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词臣北朝客”——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南朝论文,文人论文,文学论文,陈隋间入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1-0042-10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1.007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使南北方的学术和文学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两个不同的传统。北魏政权虽然于公元439年统一了北中国，但在“六镇起义”后又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政权，南方则经历了东晋和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更嬗。相对于大家所熟知的魏蜀吴“前三国”时代而言，南北朝后期并立的北方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和南方梁陈政权，常常被称为“后三国”时代。公元6世纪末叶，“后三国”时代逐渐进入尾声，577年，北周平齐，北方首先实现了统一。581年，杨坚代周立隋，587年，废除了江陵的后梁傀儡政权。589年，隋平陈，实现了全国统一。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两次政治军事斗争的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与此同时，南朝文学和文化也进一步北传，并在杨隋初唐得以继承和传播。本文希望通过考察隋废后梁与隋平陈后入北的两批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一窥南北朝隋唐间文学和文化的走向。 二、隋废后梁与柳
等文人的北迁 梁末侯景之乱中，梁武帝的孙子萧詧驻守襄阳，因害怕被江陵的叔叔萧绎吞并而归附西魏，西魏政权乘机派兵进驻襄阳。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平定江陵的萧绎政权。绍泰元年(555)，萧詧在江陵称帝，正式建立后梁，成为北朝卵翼下的傀儡政权。后梁政权本是西魏周隋政权缓冲来自南方军事压力的屏障，当统一的形势日见明朗之后，这个棋子就可以去掉了。隋开皇七年(陈祯明元年，587)，隋文帝杨坚召后梁主萧琮入朝，派遣军队占领江陵，后梁政权被吞并。尽管如此，由于后梁皇室长期附庸于西魏北周，并与杨隋皇室有姻亲关系，所以仍然受到一定的重视。作为齐梁宗室的昭明太子后梁一系在隋唐政权中人物繁茂、奕叶贵显，所谓“八叶宰相，名德相望，与唐盛衰”①。北上入关的后梁士人除后主萧琮外，还有何妥、萧吉、萧大圆、萧岑、柳庄、柳
、王操、王衡父子②、岑善方(？-561)③等。柳
等江陵文人继王褒、庾信等之后再次入关，成为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文人中的第二批。作为南方文人，这批后梁文人在王褒、庾信之后再次得到关中政权的承认与重用，并进一步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地位，成为南北文学合流的重要一环。 后梁文人柳
等受到隋室的欢迎，与隋炀帝杨广对南朝文学的喜爱密切相关。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一位残暴荒淫的皇帝，但他却有出色的文学才艺。炀帝多年在江南的生活使他沾染了南方的柔性，正如岑仲勉先生所论：“陈平后，(杨)广为扬州总管，前后十年，以北方朴检之资，熏染于江南奢靡之俗，重以北塞宁晏，府库充实，遂沉湎而不能自拔。”④炀帝对江南的生活一直念念不忘，多次乘龙舟南游江都，他娶的萧皇后也是南朝人，同时他在青年时期就爱好文学，并且信用南方文人。这种对南方文化的偏爱促成了后梁文人在入关后，依然能够得到杨隋皇室的信用。 柳
，字顾言，出自河东柳氏，先祖徙家襄阳，少聪敏，解属文，好读书，所览将万卷。入关后，柳
以文学才艺得到炀帝的青睐，《隋书》卷五八《柳
传》云： 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
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
为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
已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
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亲待，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
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诽谐，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览而大悦，赏赐优洽，侪辈莫与为比。⑤ 诸葛颍来自北齐，虞世南、王胄、朱玚来自陈朝，在这名士环绕的晋王杨广幕府之中，柳
能为其领袖，可见其文学才艺之不凡。柳
与来自南北政权的学者文人都保持着密切交往，《隋书》卷七七《隐逸·崔廓附子赜传》载：“赜与洛阳元善、河东柳
、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琊诸葛颍、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其中，崔赜、元善、王劭、刘焯、刘炫来自北方，姚察、诸葛颍来自南方。 平陈以后，为了实现文化上的统一，隋炀帝极力拉拢南方的文化精英，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扶植天台宗的发展。当时天台宗的代表人物是释智顗，隋炀帝《与释智顗书》其一提到了柳
