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十五年论文,两性论文,女性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光明：1995年可以说是女性文学的狂欢节，是女作家神采飞扬志得意满的一年。中国女性写作经过几年的过渡，终于在1995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的标志就是质量不俗的女性文学作品成批出版，像“风头正健女才子丛书”、“她们文学丛书”、“红罂粟丛书”、“红辣椒丛书”、“海外女作家丛书”及你们三人的《女性独白》等。很多的女性文学、女性文化理论专著出版，像《性别与中国》、《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等，加强了这个高潮的质量。女性文学的研讨会在天津和北京相继召开，也促成着高潮喜庆的氛围。中国女性文学的这个高潮如果不是后无来者也至少是史无前例。是否可以这么说，1995年是对中国女性写作成果一次集中的检阅，女性写作的成就和局限都已得到充分展示。我想我们今天的女性文学话题围绕1995年展开回顾和思考，将是颇有意义的。
荒林：中国女性写作在1995年确实达到了一次高潮，但这一高潮不是突然到来，而是经过15年的漫长行进终于抵达的。中国女性写作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随着人的解放出现的女性文学，表达社会理想、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渴望，和男性写作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戴厚英的《人啊，人》就是一个典型。随着社会转型与写作推进，社会理想表达偏位向两性关系思考，妇女解放问题从人的解放问题中抽离出来，张洁的《方舟》成为中国女性写作真正起点。女性写作以两性关系为重心，反对妇女在历史中被书写的处境，和现实中丧失话语权力的遭遇。张洁在她的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喊出了“为了女人，干杯！”这是女性写作自觉的信号。妇女解放问题在女性写作中从此成为探索重点。残雪是继张洁之后中国女性写作重要的一环。残雪小说一反男性写作的线性历史时间，深入梦幻潜意识空间展开叙述，从《山上的小屋》到《黄泥街》，个体生存和集体生存的合理性被彻底质疑，男性中心话语被彻底解构。残雪的写作推动中国女性写作步入深化的第三阶段，也就是90年代真正的个人化女性话语时期。这时的女性写作呈现出作家以个人生存体验表达妇女集体生存体验的自觉，许多女作家寻找到了个人化的话语方式，如林百的女性欲望叙事，陈染的女性文本实验，蒋子丹的游戏诡计，徐坤的解构策略，张欣的现实再现，等等。在我看来，主要是90年代女性文学的奇异景观构成了您前面所说的1995年女性写作高潮，但这一高潮确有其由来和背景，是女性文学自身合乎逻辑的生成。
王光明：我认为王安忆也是女性文学发展中不能忽视的一环。她在1987年开始创作的《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小城之恋》即“三恋”小说，企图通过男女两性的关系去拓进人性的复杂层面，这种对两性心理深度的探索，对推动女性文学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荒林：不错。王安忆“三恋”以压缩的形式较早地表现了妇女经验中一向被遮蔽的欲望体验，这同时也是中国特定历史结束后个人欲望的呼唤。王安忆把张洁小说取消欲望的局限给弥补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两性关系的根子正是植于人性的欲望之中。女性写作不仅不能回避欲望，相反必须深入欲望本体才能达成超越。张洁、王安忆、残雪作为女性写作的开拓者，分别在女性价值、女性欲望和女性话语角度，为90年代女性写作做了铺路工作。
王光明：确实，女性文学浮出历史地表通向它的高潮，需要一个过程。开始时我们看到她和男性相似的面孔，逐渐地我们发现她自己的特色和姿态，最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独立的主体世界，她有自己的声音和风格。应该说，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崭新的东西。90年代的文坛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都出自女性作家之手。最有影响、最先锋的女作家，如诗人翟永明、伊蕾，小说家林白、陈染、徐坤、蒋子丹等等，散文家也有斯好、叶梦等，她们的确写出了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作品，而且也自觉地表达女性的立场。
