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反击反共逆流策略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事变论文,中共中央论文,逆流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1年1月，国民党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几天之内， 围歼皖南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共9000余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共遭致的最大损失。延安，中国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一时沉浸在悲痛与激愤之中。毛泽东曾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蒋介石大开杀戒，自毁长城，制造如此天下奇冤，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反击呢？这是事变后中共中央日夜商议，而又难以决策的问题。
决策来自对事变性质和事变前途的认识，中共中央对此作了如下分析：1941年1月18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指使。”〔1〕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 指出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严重的事变，国民党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表明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2〕。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3〕。
1月29日， 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中说：皖南事变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蒋介石“把我党我军及全国人民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没有其他路走”。决定又说：“由开始破裂到完全破裂，可能还有一个相当的过程，其时间的快慢，由国际国内各种复杂条件决定，但蒋介石实行全面破裂的前途是确定了的，因为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仅“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蒋介石应予“公开批评”〔4〕。
从上述引证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已认定：皖南事变是日寇和亲日派策划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开始，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面破裂国共关系与全面投降日寇的开始，蒋介石已下定了全面破裂的决心，他已无可救药，毫无希望了；认为维持这样的国共关系，对中共、对革命已“没有任何利益”，今后中共只能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盟，对蒋应进行公开批判。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性质与前途既然作了如此的分析和估计，其反击逆流的决策，也就随之作出。1月20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为了应付目前局势的发展， 我们的对策“要从根上考虑了”〔5〕。23日，他致电在前线的彭德怀：“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动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6〕
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 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为了对抗蒋介石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我们必须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他，否则不但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不能团结我党我军，而且会中蒋之诡计。”“我们的让步阶段已经完结。”蒋1月17日命令及谈话，对我们甚为有利， 我们应该捉住不放，“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7〕。 28日，毛泽东等对今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出指示：“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军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8〕29日， 中共中央在关于时局的决定中说：“尖锐对抗的政策，才是目前唯一正确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才能争取中间派，孤立已经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抵抗日寇与亲日派的联合进攻。为此，“我们过去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 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9〕。
根据以上所引文件可以看出，在皖南事变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从时局发展的最坏的可能作准备，而确定的对付蒋介石的政策是：以“绝不游移”的坚定性，对蒋“绝不妥协”、“绝不让步”、“尖锐对立”，改变抗战以来“一打一拉”、“又斗争又联合”的两面政策，执行只打、只斗争的单一政策；准备“根本破裂”并“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中共中央把上述政策，概括为要在“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10〕。
那么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反攻”、“全面反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关于这些，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后的一系列指示中，都规定了明确的内容。
关于军事上的反攻：1月13日， 中共中央指示：在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对他们，“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11〕。翌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12〕。19日，毛泽东等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手，打到甘、川去”〔13〕。20日，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确定了任命名单，并决定用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表谈话。在同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新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以加强军事领导。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办理。
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军事方面暂时仍取守势， 目前还不能下调动大部队的决心（一下决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询问彭：你处有多少炮，多少炮兵？能否抽带5万兵力西进打到四川？ 有无5万人之4个月经费〔14〕？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吕正操、程子华等，指示作好反击蒋介石“剿共”战争的财政准备，以便防止一进入国统区即发生给养困难，影响地主、商人对我之态度，因此应多收集金、银、法币。各地区筹款数目，应敷部队出动5个月之用。此事须在2至3个月内准备完毕。 指示此款专用，不许作其他开支。关于华中我军之经费，则由华中部队自己计划，中央对其筹款另作规定〔15〕。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示：我之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指示周会晤崔可夫：“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请要武官设法停止。”〔16〕
2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全面破裂有一个过程，“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准备出兵，要积极加紧，将来如何出，要审慎，必须掌握主动性”。告知边区已停止法币流通，准备发行公债，粮食已在筹备。同日，毛泽东等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示在华中建立三个基本战略区：一、鄂豫陕边战略区，由李先念、彭雪枫、张云逸负责，一年内向西推进至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根据地，为华北部队南进开辟一道通道。二、江南战略区，包括苏南、皖南、浙东、闽浙赣等4个战略基地。三、苏鲁战略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 主力所在，用力最大”，是我军“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应准备在一年内消灭聚集在此地区之反共军。2月2日，毛泽东致电各军事将领并告周恩来、董必武，指示在日寇发动豫南战役时，八路军“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17〕。
