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名词数范畴的差异及其认知影响_英语论文

英汉名词数范畴的差异及其认知影响_英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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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以及许多亚洲语言由于普遍使用量词加名词来计数,学界通常从类型学角度称之为量词语言。当然,汉语除了量词还有其他的示数方法,如人称代词、表示人的普通名词可以有复数标记“们”①,指示代词“这”、“那”可以有复数标记“些”。而作为非量词语言的英语,名词的数系统体现在单数和复数两个概念的对立上,每一个名词,要么是单数,要么是复数。数是名词的一个特性,也是名词分类的根据之一。复数是英语名词的一个基本屈折范畴,多数名词通常带后缀“s(es)”来表示指称物的多重性,具有普遍强制性。此外,英语也有类似汉语量词结构的成分,即“表份结构”。本文将就汉英两种语言的量词结构*作比较,研究量词产生的认知背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英名词数范畴系统差别的意义。

一、汉语量词结构

汉语名词计数方法古今是不同的。汉语文言中指称的能够计数的事物,可以直接用数字来表示数量(见吕叔湘,1982),如: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

十亩所视,十手所指。(大学)

而不能计数的,如物质,则需要凭借各种度量衡单位或方便借用的量器才能计数。如: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史·淮南厉王传)

这些计数特征与英语颇为相似。但是在现代汉语里,名词之前一般不能直接加数字,即便指称物是可数的名词,前面也必须加上一个量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1983),量词是表示人、事物或动作单位的词。上面第一组例子都要用量词表示名词所指的单位,“三个人,十只眼,十只手”,第二组例子中的量词更是不能少。汉语量词的使用历史久远,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见胡竹安、余志红1981),殷代就已经出现了有关度量衡、容器和货币的单位词。学界一般认为,汉语量词来源于具有指称意义的实词,后来逐渐虚化为量词。

关于汉语量词的内部分类,各家说法不一:《现代汉语》(胡裕树1979)把量词分成物量词和动量词;黎锦熙(1992)和郭绍虞(1979)主张名量词、动量词和形量词三分法;朱德熙(1982)将其分为七类;吕叔湘(1982)更将其分成九类。各种分类都有自己的道理,只是分类的角度和目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如朱德熙的七类可以概括为物量和动量两类。本文关心的是物量词,由于讨论涉及到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需要更具体的量词划分,我们基本采用朱德熙的七类分法,即: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词、不定量词、准量词和动量词。

个体量词与特定的个体名词搭配,有时候两者之间有某种意义上的联系。如,细长的东西论“枝”:一枝粉笔,一枝枪;有延展面的东西论“张”:一张床,一张纸;小而圆的东西论“颗”:一颗珠子,一颗丸药;有把的东西论“把”:一把刀,一把斧子(朱德熙1982:48)。集体量词用于成组或成群的事物,如:一双筷子,一套家具,一群人,一批货等。度量词是表示度量衡单位的量词。如:尺、斤、两、斗、升、里、亩等。不定量词较少,包括“点儿”和“些”,如:这么点儿人,那些东西。临时量词是借用名词当量词用。如:一碗饭,一口袋面,一书架书等。准量词指的是类似“三站路”、“一世纪时间”中的“站”和“世纪”这样的词,它们放在量词后面的时候是名词,直接放在数词后头的时候是量词。其实,准量词与临时量词相似,都是借用普通名词临时充当量词,大致属于一类。

二、英语“表份结构”

英语中有和汉语量词结构对应的成分,但一般语法书少有论述。Quirk等人(1985)将其称为“表份结构”(partitive constructions),即,a+N1+of+N2。它包含三类:质量表份(partition in respect of quality)、数量表份(partition in respect of quantity)和度量表份(measure partitive nouns)。质量表份通过可数名词kind,sort,type加of来表达。例:a new kind of computer,a delicious sort of bread,another type of research。数量表份又可以次分类为三种:不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复数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单数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

