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调查与思考——来自安徽农村的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徽论文,中国论文,粮食安全论文,农村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志码：A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大事。近年来国际市场粮食短缺、价格飞涨，粮食安全再度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世界粮食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格外引人注目。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稳定国内粮食生产，保障国内的粮食供给。那么，中国粮食安全的形势如何？我们课题组为此展开了专题调研，并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及样本选择
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就不能不提到安徽省。安徽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第一，安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和产粮大省，农业在安徽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安徽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和全国6个粮食调出省份之一，年均调出粮食500万吨。安徽粮食生产的状况对全国粮食形势具有重要影响。
第二，安徽是全国农村改革的先行省份。1978年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安徽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2001年，全国农业税费改革在安徽全省试点，配套进行了以乡镇机构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县乡综合体制改革。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取消了农业税。这些年来安徽走在全国农村改革的前列，安徽经验对全国都有指导意义。
第三，安徽的农业发展状况在全国具有代表性。随着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安徽省实行工业强省，城镇化、工业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在由农业大省向工业强省、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安徽遇到的问题也是中西部传统农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剖安徽情况，对于解决困扰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有启示意义。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安徽省内不同地区也大相径庭。鉴此，我们选择了3个各具特点的县作为样本开展实地调研。
萧县位于安徽北部的淮北平原、黄河故道，交通条件便捷，陇海铁路横贯北部，符夹铁路纵穿东南。进入新世纪后，全县的年均粮食产量超过65万吨，2007年达到了87.62万吨的历史最好水平，是名符其实的粮食生产大县，但萧县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总体落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当地农民受困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影响，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外出务工尚不普遍，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家中。
凤阳处在江淮分水岭上，易旱怕涝，农业生产不稳定。解放前的凤阳县是一个“身背花鼓走四方”的穷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全县农业发展很快，但此后的20年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凤阳的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变成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县”。1978年，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在小岗村实行，并很快推广到全县，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凤阳成为全国首批商品粮基地县、100个产粮大县之一。近年来，凤阳县以玻璃制造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工业，已基本形成了以建材、化工、粮油食品加工、机电四大骨干产业，2007年全县实现工业增加值18.43亿元。
含山县地处皖中，粮食年产量很早就达到20万吨的水平，2007年首次迈上25万吨的台阶。含山的粮食总产虽不高，但单产和人均产量是3县中最高的，粮食商品率连年超过50%，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商品粮大县。2002年以来，含山县开始推行“工业强县”战略，促进了一批骨干企业迅速成长，一跃成为安徽省的“工业十强县”之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镇化、工业化明显加速，10万农民洗脚上田，走上务工经商的道路。其中5万余人实现就地就业，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发展。
虽然萧县、凤阳和含山历史上都是传统的农业县，但在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它们的发展现状却不同：萧县还是个农业县，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探索前进；含山县工业发展较好，基本实现了由农业县到工业县的转变；而凤阳县介于二者之间，开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见表1）。
凤阳、萧县、含山3县的发展是安徽省在由农业大省向工业强省转型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缩影，通过考察这3个县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安徽粮食生产在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取了以上3县作为样本，开展调研活动。
二、安徽省的粮食增产之路和动因分析
安徽农业的大发展源于30年前发生在江淮大地上的一场变革。1978年夏天，安徽大旱。夏收后，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了分田到户的契约，拉开了大包干的序幕。第二年，粮食产量便达到了66吨，相当于1966年～1970年的总和。大包干的成功为安徽的粮食生产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农村改革30年来，安徽粮食生产的总趋势是上升的（见图1），粮食产量由1482.6万吨增长到3023.3万吨，增幅达103.92%，年平均递增2.40%。安徽实现了由农业省向农业大省、产粮大省的转变，粮食年产量常年居全国第6位。随着粮食生产水平的提升，安徽对全国粮食安全的贡献越来越大，不仅解决了本省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每年调出粮食约500万吨。安徽省的粮食生产还是全国粮食增产的助推器，2006年安徽粮食增产255.4万吨，占到了全国总增量的40%。2008年，安徽省夏粮总产1170万吨，创历史最好水平，增量占全国的20%。