： 即用法讳，弟子总持和南：柳顾言还，奉旨。垂示六种舍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
，犹以陋薄，不称宿心。来旨既以转施功德，弥为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蔽识，所能周间。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已不多，愿恒留受用，旨遣报咨。谨和南。⑥ 柳
“好内典”，在炀帝与智顗中间起到的是政教联系之用，他自己与智顗大师也有书信往来⑦。智顗死后，柳
还作了一篇长文《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⑧来纪念他。此外在学术方面，柳
对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史记》学也有一定贡献。唐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写道：“隋秘书监柳顾言，尤善此史(即《史记》)。刘伯庄云：‘其先人从彼公授业。或音解随而记录，凡三十卷。隋季丧乱，遂失此书。’伯庄以贞观之初，奉敕于弘文馆讲授。遂采邹、徐二说，兼记忆柳公音旨，遂作《音义》二十卷。”⑨从《后序》所述可知，“柳公音旨”是初唐刘伯庄所撰《史记音义》的重要来源之一⑩。 以柳
为首的后梁文人处于南北政权的夹缝之中，积极地以文学依附于杨隋政权来维持身价，留下了大量的应制诗，如柳
的《奉和晚日杨子江应制诗》： 诘旦金铙发，骖驾出城。鲜云临葆盖，细草藉班轮。千里烟霞色，四望江山春。梅风吹落蕊，酒雨减轻尘。日斜欢未毕，睿想良非一。风生叠浪起，雾卷孤帆出。掞藻丽繁星，高论光朝日。空美邹枚侣，终谢渊云笔。(11) 诗人随皇帝一早出行，游于杨子江(今长江)上，“千里”二句写出了长江宏伟的气势，“风生”二句则描绘了江上多变的风光。这些应制诗、奉和诗虽然缺乏真情实感，但艺术上却对后来的诗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如柳
《奉和晚日杨子江应制诗》的“酒雨减轻尘”，就让人想到唐代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渭城朝雨浥轻尘”一句所从出。 柳
还有一些诗抒写自己的羁旅孤愁，颇能引起后代读者的共鸣，如《阳春歌》： 春鸟一啭有千声，春花一丛千种名。旅人无语坐檐楹，思乡怀土志难平。唯当春共酒，暂与兴相迎。(12) 花与鸟是春天的标志，《子夜四时歌》云：“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长于柳
二十四岁的庾信早期作品《春赋》有“新年鸟声千种啭”的句子，《阳春歌》“春鸟”两句很可能脱胎于庾赋，而其清丽流转也颇似庾信《春赋》中的“金谷从来满园树，河阳已是一县天”。正如清人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言，“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春鸟”二句描写春天花鸟繁盛的美景，为次二句写愁绪留下了对比的空间。“旅人”二句由春景写到春愁，虽然面对明媚的春光，但旅人(作者自指)却因身在他乡，思念故土的情感与日俱增。末二句由春愁写到遣愁之法——惟有遇到诗文和酒，才能引起兴致，暂时排遣愁绪。 以柳
为首的后梁文人在杨隋政权与南朝文人之间的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成为南北文学统一的过渡。他们使杨隋政权进一步熟悉南方的文化，从而做好统一全国的准备，而且因为后梁政权与杨隋皇室的特殊关系，南朝文学(这是就总体风格而言，尽管南朝文学内部仍有许多差异)更加受宠，在关中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同时，后梁文人的入关为隋平陈后江总等文人提供了借鉴作用，使陈朝文人有一定的心理与思想准备，不至于手足无措。 三、隋平陈与江南文人的入关 陈祯明二年(隋开皇八年，588)，隋文帝以儿子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大将杨素为行军元帅，大举伐陈。祯明三年(589)正月，隋军攻破建康，陈后主被擒，陈朝至此历五主三十三年而亡。陈的灭亡，标志着南北分裂长达二百余年的局面结束。 陈朝灭亡后，皇室与大批贵族被迫北上入关，《南史》卷十《陈本纪下·后主纪》云： 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同发自建邺，之长安。隋文帝权分京城人宅以俟，内外修整，遣使迎劳之，陈人讴咏，忘其亡焉。使还奏言：“自后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隋文帝嗟叹曰：“一至于此。”(13) 一大批学者文人也在入关者之列。计有姚察(533-606)(14)、江总、孔绍安、孔绍新(15)、顾彪(16)、阳缙、蔡凝(543-589)(17)、凝子君知、阮卓(531-589)(18)、徐孝克(527-595)(19)、潘徽(20)、韦鼎(21)、陆知命(22)、王昚、王昚弟王胄(558-613)、王頍(23)、徐仪(24)、许善心(558-618)(25)、虞世基(26)、世基弟世南(558-638)(27)、褚亮(560-647)(28)、亮子遂良(29)、岑德润、虞绰(561-614)、庾自直(30)、蔡徵、袁充、许善心、袁朗(31)、朗从父弟承序(32)、毛爽、陈氏子弟陈伯礼、陈伯智、陈叔文、陈渊等。其中虞世基、世南兄弟，时人以方“二陆”(33)。陈朝文人的入关，使南北文学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正如《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云： 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言刈其楚，片善无遗，润木圆流，不能十数，才之难也，不其然乎！时之文人，见称当世，则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赵郡李元操、钜鹿魏澹、会稽虞世基、河东柳
