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靠什么来启动中国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靠什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5月至今，央行连续6次下调利率，其频度之高，幅度之大，针对性之强，是中国金融史上所不多见的。然而，两年多来，衡量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包括GDP、工业、投资、物价、出口、 效益却起色不大，甚至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如出口与效益呈持续下降之势，尤其是零售物价上涨率自1997年9月份为零以后，连续15个月出现负增长。 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的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1998年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6%，居民消费价格下降0.8%。很明显，中国经济的即时状态吻合所谓的“通货紧缩”，经济学上亦称之为“经济衰退”，换一种说法，尽管两年来我们一直把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宏观经济及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但1999年，启动经济仍旧是一切工作的的当务之急。
货币政策“失灵”及财政政策转向
根据历史经验，按照经济学的逻辑，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财政政策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两大砝码，事实上，自1996年年中以来，管理当局试图以放松息日的思路来扭转经济速度下滑以及需求和投资的不足，但是，基于“一放即乱”的惯性思维，加之对1988年及1992年通货膨胀的高度反思，央行在每次减息之时均义无反顾地强调“减息不是放松银根”，换言之，“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能改变，这样，一方面商业银行的存贷利息不断下调，如一年期存款利率1996年5月前为10.98%，到1998年7月1日下调为4.77%，另一方面，基础货币发行受到严控，流通中的现金增长速度下降，1998年初制定的Mo计划增长率为15%，但到年中不足7%。
种种气息表明，以减息为手段的货币政策至少从表象看来作用甚微。理论上减息必然导致储蓄减少及投资和消费增加，而事实上全国居民储蓄不减反增，到1998年中已直逼5万亿元， 但消费及投资则底气不足，增加率呈下降趋势，几年前被不少人认同的中国“短缺”经济特征似乎一夜之间消失并走向反面，“资金过剩”以及不良资产倍增（1994年四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约5200亿，1998年上升过万亿）成为商业银行最头痛的难题，而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积压，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则蔓延成普遍的经济现象。
更有甚者，即使不考虑就业形势日趋严峻——据称城乡一体化失业率已达21.7%，以及国有企业亏损日益严重——亏损面在50%以上的事实（前者危及社会稳定，后者关系到社会制度），单就从降息后居民的反应来看，亦让人怀疑货币政策的效应。原点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在每次降息后对居民家庭理财意向的跟踪调查表明，储蓄依旧是家庭理财的最佳方式，不受利率变动影响，其中几次调息后在广州的调查显示，选择储蓄的居民家庭比例分别是1996年7月为67.5%，1996年12月为75.3 %，1998年3月为67.03%，7月为65.8%，12月为69.1%， 受选率不仅大大高于其他选项（如保险、股票等）的比率，而且近三年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另据统计，广州居民储蓄余额高达1800亿元，人均超过2万元，约20%的家庭银行储蓄在15万元之上， 两个指标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数，即是说，对于收入及储蓄水平较高，投资及消费选择性较大，理财观念较为开放的广州人来说，利率调整对消费的影响如此不敏感，那么，全国整体情况亦就不难作出判断。
正是基于速度、效益、就业、税收、信心等一系列因素的严峻事实的考虑，1998年年中，“双紧”政策开始转向，在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同时，一直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平衡的财政政策开始改变。3 月份九届人大闭幕时财政部长还一再重申的缩减赤字政策到7月突然180度转弯，公路投资计划由初定1200亿元增至1800亿元，授权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及使原计划450亿元的赤字规模（比1997 年减少100亿元）猛增至960亿元之巨，创历史新高，这一切意味着，1998年年中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分水岭，赤字财政已成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政策手段。
什么是经济启动的目标
