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化、大众文化与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文化与论文,中国当代论文,青年论文,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8)01—0108—05
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多元文化并存互渗的时代。以价值系统、受众群体和权力关系为标准，当代文化可以分为不同的格局，如可以分为主导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也可以分为主导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是一个绚烂缤纷的万花筒，绝非铁板一块，涉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定时段的青年文化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文化”是一个只具有描述意义的术语，更具有建设性的是“青年亚文化”等范畴。在当代中国特殊的语境中，青年亚文化与另外两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反文化、大众文化，既紧密相关，又相互区别，也容易引起混用和误解①。研究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时，有必要结合当代文化立场，对亚文化、大众文化、反文化这三个概念进行甄别和使用，把握其特质，对当今青年亚文化作出新的批判和创设。
一、亚文化与反文化
“亚文化”(subculture，也译作“次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从西方二战后的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摇滚一代、迷惘一代、垮掉一代、烂掉一代，到当代中国的知青亚文化、流行歌曲、摇滚乐、另类写作、无厘头、大话文艺、漫画迷、网络文化、粉丝文化、K文化、快闪暴走族(flash mob)等，种种惊世骇俗的青年亚文化构成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奇异景观。“亚文化”现象虽然由来已久，但这一术语的正式出现却不过半个多世纪。1940年代，芝加哥学派最早使用这一术语②。亚文化的特质从其英文前缀就可见一斑，“sub”意味着“附属、边缘、次要或地下的”等含义。正如费斯克等人的一个表述：“正如前缀sub所示，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他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对应。”③
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其一，亚文化具有“抵抗性”。“某些社会群体”遭遇到了某种特殊处境，与更广泛的文化(主导文化和父辈文化)发生了“具体矛盾”，具有异端、越轨的倾向。其二，亚文化具有“风格化”。亚文化的“抵抗”采取的不是激烈和极端的方式，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主要体现在审美、休闲、消费等方面，是“富有意味和不拘一格的”。风格(style)是亚文化群体的“第二肌肤”和“图腾”，它“通常被看做是许多类型的事物所做的分类，它也涉及某些事情如何去做，如如何演奏音乐、如何发表演讲、如何穿着打扮等”，是“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法手段”④。其三，亚文化具有“边缘性”。与“更广泛的文化”相比，亚文化多处在边缘和弱势的位置和“特殊地位”。正如文化研究的策源地——伯明翰学派——在研究英国战后青年亚文化时说的那样：“工人阶级亚文化在人数上看属于少数。”⑤“亚文化这个字眼充满了神秘难解的事物，它暗示着秘密、共济会誓约和‘地下世界’。”⑥
我们还可以从文化学角度对亚文化进行辨析。对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体现特定时代的群体整合、秩序安定或伦理和睦需要的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支配文化(control culture)来说，“亚文化”、“负文化”、“反文化”(counterculture)虽然都具有另类的(alternative)和抵抗性，但“亚文化”不同于“负文化”。负文化是丧失了价值、信念后处于绝望状态而表现出来的放纵的“反常行为”和失范，特点是颓废和放弃价值(如吸毒文化和犯罪文化)，而亚文化多有自身的价值判断和意义建构⑦。“亚文化”也不等同于“反文化”。“反文化”是对主导文化采取的直接的激进对抗，特别指那些富有政治性和革命性的行动(如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可以说它是“亚文化”的极端表现，是对主文化的替代。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等人曾以传统中产阶级为参照系，对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进行了比较⑧(详见表1)：
