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0)040062-06
一、引言
一个广为接受的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来自于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Burns和Mitchell。他们将经济周期描述为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衰退、紧缩和复苏，并且这一变化过程是重复发生的，但所持续的时间是不同的[J]。这一思想奠定了古典周期分析的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日益认识到，总体经济活动总是围绕其长期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从而提出增长周期理论。Lucas在回顾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数量特征时，明确地把总体经济围绕其长期潜在产出水平的上下波动定义为经济周期波动，并且认为总体经济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协动也是重要的周期现象[2]。从Lucas开始，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开始强调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变动性、持续性和协动性。随后的大量研究致力于从宏观经济时间序列中识别出经济周期波动，并总结出波动的特征事实。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Stock和Watson，他们采用BP滤波，从三个方面系统地归纳了美国1947-1996年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3]。
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事实的研究也在逐步展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施发启、陈昆亭、钱士春、吕光明、梁琪、杜婷等人的研究[4-9]。他们在研究中采用了类似于Stock和Watson的方法，通过滤波获得我国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成分，进而对其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出了一些基本的事实。不过，这些研究虽然大都考虑到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1978年所发生的结构改变，却忽略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如果使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的样本来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波动的事实，往往会导致得到的分析结果出现失真。
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历程的分析，发现在1992年前后，我国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可能性较大。从改革的历程看，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大多是在1990年前后逐步展开的。1992年一二月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以及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得改革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钱士春的研究也发现，很多宏观经济变量在1992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6]。因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特别的注意，以求总结出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结构变化的事实，使得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波动事实的研究更为接近实际。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说明
Hodrick和Prescott认为，宏观变量是由缓慢变化的趋势部分和快速变化的周期部分组成的[10]，即
其中，λ为正数，称为“平滑参数”。该参数越大，则滤出的趋势越平滑。一般来说，对于季度数据λ通常取1600，而对于年度数据λ的取值则存在着一定的争论，黄赜琳等的研究得出，运用HP滤波方法处理中国经济的年度数据，λ取100具有合理性[11]。本文在λ的选取上直接利用该结论。HP滤波方法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与BP滤波和CF滤波方法相比，亦各有优劣；转型期的数据区间较短，如果使用BP滤波方法将损失掉较多的数据，这样会影响分析的准确性；而CF滤波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但其假设“所有非平稳过程都产生于随机游走”缺乏理论支持，甚至可能导致消极的结果。汤铎铎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样本量小且滤波频率较低时，CF滤波分析中国数据的效果不理想[12]。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用HP滤波方法作为研究的主要方法。
本文分析的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皆为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08》及《中国金融年鉴2008》。各宏观经济变量主要从产出、就业、消费、投资、贸易、物价、工资及货币等方面来进行选取，总共选取了21个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选取区间，除M1为1980-2007年外，其他变量皆为1978-2007年。在数据的处理上，除就业人数外，其他的宏观经济变量以1978年的不变价格来进行调整。为了减少异方差和数据量纲的影响，除物价水平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外，对所有调整后的宏观经济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三、转型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动性与协动性分析
采用Eviews 5.0软件对各宏观经济变量在其样本区间内进行HP滤波，获得我国从1978年到2007年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性波动序列，该波动序列可以近似地理解为各宏观经济变量对自己长期趋势的百分比偏差；接着，计算该序列的标准差，以比较各波动序列的波动幅度；最后，计算各波动序列与产出波动序列的时差相关系数，以揭示各波动序列与产出波动序列的协动性特征。其中，如果K=0列的时差相关系数为正，说明该变量的波动与产出的波动为顺周期，且相关系数越大，顺周期关系越显著；反之，如果为负，则说明该变量的波动相对于产出的波动是逆周期的。如果绝对值最大的时差相关系数不在K=0处，譬如在K=1处，说明该宏观经济变量领先于产出1年；如果在K=-1处，则说明该宏观经济变量滞后于产出1年。所计算的结果如表1、表2所示。由于引言中已阐述了在1992年前后我国的经济波动结构可能发生较大的改变，因此，表2所报告的结果主要是针对这一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的。为了比较的方便，把表2的报告结果分成两部分，其中括号内的统计数据是由1992年到2007年的数据计算得到的。这样就可消除1992年前后可能存在的结构性变化对统计结果所带来的偏差，并能明显地比较两段时期结构的变化。
(一)经济波动的变动性分析
我国实际GDP的周期性波动标准差从1978年到2007年为4.5％。以1992年为界，改革开放至1992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标准差为6.1％，1992年以后为2.7％。由此可以看出，经济波动在1992年以后出现显著下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我国经济波动的平稳性得到了显著改善。但与美国相比，我国的经济波动还远高于美国：从1947年到2006年，美国的实际GDP的波动标准差为1.7％[3]。
除就业人数、物价指数以及出口贸易额的波动标准差在1992年以后不降反升外，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标准差都明显下降。物价水平波动不降反升，表明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物价水平能够比较充分地调整市场的供求关系。出口贸易的周期波动上升，其原因可以理解为随着我国全方位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与外部的交往日益频繁，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从而导致了波动的上升。而就业人数波动的上升，则可以解释为我国用工制度的改革使得就业人员能够自由地流动，从而导致波动幅度的上升。
与实际GDP波动的比较发现，除就业和消费的波动外，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均大于实际GDP的波动。私人消费的波动小于实际GDP的波动可以由消费平滑理论来解释。平滑理论认为，由于消费者的跨期优化行为，消费应该比收入更平滑，表现在数据上就是私人消费的波动幅度小于GDP的波动幅度。就业波动小于GDP波动可以理解为，由于我国用工制度的改革还不完善，导致劳动力难以在各行业间自由流动；还有一个理由，即可能是我国劳动力数据的统计问题，例如大量的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现行的统计体系之外，因此该变量的解释力相对较弱。
(二)经济波动的协动性分析
1.产出方面
