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美“新两极”结构及其特点*
林利民 王 轩
[内容提要] 国际格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认识、分析国际格局历来是评估国际战略形势、进行战略决策、尤其是对外决策的起点，也是评估国际战略形势、进行外交决策时绕不开的关键问题和主要内容。当前国际格局的模式、性质、特点等存在模糊性、不确定性，使人们不易看清、看透。尽管如此，中美“新两极”结构已经若隐若现，呼之欲出，有不少观点也确认国际格局已经进入中美“新两极”时代，并依据这一认识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制定国际战略。本文认为中美“新两极”结构正在形成过程中。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两极结构、尤其是美苏两极结构相比，中美“新两极”结构最突出的特点是两极间的军事对抗、硬实力直接对抗色彩较淡，经贸、金融、科技、文化、发展模式及观念等所谓“软”领域的博弈在国际日程表上的排序则相对靠前,并成为中美“新两极”博弈的主要形式、主要内容。中美“新两极”博弈或许不会像美苏两极对抗那样暴烈、那样直接硬碰硬，但可能比美苏两极博弈更具有长期性、复杂性、涉及面更广、更考验国家的战略智慧、战略韧性和综合实力。
[关键词] 国际格局 新两极 中美关系 大国博弈
20世纪以来，国际格局依次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的多极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格局、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格局。目前，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格局已然解体，新的格局正在形成过程中。(1) Richard N.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p.44； Mira Rapp-Hooper and Rebecca Friedman Lissner，“The Open World，”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9，p.25.对于新格局的样式、性质与特点等等，学界、战略界众说纷纭，分歧很大。这一方面说明认识国际格局不仅有其重要性，也十分复杂困难；而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正在形成中的新格局，其“真面目”不甚明朗、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战略“迷雾”，人们对国际新格局的认知依然如雾里看花、难以辨识其“庐山真面目”。
一、中美“新两极”结构呼之欲出
对于正在“破茧”而出的新国际格局，学界、战略界有多种看法：“多极说”有之、欧美中“三极说”有之、(2) 杨洁勉：“当前国际大格局的变化、影响和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3期，第1～2页。 “一超多强说”有之、(3) 秦亚青：“世界格局、安全威胁与国际行为体”，《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9期，第1页。 “两超多强说”有之(4) 最早明确提出“两超多强说”的是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笔者曾在2011年针对“G-2”说提出，“中美两个大国加上一大批‘中等强国’，再加上一大批区域化组织，将是未来国际政治结构的基本演变方向”，这也符合“两超多强说”要义。参见林利民：“从2011年国际战略形势看未来国际大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2期，第6页。 、“无极说”也有之。(5) Richard N. 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 What Will Follow U.S. Dominance，” p.44. 但更有说服力的则是中美“两极说”，有愈益增多的人已经开始按“两极说”分析国际事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流行一时的“G-2”说应该是新国际格局“两极说”最原始的版本。(6) 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pp.64-69.韩国一些学者迄今仍按“G-2”说表述其对中美两极结构的认识。(7) 车兑西：“中美间关于世界秩序制定的竞争：费城体系对天下体系”，《成均中国观察季刊》，2019年，第2期，第132页。 特朗普上任后，中美关系步入“新常态”，竞争面明显增大，2018年以来逐步展开的中美贸易战尤其导致更多的人相信世界正在进入“新两极”时代，并据此讨论中美关系前景。(8)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纪念前后，就有一批西方战略界“大咖”讨论一战根源及其启示，并发表了题为《下一次大战》的论文集，其立意就是以中美“新两极”结构正在形成为背景，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为借由来超前研究中美“新两极”结构是否会导致“下一次大战”，并由此抛出了一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命题，以支撑隐藏其后的所谓“中美必战论”。(9) [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史蒂文·米勒主编，陈鑫、程旸译：《下一次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16年，第16～22页。
国际关系史上曾经有过多轮两极格局，古代以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两极结构为典型；近代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有过英、德两极对立以及其他一些局部性两极结构。不过这些类型的两极结构总体看来只具有局部意义，不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两极结构虽然有一定的全球性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欧洲范围内的两极结构。(10)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第70～71页。