、高阳许善心等，或鹰扬河朔，或独步汉南，俱骋龙光，并驱云路。(34) 入隋的陈代文人多入藩王幕府，充为学士，如王眘、王胄兄弟二人为晋王杨寿学士(35)；庾自直、虞绰为晋王杨广学士(36)；潘徽为秦孝王杨俊学士(37)。等到隋炀帝即位，他们都集中到宫廷中来，大业初年，徐仪先为学士，后为著作郎(38)，王眘、虞世南为秘书郎(39)，王胄、庾自直为著作佐郎，虞绰、顾彪为秘书学士(40)。此时处于杨隋政权核心的是出自武川系的关陇集团，可谓北人主导政治，而南人主导学术文化。这批入关的侨性士族的政治命运，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论，“迁入关中的江南士族中，虽然仍有人跻身于统治核心，得以支撑门户，但这固然由于他们的门第阀阅尚受到社会的尊重，更由于传统的文学修养，使他们在北朝后期以来崇尚南朝文化的风气中致身通显，依附于关中军事贵族而维持其政治地位。如会稽虞世基、世南兄弟，号称博学多才，世基在隋朝官至内史侍郎，参掌朝政，世南亦以文名显于唐初。又如出身侨姓高门的钱塘褚亮、遂良父子，高阳许善心、敬宗父子均以文学著称，在隋唐间致身通显”(41)。 陈代文人在入关前后心理上有一些不适，这在诗歌中有所反映，如虞世基《初渡江诗》云： 敛策暂回首，掩涕望江滨。无复东南气，空随西北云。(42)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由南入北的伤心与无奈：东南的天子之气已经消去，只能随着西北的浮云远逝。“无复东南气，空随西北云”，前一句用秦始皇的典故——秦统一后，有方士告诉秦始皇东南有天子之气，所以秦始皇东巡会稽以压之；后一句中的“西北云”典出《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曹丕《杂诗》其一也有“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的句子。等到渡过长江，入关之时，世基又有《入关诗》： 陇云低不散，黄河咽复流。关山多道里，相接几重愁。(43) 这首诗描写了北方风物与江南的不同，诗作将入关行程的艰难与旅人心绪的愁乱结合在一起叙述，让人感到愁丝竟然同关山万里一样连绵不绝。 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的文人前后共三批，陈代文人正是从前辈文人那里看到了自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前进的方向，而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最初，陈代文人如北齐文人一样也被忽视。《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吟咏。”而庾自直也是在陈亡入关后，“不得调”(44)。吕让的《和入京》正是这一历史处境的反映，诗云：“俘囚经万里，憔悴度三春。发改河阳鬓，衣馀京洛尘。钟仪悲去楚，随会泣留秦。既谢平吴利，终成失路人。”(45)诗歌咏叹自己不能如东吴二陆那样是西晋的“平吴之利”，而只能沦为失路之人。 但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很久，最终因为炀帝喜欢江南文化，偏爱南方文人，不少陈朝文人以其文学得到隋室的信用，《隋书》卷七六《文学·庾自直传》： 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46) 这些都表明，南北朝后期南方文人的北上与南朝文化的北传是同步的，南方文人以其才学终究受到杨隋政权的重用。又如《隋书》卷七六《文学·虞绰传》： 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而官竟不迁。初为校书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47) 《隋书》卷三四《经籍志三》载《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载虞绰等《长洲玉镜》二百三十八卷(48)。杜宝《大业杂记》记载隋炀帝曾与秘书监柳
议论《长洲玉镜》，炀帝指出该书蓝本为南朝梁所编的《华林遍略》。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北齐祖孝徵等所编的《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也是取材于《华林遍略》，隋炀帝的做法可谓渊源有自。隋代编撰的大书除《长洲玉镜》外，还有《北堂书钞》《玄门宝海》《江都集礼》等。《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为来自北齐的文人诸葛颍所撰(49)，另外两部则出自南朝文人之手。虞世南所编的《北堂书钞》(50)为世人所熟知，兹不赘述。《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开皇二十年(600)晋王杨广令扬州博士潘徽与诸儒所撰，见《续谈助》卷四所引(51)。 入隋的陈朝文人留下了许多应和炀帝的诗歌，反映了他们对杨隋皇室的依附性。