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意识形态与稳定发展的关系——墨西哥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墨西哥论文,执政党论文,试论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当前，学术界有人认为，意识形态“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不能像科学技术那样看成是生产力；有人感到意识形态的工作已“成为多余”，公开提出要淡化意识形态；甚至还有人认为，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那里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形态的偏好，而是通过强调现代化和发展来替代以往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使经济建设和民族整合渐渐走上正轨”。在这“某些发展中国家”中，拉丁美洲的墨西哥似乎也是一个典型，因为它不但在19世纪末叶的现代化启动时期曾经提出过著名的“政治与工作，零比一百”的口号〔1 〕，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稳定发展中，据说那里的执政党也“不信任任何固定的意识形态”〔2〕。墨西哥的情况究竟怎样？ 五六十年代墨西哥的稳定发展是不是淡化意识形态的结果？
19世纪末叶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时期的情况比较简单，无需花费太多的笔墨，因为波菲里奥除了提出“政治与工作，零比一百”的口号之外，还提出了一个更为实际、更为重要的口号：“面包和棍棒”〔3〕。此外，他手下的一帮实证主义“科学派分子”还提出了“自由、秩序和进步”的口号，并将其作为波菲里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独裁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波菲里奥就是打着这个旗号，依靠收买（面包）和镇压（棍棒）的两手统治墨西哥的。毫无疑问，“面包和棍棒”就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决不是什么“零”政治；西方实证主义也是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决不是什么不要意识形态，或淡化意识形态。但是，本世纪40年代以来墨西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则比较复杂，因为的确有不少外国学者认为这个党是从来不固守某种意识形态的。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墨西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同稳定发展的关系问题。
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及其特点
关于墨西哥革命党“不信任任何固定的意识形态”的提法是很不确切的。因为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党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斗争。为了指导意识形态的斗争，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两个机构：公民行动政治指导局和全国出版委员会。前者负责公民培训机构的建立和党的学说传播及宣传工作；后者负责党的出版工作和出版物的传播，还负责同文化、科研机构的联系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党从1929年建立时起，就创立了一个研究机构——“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所”，并在各州建立它的下属机构——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从而形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研究网络。墨西哥著名政治家路易斯·哈维尔·加里多指出，这个党不但是一个官方的政党，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4〕
然而也应该看到，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的确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不同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具有墨西哥特色的中间形态的意识形态。这在一些习惯于“两分法”（不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学者看来，这个党似乎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凡有社会的地方，都必然要在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意识形态，而在于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墨西哥在经历了10年独立战争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后，又经历了近半个世纪反对美、欧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斗争；后来，为了摆脱半殖民地的命运，又进行了30年艰苦的革命斗争，最后才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墨西哥民族国家。其间，墨西哥人民付出了半壁江山沦丧、成百万人口牺牲的巨大代价。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一充满悲壮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起来的，是从墨西哥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它自然有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
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它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二是它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兼容性。
