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183;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西部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特征。八十年代以来，国家主要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化，选择和实施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小城镇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方针。这一方针的指导思想是要求农民在农村这个大范围内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减轻城市就业压力，防治城市病。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小城镇建设虽然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与沿海发达地区、大中城市地区的发展相比，差距不是缩小，而是进一步拉大了。其直接的后果之一，是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西部地区无田可耕、无工可做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涌向东南沿海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形成对社会影响极大的“民工潮”。由此引起了笔者对我国现行城市化方针和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新思考。
一、城市与乡镇：孰为现代化工业的主要依托
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核心是国家的工业化。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过程是密不可分的。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的实现是以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协作为前提条件的。企业之间经济协作上的复杂性使得各个企业在地理位置上集聚发展，从而有出现城市的自然趋势。而城市一旦出现，就会十分有利于加强企业之间各方面的联系，产生外部经济效益。这种效益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互相利用培养起来的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源不致浪费；一是由于集聚在一起，各个企业都会在公共设施的供应、维修服务及技术咨询等各个方面得到便利，从而提高了企业投资的效益。与乡村农业环境相比较，企业之间由于地理上的相互靠近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是极为重要的。它是形成城市的主要原因，又是城市继续扩大的推动力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得作为现代工业载体的城市集中了社会大量的生产要素，社会财富的增长也由过去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部门创造为主。现实的生产力、生产要素转向新的部门和空间，当然也要牵动劳动力的转移。因此，工业化中大批人口脱离农村进入城市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是一种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无法逆转的现象。
随着企业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也在由小到大地发生变化。一般而言，一个城市的综合经济效益，随人口规模的增长呈上升趋势。人口规模达到25万以上时，经济效益略显提高，教育、文化、卫生、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而不致浪费。以下数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趋势。（见表一、表二）
表一：
表二：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6年）
从表中可以看到，大中城市在所有经济指标比较上都明显优于小城市。当然，城市规模太大，也会使得规模经济效益下降，产生较为严重的城市病。但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城市病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关键在于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去，人们曾为上海城市人口的拥挤、交通的紧张、环境的污染等问题而忧心忡忡。九十年代，党中央关于开发浦东、建设大上海带动长江经济带和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使得我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规模从浦西迅速扩大到浦东。由于加强了城市发展的科学规划，狠抓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大大缓解了老上海的各种城市病，而且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
二、进入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大趋势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通过政府的二元社会结构政策实施的。这一政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一方面用“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和农民那里获取了大量的原始积累，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另一方面又将农民排斥在城市之外，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积滞。改革十多年来，这一政策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实施了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发展政策。支持这一政策的一个主要观点认为，小城镇的建设依靠农民和乡镇企业自筹资金来完成，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需要政府大量投资。有人算了一笔帐，一个农业劳动力转向城市轻工业部门，一般需要追加五千元的生产性资金投入和五千元的城市福利基金；如果转向城市重工业部门，其固定资产投资至少需要一万元，再加上城市福利投资，转移一个劳动力需投资一万五千元。如果将全国一亿个农村剩余劳动力按5∶3∶2的比例在农村非农产业、城市轻、重工业部门进行配比转移的话，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至少需要追加投资9500亿元。这对于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极其困难的[①]。如此一算帐，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向大中城市转移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二元社会结构还得维系下去。但是，近年来卷入“民工潮”人口已达6000多万且大多数已进入城市的事实却向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据广东省调查，全省有外来劳动力1200多万人，2/3在城市。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根据1993年12月进行的第五次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推算，共有民工281万人，其中来自外省的251万人，与1988年的流动人口调查相比，大约翻了一番。目前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已相当于现有户籍人口1300万人的1/4。预计到本世纪末，流动人口总数可达500万至600万人，接近上海户籍人口的1/2[②]。此外，京津等大城市打工者每市都在100万人以上。相比之下，小城镇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长江三角洲地区从1984年开始，实际进镇劳动力仅占从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总数的0.83%，占住镇劳动者的0.55%。珠江三角洲地区经过10多年的建设，县城人口平均2.6万，建制镇平均人口2600多人，集镇平均才394人[③]。农民能流入城市打工当然是以城市的需要和可能为前提的。上千万的农民在大中城市找到了职业，显然并没有直接花费国家的投资。大中城市外来劳动力的迅速增长，首先是由于在经济发展加速的过程中，大中城市作为大工业载体和经济中心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规模的扩大必然使要求新建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迅速发展，进而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其次，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下的多元投资立体格局。有了投资决策权的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积累的利润形成新的投资，进而吸纳源源而来的农村劳动力。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的集聚效应使得能够容纳更多劳动力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为农村流入城市的打工者提供了多样的就业机会。相比之下，乡镇企业的分散不集中，使得需要人口集聚规模的第三产业难以发展，可以安置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如按国际标准来看，我国现实农村工业发展水平可容纳2.12～3.18亿的第三产业劳动者，但实际全国农村第三产业劳动者仅5000万。[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大中城市的失业和隐蔽性失业问题还比较突出，如果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应付不了，城市失业问题就更加突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失业人口，它与城市失业人口无本质上的差异。两者最大的不同是现存制度将其分割在乡村与城市。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2亿，而城市失业人口才500万左右。农村失业人口的数量远远大于城市失业人口。与此同时，农村就业的增长速度却显著慢于城市。1978年至1990年，农村就业增长速度为平均每年2.7%，比3.7%的城镇就业增长速度慢整整一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九十年代我国农村就业的年增长速度将下降到0.8%，而城市就业的增长速度将保持在2.8%的较高水平[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就业将成为一种大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能找到职业，城市失业人员为什么不能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劳动者的就业期望值低，其劳动力成本被压低。而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期望值却较高，也有更多的机会寻找到社会待遇和工资收入都较优越的工作，因而其失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自愿失业。这种失业在市场经济中总是存在的，是对就业结构的调节。至于城市的隐蔽性失业，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设政府统一管理的、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就目前而言，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可以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保障，有利于劳动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和就业竞争；另一方面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必不可少的前提。
