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1]2004年在《为中国个性解放呐喊——评《中国个性解放之路》》文中研究指明最近，阮青同志撰写的《中国个性解放之路》作为方克立同志主编的“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本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个性解放”作为一个口号最早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提出的。“个性解放”作为一种运动是资产阶级为获得思想
阮青[2]2001年在《中国个性解放之路》文中认为对中国个性解放运动的回顾和总结，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社会发展的活力归根到底取决于个性的活力。研究中国个性解放运动，科学理解个性解放问题，对于新时期确立人的自主性，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性，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对于更好地坚持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性解放理论体系，填补中国个性解放思想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文正文由九章构成。第一章是个性解放理论溯源，回顾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思想家关于个性解放理论的基本观点。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思维水平的提高，各个时期的思想家用特定方式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使个性解放的主题日益清晰，个性解放的内容逐渐丰富，个性解放的思想不断发展，个性解放的要求也越加迫切。个性解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呈现为同一个过程。 第二至九章选取近代以来颇具影响的八种个性解放思潮，即早期改革派、戊戌维新、新民、辛亥革命、新青年、自由主义、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等进行研究。阐述各种思潮对个性、个性解放概念的理解和把握；说明各种思潮对当时阻碍个性解放因素的批判和揭露，以及实现个性解放途径的设想；分析各种思潮理论上的贡献与特点，总结其在中国个性解放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 结语部分，揭示中国百年个性解放运动的基本特点，即个性解放与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一致性，个性解放与经济解放、政治解放、思想解放的一致性，个性解放作为社会发展手段与目的的一致性，个性解放具体性与普适性的一致性；说明当代中国需要新的个性解放运动，中国个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许全兴[3]2006年在《中国个性解放之路》文中认为最近，读了《中国个性解放之路》一书后，我感觉这本着作填补了中国个性解放思想史研究的空白，既是近现代中国个性解放呐喊之记录，亦是当代中国个性解放之新声。 ■个性解放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把“自由个性”看成是未来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周荣华[4]2006年在《马克思的个性解放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文中提出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人学的核心问题,而人的解放归根到底在于人的个性解放,马克思的人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个性解放思想。在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的个性解放思想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以及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今天,人的全面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的奋斗目标和自觉的价值追求,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个性解放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束语组成,其中引言部分主要阐明本文的写作缘由。正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分析自文艺复兴个性解放的历史演变入手,说明马克思的个性解放思想是对西方人文主义的继承与超越。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的个性解放思想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次重大实践。第叁部分:主要阐明对两次个性解放思潮的哲学思考,说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需要个性解放。结语简要地阐述协调个性原则与群体认同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张国钧[5]2007年在《“乌托邦”还是“科学”》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人类追求自由解放为历史背景,采用文本研究和史论结合的方法,在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一生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考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归结为“人类解放的哲学”。着重阐释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把人类解放思想建立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之上,实现了在人的解放学说上的哲学变革,并认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是科学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而使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同时也论述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叁重维度即现实维度、历史维度和个体维度所具有的基本内涵和特点,也就是说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超越了历史上人的解放学说,并以实践论思维方式彻底地颠覆了先验理性主义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批判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对人的解放的乌托邦化、抽象化、非现实化的理解。本文还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所遇到的各种新情况与新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批判性分析和回应了一些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挑战和攻击,指出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不是“现代乌托邦”,而是继续探索人类解放和未来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和路标。同时本文还结合了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设想和落后国家的“跨越式”发展的实践,即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以及对外开放等理论的分析和解读,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性和当代性。
