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百年来“台湾认同”的异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在论及人类的“上帝迷信”时指出：人通过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对上帝的膜拜，只有当人认识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时，这种异化现象才能消除。100年来，在多灾多难的台湾社会， 一股政治上的“迷信”在少数人群中流行，笔者称之为“国家虚像”崇拜——历史以来形成的台湾汉族移民对现居地的归属感与眷恋之情，即“台湾认同”（或称台湾乡土认同、台湾地方认同），被少数人人为地疏离进而异化成虚幻的“国家”认同。
一、乡土认同变迁与国家认同
根据历史学者研究，汉族移民对台湾的认同情感最早形成于清乾嘉时期〔1〕。迁台初期，移民往往是以祖籍地作为群体区别的标志， 如泉州人、漳州人、闽南人、客家人等。以土地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移民经过几代人的繁衍，逐渐形成对现居地的眷恋之情和归属之感，从此，来自不同祖籍地的人们在祖籍意识犹存的同时，增殖出一种新的共同的认同对象——台湾，这就是所谓的“台湾认同”。由于移民这一新的认同对象的形成是在中国认同不变的前提下发生的，因此，这一认同变化实质上只是一种地方性认同变迁，无涉国家认同。
一些主张台独的人士却认为，“汉人移民在台湾社会无可避免地要发展出本地意识，这种本地意识的具体表现，便是1895年满清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人时，台湾人自动自发组成了‘台湾民主国’”〔2〕。 在这里，正常的乡土认同变迁被扭曲成“国家认同”的改变。
对于这种乡土认同变迁是否必然上升到国家认同疏离的问题，学术界曾多次发生相关的争论：如70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运动”、80年代的“土著化”与“内地化”争论等。以“土著化”与“内地化”争论为例，争论的主题词虽不是以“认同”一词来表现，但实质上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居住地认同”与“中国认同疏离”问题。争论的一方以“土著化”为题，力图证明台湾移民社会已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大陆社会的“土著社会”；他们认为汉族移民已发展出一种新的以台湾本地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现居地认同（少数台独理论家据此认为移民发生了对中国认同的疏离，以此为“台湾独立”作辩护）。另一方则以“内地化”为题，极力主张台湾移民社会的变迁取向是以中国内地各省的社会形态为目标，转变成与中国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会。他们从实证的角度，用族谱、祭祖和亲族关系维系等史实论证台湾的汉族移民长期以来都保持着祖籍地认同。
大陆学者陈孔立教授对争论双方的观点作过深入分析，他认为台湾移民社会的确存在“土著化”的某些特征，但他强调指出：即使是那些“土著化”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台湾移民社会“在‘土著化’的同时，也存在另外一个方面，即更加接近内地社会的倾向。”〔3〕陈孔立认为：“直到被日本占据以前，台湾社会还没有‘化’成和大陆‘完全相同的社会’，也没有‘化’到‘土著化过程已经完成’，或从大陆社会‘疏离出去’，它还处在双向发展的过程之中。本来，台湾还会沿着这条双向型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和闽粤社会十分相象的土著社会，只是由于日本的占据打断了这个进程，从此，台湾社会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和大陆社会逐渐疏离了。”〔4〕笔者认为， 上述结论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台湾移民社会的变迁至少在日据之前还只是在人类学、社会学的范畴之内的乡土认同变迁问题，或许真如“土著化”论者陈其南所称，“主要是透过社会结构、族群关系和人群认同意识的分析来阐明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的转型过程”，而不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5〕。因此， 那种把日据前汉族移民对台湾的认同夸大成政治层面的“中国认同疏离”是错误的。
少数台独理论家又以华人移居东南亚各国为例，认为这些移民要么认同当地国家，要么不断遭受当地居民的排华运动。以此，他们推定，台湾汉族移民必然要发展出台湾的“国家意识”〔6〕。