如许善心有《奉和赐诗》《奉和还京师诗》《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庾自直有《初发东都应诏诗》、虞世基有《四时白紵歌二首》(和炀帝)、《奉和幸江都应诏诗》《汴水早发应令诗》《奉和望海诗》《奉和幸太原辇上作应诏诗》，虞世南有《奉和御制月夜观星示白僚诗》《追从銮舆夕顿戏下应令诗》《奉和江都应诏诗》《奉和献岁宴宫臣诗》《奉和出颍至淮应令诗》等。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陈朝文人因为身历亡国、南北播迁，到了新环境后，必然有一番心理适应的过程。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他们彼此间的关系由于外部压力的存在而进一步亲密。入关后南朝文人间多有交往，《陈书》卷二八《鄱阳王伯山附子君范传》云： (君范)至长安，隋文帝并配于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初，君范与尚书仆射江总友善，至是总赠君范书五言诗，以叙他乡离别之意，辞甚酸切，当世文士咸讽诵之。(52) 昔日好友到了异国他乡，难免会更加惺惺相惜，陈君范与江总在南方可以时时欢聚，入北后却不得不分开，悲痛的人生体验凝聚在诗歌里，自然能打动人心。王胄的《酬陆常侍诗》也是乱离之后真情实感的抒发： 相知四十年，别离万余里。君留五湖曲，余去三河涘。寒松君后凋，溺灰余仅死。何言西北云，复觌东南美。深交不忘故，飞觞敦宴喜。赠藻发中情，奇音迈流徵。追惟中岁日，于斯同憩止。思之宛如昨，倏焉逾二纪。畴昔多朋好，一旦埋蒿里。无人莫己知，有恸伤知己。把臂还相泣，岿然吾与子。沾巾行自念。哀哉亦已矣。吾归在漆园，著书试词理。劳息乃殊致，存亡宁异轨。大路不能遵，咄哉情可鄙。(53) 王胄在诗中写自己与陆常侍之间的交往与情谊长达四十年，后因陈亡不得不分别，陆常侍留在南方，王胄来到关中，从此相隔万里之遥。这一次久别相逢，真是不易，想起以前觥筹交错、相聚欢好的情景，恍若昨日，而屈指算来已经二十多年了。故交很多已经去世，现在只剩下两人在这里把臂相泣了。 封闭孤立与交流融合总是相对的，除了相互安慰，南朝文人与北方文人也有很多交往(54)。在入关前，陈朝文人与北方文人已有一定的沟通，北齐崔儦曾以通直散骑侍郎聘于陈(55)；陈朝阮卓“副王话聘隋。隋主夙闻卓名，乃遣河东薛道衡、琅琊颜之推等，与卓谈宴赋诗，赐遗加礼”(56)；陈朝韦鼎聘使长安，曾作有《长安听百舌诗》：“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57)虞世基作有《在南接北使诗》：“会玉二崤至，瑞节三秦归。林蝉疏欲尽，江雁断还飞。墙垣崇客馆，旌盖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荐紵衣。”(58)这一次陈代文人的入关，更拉近了他们与北方文人之间的距离。南北文人之间常有一些交流，如奉和炀帝的众多同题诗歌，仅《奉和出颍至淮应令诗》一题，就有诸葛颍、虞世南、蔡允恭三人作品传世。其中，诸葛颍由北齐入周、隋，蔡允恭是荆州江陵人，而虞世南则是由陈入隋。原来出身北齐系统的文人与自陈入关的文人的交流如薛道衡的《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59)等；又宰相杨素有《出塞二首》，薛道衡与虞世基都有和诗。南北文人之间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对南北文学的交流与融合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四、江总：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 在由南入北的陈朝文人中，以江总的文学成就为最高。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梁末，侯景攻陷台城，江总避难至会稽，后又转至广州，依附舅父萧勃，遂流寓广州多年，陈文帝天嘉四年(563)被征回建康。后主时江总仕宦日显，历任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尚书令等。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江总入长安，官居上开府，不久以年老南还，卒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年七十六，有集三十卷、后集一卷。 在陈时，江总主要以艳体诗的创作闻名。《陈书》卷二七《江总传》称总“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又称其居官不持政务，唯与后主、陈暄、孔范、王瑳等十余人游宴后庭，饮酒赋诗，当时谓为“狎客”，由是“国政日颓，纲纪不立……君臣昏乱，以至于灭”(60)。梁末侯景之乱时，江总流寓广州依附舅父萧勃，因为生活动荡不安，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忧思离愁，如《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 秋城韵晚笛，危榭引清风。远气疑埋剑，惊禽似避弓。海树一边出，山云四面通。野火初烟细，新月半轮空。塞外离群客，颜鬓早如蓬。徒怀建邺水，复想洛阳宫。不及孤飞雁，独在上林中。(61) 夕阳西下，诗人独倚南楼，笛声悠扬，随风吹来，颇引愁绪。作者饱受流离之苦，心绪不宁、鬓发凌乱，真如那离群孤飞的大雁一样。 陈为隋灭，江总沉痛地写出了《哭鲁广达》：“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62)广达字遍览，陈之良将，隋将贺若弼进军钟山，广达为中领军，率军苦战，宫城破，乃就执。祯明三年(589)，依例入隋，广达怆本朝沦覆，遘疾不治，寻以愤慨卒，时年五十九。江总抚柩恸哭，在棺头题下此诗。后江总又为鲁广达制墓铭，述其忠概。其略曰：“灾流淮海，险失金汤，时屯运极，代革天亡。爪牙背义，介胄无良，独摽忠勇，率御有方。诚贯皎日，气励严霜，怀恩感报，抚事何忘。”江总的诗歌和碑铭，借他人之事抒发了自己的易代之悲和惭愧之心。 