关于第一个特点，墨西哥前总统德拉马德里在解释革命制度党党纲时已说得很清楚。他在1982年2 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宪法就是我们的旗帜，就是不断激励革命党前进的纲领。”〔5〕这个纲领是什么呢？ 就是1917年宪法所规定的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目标和指导思想。按照德拉马德里的解释，革命制度党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这就是“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面民主化”。他指出，“民族主义是墨西哥存在的根本价值”，是墨西哥“革命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很难想象墨西哥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享受自由，我们的民主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公正价值将如何体现。”〔6〕他又说：“在我们国家， 民族主义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概念，因为墨西哥的历史已把这两者变成为同一种动力。面对外国的侵略和野心，由于生存的需要，历史已使我们成为民族主义者。”〔7〕关于“社会平等”， 德拉马德里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不平等是我们的一个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它不仅仅同我们的哲学相悖，还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发展，造成社会的低效率，引起分裂，并威胁到人民的最高权力。〔8〕关于“全面民主化”，德拉马德里指出，它不但指政治的民主， 也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民主。他说：“《1917年宪法》把民主设想为一种政治结构，一种法律制度和一种建立在不断改善人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基础之上的生活制度。”“全面民主化要求把政治权力建立在多数人的意见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无论是在经济进程中，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全面民主化都需要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广泛的和公平的参与。”〔9〕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这种具有广泛历史进步意义的民众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明显地反映出具有把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革命制度党的理论家常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之为“墨西哥革命的原则”或“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
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的这个特点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10年革命爆发时，马德罗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思想理论，只不过有一股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热情。由于有了萨帕塔的阿亚拉计划（1911年11月）及其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的思想基础扩大了。1914年春天美国的武装干涉，激起了墨西哥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革命思想增添了反对外国资本入侵的民族主义内容。1915年1月， 由于组成“世界工人之家”的墨西哥工人参加了革命，革命又增添了无产阶级的色彩。因为天主教教权主义者反对革命，所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又增添了反教权主义的成分。革命的实践和理论在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后，墨西哥革命也就从最初的资产阶级反对迪亚斯专制独裁的政治斗争，转变成一场人民革命和社会运动。1917年墨西哥宪法容纳了所有这些革命的潮流。因此，它所反映的墨西哥的原则或意识形态，也就成了一种“自由派社会主义”〔10〕的意识形态。 在政治上， 它继承了《1857年宪法》的传统，吸收西方自由派的思想，规定了一些保障个人自由、实行代议制民主以及政教分离的条款，而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又抛弃了《1857年宪法》中的自由主义概念；规定了土地国有、私有权服从公共利益、禁止大地产、发展村社经济、保障劳工利益和权利等社会化方面的原则和条款。到了30年代卡德纳斯执政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制度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拥护阶级斗争的口号，使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又增添了某些被认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分。4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斗争”的口号被取消，但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容仍保持不变。1969年3 月公布的《革命制度党原则宣言》规定，“革命制度党是一个维护‘墨西哥革命’原则的政治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为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这个新社会的特点是：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福利；人民经常参与政府管理；国家对其全部自然资源拥有绝对支配权和开发权；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国家有计划地干预经济活动，以保存和发展民族遗产，公正平等地分配财富和收入。”文件还规定，墨西哥人民的这一伟大目标“应该通过和平的道路，通过政治的、立法的和行政的途径，并在宪法的保护下和在履行宪法的过程中来实现”，“这就是墨西哥的发展道路”。关于工人运动，文件指出，“工人及其组织是革命制度党的基本力量之一”；“改善工人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党的坚定不移的目标”。〔11〕