王盛辉[6]2009年在《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历史生成》文中研究指明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仅“个性”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出现200多次,而“自由个性”一词也出现了至少6次,而且这六次的出处都是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着作,由此确定了马克思的确存在一种“自由个性”思想。依据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的“叁个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自由个性”的论述,结合《共产党宣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资本论》关于共产主义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命题,可以认为:马克思对“自由个性”的理解是一种建立在对“个人的独立性”和对“人本身”确认基础之上的“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生存状态。这一状态同时也表明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追求个性独立、自由和解放优先性、真正意义上社会平等和谐的统一的价值诉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自由个性”看作是马克思学说的价值目标。同时,“自由个性”还应当被看作与“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自由人”“全面发展的个人”等相关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一致的概念,即都是对未来某种存在状态的描述。因此,“自由个性”的生成过程正是个人个性解放和充分发展过程;正是“自由人”的生成过程,正是“全面发展的个人”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是从所有制角度上来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成过程。在明确了“自由个性”的内涵以后,下面转入对“自由个性”历史生成的全面思考和论证。仍然是从“叁个形态”的论述入手,推理出马克思“自由个性”是一种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关系”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过程,并由此得出马克思尤其关注“所有制”的结论。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首先借助于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从总体上对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历史生成的思路做了分析,又可以得出马克思是从所有制、资本、革命等多个角度来研究“自由个性”的生成的结论。这是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二第二章正式开始分析“所有制”与“自由个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章本文采用同第一章同样的方法,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一段关于“所有制”与“自由个性”关系的阐述入手展开层层推理。从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要入手,结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历程做出追溯的过程中可以得出伴随着所有权的个人所有,个人逐渐从血缘共同体独立出来,而个性也在此基础上以对抗的形式发展起来的结论。在奴隶制度下,是奴隶主的个性和独立性,奴隶完全没有独立性;封建制度下,是封建领主的个性和独立性,农民或者农奴只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才有着有限的个性和独立性;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资产阶级的个性和独立性,工人阶级由于自由地一无所有,所以完全丧失了个性和独立性。也正因为如此,要达到我们所设想的“自由个性”即“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生存状态,就必须要重新恢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只有这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才能够保证每一个个人的“个人所有权”,从而保证每一个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而对于这种“每一个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给它取了一个确切的名字——“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而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也必然表现为这种“社会个人”的历史生成,而为了保证这种“社会个人”的“自由个性”,就必须要建立起这种“社会个人的所有制”。在这个过程中,出于必要还通过对马克思1857-1858年关于原始公社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再次分析了“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下个人的生存状态,并得出“自由个性”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古代共同体的观点,它是要在占有现代世界创造的大量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着个人和社会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否定的否定。另外,特别对“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是什么做了分析,指出“社会个人的所有”=“公有”=“社会所有”,而无论哪一种叫法,最后都必须要保证“个人的所有权”。叁第叁章既是对第二章关于“所有制”与“自由个性”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同时也是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概念及其历史生成的深化和展开,更是对“自由个性”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如何历史生成的分析。本章首先从对马克思关于“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的结论入手提出问题,在自问自答中依次分析了“自由个性”与自主活动、生产力、分工、个人、阶级、国家、世界历史等范畴的关系,并最终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分析了马克思“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在一种潜在的真正的“完美的人”的理想情结下,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的个人出发,在叙述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阐明人在其中所处的生存状态。起初,在自然界面前,人表现为一种无助,自然界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人尚且不能实现自己的生存,个性发展更无从谈起。因此,人们联合了起来,部落出现了,然而,个人在这里是从属于部落的;随着分工的出现,人们的社会联系增多,生产力也发展起来了,但是由于这是自发的分工,对于人们是一种强迫的分工,所以人们被局限到一个小小的范围内,于是分工表现为人们的异化;与此同时,由于分工,私有制度也发展了起来,于是产生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冲突,这种共同利益表现为阶级的利益和它的虚幻的共同体——国家,它们在个人看来同样是自我的异化。不过,在大工业以前,由于生产者在自己的分工的范围内的局限的自主活动还能够感到一丝的满足感,所以他们还能够有自己的局限性的个性。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了起来,社会日益分裂为资本和劳动,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两个极端,私有制度获得了纯粹的形式,对于无产者而言,他们一无所有,甚至他们与生产力之间的唯一联系——劳动也转变成了雇佣劳动,而这正是对工人生命力的摧残,毫无个性可言。而资本家只是因为有资本的人格化,若资本家不占有资本了,就什么也不是,正因为如此,资本家不是作为有个性的个人存在。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是资本的个性和自由,人只是为资本而活,丧失了尊严和存在的意义。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自由个性”呢?