从其辨析我们可以看出，亚文化和反文化对主导文化(传统资产阶级文化)的抵抗的程度大不一样。“反文化”的目标更明确、更直接、更容易解读，反文化是主导文化领域中的一块“飞地”——“国中之国”。而“亚文化”往往只提供象征性的抵抗，与父辈文化(parent culture)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亚文化”既是对主导文化的否定，也是对其的补充，有时还盗用主文化的符号形成自己的风格。如对工作的态度上，亚文化把工作和休闲分得很开，工作就是工作，休闲就是休闲，对主导文化的抵抗主要发生在休闲领域中；但反文化却彻底放弃了工作，把工作视为游戏，这就彻底颠覆了坚持“克己、守时、勤奋”的资本主义清教伦理。
不过，反文化和亚文化并非泾渭分明。在批评实践中，亚文化和反文化的区别并不明显，并多有重叠。如伯明翰学派有时把嬉皮士看做是亚文化，有时也看做是反文化。他们认为西方上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如公社运动、暴力政治运动，是由一些特别的亚文化，如嬉皮士运动、越轨亚文化、吸毒者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和学生抗议运动中的文化反叛元素发展而来。摇滚乐也是一例，美国学者英格和贝尔把摇滚乐看成是“反文化”，但霍尔等人却认为它是“亚文化”⑨。我们知道，摇滚乐虽然只是音乐符号上的风格抵抗，但由于摇滚乐现场常会引发骚乱甚至流血事件，很容易被政府视为潜在的威胁而引发道德恐慌，这也是摇滚乐演唱会要得到官方批准和审查要艰难得多的主要原因。在当代中国，反文化在1980年代已经演化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早已引起过学界的注意⑩。但相比青年亚文化，中国当代的反文化的规模和影响显然小得多。
表1以传统中产阶级为参照系对资产阶级反文化、工人阶级亚文化比较
传统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反文化 工人阶级亚文化
核心家庭 群居 扩大的家庭
亲商业反商业和联合 亲联合(工会)
家窝(公寓) 家
居住地区 飞地 住宅区
工作/休闲 工作就是游戏 工作/休闲
精英主义 无领导
民主
社会/私人 个人就是公众 公众/私人
等级公学教育私人学校 自由学校/去学校 大众公学教育
俱乐部舞台 酒吧
高雅文化 生活就是艺术 大众文化
高消费布尔乔亚 大路货
物质主义者反物质主义者 物质主义者
克制 自由 压抑
严肃 自由意志 令人尊重的
适应角色 超越角色 协商角色
阳刚/阴柔 打破性别角色 阳刚/阴柔
占有/个人的
友爱的/个人化
二、亚文化与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是指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从根本上说具有娱乐文化的性质，这与亚文化的抵抗性、边缘化有很大区别。但亚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非是水火不容，相反，它们常常相互借用和催生。以196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为例，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主要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街角文化(英式足球、酒吧、跳舞和闲逛等)和媒介文化(音乐、时装、杂志、电视和电影)，后者本质上属于大众文化。亚文化群借用、盗用大众文化的符号，把不同的文化商品作为半成品和原料，进行拼贴、戏仿和即兴改编，对大众文化、权威和经典进行了解构，构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亚文化现象。不妨以网络上流行的“百变小胖”为例。几年前，上海的初中生小胖参加了一个交通安全集会，他偶然间作“鄙视你”状的回头一瞥，被人拍下后流传到网站，很快成为无数网络高手恶搞的对象。网友们纷纷用photoshop(一种图形处理软件)搞出无数版本，把小胖的脸合成到各种时尚形象中去：机器猫、怪物史莱克、魔戒等。小胖无处不在，小胖千变万化，唯一不变的是他睥睨万物的神情。“小胖系列”是亚文化盗用大众文化元素的结果，体现了亚文化惯用的“拼贴”手法。
相应的，大众文化也常常从亚文化那里汲取灵感和资本，进行复制和大量生产，形成流行的时尚。如唱片公司对作为摇滚乐的亚文化进行挖掘、包装、宣传，完成“收编”和“招安”，然后在市场上大批量推出，迎合青少年消费者的趣味并获利。大众文化也因此具有并增加了一定的抵抗性，成为主导文化和附属文化争夺的战场。用斯图亚特·霍尔的话就是：大众文化既不是大众的、完整的、自足的和真正的文化(文化主义)，也不是统治阶级实行霸权的场所，是大众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的文化场域，大众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抵抗性，“对抗和斗争”的形式主要有“吸收、歪曲、抵抗、协商和复原”等(11)。霍尔的这一观点，显然和伯明翰学派多年来从事的亚文化已经有关——正是“异质的”亚文化使得大众文化具有了抵抗性。正如深受伯明翰学派影响的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里所说的：“游击战或大众文化的要旨在于，它是不可战胜的。尽管资本主义有近百年的历史，被支配的亚文化却一直存在着，并永不妥协地抗拒着最后的收编——这些亚文化的民众一直策划着‘撕裂他们自己的牛仔裤’的新方法。”(12)这说明，大众文化中总是能够滋生出具有反抗意识的亚文化，亚文化总是充满活力和变数，它总是策划着新的抗拒举动。