1)不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

不可数名词表示一种无差异物质(undifferentiated mass),但可以通过一些表份名词如piece,bit,item加of来表达其数量概念,使之具有可数性。例:a piece of cake/two pieces of cake,a bit of chalk/some bits of chalk。除了上述一般性表份词之外,还有一些描述性表份词,它们可以和具体的不可数名词组成词组,如:

a bar of chocolate/soap/gold/iron

a block of ice/flats

a sheet of paper/metal/ice

a strip of cloth/land/paper

2)复数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

a large crowd of people

a huge flock of birds/sheep

a small herd of cattle

a packet of cigarettes

a series of incidents/concerts/lectures

3)单数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

a branch of a tree a section of a news paper

a page of a book a verse of a poem

部分性数量概念也可以用一般数量名词如half,whole加of,再加名词表达,如:I'd like half of/a quarter of/all of/the whole of/the rest of/the remainder of that piece of meat

度量衡表份词与长度、面积、容积及重量的精确数量相关。具体如下:长度:a foot of copper wire,a metre/yard of cloth,a mile of cable。面积:an acre of/hectare of land。容积:a litre of wine。重量:an ounce of tobacco,a pound of butter,a kilo of apples,a ton of coal

三、汉英量词结构比较

汉语中量词使用很普遍,并且已形成独立词类。英语语法里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词类,但如上文所述,英语有类似量词结构的成分,即表份结构,a+N1+of+N2。其中,a是冠词,N1为计量的可数名词,of是连接前后名词的介词,N2为计量对象,多数为不可数名词。N1和汉语量词的位置及作用十分相似②:它们都位于名词前,修饰该名词,表达它的数量单位。在表份结构中,N1通常也是更高一级结构的句法中心,这体现在语法数的表现模式上。在句子two quarts of lemonade are already chilled中,复数后缀-s和动词一致关系are都是围绕quarts而不是N2,lemonade形成的。从表面上看,N2的指称物似乎是整个结构关注的焦点,它的中心词因此也应该是整个结构的中心,但事实并非如此。总之,尽管N1表示N2的数量单位,似乎是个修饰成分,它仍然是名词短语的句法中心词,随之语义中心也聚焦到了表示分类、包容、度量和分割的单位上,而不是N2所指称的事物。汉语数量词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沈阳(1995:19)的研究表明,“在一个数量NP拆开在句法结构中部分移位或分置时,数量词的语义所指和句法位置都强于NP中另一成分”。即,在一个包含了数量词的NP中,真正的语义和句法核心是数量词,而不是名词。可见,汉语量词和英语表量结构中的N1的句法、语义功能相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N1称作量词。

从前面两节我们可以发现,英语的表份结构在汉语中基本都有对应的量词,如质量表份对应“种、类”,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体现在不定量词、临时量词和准量词中,复数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体现在集体量词中,惟有单数可数名词的表份结构表示部分性数量概念,在汉语里似乎没有十分相似的对应量词,但此类结构在英语里出现频率并不算高。而汉语中大量存在的个体量词在英语中基本找不到对应结构。可见,量词在汉语中是普遍现象,在英语中只是局部现象。这是两种语言重要的区别。

根据杨自俭(1999)的观察,汉英量词结构存在一种互补性差异的有趣现象。汉语的个体名词要跟个体量词结合,而且专用性强。由于个体事物繁多,专用量词随之也很多,由此导致汉语的个体量词数量众多。而英语的个体名词一般不用量词,直接跟数词连接,如one tree,two boys,three books等。对集合名词、物质名词和抽象名词计量时,汉语使用类似“组、对、批、群、股、片、些”等为数不多的量词,而且通用性较强。与之相反,英语相应的表量结构数量较多而且专用性强。例如,汉语量词“一群”在英语中依据不同的计量对象,可以用数十个不同的量词结构来表达:a crowd of,a troop of,a college of,a colony of,a crew of,a mob of,a flock of,a herd of,a school of,aswarm of,a host of,a throng if,a tribe of,a group of,a bevy of,a brood of,a circle of,a cloud of,a clump of,a cluster of,a company of,a congregation of,a flight of,a galaxy of,a mass of等等(杨自俭1999:217)。