那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实现,“自主活动”的实现,“自由人”的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同时也是“完美的个人”、“真正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者通过真实的财产占有和高度而普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从而形成真实的集体,消除阶级、国家这种虚假的集体的假象;从而消除私有制,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的所有制”;从而消除强迫的自发的分工,建立起自觉地分工;从而消除劳动的雇佣性质,使物质生产劳动同自主活动相一致起来,使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从而消除了个人的地域性存在,成为“世界历史的个人”;只有到那时,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自由个性”,也只有到那时,才可以实现了“每一个个人”的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只有到那时,人类社会才真正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更高意义上的复归!四由于马克思一生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马克思的“自由个性”,如果不研究“资本”和“自由个性”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疏漏。因此,第四章主要从资本的角度对“自由个性”的历史生成进行分析。在这一章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去论述“货币”、“资本”与“自由个性”的关系(那只是结果),而是更近一步,从马克思为什么说“货币”、“资本”与“自由个性”是这种关系入手来谈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在整理、分析、总结马克思多个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顺沿马克思的逻辑,从商品出发,依次论述了“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总过程”与“自由个性”的关系。对“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与“自由个性”的关系的分析,是在对比《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论述逻辑的基础上展开的,从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具体研究思路的转化过程,例如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总是时不时回过头来用“异化”来阐述货币发展的某个阶段或者职能时与人的关系,可是在他正式发表的作品《资本论》里面,马克思尽可能地掩盖(我没有用“消除”这个词)这种思路的影响,而只是保留下一条思路,采取了一种真实的事物之间关系的“从属”的概念。“异化”概念源于一种事先预定的“应然”,然后以这种“应然”为标准去衡量和评判与之相关的事物。而当“从属”的概念取代“异化”概念以后,这就表现为一种对事实的描述,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其中从人本身出发对事物做出的价值判断并不因此而减少。对“货币”与“自由个性”关系的分析主要集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首先,作者通过对货币作为媒介和社会权力的一般分析得出结论:其一,货币在对“自由个性”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双面作用,即一方面,货币的“社会权力”造成人的个性的消弭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异化;而另一方面,正因为造成其“社会权力”的“全面媒介”的功能,却也生产出个人与个人之间普遍的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而这些恰恰是“自由个性”的基础。其二,“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货币作为媒介和社会权力的消失,而要使这种消失成为可能,就需要两个条件:首先需要使“共同生产”成为前提,使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的,这就要求个人们“联合”起来,形成对社会财富的“社会个人的所有”。二是需要“自由时间”,因为无论是单个人还是社会发展、社会享用、社会活动的全面性,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而要达到时间的节约就也需要两个条件才能成为可能——使生产力达到高度的发展和“共同生产”。其叁,“自由个性”实现的条件不仅仅是从逻辑上做出的推理,而且在历史中正在生成并将继续生成。如分工产生出的密集、结合、协作、股份公司等等都是一种对立统一的产物,都是一种自我矛盾,这种自我矛盾必然要求突破自身。交换价值产生出了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而这些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却必然成为创造它的主人的掘墓人。其次,通过对货币职能的分析得出结论: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全面的媒介并具有了社会权力,是因为其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货币能够对人个性消弭产生影响则是因为货币的贮藏职能,而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则导致货币权力和对人的个性的消弭成为全球性的。最后指出,以货币为媒介的简单流通造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表面上的“自由”和“平等”及其局限性。之后简单分析了《资本论》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论述逻辑,并指明叁个手稿之间的契合性。接下来,采取同样的方法,先是分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去分析《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去分析《资本论》中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并再次看到叁个手稿的契合性,以及马克思在分析问题过程中越来越清晰的思路发展过程。并最后得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那一刻,工人就丧失了独立性和自由发展自己个性的可能性的观点。而在分析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与“自由个性”关系的时候,则放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转而在马克思多个经济学手稿基础上从“自由个性”角度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一种重新整合:首先,价值增值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而价值增值的源泉是特殊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不但生产出了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工资,保存了价值,而且增加了新的剩余劳动,从而生产出了剩余价值。资本的贪欲正是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贪欲,而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则表现为对工人无限度的压榨和剥削。因此表现为资本的趋势就是尽可能大地缩小必要劳动时间,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资本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本性使工人丧失了个性和“人本身”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也正是资本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这一过程大大发展了生产力,生产出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生产出大量的自由时间。而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率增长越来越低的事实也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有其自身的界限,资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确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本身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从而资本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个性”。