众所周知，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向外移民的历史。近几百年以来，华人移居的地域十分广泛，不仅从中原移往今天的闽粤一带，而且从闽粤一带移往台湾、东南亚，甚至今天的美国、南美各地。这些中国移民经过二、三代，甚至更多代的繁衍生息，逐渐出现层次不一的认同变迁，这本是极其自然的发展变化过程。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漫长的民族历史大迁徙过程中，不同移居地的中国移民所发生的认同变迁的层次也有所不同：有的只是发生地方性乡土认同的变迁，有些却进一步发生了国家认同的变迁。例如，大多数移民美洲国家的华人经过几代繁衍后不仅认同了移居地乡土，而且认同当地的国家；但是，从中原移往闽粤的移民实际上只发生乡土认同的变化，而没有出现国家认同变迁的问题；同样的，从闽粤两省迁台的移民在相当长时间里只有乡土认同的改变，而不存在所谓国家认同变迁问题，也就更谈不上发展出新的国家意识。因此，移民社会并非必然要发生国家认同变迁问题，区别主要在于移居地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境之外。（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学术界已有公论，本文不复讨论。）
二、日据时期的台湾认同异化
有很多学者将“2·28 事件”当作台湾人发生中国认同变迁的起点，如台大政治系教授葛永光就认为，“造成部分台湾同胞中国认同变迁的是“2·28事件”〔7〕。其实这种认定是不够精确的，至少它不能解释日据时期少数台湾人对日本帝国的“认同”现象，以及更多的台湾人心中的“亚细亚孤儿”心态。在日据的最初两年里，为了乡土家园免受毁灭，多数台湾民众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了日本国作为“国家认同对象”。所以，从异化的角度上看，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变迁至少在日据时期已经出现了。笔者的观点是，台湾人的中国认同变迁的国家认同变迁的起点似乎应追溯至1895年。这是因为，除了日本殖民者强加给台湾人的日本国“认同虚像”外，台湾人自己也在台湾认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个“国家认同虚像”，这就是所谓的“台湾民主国”。
施敏辉在谈到1895年台湾人成立“台湾民主国”时，把它当作台湾本土意识向国家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观点基本上应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根据陈孔立教授对“土著化”与“内地化”争论的分析结论，在正常情况下台湾社会应该会发展成为一个类似闽粤地区的社会形态，而不是如施敏辉所说的必然朝某种国家意识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台湾民主国”的负面影响；施敏辉之所以会误将“台湾民主国”当作台湾人“国家意识”的开端，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台湾民主国”的“国家虚像”。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朝失败而告终，腐败的清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为了本统治集团的利益，不顾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当时的台湾民众得知割台消息，哭声震天，群情激愤。在不断反对、抗议未果，却又不愿对日称臣的两难绝境下，台湾士绅不得不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求自保。当时“台湾民主国”的领袖们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根据历史学者考证，当时分别担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和大将军的唐景崧、刘永福曾电告清政府：“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以图固守，以待转机。”这说明成立“台湾民主国”的目的并非真的要另立国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部分心中认同中国但更直接地表现出对台湾深切的乡土认同的人士已对清政府彻底失望，他们或多或少已经将乡土认同异化为一种“国家图像”——他们错误地认为，通过暂时的“立国”，既可保卫台湾又可在将来达成回归的目的。如丘逢甲在绝望之中明确提出了“台湾自主”的口号，他说：“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唐景崧在他发布的告示中更明确流露出这种矛盾的心态，他说：“惟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为自主国，宜感念列圣旧恩，仍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8〕客观而辩证地说，这些人认同中国、 “感念列圣旧恩，仍恭奉正朔”是实，但促成台湾认同异化也是实。