入北后，经历过亡国之痛的江总诗风有所变化，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感伤的情绪，如《秋日游昆明池诗》云： 灵沼萧条望，游人意绪多。终南云影落，渭北雨声过。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鲸波。珠来照似月，织处写成河。此时临水叹，非复采莲歌。(63) 这首诗是江总入北后游览长安昆明池而作，因生活缺少趣味，心绪亦备感寥落，看这池水也是一片萧条。这北方的水色，与江南采莲时的情景大不一样了，作者感慨不多，却意味深长。江总曾有机会回到南方去，他的《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诗》云： 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64) 正是九月九日重阳节，本该亲人团聚，共饮菊花酒，诗人却还在从长安还扬州的途中。作者由重阳想到菊花酒，进而想到故乡的“篱下菊”，思乡之情写得萧散疏淡。后来唐代王维的《杂诗三首》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即脱胎于此，且将菊花换作了梅花。因为还没有看到故乡的样子，心中只有满腔的思念，所以不觉伤心。当江总真的目睹家乡的惨破之后，心中则尽是伤怀之感，《南还寻草市宅诗》： 红颜辞巩洛，白首入缳辕。乘车行故里，徐步采芳荪。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喧。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65) 年纪大了，回到江南的故乡。家中已是林残径毁，只有几棵桐木与柳树还让人辨识出这是自己的故园。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在一起说话谈天，也没有地方可以嘘寒问暖。人生百年，不过如此，又何必再谈什么伤心之事呢？“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是江总无可奈何的悲叹，也是这变乱时代的缩影。 在后人心目中，江总是一个柔弱感伤的文人形象，因其立场有异，评价也不尽相同。韩愈《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籍)》云：“来往再逢梅柳新，别离一醉绮罗春。久钦江总文才妙，自叹虞翻骨相屯。鸣笛急吹争(一作催)落日，清歌缓送款(一作感)行人。已知奏课当征拜，那复淹留咏白。”(66)刘禹锡《金陵五题·江令宅》云：“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池台竹树三亩余，至今人道江家宅。”(67)李商隐《南朝》云：“满宫学士皆颜(一作莲)色，江令当年只费才。”(68)正如曹道衡先生所言：韩愈对江总似推崇他的文才，刘禹锡似较为同情他的身世，李商隐虽然对江总心存讥讽，但还是肯定他的才华(69)。“南朝词臣北朝客”，是江总在后代的隐喻性象征，以江总为代表的南朝文人，注定要给后人留下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后代文人对江总的评说，可以视为南朝文人甚至六朝文人的总体印象。 在乱离流寓的生活中，文人的心灵是丰富的、活泼的、深刻的、悲怆的、哀婉的、孤寂的，有着各自的生活体验，有着不同的时代烙印。从汉末流寓荆州的王粲，到西晋平吴后北上入洛的陆机、陆云；从永嘉之乱后南渡的郭璞、张亢，到南北朝后期北上的王褒、庾信、颜之推、柳
、江总，把他们放在一个链条上，其个人的、相对独立的意义也因为重新排序组合而获得了共同的、整体的意义。可以说，流动文人共同塑造了六朝文人总体形象的一部分。在流动生活中，文学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与气质，他们的心灵是悲哀的、孤寂的，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悲凄、哀怨的形象。南北朝文人看待前辈文人时也有着异代相惜之感，如庾信《和张侍中述怀》云：“张翰不归吴，陆机犹在洛。”(70)《哀江南赋》中又有“逢离家之王粲，遇入洛之陆机”的句子，这是它们在境遇上的契合，是心理上的共鸣，是庾信对自己悲剧命运的体认，而后人看待他们也是一样的。从王粲、陆机到庾信、江总，他们是六朝文人多灾多难命运的典型，也是六朝文人心灵世界的一个侧面，他们的文学形象已成为六朝文人总体形象的一部分。 五、余论：从文人流动看“南朝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东汉与中唐的变局之间，从宏观角度来观察这个时期的历史地位，有两种不甚一致的意见。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主张：唐朝中期以后最明显的是南朝化问题。他认为：“随着南北政治上的重归统一和文化上的融汇交流，南北分裂时期出现的种种差异逐渐缩小。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71)而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主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发展主流在北不在南。他认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不在南。”(72)其实，这两个看法并不矛盾，前者指出的是唐代中期以后的变化，后者则是着眼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转折。前者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变革，后者着眼于政治史的角度。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文学创造了时代的一部分特征与文化品格，南北朝隋唐之际，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较倾向于唐先生的看法。特别是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运动，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 公元6世纪下半叶，南北分立政权间的征伐与统一战争造成了频繁的文人流动，如554年西魏平江陵后王褒、庾信等一批文人的入关，577年北周平齐后李德林、卢思道等一批文人的西迁，587年隋废后梁后柳