和理论预期及经验性结果基本上一致，不到半年，中国经济已开始启动，到年底，我们果然可以通过媒体发现“经济速度达到预定目标”之类的多年不见的醒目标题，甚至不少地方以庆功或者扬眉吐气的姿态介绍达成高速度的经验，可以肯定，如果不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重申“速度指标不是指令性指标”而及时泼一盆冷水的话，已显得再没有耐心“冷静”下去的地方政府会在速度上作出何等激动人心的举措。人们注意到，199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各地在速度上做文章的调子变了，不少地方在强调速度“达标”的同时，突出高速度是“实实在在”的以及“没有水分”的以和中央保持一致，但即使如此，背后却违背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在一个主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状态中，政府凭什么来规定速度应该是多高？换言之，这不是政府可以说话的地方，如果说政府能有所作为，充其量不过是它掌握较为丰富和全面的信息，可以作一个较为权威的预测而已，不过，国家经济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1998年GDP增长率为7.8%，工业增加值增长为9.1%，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一些地方，如广州的各项指标约为上述数字的两倍，应该肯定，启动经济已初见成效，即是说，如果把速度作为启动经济的标志，那么，中国经济已经启动。
然而，在目前的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下，空泛地来论证启动经济与速度增长的关系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建国以后的历史表明，我们对于速度易如反掌，曾经创造过许多“奇迹”。但总体来看，速度与效益却是背向的，换言之，为达成高速度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成本，这种情况至80年代后并没有太大改观，只是相对而言由隐性变成显性。90年代初，面对当时“疲软”的经济，为使赤字启动不致于成为泡沫经济，我们试图扭转速度与效益逆行的格局，提出了1992年为效益年以及经济发展两种根本转变的宏大战略设想，然而这几年的事实表明收效甚微。
那么，新一轮赤字启动，究竟什么是宏观经济的目标？
按照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是控制失业率、控制通胀率、推动经济增长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对即时的中国经济状态（低通胀甚至负通胀，高达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蓄）进行评估和分析，表面看来，启动经济等同于启动速度，因为只有维持一个较高的速度才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的中国经济体制和市场结构中速度和效益是割裂开的，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甚至是增长越多，效益越低。因此，不管以何种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启动的目标，效益是绕不过的政策目标中心。
但是，中国经济效率及效益并没有因为一轮又一轮投资启动而改善，相反每况愈下，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表明，1998年全国工业产成品资金占用额比1997年增长7.5%，其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增长6.6%。但工业企业利润却比上年下降30.8%，其中大型国有企业更下降46.1%，除了效益滑波，积重难返外，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无不指向包括就业、通胀和腐败在内的一直困扰社会经济、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领域，但目标和结果总是背道而驰，就失业来说，凯恩斯模型下，投资是就业的催化剂，进而为就业创造机会，但以目前的情况，无论赤字启动的规模有多大，均不足于摧毁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体系，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基数在2亿人以上的就业问题，事实上，近20年来， 中国经济历经四个较为明显的周期，但实证表明，城乡一体失业率高低和赤字规模大小关联性不大；如果说赤字启动不同寻常，那么，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每一轮启动必然引发新一轮通胀，二是每一轮启动必然创造新一代富翁和富婆，表面看来这两者毫不相干，实质却是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也就是说启动经济的实际目标更多地表现在两极分化上，因此，不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我们有理由怀疑新一轮赤字启动经济所要到达的目的。
赤字启动面对陷阱
纵观世界各国的做法，对于通货紧缩，赤字启动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对策，具体而言，财政资金支持投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生产公共物品，如道路、桥梁、国防等等，二是用于生产私人物品，亦是竞争程度很高的工业制成品。事实上，中国财政不同于西方财政那么“单一”，财政资金既用于公共物品投资，又用于私人物品投资，这种所谓的财政综合性决定了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比西方国家高得多，从而，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自然比货币政策工具要见效得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998年年中以后，货币政策总是反应迟钝，财政政策却能立竿见影而启动速度的原因。