总之,汉英语言在量词结构的使用方面有一个明显差异,即汉语表示个体事物的量词数量多而且专用性强,表示群体的模糊性量词数量相对较少,通用性强。英语中表示个体事物数量时一般不需要量词结构,而表示群体的模糊性数量时结构较多而且专用性强。

上述对比表明,汉英都有量词,但两者在量词的种类和使用范围上有差异。其中个体量词是关键。王力(1980)认为,个体量词是东方语言,尤其是以汉藏语言所特有的。刘丹青(1988)持类似看法,他认为表示度量衡、集体、部分的量词为各种语言所共有,个体量词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重要特征。

四、关于量词成因的认知解释

汉语中为什么会有众多量词,而英语里量词却相对有限?对这个问题,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见解。有从语音方面探讨量词的成因的,如郭绍虞(1979)指出个体量词的产生是修辞的需要,除了起到“避同字例”作用外,还具有“调剂音节”的功能。刘丹青(1988)提出类似的看法,认为量词可以凑足音节。汉语的词自先秦以来日益双音节化,而数词从零到十却没有双音节化,量词与之正好凑成双音节单位,修饰名词,这样符合汉语的音节配合习惯。此外,量词的存在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加强形象(郭绍虞1979)、区分类别、代替名词、区别名词词义、区别词与词组的作用(刘丹青1988)等等。我们感兴趣的是,如何从认知角度探索量词产生的根本原因。

陆俭明(1988)系统地总结了数量词对汉语语法结构的制约作用,指出某些句法组合没有数量词就不能成立,而某些句法组合却排斥数量词。沈家煊(1995)认为,这体现了人类认知上“有界”和“无界”③这样一种基本对立。从客观事物而来的有界和无界概念的对立,在语法上的典型反映就是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的对立。有界事物是离散的个体,只有个体才是可数的,无界事物是连续体,故而不可计数,量词就是一种区分概念上有界事物和无界事物的手段。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凡是带量词的汉语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在概念上都是无界的,需要借助量词来计数。这样看来,汉语之所以有大量的量词,是因为许多汉语名词在概念上指称的是无界事物。

李文丹(1998)运用“前后景设置”概念来解释汉语个体量词(原文称之为分类词)出现的原因。看下面的例句:

(1)那儿有我常去捞鱼的小河。

(2)那儿有条我常去捞鱼的小河。

(3)那儿有一条我常去捞鱼的小河。

量词“条”以及前面的数词“一”,似乎既不是语义上的要求也不是语法上的要求。根据映像理论(Iconicity Principle)(Haiman 1986),语言的表层结构常常反映内容的某些特点,结构上的复杂性常常反映出概念上的复杂性和话语中突出的部分,这样看来,汉语中数量词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突出话语中首次出现的比较重要的事物,把它们置于前景。以上三例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前后景设置结构的后、中、前三个层次。这与Givon(1991)的数量原则也是一致的,即“越是重要的信息,使用的语言符号越多”。汉语中数量结构的使用具有表明话语中名词重要性的作用。

日本学者古川裕(2001)则提出了显著性原则,对汉语数量词的某些具体用法作出了解释。在人的认知结构上“突出来”的事物因为很显眼(salient),所以很容易被人们看做是“有界的个体事物”。在语法结构上这种有界事物需要用数量词定语来加以修饰,要以“显眼的形式”(即有标记的形式:“数量名”)词组来表达(2001:265)。古川裕认为,现代汉语数量词具有计数、分类和个体化功能。其中个体化功能是牵涉到人的经验结构的认知现象。隐现句、结果宾语、双宾语和存在句的宾语名词一般都要带数量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宾语指称的是跨越界限“出现”或“消失”的事物,在认知结构上很显眼,容易被看作个体事物,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要求有标记形式——数量词。金福芬、陈国华(2002)指出,作为个体标记是量词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其分类功能则是次要的。现代汉语量词系统虽然趋向简化,比如用“个”取代其他量词,但这只是量词数量的减少和分类功能的削弱,它在句法上的位置并没有消失,在“数量名”结构中仍然是强制性的。量词的根本功能是“个化”中心名词的指称物,这个功能在量词漫长的语法化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是汉语内在的需求。而分类功能只是量词语法化过程中阶段性的产物。