等一批文人的入关，以及589年隋平陈后江总等南朝文人的再次入关。其中由南入北的文人前后共有三批：江陵文人、后梁文人以及陈代文人。这三次大的文人迁移所引发的南朝文艺北进的浪潮，逐渐促成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形成，也对杨隋初唐时期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褒、庾信等江陵文人入关时，变起仓促，毫无心理准备，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成为他们后期创作中的重要主题。由于西魏北周文学的基础并不深厚，这一移植的文学在入关后迅速取得领袖地位，主导了西魏北周文学发展的潮流，也奠定了隋唐皇室文学趣味的基础。但作为南北文学分流以来北上文人的第一批，王褒、庾信等南朝文人的政治文化命运对以后入关文人的生存策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因为它是南朝文学被北朝文学接纳的初次尝试，这次文人流动的结果奠定了北周隋唐皇室文学趣味的基础，使得从北朝文学到杨隋初唐文学的过渡呈现自然的状态。 后梁文人的入关，继王褒、庾信等人之后再次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统治地位。萧氏后梁政权作为周隋的附庸国，亡国是早晚之事，因此后梁文人与隋朝政权的结合十分自然。昭明太子后梁一系由于与关陇勋贵的联姻关系，历隋入唐而贵显不绝。炀帝在即位前，曾在江都为藩王十几年，对南方流连不已，非常喜爱南朝文学，其文学创作初从庾信，587年隋废后梁后始学柳
，而出自北齐的文人魏澹受废太子杨勇之命，为庾信文集作注，说明北齐文人也不得不适应这个大趋势。隋炀帝喜好南朝文学，后梁文人受到重视，这说明关中文学的好尚是以南朝文学为标准。以柳
为首的后梁文人在历史上起到的是人事联系作用，在文学史的发展上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起到的是过渡与承接的作用——从他们过渡到南北文学的统一，再承接到隋唐文学的发展。 杨隋平陈，南北文学形式上取得了统一，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确定自己的应对策略，从而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正是从前辈文人那里看到了自己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前进的方向，钱塘褚亮、遂良父子，高阳许善心、敬宗父子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是最好的说明。陈代文人是南北朝后期最后一批入关的南朝文人，他们终结了南北文学对立分散的局面，是南北文学初步统一的标志，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南朝文学在北朝的影响，加强了南朝文人在文学界的领导地位。从此，南朝文学直到初唐都是文坛上最流行的风尚，唐太宗如此，上官仪如此，后来初具律诗意味的沈佺期(656？-约714或715)和宋之问(约650至656-713？)也是如此，故元好问(1190-1257)《论诗绝句》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73) 永嘉之乱后，南北方的学术和文学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东晋南朝文学与十六国北朝文学两个不同的传统。侯景之乱前，南北文学已有相当的交流，南朝文学显然居于领先的地位，成为北朝文人竞相学习的典范，而魏齐文学正是承此余绪而来的，北齐文学所以在南北朝后期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与这一传统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文学风尚的因革来看，南朝文学的成就以及南北文学融合的成果是隋唐文学发展的基础。从南北朝后期到唐初，对于南朝文学的意见不尽相同。中间曾有几次波动，如西魏时宇文泰、苏绰兴古体，杨坚斥绝浮华，王通贬责徐庾，以及唐太宗李世民与唐初史臣要提供政治诫鉴等，这些措施与意见如清初王夫之评论明末文学一样，都是出于政教方面的考虑，不能改变崇尚南朝文学的时代风气。隋唐皇室与北周政权的核心力量一脉相承，正如隋唐皇室温汤疗疾的习惯承自北朝一样(74)，他们的文学趣味亦是从隋代文艺“南朝化”的趋势继承而来，正如《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序》所云：“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昂。”我们无法否认，自南北朝后期以迄初唐，文学逐步走向以南朝文学为主体的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 ①《新唐书》卷一○一《萧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3册，第3963页。。 ②《周书》卷四八《王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点校本，第3册，第869～870页。 ③《周书》卷四八《岑善方传》，第3册，第872～873页。 ④岑仲勉：《隋唐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37页。 ⑤《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5册，第1423页。 ⑥(清)严可均辑，史建桥、苑育新审订：《全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3页。 ⑦柳顾言：《与释智顗书》，(清)严可均辑，史建桥、苑育新审订《全隋文》，第134页。 ⑧柳顾言：《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清)严可均辑，史建桥、苑育新审订《全隋文》，第134～139页。 ⑨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二，2013年，第10册，第4017页。 ⑩参见牛巧红《刘伯庄〈史记音义〉考评——以〈史记索隐〉、〈正义〉所存佚文为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2期。 (1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89页。 (1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五，第2690页。 (13)《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册，第309页。 (14)《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2册，第352页。 (15)孔氏兄弟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孔绍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册，第4982～4983页。 (16)《隋书》卷七五《儒林·顾彪传》，第6册，第1724页。 (17)《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陈亡入隋，道病卒，时年四十七。”第2册，第471页。 (18)《陈书》卷三四《文学·阮卓传》：“祯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终，因遘疾而卒，时年五十九。”第2册，第472页。 (19)《陈书》卷二六《徐陵附徐孝克传》：“陈亡，随例入关。”第2册，第338页。 (20)《隋书》卷七六《文学·潘徽传》，第6册，第1743页。 (21)《隋书》卷七八《艺术·韦鼎传》，第6册，第1771页。 (22)《隋书》卷六六《陆知命传》，第5册，第1560页。 (23)《隋书》卷七六《文学·王頍传》，第6册，第1742页。 (24)《陈书》卷二六《徐陵附徐仪传》：“陈亡入隋，开皇九年，隐于钱塘之赭山，炀帝召为学士，寻除著作郎。大业四年卒。”第2册，第336页。 (25)《隋书》卷五八《许善心传》，第5册，第1424页。 (26)《隋书》卷六七《虞世基传》，第6册，第1572页。 (27)《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册，第2565～2566页。 (28)《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第8册，第2578页。 (29)《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第8册，第2729页。 (30)《隋书》卷七六《文学·庾自直传》，第6册，第1742页。 (31)《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传》：“袁朗，雍州长安人，陈尚书左仆射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第15册，第4984页。 (32)《旧唐书》卷一九○上《文苑上·袁朗传附承序传》，第15册，第4985页。 (33)《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陈灭，与世基同入长安，俱有重名，时人方之二陆。时炀帝在藩，闻其名，与秦王俊辟书交至，以母老固辞，晋王令使者追之。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第8册，第2565～2566页。 (34)《隋书》，第6册，第1730页。 (35)《隋书》卷七六《文学·王胄传》：“及陈灭，晋王寿引为学士。仁寿末，从刘方击林邑，以功授帅都督。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炀帝所重。……胄兄眘，字元恭，博学多通。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陈，历太子洗马、中舍人。陈亡，与胄俱为学士。炀帝即位，授秘书郎，卒官。”第6册，第1741～1742页。 (36)《隋书》卷七六《文学·庾自直传》：“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第6册，第1742页。《隋书》卷七六《文学·虞绰传》：“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第6册，第1739页。 (37)《隋书》卷七六《文学·潘徽传》：“及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涂，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名曰《述恩赋》。