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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04-0060-05
从我国申请加入WTO的漫长曲折谈判、西方国家的要价，以及加入WTO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来看，中国加入WTO已远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深入分析我国加入WTO的政治意义、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以及如何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趋利避害是十分必要的。
一、我国加入WTO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
1.加入WTO有利于加强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
WTO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共称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的国际经济组织，既是各国维护本国利益的重要论坛，也是各国赢得国际经济斗争，进而影响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舞台。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仍不合理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订，将极大地增强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阵营和力量，对于防范西方发达国家以强权政治为基础的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经济政策，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与西方的大国结盟垄断展开的斗争中，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尊严，更好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
2.加入WTO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我党经济改革的目标，也是党的基本路线所确定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WTO的全部运作规则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入WTO，都要通过经济贸易体制的审查，只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才可能加入WTO。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从战略上看，加入WTO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途径。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贸易体系”。中国加入WTO正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规律的要求，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迎接挑战，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
3.加入WTO有利于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上看，加入WTO至少可以产生两大效应。一是融合效应。加入WTO后，我国将扩大与世贸组织成员的经贸合作、分工与交流，会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度大大提高，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了解，更好地借鉴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有益经验，为解决当前体制转轨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找到更多的解决办法及思路。二是外力推动效应。中国加入WTO后，必须遵守其运行规则，按市场规律办事。这将为解决诸如政企不分、部分垄断、地方保护、重复建设，特别是企业改革攻坚等问题提供强大的外力制约。
4.加入WTO有利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保持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
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致力追求的又一个重要政治目标。台湾于1990年1月1日申请加入WTO。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尽快加入WTO，可以凸现出我们的主权国家地位。两岸加入WTO后，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经贸往来就会更趋顺畅，将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香港已于1986年4月23日，澳门已于1991年1月11日成为WTO的缔约方。中国加入WTO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将依托祖国这个强大、坚实的后盾赢得更大的发展，有利于港澳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也将更充分体现出“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
二、加入WTO可能带来影响的政治问题
尽管WTO是一个世界经济组织，但其中在经济领域的某些方面、某些问题的分歧和斗争实质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而西方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又往往是以西方的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的。中国加入WTO后，国际资本和市场的激烈竞争也将对中国一些产业、行业和领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冲击。
1.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将更加艰巨和复杂。
尽管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定主要是经济问题的协定，但美方却刻意加上了许多文化领域的内容，如要求中国加入WTO后，允许每年进口40部电影，三年以后增加到50部，三年后允许有外资控股的中国电影院，外资可以从事中国的音像制品业的生产和销售，可以参与中国互联网业务，可以从事出版行业的业务等。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西方价值观、民主观、人权观、自由观等与我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格格不入的。西方影视及其它文化制品大量宣扬的是西方的多党政治和人权思想，宣扬的是利己主义、个人至上的世界观，其中许多还充斥着色情和暴力。“入世”后这种“大片”进口的成倍增加，其影响也会成倍增加。尤其是国际互联网业务的迅猛发展，由于其广泛的覆盖面，快速的传输方式以及难以控制管理等特点，更是日益成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些都将给我们在抵御西方腐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侵蚀，实现对文化市场的有效管理等方面带来新的难度。随着中国对金融、保险、商业零售、旅游服务等各种服务业的开放，我们在接受某些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种种服务的同时，它们一定会将其制度的背景投射进来，也必然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冲击。此外，在西方政治家的思维逻辑中，经济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自由化，政治的多元化、多党化，当他们要求经济多元化的目标实现后，必然进一步追求后两个目标的实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保持高度的警惕。
2.随着市场开放领域的扩大，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将发生变化。
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体现在量的绝对优势上，而在推进经济改革、“抓大放小”的情况下，这种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体现在质，即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上。从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加速了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绝大多数中小国有企业退出了国有经济的序列，一大批竞争性的行业国有经济也退出了主导地位，这对于我国收缩国有经济战线，集中力量抓好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具有重大的意义。加入WTO后，我们现有的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受到新的挑战。目前由国有经济垄断甚至专有的，被我们长期称之为国民经济命脉的银行、交通、邮电、铁路、民航等行业也将逐步实现开放。从目前已公布的中美协定中，对外资银行如何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国外电信业占多大的股权比例都可看出，西方国家对中国这一部分被视为“命脉”的行业表现出了高度关注及投资兴趣。当这些被我们多年来视为国有经济中最能影响和左右经济大局的行业开放后，国有经济是否还能保持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国家是否还能通过掌握这些行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来调控左右中国的经济大局，都将是一个新的问题。而当外资在中国这些领域发展到足以产生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时，我们将再如何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何实现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有效控制，如何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等问题也都必须作出深入探讨。