古川裕由“显著性”到“个体化”的看法和沈家煊的“有界”观点是一致的,因为个体化是有界的结果,而有界是个体化的条件和重要特征。李文丹的“前景设置”和古川裕的“显著性”原则实质上也是一致的。总之,上述研究表明,汉语通过量词的使用,突显了名词指称的事物,使之成为有界的个体,便于计数。

关于量词的问题,国外学界也有来自认知角度的论述。Cherchia(1998)从逻辑-语义角度认为,量词语言和非量词语言在名词数表达上的差异,根源在于两类语言的名词性质不同。一方面,非量词语言的名词在句中起述谓(predicate)作用,量词语言的名词起论元(argument)作用,是不可数名词。另一方面,语言中的数词通常要选择一个述谓来限制它,使带数词的名词类似主谓结构。在非量词语言中,由于名词是述谓,“数词+名词”结构满足了数词对述谓的要求。而在量词语言中,由于名词不是述谓,是论元,“数词+名词”结构不能满足数词的要求,因而需要量词来准允(license)。

Doetjes(1996)认为,数词只有跟可以进行语义分割(semantic partitioning)的名词结合才会被准允,量词的作用就是对名词进行语义分割,所起的作用与印欧语言中表示数的词缀一致。因此,作为量词语言的汉语中,数词和名词之间要有量词。

五、量词及复数标记的认知意义

上述讨论表明汉语名词通过量词来突显指称物,对其进行单位化或语义分割。那么为什么汉语的名词需要量词进行单位化或语义分割,而英语的名词一般不需要呢?

根据Quine(1960)的本体相对性(ontological relativity),语言描述的是人们通过经验所认识的世界,而人对世界的本体有不同的观念,对相同的世界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观念及经验在语言结构中会有所体现,如名词可以指称“物体”(bodies),也可以指称“物质”(stuff),表现为可数或不可数。“物体”(bodies)概念在英语所体现的本体观中是突显的(但在其他语言使用者的本体观中却不一定是突显的)。相应的,英语名词普遍具有一种内在单位(intrinsic unit),这是其内在意义的一部分(另见Lucy 1992),因此能够直接计数,名词可以有复数标记。许多亚洲语言(包括汉语)一般不能用数词直接修饰名词,量词是名词称数时所必需的成分,相应情况在英语里体现在zinc和cotton等物质名词上。这类名词通常被看作缺乏指称意义上的内在单位特征(Quine 1960;Lucy 1992)。而单位是表达名词指称物数量时所必需的,所以这些词需要通过外在形式确定一个单位。照此类推,所有带数量修饰语的汉语名词也都没有“内在单位”,在语义上不可数。戴浩一(2002)也认为,汉语的名词在语义上都是不可数名词,需要加上量词才能冠以数量。也正因为不可数,汉语名词一般没有复数形式。这与Hansen(1983)主张的“物质名词假设”(mass noun hypothesis)是中国古代哲学基础的看法相一致。汉语名词似乎都是指称物质,在语义上不可数,为了计数要把物质单位化④,或离散成个体。量词起的就是个化名词所指的作用。如果汉语名词没有内在的单位,那么有关单位的多重性(multiplicity)就没有词汇意义(lexical meaning)上的相关性。许多语义笼统的汉语名词借助量词可以表达各种具体的意思,而英语只需要名词本身就可以了。比如,“云”(clouds)可以称“朵、块、片、团”,“线”(threads,lines)可以称“根、支、条、股、团”,“葡萄”(gapes)可以称“颗、粒、串、架、棵”,“胡子”(a moustache,a beard)可以称“把、撇、撮、绺”(吕叔湘1999)。从例子来看,汉语名词似乎具有指称某种恒等物质的特点,而这种物质又可以以各种形状或形式出现。这表明,汉语名词确实有内在的物质取向。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对物体分类、计算,因此量词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它可以将形状和单位赋予“恒等物质”(identical mass)。上述讨论表明,汉语名词有“物质”语义取向。这种指称倾向如果与认知行为一致,汉人就可能把名词指称物当作恒等的物质,而不是离散的个体。