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刺激了安徽的粮食生产。始于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迅速推广到全国，这项制度使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得以释放，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80～1990年的10年间，安徽粮食产量由1454.0万吨增加到2520.1万吨，年均增加近100万吨。像这样持续时间长、增长幅度大的发展，在全国和世界范围也是罕见的。
第二，国家农业政策调整促进了安徽的粮食生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大幅提高粮、油、棉收购价。1982～1986年，中央出台了第一轮的5个“一号文件”，肯定农村改革的方向和经验，不断对农村改革和发展作出新部署，尤其是1985年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开放城乡市场，对粮、棉、油等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新政策，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幅提升。其间，安徽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1482.6万吨增加到1986年的2371.9万吨，年均递增为6.94%。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和农民负担过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全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下滑。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自2004年开始下发第二轮“一号文件”，明确“三农”问题是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指导方针和“三项补贴”政策，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实行城乡统筹，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这些举措再次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粮食生产迅速回升，安徽粮食产量由2004年的2743.0万吨上升到2008年的3023.3万吨，年平均递增2.46%。
第三，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推动安徽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安徽粮食生产发展的30年，也是安徽经济社会转型的30年。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利益，全省自上而下地树立大局意识，毫不放松粮食生产。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实施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控制工业项目占地，稳定农业用地，还通过土地复垦和空心村整治，增加耕地面积，开展中低产田改造，提高耕地的集约化使用水平和耕地的产出率。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安徽开始试水农村税费改革；2001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又将改革推广至全省，逐年减免农业税和各项提留，减轻农民负担，直至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
第四，农业现代化是安徽粮食生产的助推器。1978年，安徽省农机总动力为736.8万千瓦，只有15,631台大中型拖拉机、284台联合收割机，全年机耕面积2097.8万亩。2006年，全省农机总动力4240万千瓦，拥有12.6万台大中型拖拉机、6.1万台联合收割机和1200台水稻插秧机，全年机耕、机播、机收面积分别达到5812.5万亩、3382.5万亩和5550万亩。农业机械化对淮河流域的小麦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地小麦成熟正值淮河汛期，以前收割主要依靠人力，效率低，随着大型收割机械跨区作业的广泛运用，小麦收割时间缩短，基本解除了洪水的威胁。
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2005年，安徽省启动了小麦高产攻关活动和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全省小麦平均亩产增加到663.6斤，累计增收超过65亿元，带动全省农民人均增收131元；水稻平均亩产增加到831.4斤，总产增加39.0万吨，带动稻区人均增收134元。2008年安徽省又启动了玉米振兴计划，力求实现玉米平均亩产达到900斤的目标[3]。全省还组织城里的科技人员下乡普及农业科技知识，鼓励基层农技人员上门帮扶、指导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建立健全病虫测报网络体系。
第五，农业产业化是安徽粮食生产的可靠保障。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形式是订单农业和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民说：“手中有订单，种粮心不慌。”相对于传统农业先生产后找市场的做法，订单农业先找市场后生产，降低了农民的市场风险。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通过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其他实体之间的合作，为组织内成员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有效地解决了统与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使粮食生产专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提高了粮食生产者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第六，农民素质提高是发展安徽粮食生产的关键。安徽自2006年起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全省3040个村两年来共培养专业农民12万多人，培训农民120多万人次。到2010年，安徽省还将培训专业农民20万人，现场指导农业生产技术300万人次，培养农村实用人才5万人以上。安徽还在农村基层党建中实施了“双培双带”工程，实现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党组织带领致富带头人不断进步。这些措施提高了农民的整体素质，促进安徽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
这些成绩的取得不是孤立的，需要诸方面力量的通力合作、各种资源的优化整合，并最终体现在粮食生产的主体——农民身上，只有农民的素质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提高了，粮食生产才能长期稳定发展，国家的粮食安全才有可靠的保障。
三、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和分析
