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售粮决策能力分析：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基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角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视角论文,金融学论文,角度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粮价的剧烈波动，农民售粮环节显得愈发突出和重要，以国内期货市场为例，2008年6月至2009年2月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仅半年多时间，玉米、大豆等大宗农产品的期货价格就大跌30%以上，如此剧烈的价格波动足以让销售时机把握不当的农民种粮收入大打折扣。
我国粮价问题一直敏感且倍受关注，近年的粮价波动依然如此。与过去的历次粮价波动相比，近年来的粮价波动除了涉及范围广、波动幅度大外，还有两点独特之处，燃料乙醇的出现打通了粮食与能源之间转换通道，引发了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和猜测；金融投机等非传统因素的出现突显了本轮粮价波动的复杂性，并激发了人们对粮价波动问题的深层思考。
对此，国内很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近年来粮价波动做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一些建设性结论。从金融工具的视角来看，这些研究还多属于“基本面分析”范畴，其结论对于政策工具的选择、企业应对策略的构思是必要也是极具价值的。但对粮价大幅波动背景下农民的避险、增收问题，研究既未涉及也未提及，因此有必要另辟蹊径。
在证券市场上，散户投资者既是市场运行的微观基础也是市场功能发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很多研究都围绕散户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展开。行为金融学也是如此，在诸多行为金融学命题中，一个基本假设是，散户投资者缺乏良好的交易决策能力，存在着行为金融学意义上的认知缺陷，难以自我纠正，进而影响了市场效率的发挥。由此衍生出来的就是基金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目前，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基金成交额已占市场全部交易额的一半以上，对于证券市场功能的发挥以及效率的改善正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发生、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资产价格大幅度波动，金融工具迅猛发展，各类基金应运而生。受此影响，美国农场主特别是中小农场主迅速组织起来，自发成立1000多个销售合作组织，控制了国内谷物销售量的60%。合作社由中小农场主自发创立、自愿参加并由这些中小农场主控制。合作社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农场主提高销售水平、规避价格风险，70%的美国玉米是由合作社代为销售，其中最大的谷物销售合作组织——谷物联盟收购的玉米占美国玉米产量的45%。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蓬勃发展及国外经验的启示与借鉴，通过合作组织介入期货市场解决农民售粮问题正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李永山，徐欣，胡愈越，2009），但从现有成果来看，这些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农民售粮决策能力评价的滞后。
投资者的决策能力既是证券市场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也是学者关注、思考的焦点。Michael、Statman(1988)以情绪指标BSI代表市场预期（看涨／看跌情绪指标Bullish Sentiment Index/Bearish Sentiment Index都用BSI表示，其中看涨情绪指标＝看涨投资者比例／（看涨投资者比例+看跌投资者比例），看跌情绪指标则相反。对市场分析师的预测能力进行的检验发现，分析师的市场预期与随后市场收益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即分析师的市场预期是无效的，其预测效果并不比抛硬币的效果好多少。
借鉴这一研究方法，2003年饶育蕾利用中央电视台机构看市BSI指标和《中国证券报》机构看市BSI指标对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市场预测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这些机构投资者不具有明显的市场预测能力。
然而，由于农民售粮行为的分散和不连续，利用实证方法检验农民的售粮决策能力，价格、交易量等实证数据无法采集，研究目标难以实现。为此，本文选用了实验经济学方法，即在实验环境下，通过给予被试农民连续、真实的价格信息，观测、统计其销售决策行为，进而检验农民的售粮决策能力。
二、我国农民售粮决策能力的实验检验：以梨树县农民为例
吉林省梨树县地处东北平原中心，毗邻交通干线，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大县，也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育较好的地区之一，以梨树县农民为样本可以较好地反映我国普通农户的售粮决策状况。
以已有的研究为基础，本文选择了梨树县红嘴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为实验样本，对我国农民的售粮决策能力进行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检验。
（一）实验要点
1.实验方法。考虑到长期实践中农民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销售思维，以及采用实验室方法难以有效反映农民售粮决策行为的单向性，为真实描述农民售粮决策能力，本实验选择了能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实地实验方法。
2.实验参与人。由于本实验是以大连商品交易所(DCE)玉米期货价格作为解释变量，为保证实验效果，本实验选用了进行过期货知识培训的梨树县红嘴种植专业合作社30名社员作为实验参与人，他们的统计数据如下：平均年龄48岁；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其中粮食产量最多的为7.5万公斤，最少的为2万公斤，平均为2.65万公斤。
3.价格信息。以往研究表明，DCE玉米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相关度在0.90以上，因此，利用国内玉米期货价格信息可以反映被试农民的决策预期，每天下午3点国内期货市场收市后，课题组成员以短信或电话方式将当日的玉米期货价格波动情况发送给被试农民以供决策之用。