笔者相信“台湾民主国”的领袖们立国之初的确怀有“曲线回归”的美好愿望。但是，从客观结果来看，“台湾民主国”从此成为一个异化了的国家认同虚像，从正面意义来说，这一虚像在整个日据时期时常成为鼓舞部分台湾人抗日斗争的精神寄托，但从负面意义来看，“台湾民主国”虚像后来成为少数对当时历史曲解者的崇拜对象。现任民进党主席的施明德在历次法庭辩论时就一再强调，他要“复国”，恢复1895年成立的“台湾民主国”。确如施敏辉所说：“‘台湾民主国’在现实政治里虽然是一个失败的尝试；然而，它在台湾意识的凝聚过程中，却是相当重要的一步。在思想意识上，它确实给台湾的汉人建立了本土的自主的信念。‘台湾人’一词的出现，便是在日本据台的20年后正式产生的。”〔9〕这说明部分人就是在“台湾民主国”的虚像之下错误地积淀出超乎乡土认同的“台湾人意识”。
如果说“台湾民主国”是台湾认同异化的开端，那么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进行的“皇民化”教育则进一步使台湾社会已经出现的“台湾认同异化”复杂化了。“台湾民主国”很快就灭亡了，它对台湾民众传统的中国认同造成的冲击毕竟有限。但对于日本殖民者来说，不论是异化了的“台湾民主国”认同还是广泛存在台湾人心中的中国认同，都是对殖民统治的重大威胁。1937年开始至1945年台湾光复，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皇民化运动”——从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国家认同甚至姓氏等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全面同化政策。这场“皇民化运动”虽然受到大多数台湾人的顽强抵制，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10〕。更值得注意的是，皇民化运动对台湾社会尤其是成长于皇民化时期的那一代台湾人的基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是既深且巨，其对中国认同的伤害一直遗留至今。一些人甚至产生另一种与台湾认同异化不同的“国家认同异化”——“日本国认同”或“天皇认同”。这种超乎台湾认同异化的国家认同异化事实在今天的台湾仍可寻得一些珠丝马迹。
三、战后的台湾认同异化（之一）
日据时期的台湾认同异化虽然对台湾人的中国认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上看并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台湾人发乎内心的中国认同。1945年光复之初，受日本殖民者压迫几十年的台湾民众以极大的期待迎来了虽然军纪涣散、衣衫不整，但却代表着祖国来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当时台湾人的欢喜之情见诸各种史料，这里不复赘述。光复后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程度也直接体现在他们参与国民党当局举办的各级“民意代表”选举的热情之中。据统计，1946年初进行选举登记时，有2393142 人参加宣誓登记，占全省20岁以上成人的91.8%，而登记参选的竟有3 万多人〔11〕。因此，可以说，日据50年来台湾社会异化了的乡土认同得到初步的复原，台湾人民的乡土认同再次融入中国认同（当时即“中华民国”认同）之中。
遗憾的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如同清政府一般并没有珍惜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也没能体察台湾民众要求当家作主的强烈愿望。当时以陈仪为行政长官的国民党台湾政府当局及国民党驻台军队不仅贪赃枉法、军纪败坏、行政效率低下，而且处处阻挠台湾人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台湾人的参政渠道几乎完全被堵死了，当时所有中上级官吏都是从内地来的，就连由台湾当地选举产生的省参议会也得不到行政长官陈仪的应有尊重。不少台湾人逐渐感觉到回归给他们带来的只是更大的失望与悲凉，许多方面甚至还不如光复以前。 台湾人内心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1947年2月28日，一场反对国民党当局的“2·28事件”终于爆发。
“2·28 事件”的直接结果是：部分台湾人的台湾认同再次发生异化，并且出现新的“台湾共和国”认同虚像。多数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产生逆反情绪，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仍代表着中国，少数台湾人因此简单地把国民党当局与“中国”划上等号，逃避国民党当局与中国认同疏离因此被纠缠在一起了。而“中国认同疏离”又同“台湾认同异化”纠缠在一起，这当中，日据时期形成的异化了的台湾认同意识起了重要的触媒作用。与日据时期不同的是，“2·28事件”前后的台湾认同异化的原因十分复杂， 不能排除有外力介入的因素，但更主要地还是同为中国人的国民党当局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伤害更加深刻。事件之后，不少台湾本省籍精英被杀，其他参与事件的精英则纷纷逃往国外和大陆，其中不少人直接转变为“台湾独立运动”的倡导者，并且开始创建各种台独运动组织，如1950年在日本成立“台湾民主独立党”。1956年1月， 部分留美台湾学生在美国成立第一个台独组织“自由台湾人的台湾”。同年2月28日 ，廖文毅等人在日本东京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此后的30多年间，“台湾共和国”一直是少数台湾认同异化者的主要的崇拜虚像。