正由于亚文化与大众文化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亚文化往往显得暧昧而复杂，它有时站在反霸权立场，代表弱势群体利益；有时又因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召唤”，在“协商”中呈现妥协姿态，在商业的收编和裹挟中“半推半就”，以令人震惊的“风格化”姿态这一“亚文化资本”去换取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成为流行时尚和市场同谋，不同程度地消解了其抵抗性。
三、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特征与起因
在辨析了亚文化、反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后，我们来看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特征。不妨先看青年诗人魏风华的诗《六一：给孩子们》(13)：
不要相信糖果的甜蜜/不要相信幼儿园里的阿姨/不要相信她们给你的笔/能绘出五彩的蓝图/不要相信星星/要相信第一次反抗/相信你的第一次哭泣/相信木马，它睁着纯洁的眼睛/永远那么大，那么大/在世界面前静静地失神
读罢这首诗不难发觉，诗中弥漫着怀疑、失望、拒绝和抵抗的气息，所体现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与主导文化对青少年的期待大不一样，具有青年亚文化的特征。对诗中的“孩子”来说，糖果、阿姨、画笔、星星无疑是传统、成人、规训、人生设计、前途方向的象征，承担传递主导文化的神圣使命。然而，诗人却连用四个“不要相信”，传达出一种拒绝和叛逆。什么才是值得孩子信赖的东西呢？是“第一次反抗”，对阿姨和成人社会的反抗；是“第一次哭泣”，对世界的失望和排斥；是玩具“木马”，尽管它无生命却有纯洁的眼睛。
这首诗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的某些特点：其一，抵抗性，即代表对主导文化的不认同和挑战。诗中隐约暴露出教育体制中的僵化、刻板、功利以及社会大环境中的诚信危机等社会症候。其二，风格化，主要体现为语言审美形式上标新立异的象征性抵抗。其三，边缘化，即选择上述生活方式的群体多处在边缘和弱势的位置，这里的“孩子”就是其真实地位的隐喻。
作为一种象征性解决方式，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出现的原因比较复杂。青年亚文化有时是代沟的表现，是青年在教育、休闲和娱乐方面与父辈文化差距过大造成的；有时又是意识形态和媒体的产物，是权力阶层和媒体由于道德恐慌而对其夸大和妖魔化处理的结果。从根本上看，亚文化的出现有着深刻和具体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语境。从社会心理学看，青年亚文化来自青少年的认同危机。作为在儿童期与成人期之间的过渡期，青春期是最容易发生认同危机或混乱的时期，正处于自我探索的阶段。“认同”(Identity)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代表“青春期自我的最重要的成就”(14)。在不能或不愿解决问题时，一部分青少年采取回避态度，集体性地试图另创一套新的价值系统，如崇尚流行时尚和迷恋共同的偶像，以确认一种集体认同和争取文化空间。这也是亚文化迷(fans，也译作“粉丝”)出现的原因。从更深的社会文化层面看，青年亚文化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为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病灶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对强势文化、权力阶层进行了符号层面的挑战。
下面我们以2006年初风靡网络的亚文化文本——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为例，进一步来分析亚文化的起源。《馒头》集中体现了处于弱势的草根观众和掌握了话语霸权的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名导演陈凯歌耗费三亿多元拍摄的《无极》，影片阵容豪华，炒作铺天盖地，气势逼人，然而电影却叙事荒谬、逻辑混乱，贯穿故事的核心线索居然是“一个小小的馒头”！加之故事人物不中不西，意蕴苍白，导致普通观众大失所望却无处发泄。《馒头》的制作者，普通网民胡戈，借助网络和视频技术，盗用《中国法制报道》(主导文化)的模式，对《无极》(大众文化)进行大胆而巧妙的拼贴和戏仿，“剪辑”出一个悬念迭起、想象力丰富的现代侦探故事，彻底颠覆了《无极》的原有架构。影片中多次闪现的一个公式“无聊×2=无极”就是最佳例证。《馒头》代表沉默无声的草根阶层向强势集团发出的挑战，尽管不能解决当代电影的叫座却不叫好的根本矛盾，但毕竟也象征性地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馒头》朴素而严密地讲了一个漂亮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馒头》针对的绝不仅仅是《无极》，它隐喻着许多尚未化解的社会矛盾，因此不无道理地受到社会各界的热捧。