现在，粮食需求总量呈刚性增长的趋势：一方面，肉蛋奶消费在居民食物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这些副食品大部分是由粮食转化而来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肉蛋奶的消费还处在较低水平，当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富裕的小康生活时，对肉蛋奶的需求量还会大大增加，这无疑要增加粮食的消费量；另一方面，生物能源消耗大量的粮食。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也开始发展和推广生物能源，如安徽丰原生化公司就利用玉米生产乙醇汽油。国际粮农组织的报告认为，生物能源与人类争夺粮食的现象是引发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
粮食消费量的持续增长虽呈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只要能保证粮食的供给，并不一定会导致粮食危机。可是，现在粮食生产领域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觉。
第一，耕地面积减少。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全国都出现了大量耕地被占、盲目地“压粮扩经”以及局部的耕地撂荒现象。安徽省耕地面积从1978年的6624.2万亩减少到2003年的6127.1万亩，年平均递减0.3‰，每年递减23.5万亩。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用地的增加速度超过新开垦耕地的速度，农地改变用途、面积减少是不可逆转的，而宜耕后备土地资源日趋匮乏，扩大耕地面积的空间极为有限。
第二，复种指数下降。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徽农村基本实行“油（菜）—稻—稻”、“麦—稻—稻”或“（红花）草—稻—稻”的种植模式，粮食复种指数普遍达到2～3倍。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安徽农村逐渐转而采用“麦—稻”或“油（菜）—稻”的种植模式，全省粮食播种面积从1978年的9280.1万亩减少到2004年的8590.2万亩。
第三，粮农生产能力弱化。现在支撑着安徽粮食生产的主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农民。以滁州市为例，截至2006年底，全市共有农业从业人员121.3万人，从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的农业从业人员占到了总数的33.0%，而30岁以下的只占到15.8%（见图2）。从男女性别结构看，以女性居多，占52.2%（见图3）。从文化程度分布看，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超过57%，高中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不足3%（见图4）。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安徽的其它地区。
图2 滁州市农业从业人员年龄构成[4]
图3 滁州市农业从业人员性别构成[4]
图4 滁州市农业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构成[4]
粮农素质弱化是工业化、城镇化的产物。有文化的青壮年奔工厂城市而去，留下的多是缺少文化的50岁以上的老人和妇女。由于年龄偏长，文化偏低，他们外出务工已没有优势，只能在家继续种粮。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已经或者即将不能适应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同时，他们接受先进科技知识的能力差，只能沿袭传统的种植习惯，依靠过时的方法，很难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
粮食生产积极下降的深层原因在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越种越穷的事实导致产粮区的地方政府和农民纷纷弃粮而去，转向非农非粮产业以追求更高的效益。
人类社会由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不到2%；在中国，农业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50%左右降低到2007年的11.26%。农业比重的降低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也意味着农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低。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一片土地如果用于发展粮食生产，地方政府是无利可图，收入为零；同样的土地如果用于开发房地产或发展工业，政府不仅能一次性收取一大笔土地转让金，还能拉动当地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增加税收，相比发展农业和粮食产业，能带来更快、更高、更稳定的经济效益。上世纪90年代初，含山县也是以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主，结果县财政拮据。2002年以来，该县实行“工业强县”战略，一跃成为安徽省的“工业十强县”，工业增加值占全县GDP的37.7%，第三产业增加值达35.8%。由于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含山县迅速崛起，成为皖中的经济强县。虽然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全县财政收入仍达2.36亿元。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还有耕地面积的减少和土地转让金的大幅增加，2003～2006年，全县累计出让土地1230.4亩，获得土地出让金3.75亿元，但相同面积的土地如果用以粮食生产，按照当地最高1000元／（亩·年）的产出计算，需要300多年才能实现相同的收益。土地转让金成为当地的“第二财政”，这还不包括这些土地开发后发展工业和房地产能够带来的税收和城乡居民就业。2003～2006年，含山县累计投入7.1亿元，开工建设众多的公共基础设施，其中新建道路13.24公里，使县城面貌大为改观。由于利益，使产粮区的地方政府都愿意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招商引资，对违规占地现象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对粮食生产进行算计的还有粮食生产的主体——农民。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来源日趋多元化，农民收入由主要来自农业转向农业和非农业并举，农业收入由主要来自种植业转向种植业和养殖业并举，农民增收由主要依靠增加产量、提高价格转向主要依靠提高效益、扩大就业。目前，农民收入中来自非农产业的已经超过50%，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1/3，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60%，进城务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传统农业社会，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应呈正相关性，且二者增减幅度应大体相当。现在，粮食收成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呈下降趋势。以凤阳为例，该县1991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48.1%，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少了30.6%；而2003年该县同样遭受自然灾害，且粮食减产幅度高达53.8%，但由于非农产业发展和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务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比上年减少14.1%，远低于灾后人们对灾情的估计；2005年粮食虽减产8.70%，但农民收入却增长了8.71%（见图5）。