历史上最典型的全球性两极结构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两极结构莫属。通过分析美苏两极结构，我们可以求得全球性两极格局的结构性特点及其运行规律。一是纵向比较，即以美苏两极的综合实力与排名世界第三名以后的英法日德等一般性大国进行比较。两极结构中的主角美国和苏联都是全球性超级大国，其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其国际影响力都远远超过综合实力世界排名第三及其以后的任何一个一般性大国。关于这一点，摩根索有一个表述，即在两极结构中，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力”较之“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的可能联盟都强大无比”都具有“压倒性优势”。(11)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郝望、李保平译，王缉思校：《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5～376页。 例如，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综合实力长期排名世界第三的大国，但其综合实力远不及美苏两超。如1950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苏联的56%、国防开支约为苏联的15%；英国武装力量在其实力居于高峰的二战结束这个时间点上，拥有470万人，只及苏联的37%，后者武装力量当时达到1250万人；高峰期的军工生产能力比较，英国坦克产量只及苏联的约17%(1944年)、飞机产量只及苏联的约58%(1945年)；(12) [美]保罗·肯尼迪著，梁于华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397～398页。 到20世纪70年代，曾以维持“双强标准”而自傲的英国海军，其舰艇吨位仅及苏联的18%(1974年)、核运载工具只及苏联的3%(1974年)。与苏联相较如此，若与综合实力更强大的美国相比，英国就更加相形见绌了。
参照摩根索关于超级大国的概念和英国曾经采用过的“双强标准”逻辑以及美苏两超对抗的历史经验，大致可以认为：如果存在两个超级大国，其中任一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应当是综合实力排名第三的大国的两倍以上，则两极结构就可以成立。 二是橫向比较，即美苏两超之间进行实力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超”的综合实力对比虽然有一定差距，但并非不可弥补。冷战时期在大多数领域，美苏力量对比各有所长，因而大体上能够形成实力均衡。当时美苏两国人口大体相当，苏联经济总量虽居世界第二，较之美国却长期存在不小的差距，如195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1/3，其后苏联曾努力追赶，但到1980也只及美国的1/2略强。尽管如此，由于苏联以牺牲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方式追求军力强大，其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大大高于美国，从而暂时弥补了与美经济实力对比的劣势。如1951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1/3，军费开支却超过美国、常备军人数更是美国的3倍。尽管冷战期间苏联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一直在1/3～1/2之间浮动，二战刚结束的1945年甚至只及美国的约1/5，但其军力、军费开支却一直与美不相上下。从1948到1970年的23个年份，苏联军费开支有9个年份超过美国。(13) [美]保罗·肯尼迪著，梁于华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第431页。 结果是，苏联不但在常规兵力数量上长期超过美国，而且在核力量方面也对美占有数量优势，海空军实力则缩小差距，与美趋于势均力敌。1974年，苏联海军舰艇吨位增至210万吨，相当于美国的3/4，是英国的5倍多以及是法、日、中各国的10多倍。(14) [美]保罗·肯尼迪著，梁于华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第443页。 加之苏联国土辽阔，是美国的2倍、资源较美国更丰富，在核时代更有战略回旋余地，而苏联又把发展重点置于与安全密切相关的重工业，其钢产量在1980年甚至达到1.48亿吨、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15) 同上，第482页。 其结果是，苏联一直以较弱的经济能力维持着与美大体上的综合实力均衡和战略上的平行竞争。
与被认为是世界“老二”的中国相比，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的综合实力差距已经被拉开，其被拉开的程度甚至要大于冷战初期英国与苏联的实力差距。一是经济总量比较。2017年，日本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5.44万亿美元，按汇率计算是4.87万亿美元，而中国的相应数字分别是23.21万亿美元和12.01万亿美元。即是说，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日本GDP是中国的23%；如按汇率计算，则为中国的40%。无论哪一种算法，都低于英国对苏联的比值。二是军力比较。日本常备军约为中国的10%，军费开支约为中国的1/5，也低于冷战时期英苏比值；中国是核大国，而日本目前尚无核武器。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指标也能反映中日综合实力的差距，如中国外汇储备是日本的2.6倍，外贸总额是日本的3.1倍，发电量是日本的6.6倍，铁路里程是日本的4.5倍，制造业总值及钢铁水泥，产量等分别约为日本的4～10倍。更重要的是增长率比较，冷战后的20多年间日本经济增长率一直在年增1.5%以下徘徊，而中国经济增长率近年虽有所降低，仍保持在年增6%以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段也不会低于5%。这意味着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3) 第三层时间服务：CATS A和CATS B作为NTP服务的服务器端来提供时间服务，所有工作站、LATS和连接信号子网的两个网关(即网关A和网关B)作为NTP服务的客户端来同步两台CATS服务器的时间。
