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思辨走向经验表达的叙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理性论文,走向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教师叙事研究”这个简单的命题入手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包括有一个最基本的、最核心的概念：叙事。所以，今天我们就先从“叙事”入手，来展开论述。
叙事，与说理、抒情一样，都是人类表达自己情感，表达自己感受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方式。“叙事是与人类历史共同产生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也从来不曾存在过没有叙事的民族；所有阶级、所有人类集团，都有自己的叙事作品，而且这些叙事作品经常为具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文化素养的人所共同享受。所以，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1] 尽管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的表述中有虚幻的色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久远的时间和广延的空间历史上，叙事与抒情、说理一样，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传播和再生的基本动力，它们共同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标志。可以说，叙事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
叙事的存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叙事，使理论思辨内容丰满起来，使内心主观感受凸显出来；叙事，把艰涩而枯燥的理论还原到生活中去，将生动而真实的生活展现在人们面前；叙事，使抽象而复杂的观点，甚至是高远而深不可测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叙事，随着故事的展开，随着情节的进展，随着事件的承接，使得人与人的内心发生真正的生命意义上的互动，使文字变得多姿多彩，使固着不变的文本充满了灵动的意味，“叙述的直接抵达，让那些没有体温、呼吸和心跳的文字，那些概念单性繁殖概念的论、史、评，远远留在它们的灰色地带”。[2]
一、“宏大叙事”与“经验叙事”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private narrative)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尽管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但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经常(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具有一种强迫性，因而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结果必然会造成历史记忆的“缺失”。
一般来说，“宏大叙事”以其思辨性为其主要特征。这种叙事方式强调的是规律性，以确定和发现真理作为自己的行文宗旨，试图以此叙事方式安排人类的精神与生活，个体的经验倒无关紧要。在这种宏大叙事的背景下，缜密的逻辑思维凸显无疑。
“私人叙事”，也称之为经验叙事，以其“关注个体和群体内在世界和经验意义的‘经验叙述’”为其主要特征。经验叙事强调的不是反映这个世界的大而全的形式、规则、规律，而是经验的意义。“其尊重每个个体的生活意义，主要通过有关经验的故事、口述、现场观察、日记、访谈、自传或传记甚至书信及文献分析等，来逼近经验和实践本身”。[3]
宏大叙事是已经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叙述样式，在大量的教育叙述文本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比较叙述，以及思辨逻辑的叙述已经成为一种叙述样式。这种叙述样式的强权地位，使得原本与实践就有一定距离的理论变得更加高深莫测，甚至是艰涩难懂，绕进了一个“越是读不懂的文章就越是好文章”的怪圈儿。“于是，理论如何联系实际，成为一个恒久而常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很难将这种貌似总体、完整的叙述联系到具体而复杂的实践操作层面”。[4]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宏大叙述更多的体现为对一种时代特征、时代精神的勾勒和渲染，在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个人在一定的意义上被忽略，甚至是抹去、消失。在文学、音乐世界，文本表达的也是对人类整体形象的一种共同特征的刻画，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历史时期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一幅又一幅、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宏大叙事”，并且正在被拷贝、复制、放大。而个人在这个时代的潮流中所体验的幸福、快乐和愉悦，所经历的苦难、挫折和磨练，很少被载入历史的史册，在时间的冲击中，正在一点点地被遗忘、被吞噬。
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象的痛苦，都将永远被此覆盖。而且，这些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叙事。君不见，才不过短短二三十年，连一些以“老三届”为“题材”的饭店、文艺演出、畅销书及“肥皂剧”等各种纯商业行为，都无不充满当年的“宏大叙事”的种种符号和象征，以此营造一种虚假的怀旧氛围。虽然其意在牟利，目的并不“宏大”，但实际上却进一步，甚至更为彻底地从“日常生活”这种“最私人”的层面上都用宏大叙事清除了私人叙事或个体的历史回忆，使后来者只能拥有这唯一的一种历史文本。津裨私人叙事完全消失的时候，“个人”实际便从“叙事者”成为“被叙事者”，由叙事的主体沦为物化的叙事对象。真实的、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却空洞无物、抽象而且残缺不全的“历史”。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更加可怕。