近几年，种粮的实际收益是比较低的。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8年，在凤阳县种植一季小麦的亩均收益243元，种植一季水稻的亩均收益427元。当地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到1.3亩，按户均4人，种植规模5亩／户计，年收入为3350元／户，加上国家发放的各种补贴，每户农民的种粮收入不超过3500元。在我们调查的3县中，含山县亩均收入稍高，接近1000元／亩，而萧县则比凤阳低，在600元／亩左右。全省农村情况大致相当。
农民在粮食生产中还要承担一定的市场风险，生产粮食过多，就会出现“谷贱伤农”，有些粮食收购和加工企业趁机压级压价，人为地造成农民“卖粮难”。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农民在市场博弈中的劣势地位，种子、农资生产流通企业乱涨价，吞食粮食生产的利润和国家对粮农的各种补贴，有的甚至制假售假、以次充好，用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劣质柴油坑农害农，造成农民颗粒无收。
相对于在家种粮，进城务工对于农村劳动力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首先，进城务工的收入高。在长三角地区，一个农民工的月收入普遍在1000元以上，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月收入可达3000元甚至更高，数倍于种粮的收入。其次，进城务工的收入稳定。从事二三产业，一般不需要农民工投入资金和承担风险，农民工一般也能够及时足额地领到工资。此外，近年来进城农民工开始享受到输入地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他们的子女也可以享受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因此，农村劳动力、尤其是有文化的青壮年更倾向于进城务工，他们由过去一人进城到现在举家进城，由暂时居住到稳定居住，由离乡不离土到离乡又离土。在我们走访的含山县环峰镇刘武村，有约2100人外出务工，占全村总人口的51.37%，在个别自然村，全家外出打工的比例高达20%。2007年，安徽全省有1100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不仅为输入地创造了可观的GDP、税收和消费，也为输出地带回了可观的劳务收入。
农民自身是理性的，他们会经过利益的比较，选择决定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当粮食生产的收益下降，他们的种粮积极性自然就会下降。淡化几千年来的“以农为本”意识，粮食生产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副业，这对农民来说，其实也是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理性选择。责怪农民，或者指手画脚，强迫农民改变自己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
四、粮食安全的出路和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立足国内，依靠改革、政策、科技和投入，用占世界耕地面积9%的土地，解决了占全球人口21%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全国人民跨过了贫困、温饱，达到了总体小康，向着全面小康迈进。同时，得益于改革开放，我们现在有条件利用广阔的国际市场来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但是，国际粮食年贸易量大体保持在2.4亿吨，中国每年需要消耗粮食5.3亿吨，中国的粮食进口存在着明显的“大国效应”，进口量的细微变化都会引起国际粮价的剧烈波动。因此，幻想着13亿张嘴巴都去吃经济全球化的“大锅饭”，既是十分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中国的粮食出现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救得了中国。因此，中国的粮食供给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行基本自给的方针。为了实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到2010年稳定在5亿吨以上、到2020年达到5.4亿吨以上的目标，我们必须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第一，坚持农村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大成果就是废除了人民公社旧体制，建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经营责任制。但是，30年来，每当农业和粮食生产出现波动时，总会有人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种种非议。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最根本的成功经验，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亿万农民的自主选择，是现阶段党在农村最根本的政策。农村稳定的关键是政策稳定，当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意愿没有改变前，任何变动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早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伊始，党中央就提出要同时发展集体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建立社会化服务体系。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更提出了农业的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个很长的过程”。[5]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和发展做出新的重大决策，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改革推向前进，使农村的各项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充满活力；使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更加完善，符合民心。
第二，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中国耕地资源有限，且有不断减少的趋势，国务院在《2008～2020年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中重申，必须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以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首先，要制定国土利用规划，做好土地复垦和中低产田改造。政府要鼓励农民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耕地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关土地流转的规定，明确土地流转中各方的权责、流转的程序、纠纷解决机制等具体问题，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严禁农村承包土地流转中随意变更土地用途的行为。再次，要细化《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有关禁止非法占用农业用地、任意改变土地用途的规定，明确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严禁到农村乱圈乱占耕地，严厉打击非法占用耕地的案件。