俊览而善之。复令为《万字文》，并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纂》。”第6册，第1743～1744页。 (38)《陈书》卷二六《徐陵附徐仪传》：“陈亡入隋，开皇九年，隐于钱塘之赭山，炀帝召为学士，寻除著作郎。大业四年卒。”第2册，第336页。 (39)《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第8册，第2566页。 (40)《隋书》卷七五《儒林·顾彪传》：“余杭顾彪，字仲文，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疏》二十卷。”第6册，第1724页。 (4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1页。 (4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六，第2714页。 (4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六，第2715页。 (44)《隋书》卷七六《文学·庾自直传》，第6册，第1742页。 (4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七，第2733页。 (46)《隋书》，第6册，第1742页。 (47)《隋书》，第6册，第1739页。 (48)《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下》作《长洲玉镜》一百三十八卷，虞绰等撰。 (49)诸葛颍《玄门宝海》一百二十卷，《隋书·经籍志》和两唐志均有著录，(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三十怀疑它可能是隋代《道藏》目录。参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9页。 (50)此书当为隋大业年间虞世南任秘书郎时所编，参见孟祥娟、曹书杰《〈北堂书钞〉编撰于隋考》一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3期。 (51)参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8～9页。 (52)《陈书》，第2册，第361页。 (5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五，下册，第2700～2701页。 (54)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既深且广，详参吉川忠夫《岛夷と索虜のあいだ——典籍の流傅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岛夷与索虏之间——以典籍流传为中心的南北朝文化交流史》，《東方學報》2000年第72期)一文及徐宝余《庾信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南北朝文化交流的形式与范围”中的有关论述(北京：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55)《隋书》卷七六《文学·崔儦传》，第6册，第1733页。 (56)《陈书》卷三四《文学·阮卓传》，第2册，第472页。 (57)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六，第2564页。 (5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六，第2713页。 (59)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四，第2685页。 (60)《陈书》卷二七《江总传》，第2册，第347页。 (6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79页。 (6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95页，鲁广达事迹见《陈书》卷三一《鲁广达传》、《南史》卷六七《鲁悉达附弟广达传》。 (6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79页。 (64)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95页。《太平御览》卷三二作《九日至微山亭诗》。 (65)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八，第2588页。 (66)《全唐诗》卷三四四，第5册，第3861页。 (67)《全唐诗》卷三六五，第6册，第4118页。 (68)《全唐诗》卷五三九，第8册，第6149页。 (69)曹道衡：《论江总及其作品》，《齐鲁学刊》1991年第1期。 (70)庾信：《和张侍中述怀》，清倪璠著、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册，第252页。 (7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86页。 (7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2页。 (73)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 (74)参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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