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的第二个特点体现在这个党在对待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和新的思想理论的态度上。面对这些新集团和新思想对“官方思想”的影响和冲击，革命制度党并不表示强烈的对抗，而往往是进行适当的变通和调整，吸收这些新思想成分。例如在30年代，卡德纳斯政府接纳了来自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70年代初，埃切维里亚政府又接纳了来自智利的社会主义者，并大批任用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常使官方党的意识形态产生多种思想意识的“杂交”现象。对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墨西哥著名社会学家、史学家卡萨诺瓦总结说：“墨西哥国家和革命制度党对思想斗争是极其关注的，它们力求统治所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论证领域……只要英雄是真正的英雄，计划是人民的计划，常识是根深蒂固的常识，理想是纯正的理想，那么，这些英雄、计划、常识和理想都是属于国家的。一个想继承墨西哥人民斗争的国家，对任何真实的历史、有效的纲领、进步的或革命的哲学，以及人民斗争的经验，都不会不表示欢迎……这个国家是墨西哥民族和人类一切理想的保管员，但它也理解持不同政见者的合法的声音，虚心、开放，并不陷入思想专制主义。”〔12〕他又说，在革命制度党的政治家那里，理论的多样性已成了一种稳固的思想方式。在他们看来，“一个在思想上、事实上和感情上同人民认同的国家，除了人民的敌人或不懂得解释、代表和表达人民的人之外，是不可能有其他敌人的”，因此，“一个这样的国家还不得不代表自己的反对派，不得不代表来自人民或服务于人民的任何反对派”。〔13〕譬如，在墨西哥革命历史上，卡兰萨、萨帕塔、比利亚这三个人就属于三个不同的派别。卡兰萨代表的是保守主义立宪派；萨帕塔是土地革命的旗手；而比利亚则既没有社会改革纲领，也没有政治纲领，只是由于他同美国作战，他的斗争才多少带有一点民族主义色彩。这三个人尽管在政治思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革命制度党看来，他们都体现了墨西哥革命。因此，无论是墨西哥政府，还是革命制度党，都很敬仰他们。他们同独立战争的英雄伊达尔戈、莫雷洛斯以及墨西哥的革新者贝尼托·华雷斯一样，都成了墨西哥政府制度合法性的基本依据。〔14〕
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还表现在这个党对左派的意识形态和右派的意识形态的态度上。对于这两种意识形态，革命制度党并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根据它们具体的政治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革命制度党的理论家看来，左派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破坏性思想”基础之上的，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建设性”的东西，这就是那些有助于维护和革新现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助于这些制度“健康发展”的思想、主张和意见。对于这些东西，他们予以肯定。同样，对于右派的意识形态，他们也采取分析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右派的意识形态是“过时”的、“反动”的、最没有信誉的、为人们所唾弃的东西，因而右派势力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危险的势力。然而，他们也认为，在右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也有一些建设性的东西，这就是那些同革命制度党的思想相近的、那些有可能为民主理想和公民信念带来进步的思想。对于这些思想，他们是表示欢迎的。〔15〕总之，正如卡萨诺瓦所说：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而是一种对其他思想潮流（包括反对派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开放的意识形态，因此，革命制度党是同自己的经验，也同自己所承认、采纳和改造的反对者的经验一起前进的。〔16〕
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最充分地表现在它的政治纲领的发展变化上。在意识形态上，革命制度党不拘泥于对某一种理论的信仰，而是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不断变化的施政方针和不断修改的宪法，不断地修改自己的理论、发展自己的理论。革命制度党在创立时取名“国民革命党”，其主要目的是要实现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结束给全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考迪罗主义政治，捍卫革命的成果。当时，它提出的口号是“制度和社会改革！”进入改革高潮的30年代后，为适应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民族斗争的需要，卡德纳斯政府对官方党进行了第一次改组，把工人组织和农民组织吸收到党内来，改名“墨西哥革命党”，提出了“为劳动者的民主而斗争”的口号，并在其《原则宣言》中，提出要把培养阶级意识作为团结雇佣劳动者、解放无产阶级、优先发展农业集体组织和逐步实现大工业国有化的基本依靠，并宣布阶级斗争是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17〕40年代墨西哥进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国内最大的政治需要是民族团结，于是卡马乔政府在其卸任前夕，又对官方党进行了第二次改组，改名“革命制度党”，并在1953年2 月通过的《原则宣言》中取消了有关阶级斗争的条文，提出了“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新口号，并用民族团结标准取代了过去的阶级标准。〔18〕
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的灵活性，还表现在党的应变形式上。革命制度党不承认自己是左派，也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甚至也不承认自己是中派。它适应时局需要，在左、右之间来回运动，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对于这一点，卡萨诺瓦有一段很精彩的总结性描述。他说：“革命制度党是一个寻求动态平衡的党。它活动于革命和宪法之间。在马特奥斯时期，它是‘宪法范围内的左派’；在埃切维里亚时期，它自下而上继续前进；而在波蒂略时期，它则反对‘政治几何学’。它没有一种‘安逸、顺从的中间立场’，而是从一边到另一边，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的运动中寻求平衡……。”〔19〕