荒林：90年代的女作家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女性立场。所谓女性立场就是从性别差异去观察世界和人自身，就是自觉的女性意识表达，对于人和妇女存在经验形式作艺术提升。这是人的深度解放给予女作家的馈赠，它使文学从反映外部世界进入到人性的内部世界，从而也带来文学崭新的景观。我们已经看到陈染的“超性别意识”，蒋子丹的“新女性主义”，最近引起争论的林白长篇《一个人的战争》，传达的是一个女人自我成长的经历，由于明显的女性立场和令人惊异的个人话语特色，被称为“反文化”的“超道德”的写作。在女性小说引起注意之前，女性诗歌也曾给诗坛冲击性影响，著名的“黑夜意识”就是一个例子，它引发了大批女诗人的创作。斯好表达女性存在意识的女性散文也曾给散文界送去一股清新的风，受到广大知识女性欢迎。
王光明：我注意到女性写作几乎覆盖了各个文类，似乎都经历了开始写女性的感觉，然后逐渐找到女性意识的过程，像伊蕾从写爱情诗到《独身女人的卧室》，叶梦从写女性身体感觉散文到写巫楚女性散文，陈染从写女性的情绪到写女性思考和追求。似乎到90年代中国女性写作的女性意识才得以确立。
荒林：女性意识的确立经受了时间洗炼。从女性的感觉发育到女性意识，是人的觉醒到人的解放的成果，人的觉醒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催化剂，而人的解放未受到阻碍与压制，必然带来女性意识健全发育。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写作恰逢机遇，其一是人的解放潮流，其二是社会转型中心旁落带来的话语空前自由、写作空前繁荣。这里提到人的解放，我想指出，只有关心人的问题，才会关注妇女问题，而与此相关女性的觉醒成为可能与现实。“五·四”妇女问题之所以未能最后深化，妇女的自我觉醒即女性意识之所以未发育成熟，即在于“五·四”文化运动的重心由人的问题转移到了民族的问题，这样，妇女的问题也随之流失。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解放潮流随社会转型而深入并内在化了，这正是妇女问题获得深层发现的机遇。女性作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女性意识的建立，由不自觉走向自觉也是一个必然。
王光明：女性作家的写作从女性感觉到女性意识的推进，确实给文学带来了不同的东西。我从男性的角度看，觉得当代一些女作家的作品， 不仅与过去女作家作品比如丁玲《莎菲女士日记》不同， 与茹志鹃60年代小说区别很大，甚至也与80年代张洁小说、王安忆小说有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些新的东西，是90年代女性作家提供给当代文学的新东西。这是些什么样的新东西呢？
荒林：90年代女性作家作品很多，不少男性读者认为看不懂，有些人不喜欢看，也有人拒绝看。或许正是您说的这种新东西引起了种种不同反应。我想您刚才说从男性的角度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说法。从男性的角度，或传统批评的角度，《莎菲女士日记》、茹志鹃小说或王安忆作品，甚至张洁，能够认同的东西更多，能够接受的、女性表达中理所当然的东西，似乎与男性的期待和理解不会有很大出入；而90年代的女性写作却不能再按传统批评来看待，一旦进入90年代女性文本，你会觉得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
王光明：我的阅读感觉首先是惊异，同时作为一个男人，我对她们的一些东西持保留态度。
荒林：这很有意思。分析一下中国女性写作从一个能够被接受到有点不能接受的过程，一定会揭示一些根本的东西。“五·四”丁玲和冰心的写作，是中国妇女解放最早的话语表达，她们却能被广为接受——我想冰心最有代表性，她表达“母爱、童贞和自然”，这是一个极妙的话语策略，因为这是男女双性都能认同的主题。冰心的贡献在于书写了女性自己的母亲，由女性来写母亲就是一个贡献。丁玲则不同，她把女性和革命结合起来，这本也可以作为一个策略或过程，但丁玲在受欢迎的同时却被革命所遮蔽，她不甘愿同化时她的女性话语就分离出来受到不欢迎甚至扼制。男性认同丁玲的革命话语及女性与革命重叠的部分话语，这是丁玲“存在的合理性”。我想丁玲是一个象征，她表明女性话语或依附男性话语而取消自己，或最终得从男性话语中独立出来。80年代张洁的写作重复了一段丁玲的历程，张洁把女性和改革或称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张洁最终涨破了男性话语包裹，这使她写得很苦，因为一种对峙性写作是十分损耗精神的，这就是为什么张洁说她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90年代女性写作的特点就是完全不依附于男性话语，个人化的女性话语充满了各种女性文本，女作家集中书写女性个人经验成了普遍性特征，女性就是女性，既不与母亲、革命，也不与改革话题相伴生，这或许是看起来“怪戾”、“形而下”，甚至近似“隐私写作”的根本原因。表面上看起来“女性”泛滥了，这是不是不被接受的实质性问题？