实事求是地说，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在“一个中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这一问题上的认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认知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虽然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取代“中华民国”的现实，但他们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因此，在70年代之前，尽管大部分台湾民众受台湾当局的蒙骗，仍以也已成虚像的“中华民国”为中国认同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已宣告了“中华民国”的灭亡，从国际法的意义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成对“中华民国”的政府继承）〔12〕，然而，他们认同中国的主观意愿应是明确的。在“中华民国”这一错误的认同虚像之下，台湾人的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基本上是和谐的，岛内的台湾认同异化现象并不明显。少数以“台湾共和国”为崇拜虚像的人只能在海外摇旗呐喊而已；在岛内，这种异化了的“虚像崇拜”主张难以生存，稍有抬头就受到当局的严厉制裁。
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党当局外交上的节节失败，“中华民国”这一台湾人的中国认同虚像开始快速破灭。公允地讲，在现实政治的环境下，要求台湾人公开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的中国认同目标也是不现实的。在此两难境地下，更多的台湾人转求诸台湾认同，并再次将之异化成“国家认同”虚像。自70年代末开始，以所谓“台湾意识”为象征的台湾认同异化趋势明显加快，部分台湾乡土意识浓厚的学者为了寻求台湾人“当家作主”的正当性，开始从文化的视野有意识地扩大“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差异性。这就是“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的真实背景。虽然这场论战在官方的介入之下最终以“中国意识”的胜利而告终，但台湾认同异化的程度也因此更加严重了。
蒋经国晚年，台湾当局在邻近几个独裁政权相继倒台的环境压力下，不得不进行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革新”，放松对岛内异议人士的控制，如默许民进党成立、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等。因此，到蒋经国去世前，70年代末以“台湾意识”为面纱的“乡土认同异化思潮”已经开始浮上台面。必须指出的是，直到蒋经国去世前，台湾当局所主导的政治社会化主轴仍是强调台湾的中国性格，任何对中国认同的公开挑战都难逃牢狱之灾。因此在李登辉上台之前，台湾社会的乡土认同异化仍只是一股隐晦的政治暗流而已。
四、战后的台湾认同异化（之二）
1988年1月，李登辉依“制度伦理”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后， 台湾政治生态环境剧变，从此，在蒋经国晚年即已抬头的台湾认同异化便如决提洪水四处泛滥起来。1988年以来的台湾认同异化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1 ）民进党的“显性台独主张”——“台湾共和国”崇拜；（2）李登辉的“隐性台独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崇拜。
（1）民进党的“台湾共和国”崇拜：
“认同台湾”、“爱惜台湾”、“台湾人出头天”等口号是民进党成立以来喊得震天响的政治口号，久为外省官僚集团压迫的台湾普通民众对这样的主张当然深表赞同。但是，并没有多少人认真思考民进党人的政治企图。实际上，民进党人在这些口号里夹藏着的是异化了的台湾“国家”认同虚像。形成于光复初期，但却长期处于隐晦状态的“台湾共和国”崇拜在这一阶段终于“登堂入室”了。