4.实验时间。本研究是以实地实验方式检验农民售粮决策能力，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取决于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即被试农民能否根据玉米期货价格做出真实、有效的售粮决策。为保证这一实验要点，需要通过期货知识培训让农民了解、掌握利用期货价格作为售粮决策依据的技巧与能力，这一点在前期的工作中完成；农民应具有售粮决策的内在需要，为实现这一点，实验时间以包括整个售粮季节为宜，以梨树县为例，这一季节从每年10月中旬开始至来年4月份为止。基于此，本实验确定了2009年10月12日到2010年4月12日的时间安排。
5.BSI周期确定。证券、期货市场的交易制度大多为T+0或者T+1，即投资者可以当天买卖（期货市场），也可能隔日交易（国内证券市场），因此国内证券市场在BSI的周期设计上大多数选用天、周等较短的时间周期来反映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本文是以实地检验方式检验农民的售粮决策能力，基于调研中统计的东北农民售粮规律、售粮季节，时间间隔以5～10天为宜，为此本实验选用了7天、14天、30天（一周、两周、一个月的时间单位）的BSI指标决策变量。
6.激励机制。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是实验能否成功的根本保证，本实验的激励机制源于被试农民对较高粮价的内在追求以及课题组的奖励承诺（对前五名承诺未来一年玉米期货行情的免费提供与咨询）。本实验中规模最小的被试农民的玉米产量也在2万公斤以上，每公斤多卖0.02元，可多卖400余元，以目前DCE玉米期货价格的波动率来看足以保证这一激励机制的发挥，实验中，课题组不时收到请求加入被试行列的农民短信或电话，证明了这种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二）实验结果分析
从2009年10月12日至2010年4月12日，本文共统计30名被试农民看涨BSI（7天、14天、30天）指标44个，其中BSI（7天）25个、BSI（14天）13个、BSI（30天）6个，以这些BSI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以DCE玉米期货价格变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其中BSI（7天）看涨指标是课题组以7天为单位通过电话回访或短信统计得到的，价格变化率则是以7天后玉米期货价格减去第一天玉米期货价格再除以第一天玉米期货价格计算得到的，14天、30天的计算方法相同，利用SPSS软件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见表1。
表1反映了看涨BSI指标与DCE玉米期货价格变化率的相关关系。7天而言，被试农民的BSI指标每增加1%，DCE玉米期货价格变化率将减少0.0005%；14天而言，被试农民的BSI每增加1%，DCE玉米期货价格波动率将减少0.001%；30天而言，被试农民的BSI每增加1%，DCE玉米期货价格变化率将减少0.0003%。但是这三个回归系数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中，7天D-W统计量明显小于临界值，对其采用纠正序列相关的方法估计后，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229，对应两周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219，对应一个月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为0.842，均远远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标准，因此，三个回归系数都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结果表明，总体来看被试农民尚不具备理想的售粮决策能力。
四、政策建议
1.通过“谷物合作社”等组织化模式来改善我国农民的售粮决策能力。一个优质的售粮决策不仅需要良好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成熟的决策心理与自控能力，没有丰富的阅历很难实现既定的决策目标，因此，通过合作与分工寻求优质决策就成了谷物合作社制度演变的必然轨迹。目前，在美国仅约15%左右规模较大的农场主自主进行销售决策，其余80%的中小农场主都是通过谷物合作社解决粮食销售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粮食流通环节大部分时间还处于有限开放状态，即使与美国的中小农场主相比，我国农民的市场经验也有限，应对能力更弱，因此，更有必要通过“谷物合作社”等组织化模式来提高农民的售粮决策能力。
2.坚持和完善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政策。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是我国多年来一直实施和延续的保护性农业政策，对避免粮价大幅波动、增加农民收入、维护粮食安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该政策存在着效率低、财政压力大、弱化农民市场应对能力以及易引发贸易摩擦等缺点，长期以来，其效用与效果备受争议和质疑，改革、改变甚至摒弃之声屡现，何去何从一直是决策层难以决断的难题。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民还不具备理想的销售决策能力，如果此时退出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政策，农民的种粮收益将难以得到保障，种粮积极性将难以得到保护，严重时还可能波及粮食安全等敏感问题，因此，应继续坚持和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及临时收储政策。
3.建立以政策工具为主导的粮价调控机制。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来看，农民售粮决策和股民的交易决策一样，其问题都是来自于决策中的认知与行为偏差。近年来，与其他大宗基础商品一样，国内外粮价也出现了大幅度波动态势，其幅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是过去几十年中少见的，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占有粮食十分有限，居民恩格尔系数较高，巨幅的粮价波动不仅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还会推动通胀与反复，在此背景下，如何建立适合国情的粮价调控机制一直是涉农制度建设与完善中的重要课题。对此，基于农产品市场微观主体——农民市场反应机制的迟弱以及决策偏差的存在，对于粮食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商品的调控，目前应继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以政策工具为基础的粮价调控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央储备粮制度，坚持和完善临时价格干预政策等，同时积极开发、利用其他政策工具，不断完善我国的粮价调控机制。
成文之际，笔者对梨树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对红嘴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全力合作、对良运期货公司的鼎力协助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