英语作为非量词语言,名词数范畴表达同汉语有系统性差异。首先,英语里量词使用范围小,只有物质名词才需要量词;更重要的是,复数标记在英语中具有普遍强制性,在类似语境里,操英语者使用复数频率高。缺少了量词修饰的英语名词采用了另外一种表达数范畴的主要手段,即单复数标记。这种语法特征会有什么样的认知意义呢?看下面例句:

能够说There are horses on the grass.There is a horse on the grass.

不能说*There are horse on the grass.* There is horse on the grass.

要么用horses,要么用a horse,不能用光杆名词horse。每个操英语的人从开始学语言起,就受到这种语法规则的严格限制,单数复数必选其一。汉人不同,在表达相同的情景时,只需要说“草地上有马”就行了,至于是一匹马还是多匹马并不重要。在使用语言过程中,操英语者必须关注、标记数概念,这种数范畴使人从小受到严格训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终在他的思维模式中,数的概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操汉语者不必这样做,事实上,汉语名词除了少数,基本不用复数标记。当然,这并不是说汉人不懂或不重视数的概念,只是汉语没有使其形成强制的选择,也就不会形成对数范畴的敏感性。这样,汉语和英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了相似的语义指称领域。就逻辑单位而言,汉语名词是不可数的,英语名词则可以分成两类:具有属于逻辑结构的“内在单位”的可数名词和没有“内在单位”的物质名词。

这样的语言模式转化为其他认知活动中的普遍知觉后,操英语者就会习惯性地关注指称物的数,而相对来说,操汉语者对数就不会这样敏感。如果语言中对数的注意会影响到思维,那么在其他具有此类名词指称物的认知活动中,这些模式也应得到反映。,

从认知角度看,无形的连续物没有自然单位,无法计数,只有具体有形的物体,或者说有界物,才有单位,可以计数。可见,英语名词的内在单位是以物体的形状为认知的基础。由于形状是将许多物体归入可数名词的基础,经常使用这些词汇结构会引导人们习惯性地关注指称物的形状。汉语名词没有这样的内在单位,使用者无需关注名词指称物的数或形状,名词相对来说倾向指称“恒等”的构成材质。英汉的这种差异并不是偶然现象,大量的调查表明,数量词和屈折复数标记在许多语言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现象(见Sanches & Slobin 1973;Greenberg 1972,1978;Gil 1987;Lucy 1992;Chercia 1998)。这种现象表明不同的人群为了便于自己的语言交流,对经验进行了不同的重构。这样的重构可能会产生认知上的影响。

上述讨论的量词结构和名词复数标记与认知行为的关系并非孤立的语言现象。比如,德语的名词具有语法性特征,要求使用者必须关注指称对象是阳性、阴性还是中性;日、韩语中的敬称系统迫使说话人要明确自己和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以便选择合适的代词和动词词缀。这些差异似乎不是来自客观现实,因为人们面对的是同样的一个客观现实。原因要到语言中去寻找。人们在习得一种语言时受该语言中的一套语法化特征引导,从而在说话时对事件的相应特征加以关注,结果是操不同语言的人会得到对同样事件不同角度的认识。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快速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不同语言切分世界时表现出的重要差异(见Talmy 1975.Langacker 1987,Choi & Bowerman 1991)。从80年代至今,西方认知语言学领域出现了重新认识“语言相对论”的思潮,研究者们将跨语言对比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许多颇具说服力的论证(杨朝春2005;另见Gumperz & Levinson 1996,Bowerman & Levinson 2001,Gentner & GoldinMeadow 2003)。比如,判断物体空间方位需要依据一定的“参照框”(frames of reference)。Levinson等人(2002)的调查表明,这些参照框同受试相应的语言参照框是一致的。Boroditsky等人(2003)在西班牙语和德语中做了一系列关于名词语法性对归类认知影响的实验,结果表明,语言赋予物体的语法性确实影响着人对该物体的思维表征。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西班牙人和德国人根据名词的语法性赋予指称物阴性或阳性的品质。Slobin(1996)图画描述实验显示,语言中体态的差异会引导说英语的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比说德语和希伯莱语的人更倾向于区别进行中事件和终结事件,表达移动方式、方向词语的差别会引导说英语或德语的人更注重过程的描述,而说西班牙语或希伯莱语的人更注意状态的描述。