王光明：“五·四”女作家表达的主题，说到底是一个易卜生式的“娜拉出走”问题，这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部分，这也是男性不得不关心的问题。而90年代女作家不是从社会问题角度去看女性，她们从男女两性的关系场去浮现女性经验、放大女性感受，她们把文学引向了微观世界。这世界对于男性可以说是一个盲区，阅读接受不那么容易。
荒林：女性意识在90年代明确化，甚至成为女性写作理想时，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这使女性作家的写作完全区别于男性写作，它站在女性立场观察世界；其次这也使90年代女性写作区别于以往女性写作，与以往女作家在强大的社会理想或社会问题背景下表达女性感觉不同，90年代女作家多半没有社会理想的负荷，她们写女性对于社会、对于理想、对于人生别一种认识和反映。性别理想是她们新的期待。比如翟永明诗歌就是在男女两性对立感觉间激发激情，陈染用《破开》的理性表达建立女性文化价值的系统理想。
王光明：80年代女性写作与“五·四”女性写作有一脉相承之处，就是对于社会重大问题关注；90年代女性写作却要求绝对独立的女性世界的表达，因此它们很不一样。
荒林：90年代女性写作区别于80年代和“五·四”女性写作的地方，就是对于两性关系的凸现，或者说，对于有始以来“性政治”的揭露。为了反抗“性政治”中女性被压抑和被书写的历史和现实境遇，90年代女性写作强调“书写自身”，有时就是直接书写“女性之躯”。
王光明：这就直接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啦。
荒林：90年代女性意识在写作中的确立，是境遇与话语相逢的结果。一方面中国人的解放、社会的转型必然深入到女性问题深处，两性关系就成为女性写作不能回避的领域。另方面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给女性写作带来了话语参照，世界妇女经验的共鸣使西方女性文学作品对中国女作家直接发生激活作用。典型的比如美国自白派女性诗人普拉斯对于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生成的影响，可以说从诗的意象、语言和节奏诸方面都可看出来。不过，中国的“性政治”说到底也就是社会政治，因为中国的父权制社会是建立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的关联结构网上，没有独立和绝对的男性对于女性的统治。性别统治是社会统治的一个策略。中国女性写作的反“性政治”，说到底也仍可归入社会和人的解放深化进程之一环中去。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的社会意识、性别意识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文学的作用止于灵魂。中国迄今没有西方的女权运动，恐怕今后相当长时间也难产生实践意义的女权运动。女性写作也未必不是启蒙性的“和平演变”方式。
王光明：这么说“女性意识”也是反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策略。在男性主体虚拟的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中没有女性主体的位置，女性被作为“肋骨”附属存在。现在的“女性意识”就是要求从附属的位置站到主体的位置，要求女性反抗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说出自己的声音。看来女性文学的发生不仅有其必然性，而且担负着自己的使命。
荒林：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女性意识是对于“性政治”的直接对抗，是女性对自我主体的自觉。但是“女性意识”的概念不能成为文学，“女性意识”的理念化表达也不能出好的女性文学作品。女性文学的使命，当是对“妇女特殊存在”的自觉反映，反映女性在历史、现实中真实的处境，她们生存的真相。在过去的男性文学传统中，妇女形象只是男性愿望的载体，她们或者是天使，或者是魔鬼，以满足男性欲望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要求真实的妇女经验再现，要求妇女自己的文学形象。女性文学的最终使命是书写女性自身来颠覆男性中心历史对于妇女的遮蔽与扭曲，从而达成人类双性文化的建构。
王光明：男性中心历史的缺点，就是无视女性的存在，已有的历史中没有女性的席位。那么，女性文学就可以给女性争来历史和席位吗？
