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性格特征及其近现代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近现代论文,性格特征论文,观念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大国之一，她有广袤的疆土、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境内民族众多，且这些民族绝大多数为原乡人而非外来者，较早就开始了民族融合，因而内部具有长远的民族联系和相同或相近的传统文化，这种源远流长的多样统一性，是中国民族的显著特色，也造就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性格特征。
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自春秋时起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的民族思想仍处在原初型和次级原初型状态，但由于拥有传说中共同的或有血缘姻亲关系的祖先、辽阔而又相对封闭因而自成一局的活动疆域、相互补充彼此依赖的经济关系、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完备的政治制度和富于伦常日用理性的传统文化，使得华夏——汉民族和接受了这种文化的大多数少数民族，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这多种结合纽带的作用，使境内各民族始终保持着族类、文化、祖国乃至中央政权的多层次认同，使得中国民族共同体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是在处置内外远近的民族关系上慎用武力，重视教化抚绥，中国民族不黩武好战，而是爱好和平，中国哲学强调通过调整人际关系以解决矛盾冲突的思想，与好勇斗狠、一味凭藉武力征服的作法不同，孔子早就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相信长驾远绥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德治，“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1〕而且主张对待其他民族应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2〕虽然认为自己有高度文明，因而担负有教化后进者的责任， 但仍应尊重他人的历史和风俗。春秋时齐候迫杀山戎，《公羊传》的作者和汉代何休都表示谴责，“戎亦天地之所生，而乃迫杀之甚痛，故贬，恶不仁也。”〔3〕此后历史上每当封建统治者主动向边地少数民族进攻时，一般都会招致时人的反对和后世史家的非议。
当然历代中原王朝的君主并不乏主动征讨他族者，边地将帅也有以杀掠为功者，游牧民族在其有野心的头人的指挥下，也常有攻夺，但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阶段的民族关系是相对融洽的，受儒学薰陶的士人和农耕定居的劳动人民都习惯于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原和内地开发较早，经济相对发达，人们生活较为富裕，而少数民族居住的边地或为高山大谷，或为草原荒漠，被中原统治者视为“苦寒”、“荒僻”的“不毛之地”，而且每次战争都弄得国家库藏空虚、人民嗟怨，所得不抵所失。虽然当时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但有时或经过一段时间后也会削弱王朝的实力，可以说从功利的角度考虑也有中原王朝慎于兵战的原因，最后，少数民族在与华夏——汉族友好相处时，也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在接受中原文化以后，其习性和心理均与农耕民族渐趋一致。
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具有一定的弹性，它能容纳较大范围和较深程度的变化。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观念就是先秦典籍中出现的“一天下”、“平四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及后来士人的“经世致用”等。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统治阶级内部的“变法”、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分裂割据、易姓改朝乃至少数民族入主，但中国仍然是中国，“革命”成功后的新统治者、由割据而完成统一的新中央政权、从边疆来到中原的少数民族领袖，都无一例外地接过“道统”、“学统”、“王统”的旗帜，行使起守疆土、抚众民的权责。雍正帝理直气壮地说：“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供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万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4〕表明他已接受了而且在运用汉民族的政治、文化理念，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依据。而出仕新朝甚至是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服务的士人，亦有充分的理由，如元初投奔忽必烈的郝经说：“今日能用中国之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膏斧钺、粪土野，其无孑遗矣。”〔5〕而不肯出仕清朝的顾炎武则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耳矣。”〔6〕前者出仕， 是出于“经世致用”，保存中国之道，安中国之民；后者不出仕，但要维护传统的仁义和人民的生活秩序，不是维护或反对一个具体的政权，而是上升到“保天下”的高度，也是出于“经世致用。”
语曰“法久必弊”，即任何体制、法令经过长时间的推移后，必然产生漏洞及与现实不适应之处；同时，封建时代的王朝政权和统治集团在长期执政以后，往往会出现整体性的结构腐败。于是，“变法”、革命、改朝换代等革故鼎新就成了中国民族再生和复兴的契机。中原民族同少数民族的交往融合，不仅丰富了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交流了生产技术；而且少数民族的进入中原，常带来一股刚健尚武的清新之风，对于制度范型化、思想程式化、腐朽没落的中原旧王朝形成冲击，使政治结构得以更新和复壮，其作用不下于农民起义，但这一切变化又基本不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理念的范围，旧邦维新、内部自我调整变革，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
由于中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之中，周边地区与中原腹地的关系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政治格局，都呈现为一种小分散、大集中的态势；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入主，都是轻故地而重中原，从经济、文化、政治上都表现出仰慕和归心。这种由周边向中心聚集式的融合趋势，大于由中心向外地辐射扩散的趋势，因此，尽管王朝政权多次更易，疆域范围有盈有缩，但“中国中心”的观念却不曾动摇，这是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三个特点。