其次,(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相对剩余价值则表现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而由此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因素,协作、分工、机器及其工厂也都成为资本的要素并表现为对单个工人的异化。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正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两种形式的结合使工人个性和非人的状态更加不堪。但是,这些劳动的形式本身也是实现“自由个性”的积极因素,一旦它们摆脱资本的属性,而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掌握,“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不再是一种可能。在对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分析之后,转入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不断再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和实际上的从属,而工人则好像陷入一个没有终结的恶性循环,自己作为“人本身”的规定和“个性”一步步沦丧。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会看到,“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从而也昭示了“自由个性”状态的必然实现。在最后又简单提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与自由个性的关系,并指出由于论文本身主题和性质的限制,并且由于先前的分析已经足够证明作者的观点,就不打算具体分析了,而也不因为如此而妨碍了论证的力度。五第五章是对社会革命与“自由个性”关系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生平的追溯,本章指出马克思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证明了“自由个性”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其本人也正是在“自由个性”这一价值目标的引领下逐渐由政治批判走上社会革命、展开社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而“自由个性”思想正是在与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实践交互影响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由此也再次证明了“自由个性”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核心和目标地位。与此同时,通过对马克思革命战略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革命策略倾向性调整、对股份制看法的转变等的分析,得出“自由个性”与“社会革命”之间存在博弈的现象,并由此引发我们对正确处理目的和手段关系的思考:一方面,我们绝对不能消极等待,而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实现“自由个性”这个目标,要主动并且积极地去探求如何实现我们目标的各种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在我们行动的时候始终应当意识到并防止一种危险的存在,即不能用手段去代替我们的目的,因为纵使我们认为手段是有利于我们的目标,但是也不能用来作为把目的换化为手段的借口。革命纵然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把革命看作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会迷失“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六第六章是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历史评价问题。这首先涉及到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在马克思学说中地位。同时,由于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是伴随着马克思学说的发展而发展,成熟而成熟,实践而实践的,因此这一章更对马克思学说历史命运的追溯和反思。首先,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在马克思学说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价值核心和目标的位置。在前几章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关于所有制、资本、革命等的分析和判断,都是建立在这些因素对人的个性和自由所产生的影响之上,马克思一生的思考和整个学说框架的构建都是建立在对“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值之上。而在本章作者则指出正是欧洲崇尚个性和自由的文化传统促成了马克思学说中追求“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永恒不变的价值核心和目标。另外,作者在附录里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与欧洲社会文化渊源的关系做了具体分析。这就涉及到了马克思对不同体裁作品及其马克思同时代人物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反过来也反映了这些作品和人物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作者指出了马克思是一个受文学、经济学、数学、生物学、哲学、历史学多重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独特的人,而马克思的这种复杂性也就决定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复杂性。同时本章还就埃斯库罗斯、斯巴达克、马丁·路德、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笛福、伏尔泰、卢梭、狄德罗、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恩格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达尔文、比·特雷莫、孔德、弗列罗夫斯基等人与马克思的关系做了有趣的分析。当然,由于论文本身的限制,还有许多没有涉及到的欧洲历史上的其他人,作者说打算在另一篇论文里完成。其次,作者通过分析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本身的缺陷,一是把所有因素纳入资本的范畴来考虑,而忽视了科学、技术、管理本身对人所产生的影响;二是缺乏微观审视人的存在和发展;叁是马克思思想中强大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四是马克思学说在传播过程中伴随着不同语境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等几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本身在发展过程中随着马克思学说历史命运的沉浮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命运。为此,本章首先从共产主义学说本身内部的博弈、马克思学说诞生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学说在向东方社会传播过程中的社会背景、中国人对马克思学说的接受主要受到《共产党宣言》的影响等方面讲述了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在东方被遮蔽的事实。之后指出,由于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传统,以及西方社会较早拥有的对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批判语境,马克思学说在西方的发展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时代感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而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发展,也逐渐具备了马克思学说所批判的社会语境,此情境下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也逐渐在中国得到了彰显,马克思学说也将会因此再次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而事实上,我们也正是要以“自由个性”即“每一个人”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价值目标来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当前首先就要强调马克思这一“每一个个人”个性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在中国确立个性解放的观念。