自1986年9月成立以来， 民进党内的台湾认同异化虚像主要有“台湾命运共同体”、“台湾民主共和国”、“台湾共和国”等。其中又以流传30多年的“台湾共和国崇拜”信徒最多。1989年以后，“台湾共和国”主张逐渐成为民进党内占主流的认同虚像，这可以从“台湾共和国”口号充斥台湾街头、所谓“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在《自立晚报》等大型媒体中公开登载、民进党通过以“台湾共和国”为“国名”的“台湾宪法草案”等行动中得出结论。到1992年底“二届立委”选举时，将“台湾独立”主张列入党纲的民进党发展到鼎盛时期，在这次选举中，民进党一下子赢得52席“立委”席次，而且获得36.09%的选票。
然而，赤裸裸的“台湾共和国”主张毕竟不为多数民众所接受，民进党的得票中有不少是对国民党不满，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在野党对国民党进行制衡的所谓“赌烂票”。据“二届立委”选后的各种评估分析，在民进党的支持选民中，有两成左右选民是不愿把票投给国民党、但又不支持民进党主张的中间游离选民。因此，真正支持民进党台独主张的民众只有1成5左右。1993年和1994年的县市长、省市长选举结果证明，民进党内的极端台独主张已经成为民进党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梦魇，“台湾共和国”主张已处在进退维谷之中。
（2）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崇拜：
在民进党的“显性台独”不断扩张的同时，另一种扛着“中华民国”招牌的分离主义思潮也在国民党内蔓延开来，这就是“隐性台独”。和“显性台独”相同，“隐性台独”主张也是打着“爱台湾”幌子，将“台湾认同”异化成“国家认同”。与“显性台独”不同的是，“隐性台独”的起因不纯粹是台湾认同异化，它还夹杂着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因素。
李登辉上台以后，首先就利用台湾人强烈的台湾认同意识和历史上形成的“省籍矛盾”，积极促使台湾认同走向异化，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服务。由于在国民党内缺乏任何派系基础，李登辉上任之初权力基础不稳固，其中主要是来自党内外省官僚集团的挑战。和党内外省籍政敌不同的是，李出身台湾，而且是台籍精英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一位，这一背景特质是他与党内其他政敌较量时最有利的政治资源。从教育背景来看，李登辉从小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其“国家认同”观念难免受到一定的扭曲，对他来说“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他只相信“台湾至少是台湾人的东西”。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李登辉的思想中，台湾认同意识远超过“中国认同”。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李登辉为什么会在上任不久即积极推动“台湾认同异化”了。此外，70年代以来，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四处碰壁的现实，更使李登辉得以在撇开虚幻的“中华民国认同”虚像的同时，大谈异化了的台湾认同，为营造新的认同虚像大作文章。总体上看，李登辉推动台湾认同异化的主要步骤有：
第一，纵容台独。为了达到政治上的借刀杀人、铲除异己的目的，李登辉在“民主、自由、爱台湾”口号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纵容台独的政策，如释放狱中的台独分子、取消禁止台独分子返台活动的“黑名单”、修改吓阻台独活动的“刑法100条”、 邀请台独领袖参加“国是会议”等。这些措施严重误导台湾民众的统独价值观念，使主张台独的人大批进入台湾政治体系核心，相应地，认同中国、主张统一的人却成了政治边缘人。到1993年初，李登辉在民进党人的策应之下，成功地将国民党内的反台独势力排挤出核心。从此，李登辉不但牢牢掌控了党政军大权，而且得到台独势力的暗中支持。
第二，膨胀台湾认同意识，李登辉一上台就急不可耐地为“2 ·28事件”“平反”。长期以来，“2·28 事件”是国民党当局强加给台湾人的一条“原罪”，为了赢得台湾人的支持，李登辉将事件重新定性为“台湾人的悲剧”。这一“平反”本身是有正面意义的，但李登辉并不就此罢休，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平反”本身，而在于利用这一“平反”，将“原罪”推到外省人身上，激化省籍意识，从而使台湾人的自我意识无限膨胀化。将国民党政权定性为“外来政权”是李登辉膨胀台湾认同意识的又一举措。1994年3月， 李登辉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一次“对谈”中说：“到目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能心平气和地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这种不加区别地将国民党政权与外国入侵者视同为“外来政权”的作法，客观上造成了外省人与台湾本省人的对立，进一步促发台湾本省人的“我族”意识。此外，李登辉还多次刻意强调台湾乡土教育、台语方言的“重要性”，贬低中国历史、地理教育和“中国话”的价值。透过这些潜移默化的误导，台湾社会本已十分强烈的台湾认同意识被人为地膨胀起来。