中国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但是，大中城市比小城镇高得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决定了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大中城市，以大中城市作为我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空间，而不能再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作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选择。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城市化过程中大中城市都是优先发展的，还没有一个国家城市化是从发展小城镇取得成功的。没有大中城市的优先发展，就没有现代工业产生的扩散效应，小城镇的发达昌盛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曾经想绕过市场经济阶段，结果证明此路不通。如今又想绕过大中城市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结果也许还要绕回来，而这一绕将会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极大影响。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西部经济发展
上述思考的结论是：现代工业依托的是大中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大中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这一结论与西部经济发展有何关系呢？
由于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和国家政策取向等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需要的初始条件和必备条件在一国的不同地区之间往往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口会自发地或有组织地向发达地区转移。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常常集聚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口，例如日本，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为经济中心的地区就集中了全国一亿二千多万人口的一半。人口的集中既减轻了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就业压力，又补充了发达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加快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从而使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大大提高。由于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同时通过政府的政策倾斜和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不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不会构成太大的社会问题，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种种原因，使得东部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和必备条件明显优于西部，因而东西部经济差距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迅速拉大。这一差距在城市的区域分布上可以明显看出来。我国西部地区平均6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城市，每70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大城市。而东部沿海地区平均不到一万平方公里分布一座城市，不到2万平方公里分布一座大城市[⑥]。由于城市集中、工业化水平高，1988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6个省市都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省市的工业产值高过西部省区工业产值的几倍到几十倍。1995年末通车的沪宁高速公路沿线地区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0.3%，国民生产总值却占了全国的7.3%。这一线恰恰就是我国大中城市最密集的地区，因而也就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大中城市的密集，也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有力依托。据调查，无锡所属各县的乡镇企业，1/3以上与城市大工业建立了各种协作关系，配套产品的产值在10亿元以上。靠近上海的太仓县，70%以上的乡镇企业同上海市、苏州市有协作关系，其中一半左右的单位已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合。乡镇企业的繁荣，又为大批外来流动人口提供了更大的就业空间。因此，虽然我国经济理论界一向认为东部地区人口过密，需要向内地移动，而现实生活中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西向东流动。由于我国的经济中心在东南部的大中城市，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汹涌的民工潮从西向东的自发流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这一过程。
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其正效应是十分显见的。第一，有利于推进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加快脱贫步伐。全国八千多万贫困人口中，2/3在西部农村地区。这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的深山区、高寒山区、岩溶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及地方病多发区。这些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对外经济联系不便，人们商品生产意识淡薄，缺少发展生产的基本条件。要在当地实现脱贫，往往投入大、收效低、返贫率高。如果能有计划地转移当地剩余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则可以一次性地完成这部分人口的脱贫工作，减轻西部地区反贫困工作的压力。第二，有利于提高投入产出效益。经济活动总要求人们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据陕南地区调查，农民外出打工投入与收入比为1∶2，而在当地发展乡镇企业投入收益仅为1∶0.2。投入与产出效益的差距为10倍。这意味着一个农民外出打工的投入在半年后就可以返还，从而为下一个打工者提供外出的启动资金，而乡镇企业的投入要在5年后才能回收。第三，有利于东西部的经济互动。西部剩余劳动力的输出，相应地增加了两地间信息交流的渠道。信息量的增大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机遇。这几年，一些早年到东部打工的人员或返回西部投资办厂，或开设公司经商，有效地促进了东西部的经济交流，为西部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第四，有利于西部的资源和环境保护。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分享东部发展成果的西部贫困人口急于致富，短期行为严重，许多地区不惜代价对西部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破坏性的开发，造成了资源的过渡损耗、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水灾不断，与西部上游地区森林植被资源的严重毁损不无关系。人口大量东移，经济发展压力相对减轻，自然会有助于保护西部地区的资源和环境。
我国西部地区的贫困和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才能逐步缩小与东部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差距的迅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经济政策向东部倾斜的结果。因此，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对西部政策进行调整就非常重要。事实上，国家正通过将投资转向基础工业的产业政策实施向西部加大投入的地区倾斜政策。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从全国来看，东西部差距还要持续较长时间，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会以比西部快得多的速度发展，因而也就必然能够吸纳西部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国家能够作出政策上的变革，把当前民工的无序流动变为政策指导下的有序流动，则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利于东部经济的发展，从而最终提高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加快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①赵伟等著：《通向市场经济工业国之路》P.358
②⑤左学金：《必须重视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科学报》1995年第1期
③④孙自铎：《“民工潮”的理论透视》、《开发研究》1995年第5期
⑥《中国国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