第五，在全球化出现质的飞跃的21世纪，不论中美两极的综合实力较之其他国家的优势有多大，中美在处理相互间关系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都不能不受全球化和相互依存逻辑的制约。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曾把美苏冷战对抗的活动范围限定在全面战争及美苏直接军事对抗之外。今天，核武器和核战争毁灭性后果对于中美“新两极”结构也有同样、甚至更大的制约作用。然而，除了核制约外，制约中美“新两极”活动模式更重要的因素还有全球化的新进展、高新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影响、以及中美间业已存在，并可能不断加深的“经贸金融恐怖平衡”以及中国以柔克刚的谋略等。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突飞猛进，世界各国不仅在经贸、金融、投资、核安全等方面更加俱损俱荣、相互依存，而且由于气候变暖、核生化武器扩散、各类传染性疾病流行、自然灾难频发、恐怖主义威胁加剧、难民跨国流动加快等各种非传统威胁上升，各国在非传统安全方面也愈益俱损俱荣、相互依存，需要集体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互联网对世界的全覆盖和互联互通、厌恶战争和渴望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性潮流等，已经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使得冷战时期曾加剧对抗及导致以美苏划线而结成对立的国家集团的意识形态等因素在国际政治日程表上的位置后移，以人权、民主及意识形态“划线”及以战争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奉行霸权政策等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开始淡出。最近的例证是，特朗普对华打贸易战、对伊朗进行战争威胁等，都没有得到其欧日等盟友的响应与欢呼。时代背景的诸多不同，势必要对中美新两极结构的特性、其活动模式与范围产生重大影响。
样品取自于涉县东南部岭底村附近，寒武系张夏组上部。该巨鲕灰岩最大厚度约2m，EW向延伸数千米。上覆泥质条带灰岩，下伏灰色中厚层鲕状灰岩。该组地层的形成起因于中朝准地台在寒武纪的第一次沉降，形成了大规模海侵，在张夏阶形成广泛的潮间泻湖相、局限海和水下浅海相沉积[7]。
在中美以外的其余世界大国中，日本综合实力中虽有不少弱项，如其军费开支和常备军数量以及领土面积和资源不及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贸易能力不及德国，人口规模及长期增长趋势不及印度，也不像英法那样拥有核武器且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综合考察，一般认为日本在综合实力方面是仅次于中美两国的世界第三大国，如冷战后一些国际机构在进行大国综合国力量化评估时通常都把日本列为世界第三大国。据此，对中日两国综合实力进行比较，有助于从纵向看清国际格局中的两极结构。
可知，任意企业i的最优续航里程研发水平与积分交易价格pφ正相关，与βi负相关。企业开展研发合作时，企业i的最优续航里程研发水平与技术溢出率ω′i正相关；然而在研发竞争中，企业的最优续航里程研发水平与技术溢出率无关。
综合以上对美苏两极结构纵橫两个维度的比较，大体可以勾勒出两极结构的两大结构性特点。一方面，作为两极的两个国际行为体都是超级大国，其中任意一极的综合实力较之排名世界第三的其他一般性大国都享有摩根索所言的“压倒性优势”，二者实力差距当在两倍以上甚至更大，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对英国；另一方面，作为两极的两个超级大国，其相互间的综合实力对比大体均衡、能势均力敌，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按此纵橫比较厘定的两大标准来衡量中美实力对比现状与前景以及衡量中美两国与其他一般性大国的实力对比，中美两极结构大体上能成立，而以中美两极结构为内核的“新两极”国际格局也大体能成立。
第四，美国是霸权主义国家，其霸权主义及其“领导”世界的欲望已经内化为美国的一种战略文化；而中国却是非霸权主义国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拒绝搞霸权主义。在美苏两极结构中，美国的霸权主义遭遇了苏联的霸权主义，两霸相争、相互激荡，美国的霸权主义愈演愈烈。然而，在中美两极结构中，尽管美国人依然自命为是“世界山巅之城”，美霸权思维、霸权性格不会有根本改变，仍不时会有霸权主义表演，(25) Stephen M. Walt，“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December 2011，p.16.但是，演对手戏的中国却不是霸权主义国家。综观中国外交史、包括分析古代东亚盛行的所谓“中国封贡体系”的本质，都能证明中国不存在霸权主义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不称霸”既是中国的一种国际战略原则，且已经内化为中国的一种国家性格和战略文化。无论如何，崛起的中国都不会奉行“西方国家多个世纪以来惯行的扩张主义军事政策”，不会成为类似美国那样的“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者”，即不会成为“西方二号”。(26) [英]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ⅩⅩⅥ页、第343页。 近年中国虽然坚持更加“有所作为”，也无非是在中国确实拥有声索权的南海搞吹沙填海工程而已。按照美国人的霸权标准，这其实依然是在“韬光养晦”的轨道上活动，“国强必霸”的逻辑并不适应于崛起后的中国。(27) Eric Li，“Better Together，”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p.192; Aaron Friedberg，“The Signs Were Ther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p.187; Joshua Shifrinson，“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ear China’s Rise?” p.73.中国绝对不会像美国那样派遣数十万大军到万里之外去发动海外远征。美国的霸权主义碰上中国的“非霸权主义”，绝不会出现冷战时期美苏两霸相争、霸权愈益激荡、霸权心态愈益兴奋的态势。一个强大自信，且实力不断上扬的中国，面对美搞霸权主义时，奉行非霸权主义路线，大可以收以柔克刚之效。换言之，在美苏两极结构中，两超以霸权对霸权，其结果是世界上霸权主义满天飞；而在中美两极结构中，中国却可以柔克刚，以非霸权主义化解美国的霸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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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说明中美在综合实力比较中已经出现各有所“强”的新态势。虽然目前美国领先于中国的领域要多一些、也更紧要一些，其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能力、高端产业及科技研发方面较中国仍享有较大的优势，但是中国正在急起直追。目前中国经济仍保持6%以上的年增长率，而美年增长率很难达到3%。假以时日，中国一定能进一步缩小与美差距，在更多的领域与美并驾齐驱甚至超越美国。国际上普遍认为，即使按汇率计价，中国的GDP总量也将在2030年以前超过美国。(17) Mira Rapp-Hooper and Rebecca Friedman Lissner，“The Open World，”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9，p.20.届时中国将有更多的、更能反映一国综合实力的领域反超美国，中美综合实力对比将继续沿缩小差距的方向演进。因此，认为中美两国综合实力对比正在朝着趋于更加接近，甚至更加趋向于势均力敌的方向转化，并认为国际格局正在朝中美“新两极”结构过度是有依据的。