荒林：女性文学想把已经缺失的东西找回来，当然很艰难。女性过去没有历史，但女性一直在历史边缘存在着，女性文学通过想象去填补女性的历史，通过想象性意象营造时间和空间，也就是以女性个体的经验体验历史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的女性文学想象非常特别，超出了传统批评理解范围。比如有的女作家钟情“月光”，有的女作家热爱“黑夜”，还有的喜欢“对镜独坐”。这些无非都是女性写作的想象方式或想象通道，一种个体向集体领悟的企图，它们神秘、幽深，没有干扰，时空交叠，就像历史不能剥夺的女性的潜意识，在女性的生命和身体中保存着一切作为人的秘密。
王光明：女性意识从女性写作方式上体现出来，这对文学来说也是新的东西。女性过去被书写，文化上无历史，写作中不想以男性话语为参照，就“对着窗帘写作”。很多女性文本中出现“拉上窗帘”、“对着镜子”、“对着照片”的表白，似乎是为了证实女性写作的独立性和想象性，以区别男性写作依靠文化记忆的传承关系。
荒林：男性写作遵循某种成规和想象，就是依靠男性中心话语的逻辑进行。女性写作只有挣脱成规想象，才可能找到妇女自己的形象、表达女性自己的话语。文化记忆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片难堪和空白，但女性的身体记录着沉默的一切。这大约是女性写作“自恋”倾向明显的原因。
王光明：女性只好从身体记忆提取写作源泉，写作的时间概念就变得不重要了。这样陈染的小说集叫《在禁中守望》，林白的创作笔谈叫《室内的镜子》就变得好理解了。还有，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所谓“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也就不奇怪了。
荒林：个人生存经验的发掘，由个体经验推及集体经验的情感联想方式，这是女性身体记忆提供给女性写作的基本方法。要对90年代女性写作进行解剖，陈染和林白可以作为代表。如果说女性写作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它促进了当AI写作作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的根本含义是人的个人性和艺术对个体的存在的关心。
王光明：一些女性作品使我发现了许多新的感觉，它们写出人性的幽妙和丰富，这是过去的作品所未能给予的。女性似乎不像男性那样有文化的负重，因此想像离奇浪漫、多姿多彩。更彻底的个人写作恐怕是女性作家做得更好。象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写一个5 岁女孩成长到30岁所有的身体、意识发育经历过的林林总总现象，我认为是女性身体写作的范例，因为这里有的是以身体为中心的时间、空间体验，对于外部大事件没有什么表达头绪。女人独特的感觉确实表达得相当出色。
荒林：人要先认识自身才能认识世界，女性书写自身也是为了书写世界。没有自身就不能拥有世界。林白写作表面上采用“回忆”的视点写自我，实际上是“双视点”，就是通过对女性自我经验回溯审视女性现实境遇，审度女性成长历史和现实，揭示女性命运的独特性和连续性。说到底是对女性现实命运的书写。这是绝望和希望、恐惧和孤独、无奈和期待坚持的诸种女性现实交织。
王光明：我觉得林白小说本质上是怀旧的，因此很伤感。她的方式是追想往事，她的经验是往事的碎片，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无奈和忧伤。
荒林：妇女经验具有普泛性、人类性，女性写作就是由个体生存抵抗集体经验，表现一种现代人的无奈和忧伤，这说明了小说的成功。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在表达现代性上也很突出，小说中女性和男性一样在现代都市生活中陷入存在无望和无奈，不同的只是小说从女性主体的角度写，强调了女性欲望与境遇的冲突，暗示出妇女历史与现实共通的无望与无奈。
王光明：林白小说身体写作的特点十分突出，她在过去回忆的钩沉和现实想象的交织点上，企图让女性过去的经验穿上语言的外衣。她向我们揭示女性成长中某些东西，又向我们隐瞒和伪装另一些东西。
荒林：我认为她揭示的是与女性主体生长有关的女性欲望经验，隐瞒和伪装的则是不利于女性主体出现的受制经验。因为要强调女性的主体，美化和强化女性欲望经验成为策略，这能唤醒妇女记忆、寻找女性文化精神。正是在写作策略上林白体现了女性写作的话语自觉，她不需要通过说教，而是通过艺术世界的营构强调女性欲望、宣谕女性内在的力量。
王光明：通过回忆往事拓展自身，把自己的趣味、自己的意愿凸现出来。《日午》中有一句话挺能说明林白，她说：“沙街对我来说是一片沼泽地，我陷入其中无力自拔，我总有一天会被沙街所吞没，这是我命定的悲剧，在这一天尚未到来之前，我还要再次回到沙街和女人的故事当中去。”
荒林：林白有两个虚构世界，一个是回忆中的“沙街”，一个是现实中的“北京”。它们互为呼应和映照，表现身处北京的林白对过去和现实中个人命运、女性命运关联性思考。林白使我想到沈从文。40年代沈从文在北京写出“湘西世界”，寄寓他对现代都市生活绝望和本真人性世界向往的感情。林白的“沙街世界”则寄托着商业时代女性写作者对女性精神家园的渴望。林白小说是一部商业时代的女性寓言。