具有抵抗性、风格化和边缘性的亚文化产生后，支配性利益集团不可能坐视不理，他们会对亚文化进行不懈的遏制(大批量复制、宣传和包装)，把亚文化的风格收编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大量亚文化商品涌入市场，亚文化风格成为时尚和时髦的主题。这些必然会导致亚文化原有力量的削弱。青年亚文化始终在保持本真特质和商业化之间艰难地挣扎。应当看到，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由于风格化地揭示了当下的文化症候和社会疑难，表现出被强势媒体忽视或不屑表现的普通人情怀，在想象层面上解决需要解决却难以解决的矛盾，无疑具有一定的认知价值。它是消费至上时代中的“噪音”，扰乱了商业霸权的顺利实现，为弱势群体赢得文化空间，为“沉默的大多数”提供宣泄渠道，其戏谑外衣下不乏人文关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我们也应当冷静地看到，有些青年亚文化由于过于追求搞笑、搞怪、另类，沉迷瞬间快感，肆意肢解传统，容易滑向无聊的恶搞和虚无的“负文化”，最终对当代审美文化的创新无所作为、无所建树。这不能不时刻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从中国青年亚文化、反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现状来看，当前中国青年文化内部的关系是复杂、甚至混乱的，这里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潜藏着繁杂的问题。众多青年亚文化、反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因子或潜滋暗长，或大肆扩张，都未在社会文化中定位，亟待我们继续追踪调查。青年亚文化、反文化和大众文化与社会分化具有什么关系？青年亚文化与社会文化转型有什么关系？如何增强发挥它们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性？这些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如有学者对中国语境下的“亚文化”、“反文化”、“大众文化”几个术语不加区分地使用，很容易引起困惑。参见陈龙、曾一果：《仪式抵抗：青年亚文化与“新人类文学”品格》，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4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②据学者米勒·戈登(Milton M.Gordon)考证：1944年纽约出版的《社会学词典》还没有收录“亚文化”一词，但已收有一个很相近的词：“culture-sub-area”，指“一个更大的文化地域中的一个次等部分或者亚分支”，强调了地域一物理的毗邻性。Milton M.Gordon,The Concept 0f Sub-culture and its Application,in Ken Gelderand,Sarah Thornton,eds,The Subcultur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p.41-43。
③④[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注，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81、279页。
⑤⑧Stuart Hall,Tony Jefferson,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 - war Britain,London:Hutchinson,1976,pp.14,70.
⑥Dick Hebdige,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London:Methuen,1979,p.4.
⑦杨雄：《当代青年文化回溯与思考》，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4-57页。
⑨Stuart Hall,Tony Jefferson,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p.61.[美]弥而顿.英格：《反文化：乱世的希望和危险》，高丙中、张林译，台北：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6页；[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37页。
⑩王世达：《四川讨论“反文化”理论》，《哲学动态》1989年第9期。
(11)[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陆扬、王毅主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61～62 页。
(12)[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5～26页。
(13)王雪编：《K文件·不用麻药的请举手》，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4)[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