二、中美“新两极”结构的新特点
历史可以非常相似，但绝不会重演。在漫长的国际关系史上有过很多例两极国际结构，如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两极结构、近代的英德两极结构以及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结构，等等。这些两极结构并非历史的简单循环与重演，而是各有其特点，其战略博弈模式也各不相同。雅典与斯巴达的两极对峙不同于英德两极对峙，英德两极对峙也不同于美苏两极对峙。(18) Joshua Shifrinson，“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ear China’s Rise?” p.71. 同样，呼之欲出的中美“新两极”结构不会、也不可能等同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美苏两极结构及其他一些国际两极结构。与美苏两极结构及其他一些国际两极结构相比，中美“新两极”结构有更多需要深入分析的新特点。
第一，横向比较，中美“新两极”间综合实力比较不同于美苏两极实力比较。美苏两极结构中的美苏综合实力比较，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的长期趋势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苏联；而中美两极结构中的中美综合实力比较，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的长期趋势不利于美国而有利于中国。进而论之，在美苏两极结构中，苏联经济实力长期不及美国，却能在军力上与美保持大体均衡；而在中美两极结构中，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军力将难以与美旗鼓相当，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差距不大，假以时日，甚至可能超过美国，占据对美经济优势。这意味着美国更有可能以经济、贸易及金融竞争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主要方式。战后初期，美国经济总量大约是苏联的3倍，而到冷战结束前，美国经济总量仍然享有对苏联的较大优势。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大约是美国的2/3，按购买力平价统计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即是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较之于美国虽然同样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但中国对美经济实力比值较20世纪70年代苏联对美经济实力比值最高峰时大体相当甚至略强一些。由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高于美国大约3～4个百分点，未来10年左右，按汇率计价的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经济总量将大大超过美国。(19) Gordon G. Chang，“The Great Fall of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April，2018，p.64.在这一点上，苏美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趋势正好相反。而在军力方面，冷战时期“过度安全化”是普遍国际现象，苏联军费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长期保持高位，因而能够保持与美势均力敌的军费开支以及与美旗鼓相当的综合军力。在某些重要领域，如核导弹弹头数量、核当量以及常规军力方面，苏联甚至对美享有一定的优势。而中国目前军费开支只及美国的1/3，按变化趋势分析，中国最终有可能在军费开支方面与美保持大体平衡。但是，一国军事科技与装备及军力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进步的过程，这方面中国不及美国，也不及苏联。因而，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在军力和高端军事科技与装备方面很难与美势均力敌。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人口总量大体相当，苏联是以牺牲发展速度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代价，以实现与美军力旗鼓相当的，由此拖垮了苏联经济，致使苏联经济总量长期不及美国。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人均经济GDP只及美国的1/7，(20) Joshua Shifrinson，“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ear China’s Rise?” p.67. 中国经济总量超美、军费开支稳步追赶美国主要依赖中国的人口规模大而不是靠刻意挤压国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而实现，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在超过美国后，仍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高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和平发展的条件下，中国综合实力终归有全面超越美国的一天。由于经济实力强大是20世纪的美国得以成为一战、二战及冷战胜利一方的根本保障，美国势必不愿失去其世界经济“老大”地位，势必要在经贸、金融等领域与中国长期博弈、死缠滥打到底。
3.2.1 教师梳理教学目标，综合设计引用案例 选取恰当的案例，从课堂开始引入主题，引导学生从对案例产生兴趣转移到对教学内容产生兴趣，同步设计递进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全面发挥案例的导引与主线作用，实现教学目标。
根据河道整治工程的要求，项目部需要组织专门的技术人员，定期对工程现场进行深入检查，设置项目日常巡检、周检和月检制度，并且做好定期检查工作的相关计划。此外，在对工程现场的安全检查过程当中，施工负责人需要配合工程部进行检查，与此同时，要做好相关的检查记录。如若发现项目中存在安全隐患，则需要积极采取紧急应对措施，消除安全隐患，进而实现工程现场的整体安全性。