以上就是皖南事变后约一个月内，中共中央根据对事变性质及发展前途的分析，在军事上采取的“大反攻”、“全面反攻”的对策和措施。这些措施有的是立即执行了的，大部分则是准备执行的。上述所引文件中，有的虽用了“军事上暂取守势”，“暂取防御”的提法，但这种“防御”、“守势”是为着反攻的。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在政治上的反攻又是哪些呢？概括来说，有下列几点：1、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大张旗鼓地向全国、 全世界揭露事变的真相与性质，提醒人们注意蒋介石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以及对日投降妥协、参加德意日阵营的危险；2、 决定终止中共驻国统区的各类办事处同国民党的一切法律关系，撤退办事处与国统区的干部；3、 针锋相对，立即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将新四军扩大为6个师， 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有关任命和命令，新四军将领发表就职宣言；4、 坚持我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国民党必须收回“一·一七”反动命令，给新四军平反，惩办祸首，宣布此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5、不再向国民党当局呈送报告中共有关军政状况的文件， 亦不领取款项；6、拒不参加将在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谈判中毫不妥协，不怕僵，认为越僵对我越有利；7、 拟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召开皖南事变中死难者追悼大会，由群众提出“成立中央政府”、“请求八路军派兵南下”、“八路军新四军开到大后方镇压亲日派”等口号。
1941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分析当时的国际及国内形势对我有利。“在国际方面：两大帝国主义营垒间的战争在今春更将激烈起来〔18〕，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日益接近，世界革命正在酝酿与成熟中。处在战争之外的苏联，力量更加强大，成为左右世界局势的因素。”至于国内形势，指示说：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局已决心与共产党分裂，这“对于蒋介石是很不利的，在人民看来，蒋介石这种干法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一切同情转到了我们方面”。
指示接着说明，为了实行对蒋介石的政治上、军事上的反攻，我们必须作好下列五个方面的准备：一是精神准备。这就是要在党内、军内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解说，作好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在广大群众中掀起反分裂的群众运动，提高抗日和反投降的情绪。在党政军民中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无出路、动摇等情绪。二是巩固部队。指示认为，“巩固我党领导的五十万大军，是决定今后胜利的第一等重要任务”，必须用一切努力来做好此项工作。三是坚持原有的根据地。即一部分主力兵团转移时，应作好原地健全与巩固军区与军分区的工作，使地方部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也能坚持抗战。四是把握政策。这主要是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争取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各友军对我之同情，孤立亲日派和投降派。五是团结干部。要努力加强干部的政治认识、阶级立场与党性，反对一切不团结的现象，要相信党中央，彻底肃清可能产生的对蒋介石存幻想的危险思想。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上述指示说明，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对国民党实行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反攻、全面反攻。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对蒋介石不仅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也取攻势的对策，当时党的领导层多有共识，特别是军内高级干部尤为拥护。但是中央也有个别领导人，对军事上也取攻势的政策表示怀疑和忧虑，其中刘少奇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1941年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对中央的政治大反攻、 军事大反攻对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在这之前，尽管也提过全面反攻的建议，但在这个电报中，刘少奇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全局与我们自己的情况。他说：就全国局势而言，“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19〕。接着，他分析了我军实力与处境。他说：“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又说：“韩德勤现在利用水网，加筑工事，深沟高垒，屯集粮食。故我彻底消灭韩部甚为困难”〔20〕。
刘少奇向中央建议：我党应主要是在全国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他完全赞成党在政治上取攻势的对策，并就如何实行政治大反攻，在口号上、宣传上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刘少奇1月15日给中央的建议书，确实如他所说， 是“平心静气”的，因而对被突然事变激怒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来说，也会有镇静的作用。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关于事变后对蒋介石实行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大反攻的对策，也为共产国际、苏联所不理解和反对。他们强调国共团结，要求避免中国发生内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频繁地报告了有关事变的各方面的情况，并请示方针政策。1941年1月15日，周恩来、 叶剑英会晤苏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交换对事变后的时局的看法。潘认为，中共领导人应同蒋介石会晤。周认为，目前会晤不会有效果。潘仍强调：“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必须同蒋介石会晤，不要期待蒋介石向中共乞求，要就所有的问题进行会晤和交谈。形势要求这样做，这一会谈只会对中共和中国有利。”〔21〕潘友新不同意中共中央关于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对策，是显而易见的。1月25日， 毛泽东又收到季米特洛夫于20日发来的紧急电报，电报再次强调中共利用蒋、日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以免上亲日派的当”〔22〕。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询问关于催促崔可夫要求苏联停止援蒋武器，转而以武器援助中共，以便我夺取兰州之事。2月5日，季米特洛夫再次来电，告诫中共切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23〕。
党内刘少奇等向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坚决反对意见，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没有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和坚决反击，不能保护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但完全立足于全面破裂，亦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在如何反击反共逆流的对策中，中共中央在坚持政治上仍取攻势的同时，对军事大反攻的提法，就不断作了修正。如1 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对军事对策，改提为“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中说：由于“远方”的反对，“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23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军事方面暂时仍取守势”。当然，此时中共中央的军事对策虽有了较缓和的提法，但关于是否需要完全停止军事上的反攻，还需要继续观察；在中央的主导思想上，仍是政治上反攻与军事上积极准备反攻双管齐下。
就在斗争策略开始酝酿转变之际，中日战争形势和国际国内局势相继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就是豫南战役、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召开、《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中条山战役。
毛泽东对1 月下旬日军发动的豫南战役分析说：“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24〕
2月2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左权等的电报中又说：“敌有占洛阳可能，汤胡卫主力有被击溃可能，中条山胡卫两军、大别山桂军均有处于狼狈地位可能，西北胡军有一部援豫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25〕2月7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26〕