第三，建立新的虚像崇拜。近年来，李登辉虽然嘴上还挂着“中华民国”的词句，事实上却早已经放弃了虚幻的“中华民国”认同。在异化了的台湾认同支撑下，李登辉先后推出诸如：“台湾生命共同体”、“台湾政治实体”、“分裂中国家”、“阶段性两个中国”等模棱两可的名词作为“中华民国”的替代品。这些异化了的认同虚像实质上与民进党人的“台湾共和国”毫无二致，因此当然得到民进党人的喝采——这也正是民进党内长期存在“李登辉情结”的思想基础，李登辉实现了民进党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由于李登辉推出的这些台湾认同异化新花样的分裂实质昭然若揭，不仅大陆方面不可能接受，而且岛内舆论也挞伐声连连。正当李登辉黔驴技穷之际，他的幕僚又为他设计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新的认同虚像，他们希望这一“兼顾”“中华民国认同”与“台湾认同”的新产品能敷衍过关。在李登辉的大力推销之下，目前，“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新的名称俨然已成为台湾社会主流的“虚像崇拜”对象。的确，与民进党的“台湾共和国”相比，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含蓄得多，既能满足少数台独分子的心理要求，又蒙骗了不少认同中国的台湾民众。这种打着虚幻的“中华民国”旗号，却又明摆着追求分离主义的作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100 年来的台湾认同异化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结语
台湾民众对台湾的眷爱之情和大陆其他各地人民对家乡执着的依恋一样，都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正如葛永光教授所说，台湾认同是中国认同的一部分，正常、健康的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是不相抵触的〔13〕。
自100年前台湾认同出现第一次异化以来，先后经历了日据时期、 “蒋氏父子时期”和“李登辉时期”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究其成因和深度各有不同，对国家统一造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以“中华民国在台湾”为认同虚像的台湾认同异化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因为以往的任何一种异化形式都只是当局所压制的“异端邪说”罢了；而今天所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却成了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的“官方学说”，掌握着各种政治社会化工具的台湾当局正在利用各种途径向岛内民众及国际社会传播这一经过精心包装过的认同虚像。从近期民进党领导人的多次讲话来看，“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台湾认同异化虚像已得到民进党内不少人的认可，大有整合其它各种崇拜虚像之势，可见“显性台独”与“隐性台独”正在合流，如果不加以批判和揭露的话，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将受到更深的蒙蔽和欺骗，中国的统一进程也将因此受到空前的伤害。是到了还台湾认同真面目的时候了！
注释：
〔1〕参见《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2期P69，周翔鹤文。
〔2〕《台湾意识论战选集》P10， 作者施敏辉， 台湾前卫出版社1988年版。
〔3〕〔4〕〔5〕《台湾研究十年》P294、P293，陈孔立文， 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6〕〔9〕《台湾意识论战选集》P9，施敏辉文，台湾前卫出版社1988年版。
〔7〕〔13〕《文化多元主义与国家整合》P128，葛永光著。 台湾正中书局1991年7月版。
〔8〕参见《清代台湾史研究》P474，林其泉文， 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
〔10〕《台湾研究十年》P375，陈小冲文。
〔11〕《台湾议会政治40年》P57，郑梓著， 台湾自立晚报出版社1987年版。
〔12〕《国际法》P121，王铁崖主编，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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