私人叙事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是努力记忆对迅速遗忘的顽强抗争。因此，鲁迅先生才告诫人们，在为许多人所不屑的稗官野史和私人笔记中，实际有着远比诸如“二十四史”等各种费帑无数、工程浩大的钦定“正史”更为真实的历史--至少，不能只读“正史”而不读“野史”。这便是以私人生活和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的价值所在。但与“宏大叙事”相比，“私人叙事”必居劣势，因此它的种种艰巨努力就更值得我们留意倾听、认真阅读、用心体会。[5]
或许正是因为与揭示、分析、体现主流的宏大叙事相比较而言，私人叙事长期以来处在边缘的缘故，很多“小人物”的声音几乎不被提及，私人叙事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随着近些年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文化的繁荣发展，随着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交汇融通，以描写、呈现个体经验为主的私人叙事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并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Lyotard,J.F,1924——)批判了普遍适用的“大叙事”或“元叙事”，而提倡适用于有限范围的“小叙事”，认为：以小叙事继续为人类生活编织出意义，并促进小叙事的繁荣，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任务之一。叙事研究由此在研究方法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崇和运用，它体现出对人们生活故事的重视和对人类内心体验的关注。可以说“叙事研究就是研究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6]
就此意义而言，本书所指称的叙事，就是这样一种以呈现个体经验为主要特征的“小叙事”、“经验叙事”。通过对个体经验的揭示，来探讨一种可以穿透个体经验的、归隐在经验背后的那些深层次的东西。而那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试图安排人类精神和生活的宏大叙事不在本书所论述的范围之内。
二、叙事与时间
如果我们认同叙事就是我们自己，叙事就是个体的经验和行为，叙事就是我们作为人类、作为我们自己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时间意识就应该、并且必然纳入到叙事的领域中来。
非生物体是不会有时间意识的，时间意识本身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根本性的标志。时间不是一种外在的存在物，它实际上存在于人的内在意识当中。在现象学家胡塞尔那里，人的这种意识与最初建立在经验知识积累基础之上的客观的时间观念有所区别，被称之为“内在时间意识”。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指出：“那把自身置于过去——现在——未来流程中的时间意识，构成人的思想感情的主干。……从历史眼光判断，宗教、哲学、艺术等所谓‘人’的各种文化，事实上都是与这种时间意识逐渐相对应形成起来的。换言之，伴随着时间意识的逐渐明确，人才形成为人”。[7] 叙事是一种人类思维的模式，由于所叙之事的存在，促成了我们的时间意识的产生，而内在的时间意识的产生又预设了外在时间的存在，也就是说，所叙之事在叙述的过程中，其意义不断地生成，进而从过去、现在的时间中重新显现出来，同时也在尽可能低向我们展现着未来。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说：“我知道如果没有过去的事物，则没有过去的时间，没有来到的事物，也没有将来的时间，并且如果什么也不存在，则也没有现在的时间”。[8] 由此可见，叙事与时间、与人的时间意识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时间与时间意识的存在为所叙之事提供了一条有章可循的、清晰的脉络。
事实上，叙事原本就是在记载着时间的流程。任何所叙之事都要在时间的经纬度上展开。叙事叙述的就是存在之事、存在之物。因此，在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M·Heidegger,1889—1976年)看来，时间本身不是存在之物，但它是使“存在”得以被意识领悟的“境域”。任何“存在”都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如果缺少了时间，“存在”也会因不能被意识所领悟而失去存在的意义。“由于‘时间’，‘存在’才被显露出来。所以，‘时间’便表示出‘无蔽性’，也就是说，表示出‘存在’的真理了”。[9] 叙事所叙述的事件本身就是时间的承载物，时间正是在事件中呈现出来的。所以，通过叙事来呈现我们的意义、表达我们的经验，其实质就是时间的一种呈现过程。叙事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把过去的时间与现在的时间更好地衔接起来，正是因为有了叙事，我们才可以把流动着的、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的时间保存下来。所以，有学者认为：“叙事的冲动就是寻找失去的时间的冲动，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的、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而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事才变得形象和具体可感的，正是叙事让我们真正找回了失去了的时间”。[10]
时间存在于人的意识当中，过去的时间以记忆的形式为人所保留下来，所以，记忆是时间的一种象征，也是架在时间与叙事之间的一个桥梁。个体在叙事的时候，更多的是凭借着回忆，从记忆的深井里打捞起那些可以唤回失去的时间的印象，将其陈述出来，进而让我们去了解、熟悉叙述者的经验世界。也正如此，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叙事作品中，更多地体现为对过去之事的叙述，即使是“当下发生的事情”，也已经为叙述者所经验，只有那些已经发生并被体验过的事物才能在人的心灵深处留下印象，“一个人不可能在他正经历某一经验时反思这一生活经验……对生活经验的反思总是回想，它是对过去的或已经历过的经验的思考”，[11] 不同的个体经历的事件当然不尽相同，即使是同样的事件，在不同人的内心深处也会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正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叙事才变得色彩纷呈，也正因为同样是“过去的时间”却让不同的人感受和体会，叙事才可以为我们揭示不同的人的经验世界。这些缤纷的不同个体的经验世界便为我们勾勒出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模式，“叙事作为一种思维的模式，一种意义生成的承载工具和一个文化的表达模式，我们透过自己的叙事，建构我们存在于世界的一个版本，文化正是透过它自己的叙事为它的成员提供身份认同和行事的种种模型”。[12]