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对国共关系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27〕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蒋“反共不会变， 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又说：“敌必向蒋进攻，崔可夫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28〕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由于日军的强大军事进攻，及国内对皖南事变的强烈谴责，走投无路的蒋介石为了缓和国共矛盾，派与中共素有交好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死死缠住周恩来，请求中共的7 名参政员无论如何要参加此次参政会；蒋还拉拢、动员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参加这个大“劝请”工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及时局的发展中，敏锐而清楚地看到如下重要事实：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主要矛盾，蒋介石的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终结”，“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反共高潮必然下降，蒋在国共关系中寻求妥协了。这一妥协的国内原因，是事变后中共在政治上的猛烈反击，其外部原因则是日军的强大军事进攻。在此种形势下，中共在事变之初执行的政治、军事大反攻，以及以后游移中的政治上反攻、军事上仍准备反攻，已经是不合时宜。于是毛泽东明确地说：军事攻势“会妨碍蒋之抗日”，“是极错误的政策”。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再次改变了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政策，最后确定了对付蒋介石的“政治攻势，军事守势”，“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的新对策。毛泽东说：“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29〕又说：“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30〕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苏日相互承认伪满州国与外蒙古独立，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条约包含着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但是，这一条约在客观上促使日本大胆地、放心地南进，同时激怒了蒋介石，将他进一步推到了英美一边。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日趋尖锐，使日、蒋更难妥协，“蒋投降与反共更加困难”〔31〕了。
紧接着，日军发动了比豫南战役规模更大的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损兵折将约8万人。中共中央在此形势下，一方面更坚定其“政治攻势， 军事守势”的政策，同时又十分注意缓和国共两党的矛盾，逐渐向抗战以来两党团结抗战的既定政策转化。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许多关于两党团结抗战的表示，发出了许多有关指示，并纠正了党内、军内在反磨擦斗争中产生的过左错误。
1941年3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指示关于事变之初准备出动机动部队的计划，“应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32〕。3月中旬，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会晤蒋介石。是月底， 周接受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宴请。4月20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护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33〕4月26日， 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再见蒋时，须“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良对内政策”〔34〕。
5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文中说：“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这个矛盾继续存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全部投降，把皖南事变“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他们既抗日又反共，这二者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的同时有不坚决、寻求妥协的一面，在反共的同时“又不愿意最后破裂”〔35〕。5月14日，中条山会战正酣， 国民党“望我援助甚切”，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民党有求于我，“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36〕。7 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4周年发表宣言， 重申“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士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37〕。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后确定对付蒋介石的对策、打退第二次反共逆流方面，经历了从政治上军事上的“全面大反攻”，到政治反攻、军事上准备反攻，到政治攻势、军事守势，到坚持又斗争又联合、通过斗争维护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重要转折。这个转折是艰难的，但又是极为重要和十分英明的。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既成功地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逆流，又争得了政治上的极大主动权，维护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引导抗战走向最后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贡献。
注释：
〔1〕《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57页。
〔2〕同上，第258页。
〔3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20日。
〔4〕《毛泽东年谱》（中），第262—263页。
〔5〕《毛泽东年谱》（中），第259页。
〔6 〕《毛泽东同志关于皖南事变后我之军事方针给彭德怀同志的指示》，1941年1月23日。
〔7 〕《中共中央关于对付蒋介石“一·一七”命令的方针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1月25日。
〔8〕《毛泽东、朱德、 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1941年1月28日。
〔9〕《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10〕同上。
〔11〕《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以答夏皖南事变的指示》，1941年1月13日。
〔1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1941年1月14日。
〔1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19日。
〔14〕《毛泽东等同志关于皖南事变后我之军事方针给彭德怀同志的指示》，1941年1月23日。
〔15〕《毛泽东等同志关于作财政上准备以对付蒋介石剿共战争的指示》，1941年。
〔16〕《毛泽东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1 月30日。
〔17 〕《毛泽东同志关于当前形势与对蒋介石的方针的指示》， 1941年2月2日。
〔18〕当时中共中央认为英、法的对德战争，不是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也不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19〕《刘少奇关于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问题向毛泽东等的建议》，1941年1月15日。
〔20〕同上。
〔21 〕《历史和现代·一个外交官的札记》， 苏联《远东问题》1991年第1期，第110页。
〔22〕见《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27—129页。
〔23〕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第521—522页。
〔2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25页。
〔25〕同上，第629页。
〔26〕同上，第633页。
〔2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34页。
〔28〕《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
〔29〕《毛泽东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致周恩来电》，1941年2月14日。
〔30〕《毛泽东年谱》（中），第271页。
〔31〕同上，第288页。
〔32〕《毛泽东等同志关于准备机动部队问题的指示》，1941 年3月4日。
〔33〕《毛泽东年谱》（中），第290页。
〔34〕同上。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版，第782页。
〔36〕《毛泽东年谱》（中），第296页。
〔37〕1941年7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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