从以上两个特点看，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实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
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与稳定发展
由于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具有上述两个特点，以及这种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是同政权的物质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制度党就能在思想战线上采取主动灵活的战略，使其思想领导和思想控制力量达到墨西哥任何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占领一切政治思想空间
革命制度党除了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称为“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之外，不为自己贴任何政治标签，因而它可以不向任何思想流派作出承诺，而能够以“人民全部价值观”的代表者身分去占领一切重要的政治思想空间，包括革命的和理想主义的、保守的和老练的、中间派的和稳健派的、发达的和进步主义的政治空间。〔20〕在革命制度党的这种战略下，没有一个反对党能够打出自己所独有的“建设性的思想”旗帜；各反对党既然无法以自己的思想旗帜去动摇和改变执政党的统治，它们就只好安于政治上的屈从地位，或采取政治上的冷漠态度。这就抑制了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21〕
（二）运用现实主义武器对付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
革命制度党由于摆脱了左、右两派僵化思想模式的束缚，就能较容易地运用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想武器来对付一切反对派的攻击。革命制度党很重视政府和民众的结合。每当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现象引起人民的不满和反对派的攻击时，它总能通过阐发一种令人不能不信服的革命理论来回击这些攻击。这就是所谓“现实可能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政府同民众的完美结合并不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实现的，也不是在一个理想的国家里实现的，而是在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充满了暴力和贫困、被“各种不同标号”的强权国家所包围的国家中实现的。革命政府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历史的必然”面前，作为“国家奴仆”和“革命者”的政府领导人，只能在两个意义上承担起自己的职责：首先，他是这种“必然”的奴仆，亦即资本主义的和现实世界的命运的奴仆；其次，他要尽可能为墨西哥国家、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劳动者服务，这就是革命。革命就是在“现实可能”的范围内做尽可能多的事情。如果墨西哥政府已经尽了努力，“如果尽人力之所及，在‘我们的现实’的范围内已不可能做更多的事情，那么，就只有那种‘虚伪的革命者’才会摆出一副‘崇高’的面孔，并根据一种‘可疑’的现实来妄加批评。这些批评是‘很可疑’的，是在向革命的敌人提供武器，制造‘挑衅事件’。”〔22〕这种对待批评的态度，在1975年埃切维里亚总统的一次讲话中充分体现出来。当时他说：“我们已经在社会斗争方面取得进步。尽管存在重重困难，我们仍没有中断向我们的混合经济制度内部提供所需的就业机会……仍没有破坏由政府本着革命的方针和尊重劳动人民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属于墨西哥人民所有的工业产业。如果面对这样的事实，仍有人想进行煽动或破坏，那我们认为，这背后一定有某种十分可疑的东西，它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彻底反革命的东西。”〔23〕
（三）充当思想斗争的调停者和公断者
由于革命制度党的思想领导权同墨西哥的政权是结合在一起的，也由于这个党自称其意识形态是超派别的，因此，它能凌驾于各个思想流派之上，并且就像墨西哥国家在政治上能充当阶级斗争的调停者和仲裁者那样，在思想斗争中也能充当调停者和公断者的角色，承担起“消除分歧”的职能。有的学者把墨西哥国家的这种职能称之为意识形态上的“父道主义”或意识形态上的“监护制”。〔24〕为了实现这种职能，墨西哥政府和革命制度党反对任何的反对派联盟。在它们看来，左派如果同自由派联盟，那就是左派为右派张目；如果自由派同右派联盟，那就证明自由派只代表右派的利益。〔25〕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同革命制度党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非常困难的。
革命制度党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控制工作，且有一套灵活的思想方法，因而党的思想统治是很巩固的。历史证明，这个党自建立之日起，60多年来，在思想上还从未遇到过难以应付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墨西哥社会各阶层、各政党和各界人民就比较容易地以革命制度党的思想和理论为核心，形成一种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共识。墨西哥虽然也有几个少数党，其中有些党还是从革命制度党分裂出去的，但是除了辛纳基主义集团以外，所有其他政党在根本利益上都没有同革命制度党发生冲突。比如，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墨西哥真正革命党所提出的关于加强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因素、加快实现革命的理想等主张，国家行动党所提出的关于鼓励私人积极性和保护私有制的主张，都是墨西哥政治制度所容许的活动。〔26〕在政治制度问题上，除了极右的辛纳基主义集团和极左的托洛茨基派“共产党”人之外，所有其他政党都有着基本的共识，也就是说，它们都拥护宪法，都宣布拥护总统制民主政治，都表示要以为国家谋取福利作为其基本宗旨；它们之间虽然也存在分歧（如国家行动党更倾向于实行议会制），但这些分歧都是在共同的宪法基础上的分歧。