第二，纵向比较，在美苏两极结构中，美苏两极的综合实力较之于排名世界第三及以后的一般性大国，一直沿差距不断缩小的趋向变化；而在中美两极结构中，中美两极的综合实力较之于排名世界第三及其以后的一般性大国，将沿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向变化。这意味着中美两极结构较之美苏两极结构将延续更长的历史时段。具体论之，在美苏两极格局中，经济及综合实力排名第三及其以后的那些大国，尤其是日本和德国，经济增长率长期大大高于苏联，也高于美国，其与美苏的经济及综合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总量开始超过苏联，并紧逼美国，以至于国际上甚至出现了日本经济总量是否、以及何时超过美国，成长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国际政治命题。(21) [美]保罗·肯尼迪著，梁于华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第524页。 欧洲德、英、法等主要大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较之于苏联和美国也大大缩小，科尔领导的联邦德国甚至被称为“欧洲的巨人”和“第四帝国”。而在目前的中美两极结构中，美国经济总量是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的大约4倍，而中国的经济总量大约是日本的3倍。由于中国和美国的人口规模大大高于包括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在内的次一级大国，而两国的增长率又高于日本等次一级大国，这些次一级大国与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如按目前增长率比较，中国经济规模每五六年左右将新增一个日本。还要看到，一些颠覆性技术，如5G、高铁、互联网经济、航空航天新技术、云计算等的发展，规模是重要因素，更有利于中美这样数亿级以上人口规模国家的经济、科技和综合实力发展，尤其有利于中国这样10亿级人口规模和发展，而不利于人口规模较少的次一级大国，这将促使中美“新两极”与日本等次一级大国经济及综合实力差距拉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而两极优势的扩大，势必会拉长两极结构的延续时段。不仅如此，两极优势的进一步扩大、综合实力排名第三以后的其他国家实力的弱化以及其战略“有用性”的下降，还将淡化作为两极的中、美两国通过组织国家集团与对方对抗的战略冲动。鉴于两极对抗演化为两大军事集团对抗恰恰是导致美苏两极解体的重要原因，中、美两极淡化组织国家集团的战略冲动也有助于进一步延长中美两极结构的寿命。就此而论，特朗普不断弱化美与其西方盟友的同盟关系，应该被认为是美国适应中美“新两极”结构这一新特点的重大战略调整。
第三，在美苏两极结构中，两极之间的经贸、金融及人员往来等方面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状态，所谓“一个核桃两半边”是对美苏间“老死不相往来”关系的生动描述；而在中美两极结构中，中美之间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贸、金融、投资及人员往来和其他相互交流，这势必影响两极关系的性质及其运行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美苏就采取除全面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进行冷战对抗，包括进行经济战、政治战、贸易战、科技战、资源战、情报战、心理战、宣传战以及在包括对亚非拉和欧洲等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的全面争夺，其结果导致两国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互不往来。尤为突出的是，美苏间的经贸、金融关系和人员往来即使不等于零，也可以忽略不计。而美苏两极间这种“老死不相往来”的隔绝状态，又导致其相互关系更加紧张、两极间的对抗更难以抒缓。中美两极结构则不同。尽管中美两国关系自1979年建交以来一直呈现所谓“三年一大事，一年几小事”状态，(22) 袁鹏：《中国美国与世界秩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204页。 跌宕起伏、龃龉不断，但两国间经贸、金融、投资关系和人员往来却排除困难，一直沿上升路线发展，两国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经贸、金融、投资互动以及极广泛的人员往来。中美两国互为头号贸易伙伴，两国间年贸易额达6000亿美元之巨；中国每年保持对美数千亿美元的高额贸易顺差，弥补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逆差有余，即是说，如无对美贸易顺差，中国对外贸易就会出现巨额逆差；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数千亿美元价廉物美的中低端产品，不但保证了美国国内消费品市场供应，且使美国每个家庭每年节省不少开支，也利于美抵制通货膨胀率；美国一些大公司，如波音、通用、麦当劳、苹果等，在中国大量投资，赚得盆满钵满；中国则把从对美贸易中赚取的巨额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支撑了美国经济与财政。中美间经贸、金融和投资关系如此密切、重要，以至于国际上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称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将两国联结在一起的所谓“金融恐怖平衡”。即使在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的2018年，中美贸易额不减反增，中国仍然是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国债持有者。在人员往来方面，两国跨洋互动人员在中美建交时只有几千人，而到了2014年，两国跨洋互动人员达到430万之巨；双方还分别成为对方第一、第二大国际学生来源国，两国青少年在对方求学的留学生总数达到50万人之巨。(23) 袁鹏：《中国美国与世界秩序：四百年未有之变局》，第245～246页；Evan A. Feigenbaum，“Trump and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February 2017，pp.38-39；Tomas Christensen and Patricia Kim，“Don’t Abandon 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p.189.中美之间密切的经贸、金融和投资关联性和密切的人员往来，虽然不足以保障美国不对中国“翻脸”，但美国确实因这一因素的存在，难以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任意对华奉行全面遏制政策或其他“冲突型”战略。目前在美国战略界一时兴起的中美经济“脱钩论”，也很难成为现实。(24) Mira Rapp-Hooper and Rebecca Friedman Lissner，“The Open World，” p.24.