但与此同时，衍生的问题接踵而来：在所有的私人物品的领域，或者说竞争程度较高的制成品领域，还需要财政资金来进行投资启动吗？姑且不说这种投资与市场经济的“政府退出竞争领域”原则格格不入，即使就事议事亦触目惊心，据1998年下半年内贸部对610 种主要商品调查，供求基本平衡的为403种，供大于求的为206种，供不应求的只有棕榈油一种。而涉及到最终消费的大件家庭耐用品，包括彩电、冰箱、空调、VCD、热水器等近百种产品的生产能力， 平均闲置率在60%以上。这种情况也许只有在计划与市场的空档里以及政企不分、官商职能重叠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进一步把问题展开，我们知道，中国的产业布局雷同以省域之间最为严重，比方说，全国751家汽车制造厂几乎在30 个省市之间“平均分配”，能够如此，那是因为省级政府拥有仅次于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权。在省内区域之间，情况并不见得缓和，就说广东吧，改革开放初期，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地域优势，广东各地，主要又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接受香港产业转移，以轻型化带动经济发展，但至80年代中后期，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开始延伸到机电产品，进而到支柱产业，纵观全省21个地市轻重工业结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湛江等重要城市基本上与全省总体结构趋同，珠三角重要城市的40个行业户，排前6位的均为电器、服装、电子、纺织、食品及非金属制品， 而投资在几十亿元以上的所谓特大型制造业项目“血本无归”者并非一两项。
按理说，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竞争领域的重复建设会在市场作用下自我调节，人们记忆犹新的是，这些年什么空调大战、VCD 大战此落彼起，但大战的结果是没有那一家企业被淘汰出局，也就是说产业重组及结构优化不过是一句预支的空话，背后深层的原因无疑是财政投资私人物品之故，也就是政府行为直接干预竞争领域之果。
事实上，每一轮经济启动之时及高潮之前，我们均力戒“重复建设”，但总是事与愿违。因此，在投资体制依旧的大背景下，我们凭什么相信赤字启动的高速度与加剧产品积压，甚至闲置和浪费资源有什么不同？当然，更严格一层意义上说，财政资金，尤其是赤字财政投入竞争领域本身就是陷阱，它的局限不仅仅是造成新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导致整个市场机制失灵甚至逆向，改革开放20年来，据称三分之一的投资是重复或者浪费，由此不难设想整体投资效益之低，当然，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90年代以后，产业升级缓慢，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三角债及银行不良资产连绵不断，宏观经济效益滑坡莫不与现行财政及投资体制有关，甚至可以说，与赤字启动竞争领域息息相关。
赤字财政投入公共物品生产是西方国家启动经济的法宝，30年代美国投入高速公路网建设的300 亿美元的赤字资金奇迹般使美国经济走出危机。但这种投入不是免费午餐，它有苛刻的条件与环境，而我们缺乏的恰恰是这些条件和环境，因此，无法对这一领域的效果及影响作出评价，不过有数据显示，中国公共工程建设的转包率在五成以上，象九江大堤、昆禄公路、北京西客站这样的“王八蛋”工程能说是个别案例吗？有人测算过中国高速公路、大型公共项目的建设成本和同期欧美国家不相上下，背后的原因，可能只有当事人本身才最清楚，只是用挖了又修，修完又挖的办法来完成投资任务并不稀奇，不用说当年山东泰安的高速公路为了绕过市委大门而加修两座大桥之类的“壮举”，即使象广州天河北这样的20年前已规划为未来中心市区的路段，在三年中挖过多少次可能连施工者也不记得。
笔者注意到，去年秋后，全国各地陆续抛出规模庞大、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投资在100亿元以上城市超过20个。从舆论导向上看， 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有用不完的资金，事实是，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总体是入不敷出，基本建设资金大多来源于商业性贷款，如果说用“无偿拨款”或“捐助”之类的资金来投入公共物品生产，效果如何只是一个道德问题的话，那么，用发行国债之类的赤字投入项目必然要考虑到投资效益。而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公共物品生产的效益比私人物品生产的效益要好，有的话，便是公共项目的监管比私人项目困难得多，也正是如此，这些年来公共项目建设过程中不腐败的新闻变得异常珍贵，而腐败的结果却十分可怕，年初重庆綦江的彩虹大桥塌了就是一例，当然，经济学家们不会忘记1998年秋天有人提出的所谓：“如果没有长江洪灾，哪有经济启动及其8%的高速度”，这种说法之大胆， 和“如果没有文革，哪有改革开放”一样让人目瞪口呆。显然，公共物品生产，赤字启动亦面对陷阱。
如果说赤字启动有可能加剧竞争领域的重复投资和非竞争领域的腐败行为的话，那么，另一个可能卷土重来的事情就是人们已变得淡忘的通货膨胀。透析国内外经济周期的循环规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波动特征，启动经济伴随的是启动通胀，因为赤字财政不论是投资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只要存在政府行为，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必然造成所谓的投资软约束甚至无约束，即投资失控或过度投资。当投资规模超过临界不能自拔时，财政能够做到的是向央行透支，央行能够做到的是开动印钞机器，这样，通胀便不可避免，而通胀的后果不仅仅是使价格信号失真，市场机制扭曲，更直接的是强化业已分化的社会分层，那时，基于社会稳定等各种考虑，为了有效遏制通胀，稳定经济与民心，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价格管制，通常的做法就是以政治手段强制经济降温，这样，也就为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提供了口实，但伤害的自然是来自不易的市场竞争机制，也即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果实。