第一、二、三产业的波动都是顺周期的，且值得关注的是，第二产业的波动与产出的波动相关性非常强，同期相关系数高于0.9，说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第二产业，其波动的稳定性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以1992年前后分段来进行考察，发现第一产业产出波动的时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上升了，说明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作为基础产业的第一产业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波动正在逐渐增强。与此同时，第三产业产出波动的时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也出现了上升。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产出在整个国民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上升。考虑到其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密切程度逐步提高，使得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应该重视其波动性对我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2.就业方面
总就业人数的波动在1992年之前与产出的波动表现出较强的逆周期，具体到各产业的波动方面看，各产业就业人数的波动与产出的波动相关性较低，如第二产业的时差相关系数仅为0.370。其中的原因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大部分保留着计划经济的体制，这对企业聘用和解雇工人带来很大的障碍，从而造成了劳动力的提供与经济的发展关系不是很紧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总就业人数波动的逆周期表现，可能的解释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第一产业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部分剩余的劳动力迅速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而造成了逆周期的表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就业人数波动开始表现出较强的顺周期特性，这也反映出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企业用工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3.工资与价格方面
真实工资的波动在1992年以前为高度的顺周期，1992年以后则为高度的逆周期；而价格水平在1992年以前为逆周期，1992年以后则为顺周期，其周期性刚好与真实工资相反。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有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用工制度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人民群众的收入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则落后于其他方面的改革，在产出大量增加的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滞后，使得价格难以反映供求的真实变化，从而导致了价格水平波动的逆周期表现和真实工资波动的顺周期表现。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价格逐渐能够真实地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状况，因而表现出其波动的顺周期特性。而真实工资波动出现的逆周期的表现，可以由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工资具有刚性，因此在物价水平上涨的时候，导致了真实工资的下降，从而激发企业聘用更多的工人进行生产，导致产出的增加。物价水平和真实工资的这一周期性变化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解释1992年后出现的经济过热的现象。
4.消费方面
私人消费在1992年以前表现出高度的顺周期，其与产出的同期相关系数高达0.902。但1992年以后同期相关系数则降到0.381，且滞后2年的私人消费波动与产出波动的时差相关系数在1992年后达到0.799。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消费者所面对的市场环境日益复杂，在收入上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同时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从而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显得保守。与私人消费相比，政府消费在周期性上的变动与产出表现出极大的不同：1992年以前为顺周期，而1992年以后却表现出逆周期。从时差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来看，1992年以前政府消费的波动领先于产出的波动1年，而1992年以后则滞后产出2年。政府消费波动的这一变化，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为了保持经济以适当的增长速度稳定增长，避免经济出现过热现象，有意识地实施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来抑制产出的波动。
5.投资方面
固定资产投资的波动与产出的波动具有高度的顺周期，在1992年前后的同期相关系数皆达到0.85以上，反映出固定资产投资对刺激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控制固定资产投入的平稳性对整个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存货增加与产出的顺周期表现较弱，特别是在1992年以前，其与产出的相关系数仅为0.204，但是1992年以后相关系数却上升到0.683，表明存货增加与产出的顺周期性在1992年以后得到了加强，其可能的解释是：1992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受到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逐步加剧，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逐渐增强。
6.贸易方面
进、出口的波动都是顺周期的，并且出口的顺周期性在1992年以后得到了加强，同期相关系数从0.372上升到0.699。与出口波动的顺周期性相比，进口波动的顺周期性变弱了，同期相关系数从0.822下降到0.600。进、出口顺周期性强弱在1992年之后的变化，表明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外部需求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正在逐步增大，而国内对外部需求波动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正在下降，说明我国经济在1992年以后得到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经济竞争力得到明显提高。同时，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0.046上升到2007年的0.375，表明出口额在我国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抑制出口额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7.货币方面
在1992年以前各口径的货币波动都是顺周期的，而1992年以后除M0是顺周期外，M1、M2都是逆周期的，这一事实与我国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实施的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正好相符。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抑制通货膨胀，我国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90年代末期，由于出现了通货紧缩，为了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则实施了从宽的货币政策。从市场时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上来看，所实施的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都具有滞后性。M0的顺周期可以理解为：当经济活动高涨的时候，人们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满足交易性需求，而作为流动性最强的M0能够立刻满足人们对货币这方面的需求；当经济出现低迷的时候，人们对交易性货币的需求下降。
四、结论
研究表明，1992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变量与我国经济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实际GDP周期波动的平稳性有了显著的提高，除就业人数、物价水平和实际出口额外，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平稳性也得到了改善；第二，随着第三产业及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实际产出和实际出口额在实际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增加，这也使得它们与实际GDP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它们的顺周期性得到了加强，因此抑制它们的周期性波动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三，真实工资、物价指数、政府实际消费和真实货币余额的周期性都发生了变化，从改革开放初的顺周期性转变为逆周期性。但是，这些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机理，以及它们与实际GDP之间传导机制的变化，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