为此特别要注重尊重个体的优先性,在倡导全面发展的同时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同时更要在尊重个体、确立个性解放观念的基础上侧重社会公正,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健康自由地发展。最后,作者既是从第六章也是从全文的角度对“自由个性”与资本、所有制、革命的交互关系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资本、革命是实现“自由个性”的双刃剑,“个人所有权”是保证“自由个性”的关键。并由此得出结论:一方面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有借助于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自由个性”。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只会不断地在陷入贫穷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而要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就需要资本充分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我们要采取措施保证资本有节制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谨记切不可陷入“唯生产力”的另一极端,切切不可忽视由于资本本性的惟利是图给人本身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不公。鉴于这种思考,作者认为目前应当有两点要做:一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生产资料的终端所有权回归个人,发展和完善股份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营造个体独立、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二是逐渐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中国每一个个人都能平等地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公平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要做到这两点,最为关键的还是要逐步营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与此同时,作者再次强调“自由个性”思想在马克思学说中价值核心的地位、在实践中实现“自由个性”的必要性,并提出“自由个性”已经、正在并将继续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着的观点。而在这一进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就是一个重要原则必定是“实践”,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也给全文找到了一个最终的落脚点。七结语部分则再次强调了这么一个主题:“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
李兰[7]2015年在《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个性价值体现于个人存在和发展之中，确证着个人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个性发展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个性追求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个性发展、丰富和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人的个性问题也深刻关涉到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促进个性良好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对个性健康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塑造、引导和激励功能。因此，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论文综合运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方法、系统性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系统探讨人的个性发展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过程中的动态性、整体性和优化性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向度出发，立足“人的个性发展”这一核心范畴，以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现实境遇为基础，以“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为主线，探究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互动关联性与内在一致性，意在揭示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相结合后带来的新课题，并从这一视角系统考察增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原则建构、路径探索、评价体系等问题，从而初步建构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主要内容和观点包括：第一，分析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互动关联的学理问题，这是论文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前提。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个性的哲学蕴含、本质与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涵进行清晰阐释，并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特征。其次，对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指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前提在于科学认识并培育教育对象优良个性，促进教育对象个性健康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重要目标之一，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之于教育对象个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教育对象思想道德现状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被解决，同时优良个性不断得以发展。该部分论证使论文的研究有了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和理论起点。第二，分析人的个性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面临新课题。首先对当代中国个性发展的现实境况进行阐释，分析了当代中国个性发展的具体表现和内容，以及市场经济、全球化、虚拟交往对个性发展的双重影响。这对于在教育对象个性张扬发展的现实境况下，更现实地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尤其重要。其次，对个性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带来的新课题展开研究。个性发展不可避免地使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迎来新课题，论文对该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教育者、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第叁，分析个性发展背景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原则建构。基于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存在，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与“个性化”有机结合的原则；基于个性发展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现实性”与“理想性”有机结合原则；基于教育对象“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目标的辩证统一关系，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有机结合的原则。