与建筑、雕塑、绘画等空间艺术相比，叙事作品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和完成的艺术，任何叙事，都是在时间基础上对事件的描述。当我们谈及叙事的时候，时间就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当我们面对一部叙事作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从字里行间中去把握所叙之事发生的时间顺序，也往往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叙事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时间顺序可能与所叙之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有一种差异和交错。
年轻的Z老师到乙班听了师傅李群上的新闻单元第一课，此前他的教案经过了李群的检查、修改和指导。[13]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Z老师的教案经过李群的检查、修改和指导在前，而他听李群的课则在后。但是在文本当中，这两个事件的顺序却发生了调换，这其实是作者的一种叙述手法。
在叙事学的研究领域，所叙之事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被称之为故事时间；叙事作品，也就是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时间顺序被称之为叙事时间或文本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交错不一致，在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那里被称为“时间倒错”(anachronism)。在文学领域，叙事时间作为文学创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是叙事研究的一个主要范畴。事实上，叙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时间意识，也正是人类自己对时间的一种追寻和探求的过程，也就是说，不论是叙事时间还是故事时间，呈现在我们视域的都是人在挖掘经验、表达经验时所遵循的一种时间顺序，所叙之事中的人与叙述者自己都在力图表达着人自己的生活世界，表达着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表达着人在时间的长河中所体验和感受到的一切。因为有了“时间倒错”的存在，就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是在如何表达着自己的，我们便有了一种新的观察自己的视角。
三、故事、叙述者与叙述情境
叙事，会涉及两个必要的因素，一是故事，即所叙之事；二是叙述者，即讲述故事的人。叙述者与故事之间存着的不同关系，就构成了不同的叙事情境。
文学当中最基本的叙事情境有三种。[14]
第一，第一人称叙事情境。其基本特征是，叙述者存在于虚构的小说世界。第一人称叙述者就像其它人物一样，也是这个虚构的小说世界中的一个人物，人物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完全是统一的。
第二，作者叙事情境。其基本特征是，叙述者外在于人物的世界，叙述者的世界存在于一个与小说人物世界不同的层面。叙述者采取的是外在聚焦。
第三，人物叙事情境。在这种叙事情境中，叙述者由一个反映者所取代，这个反映者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感受、观察、思考，但却不象一个叙述者那样对读者讲话，读者乃是通过这个反映者性格的眼光看待小说的其它人物和事件。由于无人承担叙述者的角色，所以场面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在读者眼前展开。
这些不同的叙事情境中有一个重要的要素——叙事方式的差别。它表现为在叙事中“究竟由谁在叙述？”
在有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个性鲜明的叙述者，叙述者外在于故事，叙述者就是讲故事的人，他与故事中的人物距离较远，作为传达信息的中介存在于文本当中，这就是最基本的一种叙事的方式——讲述(Telling)。在“讲述”的叙事方式中，活跃着一个叙述者的形象，他记录、讲述，对他叙述的故事做出各种评论和解释，与读者交谈。我们国家传统的艺人形象——“说书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叙述者。
与讲述相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叙述方式。这就是展示(Showing)。在“展示”叙述方式中，我们找不到叙述者的影子。我们只能发现有一个充当着“反映者”的角色人物，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在这个反映者的视野中逐步展开，他感受、思考、领悟，读者在感受着他的感受，思考着他的思考，领悟着他的领悟的同时就是在阅读着故事本身，这个人物从不用语言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与读者交流，读者直接进入这位人物的意识，体验他的内心。在“展示”的叙述情境中，没有一个传达者的角色向读者传递信息，读者就像是亲历事件，直接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
二者相比，“讲述”的叙述方式，由于有了叙述者的理性思考，由于叙述者在文本中的暗示和引导，读者很容易形成自己的一种比较明确的结论，尽管有一些受制于叙述者的概念系统；而在“展示”的叙述方式中，读者只是随着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的意识四处游走，整个故事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是一些片断似的印象，片断与片断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意义空白”，需要读者自己去填充，这就给文本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使其变得有一些含混和隐晦，但也更为开放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