3.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相对减弱，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严重不适应。
一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相对减弱。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政府的管理，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与计划经济不同的是，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对象主要是市场而非具体的企业，政府的管理手段由原来主要依靠计划手段转为主要依靠经济、法律手段，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其核心的实施途径是通过各种经济杠杆调节市场和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及产业政策来引导生产。但“入世”后，我国现有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有的会失效，有的会弱化，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将会减弱，同时，也将会导致国家和地方产业发展规划难以贯彻落实。政府规划、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引导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然而，由于跨国公司在华大量投资，政府的规划很可能因为与跨国公司投资方向不一致而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甚至使制定产业长期发展规划本身变得十分困难。
二是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将更加复杂，而现行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严重不适应。“入世”后，外资对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参与的领域会更加广泛，特别是多年来没有开放的金融、保险、电信、商贸、旅游等服务性行业的全面开放都将使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面临许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以金融业为例，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时更多的是运用货币、利率等金融手段，国有银行的统治地位也使政府对这一手段的运用能灵活自如。而在金融市场开放后，将出现两个大的变化，一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化，具有强大国际资本作后盾的国外大银行的进入，使国有银行不再有对经济的绝对控制地位，国家很难再通过国有银行来直接调控经济大局。二是利率确定的市场化。今后利率的确定将不再是由政府的需要来确定，也不仅仅由中国金融市场的需求来决定，而是以国际资本市场的需要为背景。如何继续运用经济杠杆，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有效调控，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十分复杂的新问题。
三是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方式亟待变革。随着加入WTO后的全面开放，更加快了我国与国际经济社会的融合，我国各级政府必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按照WTO所规定的规则进行管理，而现行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方式和工作效率，都难以适应，必须进行较大的改革。
4.“入世”后竞争的加剧，也将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压力。
由于我国一些产业、行业、企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一旦加入WTO，市场全面放开，过去国内市场的竞争将很快转变为国际市场的竞争，我国许多产业、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长期受国家高关税保护的企业，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优胜劣汰的考验，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可能被冲跨，相当一部分企业职工将因此而下岗失业。而且农村在未来10年，由于国外农产品的冲击，预计每年将新增剩余劳力1000万人。这将会使社会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如何在“入世”前或过渡期内保护民族工业，进一步拓宽就业领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减少“入世”震动的重大课题，也是确保我国经济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健康发展的关键的第一步。
5.粮食涉及国家安全，“入世”后可能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粮食消费大国。粮食问题始终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至于加入WTO后是否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目前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由于中国粮食的自给率较高，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十分有限，所以即使粮食完全开放，也基本不会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但如果作动态、深入的分析，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依然严重存在。
首先，加入WTO后农产品市场必须逐步开放，农产品的进口会逐步增加，农产品市场短期内承受较大压力在所难免。压力最大的是粮食、棉花、油料、糖等大宗农产品。目前这些产品的国内价格普遍比国际价格高30-40%，国外优质低价农产品一旦涌入，我国的农产品在质量、价格上都将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我国农村比较普遍存在的丰收之后“卖粮难”的问题更会加剧。由于粮食价格下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严重受挫。保护我国基本的“粮食生产能力”就会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国人面前。
其次，从数量上看，尽管到2004年达到国外粮食进口最高限额也只占中国粮食总消费量的8%，但相对于中国12亿5千万人口来说，8%意味道着近1亿人的粮食消费。何况我国人口还将继续增加至21世纪中叶的16亿左右。如果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发生西方国家对我国粮食进口制裁，或是中国外汇发生支付困难，加之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那么粮食安全问题将会突出地暴露出来，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
其三，加入WTO对我国现行的农村组织结构的冲击不可低估。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的超小规模的散户经营，将很难跟发达国家大规模、低成本的现代农业抗衡，“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现行的分户经营格局以及村镇行政组织可能在外部强大的压力下被冲破。
6.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
市场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高级专门人才对国家及企业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争夺高级人才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激烈的竞争领域。中国入世后，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将会以高薪聘用、委以重任、出国培训、住房汽车等种种优厚条件，以及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方式与中国企业甚至中国政府争夺人才，这将更进一步加剧目前人才无序流动和流失的状况，中国部分研究机构和企业将可能成为外国公司的“培训基地”。如何培训人才，招揽人才，留住人才，激发人才的能动性已成当务之急。
三、上层建筑领域要为中国加入WTO作好充分准备
1.要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认真把握好关系国家大局的政治性问题。
对于开放领域扩大可能会带来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首先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充分发挥优秀民族文化的优势，从建立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的动力和激励机制入手，创作出更多更有吸引力、感召力的优秀文化产品去占领人们的思想文化阵地。积极参与开放后的文化市场的竞争，增强人们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侵蚀的能力。其次是要积极探索在开放化、市场化、信息化、多样化条件下的文化市场管理的新办法、新机制，对变化了的文化市场实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其三是推进文化及传媒体制的改革，在坚持“政治家办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拓展人们了解、认识西方国家民主本质的窗口，增强公众的民主意识和对我国现行体制的认知程度。
对于市场开放后中国民族工业受冲击的问题，一是充分运用入世前或入世后宽限期的有限时间，深化企业改革，运用国家所掌握的各种力量给予有效的扶持，使一批企业尽快转轨，增强抗冲击能力；二是尽快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减少社会震荡，保持社会的基本安定；三是各级党委政府要以更大的精力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努力采取多种手段把不稳定的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
