happy Than Other-The Role of Cognitive Motivational Processes in Well-Being.American Psychology,2001,56(3):239-249.

(16)苗元江、朱晓红、陈浩彬:《从理论到测量——幸福感心理结构研究发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7)陈虹、张婷婷:《真正幸福论的临床实践:积极心理疗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09年第1期(上半月)。

(18)罗新阳:《和谐社会的新追求》,《桂海论丛》2006年第11期。

(19)马士龙、单之卉:《北京先行试算国民幸福指数》,《数据》2006年第8期。

(20)乐正:《幸福指数的构成和影响因素》,《南方日报》2006年6月22日。

(21)叶南客、陈如等:《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现代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评估与提升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22)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报告.2008-12-30http://www.lwdf.cn/oriental/cover-story/20081230161419147.htm

(23)严标宾、郑雪、邱林:《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比较》,《心理学探新》2003年第2期。

(24)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5)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6)陆洛:《中国人幸福感之内涵、测量及相关因素探讨》,《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27)沈杰:《从GDP崇拜到幸福指数关怀——发展理论视野中发展观的几次深刻转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8)苗元江、余嘉元:《幸福感:生活质量研究的新视角》,《新视野》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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