横向比较，即比较中美两国综合实力，更有助于我们直接看清国际格局中两极结构的形成及其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在2010年之前的30多年时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长期保持两位数；自2010年以来，仍保持6%～8%的中高速增长，从而大大缩小了各方面与美差距，有些重要领域甚至已经超越美国。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编撰的《世界手册》提供的数据，到2017年，按汇率计价，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61.6%；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经济总量仅为中国的84%，中国反超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其他方面，美国军费开支是中国的3倍、核弹头及运载能力约为中国的20倍、铁路里程是中国的2倍多、机场数量约为中国的10倍、人均GDP约为中国的7倍、获利的专利申请是中国的5.4倍(2018)；(16) Joshua Shifrinson，“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Fear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19，p.67.而中国货物贸易总值是美国的1.09倍、发电量是美国的1.44倍、制造业总值是美国的1.1倍、钢铁水泥及工程建设能力更是大大超越美国。
纵向比较，以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起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迅速拉开了与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日本及其他一般性大国的差距。当然，美国与日本及其他一般性大国的综合实力存在更大的差距则是题中应有之义。较之日、德、法、英、俄、印等排名世界第三及其以后的一般性大国，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愈益鹤立鸡群。
三、如何应对中美“新两极”格局的来临
在以上比较中美“新两极”结构与美苏两极结构的五个不同特点中，前两个属于客观存在的结构性范畴，表明中美“新两极”结构较之美苏两极结构可能更趋于长期均衡、更具有可持续性，或者说会延续更长的历史时段；后三个特点则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政策性甚至带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特性，由两个两极结构中的美、苏、中各自特定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及其战略追求和时代背景所规定，属于政策范畴的非结构性因素，有一定的主观性、可变性、可塑性。简言之，前两个特点规定着造成中美新两极结构的新条件和客观实在性、必然性，同时也规定了中美新两极结构较之美苏两极结构将延续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后三个要素则规定着中美“新两极”结构的性质、运行模式、尤其是两极博弈的内容、模式及其特点。如何应对以中美“新两极”结构为内核的21世纪国际格局，自然应从中美“新两极”格局的五个新特点中寻找逻辑起点。
首先，应依据现实主义逻辑，直面国际现实，正视中美“新两极”结构的客观存在及以其为内核的国际新格局正在形成，而不是刻意予以回避。研究国际格局，一直是中国学界、战略界之强项。冷战结束后，如何认识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一度是中国学界、战略界普遍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国际战略课题，当时有关国际格局的分析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基本结论也丰富多彩，“单极说”“两极说““多极说”“一超多强说”“无极说”等纷纷出台，呈现“百花齐放”局面。(28) 李伟：“世界格局的多元化趋势渐显”，《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9期，第7页。 然而，时过境迁，近年学者们虽然也关注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但在期刊上公开撰文探讨时下国际格局的学术文章却少之又少，堪称凤毛麟角；提及“多极化”“一超多强”的文章也同样少之又少；“单极说”则不再有人提及。出现这一现象，并不表明中国学界、战略界不再关注国际格局。当中国学界普遍接受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老二”，经常以“一山不容二虎”来形象比喻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关注“修昔底德陷阱说”，不再多提“单极说”“多极化”时，其实表明中国学界、战略界已经开始接受中美“两极”说，只是不肯明言而已。如前所述，无论是中美两国与综合实力排名世界第三及其以后的其他一般性大国进行综合实力比较，还是中美之间进行综合实力比较，都表明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真实存在的“两极”结构。此次中美贸易战震动国际全局，而世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欧盟、日本等都普遍当“看客”“作壁上观”，则表明中美“两极”结构正在成为国际格局的主要内核。凡此种种，表明中美“新两极”结构的形成已经是国际现实。对此，正确的办法是承认之、正视之，并谋求应对之良策，而采取相反的态度，回避现实、不肯正面承认和回应之，并不是长久之计。
定义 2.1 设S是具有可乘拟恰当断面S°的富足半群,设σ和τ分别是R和L上的好同余。若(σ,τ)满足下面两个条件:
其次，应防止对中美“新两极”格局从一开始就抱持盲目的、“命定的”悲观认知。中国学界、战略界之所以不肯直面以及不肯公开承认中美“新两极”结构已经来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中美力量对比依然是美强我弱，担心承认中美“新两极”会对中国和平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是一种有关中美“新两极”结构的悲观结论，显然属于战略心理范畴的认知。导致这种中美“新两极”结构悲观论的影响因素固然不少，但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二：一是美苏两极结构曾导致美苏冷战对抗，只强调“两极相斥”的一面，认为“是两极就必然对抗”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固化思维定式。由于美强苏弱，苏联在与美进行长期冷战对抗后，终于势衰力竭，以失败、解体告终；而目前的中美力量对比同样是美强我弱，中美两极结构会不会导致中美关系复制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关系、演化为中美间的冷战对抗并导致中国的和平发展受挫？这是压在学界、战略界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战略阴影。二是近年美国及西方战略界、学界盛行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认为在中美两极结构中，中国是所谓“崛起”一方，而美国是所谓“守成”一方，中美之间存在根本性利益冲突，由此通过几千年前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经验与教训总结，演绎出“中美必战”的结论。(29) Parag Khanna，“Thucydides Trap or Tug-of-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October 2017，pp.40-52.不过，依据这两个因素来判断中美“新两极”结构及中美关系前景是不科学的。一方面是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结构相比，中美“新两极”的实力结构不同(中美两极结构中经济因素和经贸相互依存更重要)；两极间的关系模式不同(中美之间存在经贸相互依存和“经贸金融恐怖平衡”)；战略传统、战略文化和行为模式不同(中国不搞霸权主义、不搞意识形态对抗)；时代背景不同(全球化的新发展及相互依存加强、国际社会的集团化意识弱化)。