“中国中心”观实际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一是中国处于心理上的中心，占有“天下”的核心地位，故“中国”常和“四裔”对举。利玛窦所见到的中国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就体现了这层思想。其二是中国的固有文明远驾于他国之上，西汉扬雄说：“孰为中国？曰王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7〕清末王夫之认为只有中国“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婚姻仕进之可荣”。而外国人则都过着“射生饮血”、“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室”〔8〕的落后低等生活，因而中国理应成为他人学习仿效的范型。 其三是华夷关系既然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也就理应成为君臣的等级关系，从春秋时代人们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明清时人们所说的“普天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照临之主。”〔9〕说明中国人的这种观念牢不可破。利玛窦曾说：“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10〕虽略含讽刺，但却抓住了“中国中心”的实质。因为直到近代以前，在中国君臣眼里，空间上没有所谓“国外”而只有“化外”。化外之地仍是中国天子的“王土”，化外之人仍是中国天子的臣民，天子有权在任何地方实行统治，施以教化，当然，如果“远夷”一时不能“倾心向慕”，只要不“以遂犯顺”、“冒渎天威”，可以暂时不加“天讨”，允其置身化外。因此在清中叶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欧洲国家为追求利润，来华赠送礼物和贸易时，清朝君臣却误以为这些“远夷”是来“归化”和“朝贡”的，朝廷拒绝商业意义上的平等往来，一厢情愿地把本非藩属的西洋国家视为藩属。“中国中心”的天下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在辨别族类时，有时使用血缘、种族的标准，有时以文化异同为标准，后者较为弹性。因为血缘种族差异是无法彻底改变的事实，而中国君主又要把天下之人尽视为自己的臣民，故只能用“道一风同”来突破血缘和种族的界限，以此化解“夷夏”、“胡汉”、“中外”的绝然对立，在更大的范围内解释和贯彻“中国中心”主义。这一标准的应用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使中国各民族能超越种种矛盾冲突而彼此接近结合；而且这种观念也使中国民族对待其他民族常持有一种文明温和的态度，大家可以共处，当然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只能“用夏变夷”，而不能反过来“用夷变夏”。
文化民族主义也有扩大和强化民族界限的一面，在种族血缘之别、领土和资源分配、各种政治经济的利润冲突之外，再加上一种个别性的文化标准，事情当然又多一层复杂性，曾有不少论者认为，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列强的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来的，所以中国人才普遍抵制西方文化。但这只是原因的一部分。试想汉代印度佛教传人、明末清初西学首次传入时，中国并不存在着类似近代的危机与屈辱，但同样激发了国人“夷夏之辨”的声讨和拒斥，最后佛教历经千年、在唐宋时完成本土化；而初来的西学经两百年终被逐出而告一段落，可见文化民族主义如果和自我中心相结合，就会成为接受异质文化的障碍。
对祖先所开辟土地的热爱、对民族固有文化的自豪、对自己国家制度的自信，是很多民族都具有的观念和感情。不过中国人的这种观念特别强烈，三个层次紧密结合，时间久远，二三千年不曾中辍。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凝聚力、自信心、自尊心和自豪感，并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内部协和一致、遇有外侮能奋起抗争的精神动力之一。但也无可否认，“中国中心”观使得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自居于凌驾天下的地位，不能平等对待其他民族，更谈不上认真学习他人之长。诚如梁启超所说：“中国自古一统”，“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称之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国也”，“数千年来，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曾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11〕如果说明清之前在中国人已确切了解的东亚范围内，中国的确不愧为唯一的大国和文明中心，因而上述思想虽然自负但还符合实情的话，那么到了明清和近现代，外来事物一再证明世界上还有其他大国，也有同样发达甚至更为先进的文明时，仍然沉缅于昔日的荣耀、坚守过时的天朝上国观念，就是固步自封和虚骄自大了。
中国中心的天下观、族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结合，使得中国历代统治者重义轻利、重道轻器。中国君主以推广“王道”、“仁政”、“德治”的天子自居，在对外交往中，经济的物质的取向确属次之又次，如果说未能完全排除的话，也只是保护属于己有的财富使之不失而已。而在更多的时候，为了在面子上表现自己的富有和仁厚，甚至是为苟且偷安，就不惜出钱出物以维持尊荣和相安局面。宋朝对辽和西夏给“岁币”丝荣，明朝给日本的“赐币”及郑和下西洋，都是出于上述动机。历代王朝都重视朝贡而轻视商业贸易，因为中国财货能够自给自足，而朝贡则意味着他人承认中国天子的至尊地位。康熙九年葡萄牙使者来华，送给朝廷金刚石、玻璃镜等物，康熙龙心大悦，下旨说“西洋地居极边，初次进贡，具见慕化之诚，可从优赉。”〔12〕可见这位不过是入关的第二代满族皇帝，就承袭了中原王朝的思维和行事方式。
尽管明末清初由西方传入的仪器钟表、机械大炮之类已被证明效用显著，但刻意维护固有传统的中国君臣和士大夫仍要贬低其意义，要将其逐出中国。明末喧嚣的“辟邪”，就包括抵制“西器”，乾隆帝反复表示：“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13〕直到清末，反对“洋务”的人仍然片面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4〕把西方的物质工艺之学视为“器数之末”，至于西方的哲学、宗教、伦理观、社会政治学说，更是必须排斥的“异端”。一般民间日用的洋货也遭仇视，理由是使用洋货不仅“糜我之钱财”，更严重的是会“暗伤王化”，“坏我之风俗人心”，故道光初年有人主张将洋货“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15〕从明朝万历年间沈钺、许大受等抵制西方的“窥天测日之器”起，到洋务运动时已有300年了，可知中国不仅无法认同西方的“道”，连接受西方的“器”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往往使人在观念上恋祖恋旧，不容易开新创新。无论是阐发理念、创作制度，动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尤其是伦理纲常，导引着忠于民族与忠于君主的混同。王夫之说：“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丘”，〔16〕这些能领导人民保卫族群的“长”和“丘”，既有爱国志士、民族英雄，但又常常被转移到帝王君主头上去了。而且，“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17〕因而“攘夷”总是同“尊王”相联系。然而“王者”并不总是代表族群的利益，当内乱和外患同时而至的时候，统治者出于一己一姓的私欲，或者是为了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就会冠冕堂皇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民族主义，对古之明训“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18〕也会置之度外，甚至完全颠倒为对外妥协而对内杀戮。