因此，它们都不想通过人民选举以外的手段来取代革命制度党。在经济制度问题上，虽然各政党的主张分歧较大（如革命制度党、墨西哥真正革命党和国家行动党都认为应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的所有制形式，而社会主义人民党则主张实行一种谨慎的、自愿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制度），但是在经济形式问题上，所有这些党的看法又都是一致的。在8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它们都程度不同地主张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都认为国家应该干预整个经济进程。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尽管各党在关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所有制形式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它们都主张土地改革，消灭大地产制。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虽然社会主义人民党持反对意见，认为外资同国家的主权是不相容的，但是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墨西哥真正革命党却一致认为，只要外国投资者遵守墨西哥的限制性法律，并投资于生产部门，墨西哥就应该利用外资来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
总之，由于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特点，由于这个党所代表的墨西哥的革命传统和文化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更由于墨西哥历史的革命传统的一面使保守派处于完全孤立， 而其内战造成100万人丧生、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一面， 又使左派的暴力革命论不得人心，因而惟有革命制度党的“制度化革命论”最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使革命制度党成了全国团结的核心，使全国绝大多数政党或绝大多数政治集团围绕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一种强大的思想统治力量，就是一种把墨西哥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的强大的凝聚力。墨西哥的长期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以及五六十年代的稳定发展，就是建立在这种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墨西哥著名政治家阿纳尔多·科尔瓦多指出，墨西哥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稳定，就是因为“国家的政治—军事官僚机器做到了思想霸权和政治的结合”。〔27〕美国著名史学家托马斯·本杰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这是墨西哥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说：“正如马基雅维里所指出的，‘统治就是使人信服’，几十年来，墨西哥国家所实行的思想统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又理解甚差的问题。”〔28〕
80年代以来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80年代以来，随着墨西哥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个曾经创造了60年政治稳定“奇迹”的国家开始动荡。这种动荡固然与墨西哥发展模式的转换有直接的关系，但同革命制度党传统意识形态的动摇也有密切的联系。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方债权国在强迫墨西哥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同时，也联合墨西哥国内的右翼势力，向革命制度党传统的意识形态发起了攻势，要求墨西哥放弃其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与此同时，墨西哥的左翼力量则坚持其民主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萨利纳斯政府大规模的私有化，认为资产阶级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因为真正的民主是不应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认为80年代在拉美出现的所谓民主化，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一直是以严重的倒退和不平等的分配为特点的”。〔29〕在左、右翼势力的挑战下，革命制度党内部也出现了思想混乱，陷入了意识形态危机。面对这种形势，萨利纳斯深感问题的严重。为了维持革命制度党的思想统治，他又一次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凌驾于两派之上，提出了一种折中主义的理论，即所谓的“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理论。前者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放弃了墨西哥一贯坚持的反帝反霸的口号，并把自己旗帜上的反美色彩洗刷殆尽，然而却没有抛弃民族主义的旗帜，仍坚持“捍卫国家主权”的原则。后者虽然和西方国家一样，鼓吹“自由主义”，但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而是仍然坚持“社会利益”的原则，是“在社会利益的原则下谋求自由”。用萨利纳斯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经济战略”，又要有“社会计划”，就是要“通过稳定和发展契约”这种“社会计划”来实现“经济战略”。〔30〕尽管政府的这些宣言是冠冕堂皇的，尽管这种“以社会自由为特点的新思想”已作为总统令在革命制度党于1993年3月召开的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 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然而事实上，随着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村社土地占有关系自由化等）的深化，这些理论或宣言同墨西哥的现实已经相去甚远，人们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能否给墨西哥带来稳定和发展已经产生怀疑。