本文关于汉英名词数范畴差异认知影响的假设和论证并非一家之言。近年来,国外的一些相关实证研究显示,操量词语言的人倾向于以物质构成来归类物体,非量词语言的人则倾向于以形状为依据来分类物体(Lucy 1992;Imai & Gentner 1997)。我们也正在做英汉名词数范畴差异认知影响的实证调查,初步结果显示,操英语者与操汉语者在物体分类活动中表现出显著性差异。这些研究显示,不同的语法结构可以引导人以不同的标准来分类物体。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想,学会了一门外语是否意味着学会了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构经验,以至影响到归类物体的标准?看来,语言教学的意义不仅仅在语言本身,还具有深远的认知意义。

注释:

①有人认为,“们”不是复数标记,而是指称标记(见温宾利,陈宗利,2002)。例句如下:(1)*学生们就应该刻苦学习。(2)孩子们已经来了。根据上述观点,例句中的“们”是指称标记,第一句不成立是因为主语不具有特指意义,所以不能用具有特指功能的“们”。而第二句的主语具有特指意义所以成立。其实,“们”具有指称意义并不排斥其作为复数标记的功能,因为上述例句也可以从“们”作为复数标记的角度得到解释。第一句中“学生”是虚指,不可数,故不能用复数标记,第二句中“孩子”是实指,可数,故可以带复数标记。此外,在名词前的“这/那(一)些”和“这/那+数量短语”限定成分中,“们”不能与其中的指示词共现。如:(3)*这一些学生们。(4)*那十个孩子们。温、陈(2002)对上述两例不成立的解释是,“们”具有指示功能,与已有的指示词互相冲突。果真如此吗?上述两例少了指示词仍不能成立:*一些学生们。*十个孩子们。可见例句不成立不是因为“们”与指示词冲突,而是另有原因。我们认为,“们”是一个复数标记,表达复数概念。这与前面的数量结构是互相排斥的。这种互斥性不仅存在于同一语言内部,也存在于不同语言间。这一点已经为大量语言调查所证明(见Sanches & Slobin 1973;Greenberg 1972,1978;Gil 1987;Lucy 1992;Chercia 1998)。

温、陈否定“们”作为复数标记的另一个例证是,“我们,你们”这样代词后的“们”并不表示一个个的“我”或一个个的“你”。我们认为,它虽然不表示一个个的“我”或“你”,但却表示类似“我”或“你”的一群人,显然是复数概念。

对于名词后的“们”,如“学生们”、“战士们”,他们解释说“由于‘们’字结构表示一个特定的群体,因而自然而然地有了复数意义”(p.198)。这等于承认了“们”具有内在复数标记功能。

②杨自俭(1999)认为目前还不能把它称作量词,因为如果只用N1不用of,英语的表量结构不能成立,无法表达量的概念。可见,N1还没有从名词中完全独立出来。

③根据Langacker(1987),有界事物内部是同质的(homogeneous),有伸缩性和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而无界事物内部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没有伸缩性和可重复性。有界和无界不一定是指客观实际,可以是抽象的。两者的区分主要是以人的感知和认识为准。

④将名词转化为明确表示指称物单位的词的形态-句法过程就叫做“单位化”uni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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