例如南宋皇帝高宗，1156年曾下诏说“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人修睦，古今之大得。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19〕但在此前后，他却多次命令抗金名将韩世忠、张浚、岳飞去“荡清内寇”，这些民族英雄手上无一例外地沾上了农民造反者的鲜血，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庶民作乱，不先去之，为腹心害，将无以立国。”〔20〕结果内乱被平定了，“攘外”却以失败告终。明末重演了同样的悲剧。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大举进攻中国时，蒋介石不仅宣扬过而且一度执行过“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由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抵制，加上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中国终于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作战，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可见，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它与别的思想观念相粘连所形成的效应，都是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的。在大多数时候，思想的实际作用往往是众多“变数”的综合结局。而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既对民族主义思想的效应形成制约，又给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可能。进入近代，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纳入世界体系之后，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将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考验和挑战。
近现代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急剧转变、发展，并走向升华和超越的时代。西方的入侵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自尊自足，接踵而至的灾难和危机使得内部各民族形成更加紧密的同舟共济的整体，“御侮”和“救亡图存”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主题。同时，因认识上的不同、旧群体的分化和新阶级阶层的产生，传统上相对一致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也变得丰富多样了：有要恢复和强化传统的排外的民族主义，也有要否定和改造传统、向西方学习的开放的民族主义；有维护或仅仅是改良王朝政治的民族主义，有主张革新政治、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农民阶层、旧式士大夫、过渡型态的读书人、新式知识分子和新型工商业者，各对民族主义的主张有所诉求。其后出现的主要政党，无论是对民族主义加以倡导、利用和引导（如孙中山和国民党），还是对其加以改造、升华和超越（如中国共产党），但在各政党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和各项政策的运作中，尤其是在处置与外国（主要是日、苏、美三国）的关系时，都必须充分考虑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存在及其与现实的关系。
从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事件来看，不仅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甲午战争、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中国各族人民求生存、图发展的壮烈之举；那些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的思想争论，如从洋务运动到维新运动中革新与守旧之争、辛亥革命前，“排满”与保皇之争、“五四”前后批判封建文化与维护礼教和孔学之争、以及其后的东西文化之争、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之争等，更直接与民族主义思想息息相关；还有其他一些事件和思潮，如清末的反洋教、收回利权、民国初年的“工商立国”、“实业救国”、“五四”以后的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活动、收回租界的斗争、外资工厂的罢工斗争等等，人们也不难从中发现民族主义思想的背景和动力。
中国各族人民通过百余年的民族自卫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磨炼洗礼，终于结成了再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可一致的中国民族整体，共同为抵御外部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改造内部政治环境和政权结构、建成多民族统一的新国家作出了贡献。中国人不仅克服了恪守祖训、片面固守传统的封闭保守心理，热切地向世界寻求新知、借鉴各国之长；而且从长期形成的优越感、短期出现的自卑感的两种困扰中走出，以开放的胸怀和平等的姿态对待和处置内外民族关系，从严复、梁启超的“新民”、“合群”主张；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内讲“五族共和”，对外讲“扶危济倾”；到新中国对内贯彻“民族居住区区域自治”、“民族平等”、“民族大团结”，对外执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及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体现了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转变、发展和升华。
注释：
〔1〕《论语·季氏》。
〔2〕《礼记·王制》。
〔3〕《春秋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
〔4〕《东华录》雍正七年九月癸末上谕。
〔5〕《与宋两淮制置使书》，《郝文忠公集》传三十七。
〔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7〕杨雄：《法言》卷四《问道》。
〔8〕《船山遗书·读通鉴论》卷十四。
〔9〕沈
：《南宫署牍》、《圣朝破邪集》卷一。
〔10〕《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
〔11〕梁启超《爱国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
〔12〕《皇清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八，《四裔考》。
〔13〕《大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30页。
〔15〕管同：《禁用洋货议》，《皇朝经史文编》卷二十六。
〔16〕《船山遗书·黄书·原极篇》。
〔17〕《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
〔18〕《春秋左氏传》僖公二十四年。
〔19〕《宋史》卷二十四，《高宗》。
〔20〕《宋史》卷二百六十一《张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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