由于原来已经制度化的政治体制已陷入所谓“非制度化”的解体状态，墨西哥要想恢复稳定的政治局面，把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毫无疑问需要一个再制度化的进程，而这个再制度化进程只有建立在一个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功。当然，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离不开正确的意识形态的指导，所以，对于墨西哥的未来来说，意识形态的问题仍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问题的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可就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作出如下三点结论：
（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不固守某一种思想理论，具有突出的灵活性和广泛的兼容性。然而，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革命制度党不信任任何意识形态，或没有任何自己的意识形态。相反，这个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并一贯致力于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
（二）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错误的意识形态可以把现代化引向失败，正确的意识形态可以把现代化引向胜利。波菲里奥在“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用百分之百的铁腕政治否定了他的前任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政治（故谓之“零”政治），从而统一了墨西哥，为墨西哥的现代化启动创造了条件；但在变化了的条件下，也正是他的僵化的实证主义的政治信条使他丧失政权。同样，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墨西哥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创造出“墨西哥经济奇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征服了人心，发挥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从而为战后墨西哥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80年代以来墨西哥连续发生政治经济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同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上的混乱有关。很显然，笼统地把意识形态同经济对立起来，说墨西哥的经济奇迹是革命制度党淡化意识形态的结果，或说墨西哥的经济危机是这个党“偏好”意识形态的结果，都是错误的。
（三）意识形态同生产力并非毫无关系。正确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完全可以通过指导生产关系、形成正确的决策以及提高人的思想素质而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这一点不仅已为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所产生的上述巨大作用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而且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也以丰富的经验材料和强有力的历史逻辑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其中之一。〔31〕因此，笼统地说意识形态无助于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显然也是错误的。
注释：
〔1〕丹·科·比列加斯：《墨西哥历史概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2〕《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期。
〔3〕派克斯：《墨西哥史》，三联书店1957年中文版，第232页。
〔4〕路易斯·哈维尔·加里多：《制度化革命党》，墨西哥21 世纪出版社1985年版，封底。
〔5〕〔6〕〔7〕〔8〕〔9 〕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意识形态和党》，墨西哥1984年版，第47页、94页、98页、104页、11页。
〔10〕罗伯特·K.富尔塔克：《墨西哥的革命政党和政治稳定》，墨西哥1978年版，第52页。
〔11〕丹尼尔·莫雷诺：《当代墨西哥的政党》，墨西哥1982年版，第333～345页。
〔12〕〔13〕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墨西哥的国家和政党》，墨西哥1988年版，第209页。
〔14〕同〔10〕，第55～56页。
〔15〕同〔12〕，第213～214页。
〔16〕同〔12〕，第214页。
〔17〕〔18〕同〔10〕，第58页、第60页。
〔19〕〔20〕〔21〕同〔12〕，第212～213页。
〔22〕〔24〕〔25〕同〔12〕，第211～214页。
〔23〕埃切维里亚在1975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对工人的讲话，载墨西哥《至上报》，1975年4月23日。
〔26〕同〔10〕，第161页。
〔27〕米格尔·巴萨涅斯：《在墨西哥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墨西哥21世纪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28〕托马斯·本杰明：《索加罗广场的巨怪》，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985年第3期。
〔29〕戈兰·塞博恩：《资本的统治和民主主义的兴起》，转引自罗纳德·芒克：《走向民主的拉丁美洲》，伦敦1989年版，第20页。
〔30〕哥伦比亚《旁观者报》，1992年12月27日。
〔31〕王宇：《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诺思的经济思想简评》，载《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