靠什么来启动中国经济
应该说，以赤字为特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并没有错，30年代以来，美国及西方，乃至东欧各国的情况已证明这一点，即使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巨变，赤字财政政策亦功不可灭，然而，任何一种政策都不是空泛的，而是建立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即时状况作出判断，概括起来似乎是总量过剩，即消费不足，生产过剩，但实质上并非如此简单，它涉及到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深层问题。1999年，靠什么来启动中国经济；投资当然是必须的，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亦无可指责，但要使赤字财政政策见到成效，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改革，下定决心及拿出勇气和智慧逐步建立起与投资效益相匹配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包括：
1、重振消费信心。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甚至还有6千万人处于温饱线以下， 消费欲望不足是难能让人信服的。而成两位数增长已超过5万亿元的居民储蓄的事实说明消费不足并非支付能力不足。探究起来，消费问题背后是收入预期或者是收入信心问题。原点市场研究有限公司提供最新的研究报告称，京穗深等大城市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集中于对未来收入的担忧，在“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而挣钱变得渺茫”这么一种主流心态下，多存钱少消费自然是最理性的一种选择。因此，减低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是重振消费信心的关键。为此，首先是减低社会的不确性，在一个腐败横行、政策多变、外生因素不断的社会，人们不可能对未来充满信心。其次，涉及到住房、医疗、教育、保险等人们基本生活保障的改革不能多年来悬而未决，或朝令夕改，让人看不到结果和希望。最后，90年代以来，随着大件家用商品饱和，新的商品导入市场举步艰难，个中原因，与消费品出现断层，各种消费上的层层加码以及消费上有形无形风险加大密切相关，汽车、电信、农村用电等等收费及限制已严重挫伤了人们消费的积极性，中国需要一次消费者运动。
2、政府完全退出竞争领域。 “政府主导型经济”被认为是亚洲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并且成为所谓“亚洲价值观”的经济基础，回过头来看，这种和自由经济主张背离的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虽然在动员资源上富有效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官商勾结、重复建设、泡沫经济，事实上，政府投入竞争领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叫板，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已有量化分析，为从根本上遏制竞争领域的无序和浪费，政府完全退出私人物品生产领域是明智之举。值得关注的是：面对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化的经济环境，我们没有必要在“私人物品”及“公共物品”的界定上强调“中国特色”。
3、产权改革始终最为关键。不管以何种方式启动经济， 提高效益是绕不过的政策目标中心。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规模扩张基本上是依靠投入，或者说外延来实现的，改革开放20年以来，对国有企业效益全面滑坡的事实较为认同，但对其中的原因却见仁见智，在诸如缺乏竞争、管理不善、负担过重等各种说法中，背后的问题是产权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竞争不力及管理不善呢？因为竞争源于独立的主体，进一步说，产权清晰及多元化是竞争的源动力，但国有企业本质上缺乏这种动力基础，而可比状态下，国有企业管理普遍差于三资企业，那是因为国有企业目标是多元的，管理者的角色是尴尬的，而负担过重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有企业营运的高成本。有关国有产权改革已是20年的话题了，如何操作并非高不可测，关键是有没有这份勇气。
4、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为经济运行创造公正公平的环境以及监管经济运行的公正性是政治体制的责任。经济问题背后是利益问题，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沿着“先做游戏，然后定规则”的思路推进的，这样，结果的差异导致人们否定整个过程。如果说竞争领域的公正性有赖于市场的均衡力量，那么，垄断的公共物品生产领域的公正性则只能依靠政府，也即是权力的相互制衡，为了从根本上防止公共投资领域成为腐败源，保证赤字启动经济的效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设想的，实质上，经过2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不论是运行机制，市场主体，还是运行环境等关键层面，背后均是政治问题。
5、启动经济不可以环保为代价。 现代化究竟是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人类生存的目的究竟又是为了什么？显然不是经济学所能回答的课题，但是，中国环境状况急剧恶化已经不仅仅是对生存环境的一种破坏，而且伤及人的信念和心灵，如果说江河被污染尚可以治理的话，那么生存信念的动摇则会使人类退化。到今天，应该是检讨经济与环保关系的时候了，换言之，赤字启动均不可以牺牲环保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