受这些新特点驱动，中美“新两极”结构不一定重复美苏两极之间冷战对抗的老路，中美关系有可能沿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方向发展，并以不那么暴烈的方式化解双方的矛盾与分歧。另一方面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论”，根本上就是一个从不存在的伪命题。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探讨战争原因时，只提及雅典力量的“坐大”(becoming great)(30) 参见Thucydides，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 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875，p.15.或说“增长”(growth)(31) 参见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 ， A New Translation by Martin Hammond，Oxford World’s Class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New York，2009，p.13.导致斯巴达的“恐惧”，进而使战争不可避免，从未提及所谓“崛起”(rise)与“守成”的对立导致战争，甚至就没有使用“崛起”(rise)这个概念。事实上所谓雅典的“坐大”或“增长”是指其通过结盟、收买等方式把大量的中立城邦拉到自己一边、不断壮大自己、孤立斯巴达，这一过程属于战略范畴，无关所谓“崛起”。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战》一书及同一时期的一些文章中刻意把“坐大”“增大”等词替换成所谓“崛起”，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是有违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而其书中所列举的有关16起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大部分都属于传统国家间一般性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利益冲突范畴，无关所谓崛起与守成的对立。(32)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第320～321页。 实际上，艾利森本人也批评美国有“标题党”，为了狭隘的商业利益而炒作“中美必战论”，借以谋利发财。(33) 同上，“推荐序”，第4页。 总之，中美“新两极”结构不同于美苏两极结构，甚至也不同于历史上的雅典-斯巴达两极结构、英-德两极结构，是否会演变为美苏冷战对抗或“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冲突与战争，并不取决于中美两国关系结构，而是取决于中美两国奉行什么样的战略模式与政策。历史上，雅典并无所谓“崛起”特质，而是通过一系列扩张加强实力，这本身就是战略挑衅；德国有崛起、但也有一系列扩张政策，究竟是其扩张政策还是其崛起本身引起英德矛盾不可调和，有讨论空间；苏联与美国要么都属于崛起国，要么就无关崛起与守成，它们的冷战冲突应该从其植根于历史传统、意识形态、霸权追求的战略与政策中去查找，也无关崛起与守成的对峙。基于这些分析，我们有理由拒绝所谓“两极必然对抗”“修昔底德陷阱”等并无科学根据的战略逻辑，不对中美“新两极”结构从一开始就抱持过于悲观的论调与立场。当然，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中美两国都不奉行冷战式的对抗政策，更不奉行侵略扩张政策。
第三，继续坚持经济发展优先，着重解决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冷战期间苏联经济实力只及美国的2/3甚至1/3，却因其追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宏大而与美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对外援助等方面展开全面竞争，竞争地域遍及亚非拉、南北极、外太空等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为维持与美全面竞争态势，苏联不但长期维持庞大的军力以及巨额对外援助，还以直接间接的军事手段在欧洲、中东、远东、南亚、非洲、拉美以至印度洋等地与美进行直接的地缘政治争夺，直至直接出兵占领阿富汗。由此既牺牲了国民生活水平，又大量挤占了本应用于发展经济、弥补经济短板的发展资金。其结果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长期低于世界平均值，甚至也低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从而在与美国的经济战中败北，国民生活水平也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如按1990年有关标准推算，苏联1973年的经济总量仍只有美国的43%；而到了1980年，也只及美国的一半稍多一点儿，几乎被日本追平(34) 安格斯·麦迪逊著，伍晓鹰、施发启译：《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美]保罗·肯尼迪著，梁于华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第489页。 。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及国民生活水平较低不但削弱了苏联与美进行战略竞争的能力，也为美国及西方对苏联搞政治战、宣传战、心理战提供了条件。可以说，苏联在冷战中之所以输给美国，首先就输在经济竞争领域。当前中美经济实力比值要高于当年苏美经济实力比值，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美国，10年内有望超过美国而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都是对中国有利的一面，也是中国能够成长为“新两极”结构中的一极的基础。但是，中国人均产值大大低于美国及其他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其他一些难以回避的发展难题，如发展严重不平衡、人民富裕程度不高、高端和高质量经济发展不足、国内资源有限、对境外资源和海外市场存在严重依赖、依赖程度不但远高于苏联、也远高于美国，等等。很有可能，即使在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以后，中国人均产值也将长期低于美国。因此，长期坚持发展优先，解决一系列发展难题，仍将是中国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第四，军力建设方面应坚持“抱元守一”，补齐短板，力避与美搞军备竞赛。理论上，两极结构中的实力均衡是一种综合均衡，尤其是经济发展与军力建设之间要保持大体平衡、不脱节，才具有可持续性。苏联在其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的困难条件下追求与美军力平衡，甚至追求优势，以求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就不能不陷入与经济实力更强大的美国进行长期军备竞赛的战略陷阱，并因此而牺牲其国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造成军力愈发展、经济愈虚弱的恶性循环，最终不免不战而降，这一历史教训历历在目。(35) 同上，第481～484页。 与美苏两极结构相比，中美“新两极”结构中的军事不平衡更加突出，中国较之美国存在明显的军力短板，如军费开支只及美国的1/3；核打击能力甚至不及美国的1/10；反映一国远程投放能力的海空军力量，如远程战略轰炸机、大型航母及其配套舰艇方面，中国较之美国也同样存在巨大差距。要补齐这些短板，绝非短期内能做到。鉴此，中国要从苏联与美进行军备竞赛中寻找经验与教训，一方面要在坚持经济发展优先的前提下，继续加强军备建设，努力缩小与美军事差距，确保对美有效战略威慑力和周边军事安全保障能力，同时也要避免盲目攀比美国、避免与美搞军备竞赛。如在核力量建设方面，中国能保障对美进行“第二次打击”的战略能力即可，没有必要像苏联那样追求与美核实力均势、搞那么多的核导弹和核弹头；在海空军建设方面，中国能保持一定的远程投放能力即可，没有必要像美国那样搞那么多耗费巨大的航母战斗群以及像苏联那样追求与美海军舰艇吨位均衡；在海外，中国在若干关键位置建设一定的保障基地即可，没必要像美苏那样星罗棋布地搞海外基地网以及像下围棋时“打劫”那样在世界各地争夺影响力。(36) 同上，第443～446页。