对于粮食安全问题，必须着眼于增强中国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建立中国粮食基本自给的保障机制，作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加速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在保证“承包土地三十年不变”的大政策下，推动基本农田向种粮能手集中，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家庭农场”和“村社农场”，辅之以粮食品质结构的调整，以规模效益和优良品质抗御外来质优价廉粮食产品的冲击；另一方面，国家制订积极有效的粮食政策，充分运用在WTO框架内所能允许的国家对农业的补贴等扶持措施，以保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受到大的挫伤，粮食生产不出现大的波动。
对于加入WTO后开放电信市场可能会带来的国家信息安全问题，以及高级人才的竞争问题，有关方面也应及早拿出相应的措施，为入世及入世后新的挑战作好准备。
2.抓住中国加入WTO的契机，不失时机地推进政府构架和运作体制的变革，使政府在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有更大的作为。
从加入WTO中国经济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来看，政府必须从更高层次为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服务。一方面，要以健全调控为重点，从根本上理顺政企关系，建立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对待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时，有选择地通过关税、非关税措施给予积极的保护，缩短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工业技术水平的差距。在内部环境方面，要通过政策导向和适度干预，对国内各种经济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优势行业实现有效的重新整合，调整壮大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限制、淘汰不具备相对优势的产业，以较快的步伐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公务员素质。要充分借鉴国外政府机构设置和运作机制的经验，在机构设置上接轨，运作机制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要以追求效率最大为目标，大刀阔斧地改革现有的审批制度和繁琐的工作程序，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要以培养能适应全方位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高素质公务员为目标，通过公务员个体素质提高和整体结构的改善，使各级政府能更好地适应和驾驭加入WTO后的新形势。同时，政府必须抓紧组织一批专业人员，加强对WTO有关规则的深入研究，充分挖掘其中能为我所用的潜力，引导帮助企业趋利避害。
3.从中国民族工业迎接全球性挑战的高度，加速构建一批能代表国家竞争实力的“经济航母”。
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要有份量，不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而且取决于能体现民族工业实力的经济巨人。从一个国家的政府要能保持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看，也需要代表本国民族工业的“国家队”。但是，目前我国企业的状况还十分严峻。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收入总和，还不及通用公司一家的水平，电子行业前100家企业的销售收入总额只相当于IBM的1/5。因此，培育发展一批我国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不仅是迎接入世挑战的需要，也是保持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保证国家经济稳定，确保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需要。虽然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的组建主要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但政府的组织、协调极为重要。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政府作为社会管理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官方组织协调作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制订扶持政策，设立专项基金，大力推动国内企业间，特别是与跨国公司间的联合重组，如可通过国家担保、给予企业急需人才的特殊津贴等政策，解决企业重组中急需的资金和人才，为企业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出资人”作用，加强对企业重组的推动和调控，避免由于企业本身及“市场信号失灵”的局限，错过企业扩张机遇，或走上粗放经营的老路。总之，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和企业基础，我们完全可以构建一批民族工业的“经济航母”。
4.推进法律制度变革，建立健全与WTO全面接轨的法律体系和法制环境。
首先，要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一是承认并自觉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自觉地遵守法律，认真履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并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二是增强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随着入世后我们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往的增多，相关的国际性法律对我们而言已不再是“太平洋的警察”，而将成为协调我们同国外企业和组织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将学习WTO的运行规则，学习国际经济有关法律，熟悉国际惯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使我们能有效地运用国际法的武器来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要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是按照WTO的运行规则来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法、行政法等重要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施行的许多法律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颁布的，有许多立法原则、法律条规和诉讼程序与WTO全体成员公认的协议、协定是不相适应的，要认真抓紧修订、调整和完善，使国内法与国际法相统一。二是要加快立法步伐。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加快了立法速度，但相比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立法过程，我国完善意义的经济立法仅只有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年，立法上的空白和盲点还很多，特别是在与国际经济贸易交往关系极大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反垄断法等方面缺口还很大，这就需要我们加快立法步伐，做到有法可依。三是要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和具体操作规定，提高我国法律、法规和政府决策及行为的透明度。尽快规定法律规则、政府命令决定的公布程序，构建统一、及时和权威的信息发布体系。
其三，要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国家的经济社会事务，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要以中国加入WTO为契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我们的政府行为和社会经济行为纳入到法制的轨道，切实改变我国部分行政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凭主观经验、凭个人意志来行使权力的“人治”作法。企业也应严格履行在经济贸易往来中的各项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既树立企业良好的信用和形象，又充分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入WTO将使中国出现一种开放的全新格局，也将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融合和接轨。这一重大变革必然会反射到政治领域，必然会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相应进行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已不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怎么改的问题。目前，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两个问题难以回避，一个是在适应面向世界的大开放面前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和加强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的各级组织能够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另一个是如何在所有制多元化的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真正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多党政治，又能使广大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充分行使其民主权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适应的民主政治道路，这将是我们在迎接WTO时必须认真思考和审慎对待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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