第四，分析个性发展背景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路径探索。首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尊重教育对象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主体地位；落实教育对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和法律保障。其次，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个性，实现以教育者良好个性魅力引领受教育者个性良好发展的目的。再次，尊重并发掘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充分发挥教育对象自我教育的作用；社会、学校和家庭要为教育对象自我教育创造条件；教育对象自身也要提高自我教育的能力。再次，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尊重教育对象个性，教育内容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教育内容注重培育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激发教育对象的创造性；教育内容重视个性潜能的挖掘，发挥教育对象的能动性；教育内容具有特色，形成特色化教育。最后，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由单向灌输向双向互动、由显性为主向显隐结合、由集中教育向集分结合、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由单一方法向综合方法转变，以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整体提升。第五，分析个性发展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评价问题。首先，基于教育对象个性发展的现实情境，思政教育实效性评价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针对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和时代性原则。其次，评价标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中居于中心地位，从培育教育对象优良个性，促进教育对象个性健康发展，切实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度考量，论文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评价的认知标准、情感标准、意志标准、信念标准、行为标准、能力标准，从而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马跃, 杜鹃[8]2004年在《从曹禺戏剧透析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之路》文中指出曹禺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知识女性形象 ,她们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并以不同方式反抗着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压迫。为此围绕曹禺剧作中的知识女性的悲剧命运及成因 ,分析了曹禺剧作对妇女解放道路所指明的方向 ,即由个体解放走上集体解放之路
陈素敏[9]2007年在《徘徊在人与政治之间》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是位非常独特的女作家。一方面,她的作品充满对人的解放的深切关注。另一方面,她的作品又呈现出人的意识的淡化、隐退的现象。作品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源于丁玲这个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变化。丁玲的精神血脉有两个,一个是“五四”话语,一个是左翼话语,两种话语的纠结,导致她在“人与政治”之间徘徊,并在作品中复杂的呈现出来。本文通过分析丁玲作品中“人的意识”的变化,深入她的精神世界的内部,探寻其发生变化的内在逻辑,并以此为媒介,勾画出“五四”话语与左翼话语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兴衰交替。最后,以丁玲为视点,透视在现代化转型中,现代知识分子在人格建构上的缺陷。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五四”运动为背景,分析丁玲个性,指出“五四”精神是其一生的精神血脉,并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得到完全体现。第二部分:莎菲的苦闷导致其探寻超越性存在的可能,左翼话语进入丁玲的精神世界,由此丁玲的创作逐渐呈现出人的意识的弱化、隐退。第叁部分:在《讲话》发表前,丁玲回归“五四”立场,和萧军等人掀起一股启蒙潮流,对延安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切关注。《讲话》发表后,左翼话语的力量逐渐增强,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然表达了对人的解放的执着关注。第四部分:通过其“双声同在”的文学现象,分析了晚年丁玲的复杂存在及其根源。结语:探寻丁玲一生在“人与政治”之间徘徊的根本原因。
龚鹏[10]2009年在《邹韬奋启蒙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着名的新闻出版家和政论家,邹韬奋是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提出了独特的、有价值的新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而且他的思想具有很好的启蒙效果。以“九·一八”事变为界,邹韬奋的启蒙思想内涵有明显的不同：之前的启蒙思想注重“立人”,希望社会中的“健康分子”增多；之后的启蒙思想注重“唤起民众”的救亡意识。他的启蒙思想不仅反映了其思想变化过程,而且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之后启蒙思潮演变状况,分析和研究邹韬奋的启蒙思想对于研究现代中国的启蒙思潮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主旨在于,通过对邹韬奋启蒙思想的全面考察,重点说明邹韬奋启蒙思想的内涵和阶段性特征,同时揭示其与中国启蒙思潮的内在关联。启蒙即启迪人的理智,其核心内容便是追求人格独立和理性自主。欧洲的启蒙思潮的内涵是强调个体的独立人格与自身价值,但也包含了摧毁神学统治和封建专制统治这一内涵。而受民族危机催生而起的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是一种“救亡型”启蒙。虽然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也强调个体独立、个体自由,即重视“立人”、重视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应具有的素质,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指向“立国”。他们致力于“新民”是应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之需而起。故而,中国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是启迪民众的民族意识、唤醒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使民众自觉承担起对国家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发展的责任。不可否认,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如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倡个性解放、追求个体价值,即“立人”,立一个现代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五四启蒙思想家并没有忽视“立国”——这一国家、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问题。因为启蒙思想家本身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在从事启蒙的同时,仍然努力探求救亡之路,所以他们的启蒙思想带有明显的集体色彩。五四启蒙者从事启蒙的直接目标是“立人”,但最终目标是“立国”,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立人”是“立国”不可或缺的手段和过程。五四后期,启蒙思潮的阵营发生了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启蒙者奉马克思主义为启蒙理论,深入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启蒙”；而胡适等启蒙者坚持资产阶级的启蒙理论,从事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以作启蒙运动的理论基础。