国家在保护耕地时也必须平衡粮食主产区和二、三产业发达地区的利益。在现有的分工模式下，产粮区的地方政府和农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一边要保证粮食生产以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一边要忍受着由于粮食效益降低导致的发展困难，这是不公平的。所以，国家在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中，应当给予产粮区更多的倾斜。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财政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力度，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安排大中型工业项目时，要优先考虑安排在传统农区。对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原则上一律安排在县域境内，实现农产品就地加工、就地升值和农民就地转移就业，使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分享到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果，实现产粮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均衡发展。
第三，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各级政府责无旁贷。要像发展城市那样发展乡村，像抓工业项目那样抓农业生产能力建设，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建立财政支农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现在，农业基础条件差，粮食生产能力弱，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六小工程”的投入，恢复原有的农田水利设施，提高了农业的防灾减灾能力，扩大旱涝保收农田面积，改造中低产田，提高单位农田的产出率；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个系统工程，既要加强农村内部的农田水利道路建设和村庄整治，又要加强农村外部的为农业服务的相关产业的能力建设，要统筹规划，做好为农服务的大文章。
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出台优惠政策，拓宽农业投入来源渠道，健全农业投入保障机制，吸引城市资金、人才、技术下乡，兴办农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根本上改变乡村落后于城市，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状况。
第四，优化粮食生产的外部环境。要构建完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健康的农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提高粮食生产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质量。农业科技和气象部门要为粮农提供病虫害防治预报和中长期旱涝预报和短期天气预报，开展农业技术咨询等服务；农资部门要及时提供优质种子、化肥、农药；工商、质检部门要加大对农资市场和产品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利用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和劣质柴油的坑农害农行为。物价部门要严厉查处农资产品乱涨价的违法行为。粮食加工和流通企业、尤其是国有粮站要发挥主渠道作用，按国家规定的优质优价和最低保护价政策，敞开收购粮食，严禁压级压价，杜绝“卖粮难”。要拓宽销售渠道，做好供需衔接，推行定单农业，降低粮农的市场风险。金融部门尤其是设在县以下的各类金融机构要开展农户小额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方便及时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保险机构尤其是农业保险公司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农作物、大牲畜和大型农业机械的保险，降低自然灾害等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第五，发挥农民在粮食生产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前提是尊重农民的意愿。要尊重农民的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用示范的方法，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用市场的力量，引导农民提升粮食生产水平。要适时放开粮价，缩小国内外市场的价格差，同时用足世贸组织对农业的黄箱保护规则，加大对粮农的直接补贴，使粮食生产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核心是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大对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投入，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提高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大力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市场竞争激烈、利益主体多元的情况下，农民联办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解决了家庭经营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农业行业协会是联系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在开拓市场和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工商、财政、金融和税务部门要做好服务，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党中央提出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五个统筹”，给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措施和办法。中国的粮食生产尚处在爬坡阶段，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只要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改革，艰苦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也一定能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为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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