第五，在国际事务中坚守全球化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和“不称霸”理念，力避与美进行公开的意识形态对抗和所谓“世界领导权”争夺战。冷战初期，苏联受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及其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安全观及二战战时政策惯性的牵引、也是从回应美国冷战政策的战略诉求出发，走上了一条以较弱的综合实力，在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与美国及西方集团进行全面对抗、在全球范围内对抗的不归路，(37) 可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33页。 并在发展问题上走上了有违全球化进程的封闭式发展道路，其战略后果是战线太长、战略消耗大于战略补充、与美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对苏联日趋不利，最终成为两极对抗中的失败一方。中国没有霸权主义传统与需求、不搞“过度安全化”那一套，也不像战后苏联那样迷信“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战略上有较大的弹性，没有苏联那么多的战略包袱。中国应继续参与并推进全球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大周边“战略依托带”构建，厚植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与大周边各国的经贸、安全及和平与发展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与合作共赢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与改革、积极参与对全球变暖、发展不平衡、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扩散、跨国犯罪等种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为世界繁荣、稳定、和平、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逐步积累中国的国际威望与国际影响力。
第六，在中美关系方面，要继续坚持对美合作与竞争并行的长期战略，力避中美两极结构像美苏两极结构那样走上冷战对抗之路，更要力避像英德两极结构那样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这首先要求我们破除有关两极结构及中美关系的一些错误观念和悲观论点，如两极结构必然对抗、冲突甚至走向战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及中美“必有一战”论以及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论等。作为中美“新两极”结构中的两大主要行为体，中美两国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和各自的战略传统、战略诉求，两国间存在分歧、矛盾、冲突是正常现象，关键是如何应对。中美两极结构的形成是客观存在，是“命定的”，但两极结构是否会演变为冲突甚至战争，则受中美两国主观意志和政策及战略牵引，并不具有必然性。美国对华政策从来就具有两重性，在中美关系积极发展阶段，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也会暗流涌动；而在中美关系阴云密布时，也会有积极因素萌生。中美关系中的这一特点也是由中美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价值观和各自的战略传统、战略诉求及历史关系所规定的。例如，即使在1989年发生苏东剧变、美国纠集其西方盟国对华进行集体施压的严峻时刻，邓小平也能看到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坚信并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向“好起来”的方向发展。(38) 邓小平：“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0～351页。 因此，在分析美国、美国对华战略及中美关系及进行对美战略决策时，要坚持两点论，力避一根筋、绝对化。目下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困难时期，特朗普坚持对华打贸易战、美国战略界中“遏华派”的声音明显上扬，中美关系正式进入了“老大”与“老二”竞争的所谓“新常态”以及两极“新结构”，(39) Evan A. Feigenbaum，“Trump and China，” pp.35-41; Hal Brands，“The Chinese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8，pp.35-45.凡此种种，皆是导致有关中美关系前景各种悲观论的直接背景和根源。如果全盘接受这些有关中美关系前景的悲观论调，并据此制定对美战略，中美对抗、冲突甚至“中美一战”就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40) Hal Brands，“The Chinese Century?” p.41. 因此，越是面对当前的困难局面，越要透视中美关系中仍然存在诸多积极因素：两国间的经贸金融相互依存、数十年合作关系积累起来的互信、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共同需求等，依然是两国合作的基础；中国巨大的体量、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威望、对美巨大的战略威慑能力等，都限制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和打贸易战的活动能力与范围。还要看到，特朗普在对华打贸易战的同时，也对其欧日韩加等盟友打贸易战，这较之希拉里·克林顿等人主张纠集其欧日盟友等对华搞地缘政治遏制等政策，要温和得多，也比较好应对。(41) Markus Brunnermeier and Rush Doshi and Harold James，“Beijing’s Bismarckian Ghosts: How Great Powers Compete Economicall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8，p.174.特朗普在对华打贸易战及与中方谈判过程中，不断反复、不断毁除约定、食言而肥，恰恰说明美方依然是在讨价还价，且面对强大、坚定的中国已经无可奈何。中美“新两极”结构虽然已经来临，但中美之间依然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关系，虽然竞争因素在增大、增多，但合作需求也同样增大、增多，(42) Joseph S. Nye，Jr.，“Time Will Tell，”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8,p.192; Mira Rapp-Hooper and Rebecca Friedman Lissner，“The Open World，” p.24.中美关系依然有可能继续沿合作与竞争并行的路线发展，并非必然像美、苏那样走向冷战对抗，更不必然像当年英、德那样走向“必有一战”。○
[作者介绍] 林利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国际战略与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及地缘政治、中国国家安全与外交等；王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美关系。
* 本文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治理与新型国际关系”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号：3262016T01。
(责任编辑：吴兴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