五四启蒙思潮分化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客观因素是国内政治的黑暗更甚、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导致国人开始怀疑西方文化能否作为救国良方；主观因素是启蒙者对启蒙理念和路径的认识不同,陈独秀等人主张以激进的方式启迪民众,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胡适等人主张以改良的方式从事启蒙工作,坚持从思想层面为中国政治的变革创造条件。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得五四启蒙思潮的分化不可避免。启蒙伊始,邹韬奋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而使社会上的“健康分子”得以增多,从而达到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目的。之所以如此,一是受其祖父与父亲的影响,邹韬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穷”时,并没有忘记自己对社会应承担起责任；二是邹韬奋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与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叁是邹韬奋主张教育救国,认为普及教育是“兴国振民一大要政”。故而,在五四时期的各种纷繁的主义、学说中,邹韬奋认可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邹韬奋心目中的“健康分子”是能够竭其所能为家庭与社会多做贡献,这就是他的“立人”思想。其“立人”思想可从改造大家庭制度、妇女解放和职业指导思想等叁方面体现出来。邹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制度使得人人受累,故而邹主张建立小家庭,以使“健康分子”得以摆脱大家庭的牵累,从而多为社会做贡献。邹认为妇女解放就是要实现妇女在经济上与人格上的解放,其目标是形成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邹对青年进行职业指导,就是希望青年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不知道什么是烦闷,不知道什么是失望,只知道“尽我所有”的往前干,“尽其特长,对于社会能作尽量的贡献。”邹韬奋的“立人”思想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鲜明的改良色彩。其社会责任感从“爱校”、“爱家”、“爱国”以及职业指导的思想等方面可以体现出,邹希望青年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竭尽所能为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而努力。而其改良色彩体现在他对青年自立之道、青年价值观、青年职业修养的论述中。邹强调青年应接受良好的教育以获得好职业而得以自立。同时他强调青年应“尽其在我”、“随意而安”,以自身的专长来谋求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的启蒙努力注定收效甚微,因为邹韬奋只是要求青年消极地适应社会。而如果不加以彻底改造当时的社会环境,青年是难以成为一“健康分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邹韬奋所主办的刊物受到大众的喜爱,不能否认邹韬奋的思想在大众间的影响。其启蒙收效甚微是指邹韬奋希望通过“立人”——铸造“健康分子”以改造社会这方面没有受到预期效果。“九·一八”事变之后,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缘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导致中国的生存危机更加严峻,这深深刺激了邹韬奋。而国民党政府对外敌的入侵只是一再退让,任由暴敌掠杀。邹认为这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制度所致,从而对南京国民政府感到失望。因此,邹主张将政权和武装交给民众,或能够为民众奋斗的“集团”。理想中的“集团”何在?历经磨难,邹韬奋认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集团”,认为中国没有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则必定要走上社会主义这条道路。邹韬奋相信民众是抗敌救国的希望和力量所在,但多数民众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为了唤起民众抗敌救国的意识,邹韬奋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号召。他认为民族解放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只有用大众的力量,发动民族解放的斗争；并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注意个人主义的克服,参加集团的活动,以集团的解放为前提。此时,邹韬奋从事启蒙的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故而,邹韬奋力主建立民族联合阵线、开展民众救国运动和实行民主政治,调动全民族的力量以抵御外侮。建立民族联合阵线就是要停止内战,大赦政治犯,开放民众救国运动。而开展民众救国运动就是要将潜藏在民众之间的伟大力量激发出来以保证抗战的胜利。当然民众力量的激发是要靠民主政治来保证。抗战不是哪一党派所能单独完成的,必须需要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这就需要实行民主政治以保障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与权利。因此,邹韬奋认为为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我国特别需要实行民主政治,“因为它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挥全国的精神意志力量的基本条件。”实行民主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众之间的力量以用于抗战救国。在抗战之际,邹韬奋“唤起民众”思想具有强调集体主义、以国家利益为上的特征,因为个人的出路在于民族、国家的出路之中,民族、国家没有出路,个人就无法找到出路；而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集体才有力量。这当然就得组成一个集体来寻求国家的出路,从而求得个人的出路。“唤起民众”思想之中所包含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内涵,表明邹韬奋与当时的新启蒙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邹是新启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抗战时期邹韬奋“唤起民众”的努力收到了成效,许多青年就是在他的引导和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的成功在于其站在民众的立场之上,反映民声,为民众的利益鼓而呼；同时给民众提供“有趣味、有价值”的读物,为民众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引导民众积极向上。另外,“合作”的精神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合作”就是个体要组成一强有力的集体,依靠集体的力量,在实现集体目标的同时,实现个人的目标。邹韬奋在生活书店内部采用生产合作社形式,实行民主化管理,将生活书店打造成一个很具战斗力的组织。同时他还参加各种社会组织,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救国会等等。借助各种组织的力量,邹韬奋引领青年不断地追求进步,同时也将其事业推向了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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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历史生成[D]. 王盛辉. 山东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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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曹禺戏剧透析知识女性的妇女解放之路[J]. 马跃, 杜鹃.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9]. 徘徊在人与政治之间[D]. 陈素敏. 河北师范大学. 2007
[10]. 邹韬奋启蒙思想研究[D]. 龚鹏. 湖南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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