王光明：我读林白的《回廊之椅》，联想到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而看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就想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里的童话》。这种联想一定有种内在的原因。90年代女性写作不同于80年代女性写作。遇的童话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剧，而林白的是一个普通人的，这不一样。前者是社会悲剧，后者是人的悲剧。
荒林：林白小说内在的东西，是对于人的精神、女人的内在气质的揭示。《回廊之椅》把女人间同性恋之情与革命的话题结合在一起，历史反被褪色成一个遥远的背景，小说也有时间，但浮现在小说中的并不是社会事件和历史变迁，而是一种不凡的女性的美、人性的内在气韵。《永远的尹雪艳》中，白先勇也是极写一个女人独特的冷与美。它们在艺术上有共通魅力。
王光明：《一个人的战争》题材无疑是独特的，写一个5 岁女孩手淫的经验，这是很大胆的。是不是必不可少呢？
荒林：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战争》没有特别不堪的描写。一个女孩成长为女人的经验，主要是欲望经验（包括身体和意识两方面）的描写，超出了传统男性写作框定的范围，这不言而喻。因为在男性写作中女性的欲望压根就被取消。值得一谈的是，这种描写也超出了女性写作的一般范围。包括80年代在内的过去的女性写作中，女性欲望仍是一个禁区或保守的领域，或掩掩盖盖中有所表现，或将之移到“荒山”、“小城”里去表演。林白完整地叙写了一部女性欲望成长史，这自然要惊世骇俗。但我认为，正是对女性欲望本体的表现，有可能真正促使女性文学进一步深化。它带来的不仅是女性自我认知，主要还在于女性语言的生成。女性欲望本体是女性语言真正的源泉。林白这部长篇还有许多不足，但在语言的流转和章法上打破男性文本“开端——高潮——结局”惯例上，已经做出很先锋的工作。
王光明：《一个人的战争》没有一般小说的结构，确实如此。语言也非常女性化。不过，还是有些东西，比如结尾，我不能接受。
荒林：《一个人的战争》结尾将年轻的林多米嫁给一个老头，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多米自己选择出嫁老头，更是一个令人难接受的非光明的事件。这反映出林白不是一个女性理想主义者，她不想给我们塑造什么可供“仿效”或“参照”的女性形象。这也许提醒我们，置身商业时代的女性写作，更接近妇女现实生活和真实物化处境。
王光明：把女性写作看作保存女性经验的一种方式，我可以接受。真正个人化的写作都是对个人经验的保存和提升。但我觉得林白很难谈到超越，如果说她有什么超越的话，那么她的超越确实与男性作家不同，男性作家总是往根本关怀的方向去提升他的经验，但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显然没有。主人公是一个失败者，无论对自身对世界她都没有战胜。她只有无奈，只有逃避。
荒林：这也许与女性经验直接相关。我注意到正是女性经验的未完成带来了林白小说形式的开放。“一个人的战争”并没有打完，你不知道她逃避这次之后下次又怎么打。提升也许是男性写作惯常模式所要求的吧。
王光明：林多米是谁？一种经验还是一个想象？女性作家把想象和事实、艺术和生活的界线抹平了，把生活体验为艺术，或者把艺术体验为生活，这种爱好就像她们把化妆品和梳装台、室内装饰等当做生活世代相传的爱好一样，林白的作品表明，她似乎也在体验女性艺术家和艺术接近的神奇生活。男性作家身上那许多文化负担在林白身上是不存在的。
荒林：因此有些男性批评家把林白小说称为“超道德写作”。
王光明：我觉得“超道德写作”有一个好处，即作家的感觉和经验可以充分发挥，当她们真正面对自身的时候，得到一种解放和开发。不管是保存个人记忆还是展开想象，这种解放会带来女性写作不同于男性写作的体验和经验。林白小说给我的阅读感受是“第一次书写”的任性，没有德里达说的那种“反复书写”不断擦去的痕迹。
荒林：以林白长篇为一个范本来谈论女性写作特征，认为女性的写作不受制于文化道德传统，这实际上是承认90年代女性写作已经从男性写作中独立出来，正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比如《一个人的战争》写5岁女孩手淫，极其自然而未被进行道德评介，相反，作家认同这种女孩排解孤独和自我认知的方法。这在传统写作中会显得不可思议。但实际的女性自我成长史，类似的、确乎要经历的不可言说的经验，确实无时不在。这也是曾被长期湮没的生命经验，与女性的文化命运悠共相关。林白着意叙写它们是有意味的。也可以说，是女性书写自己的声音。
王光明：女性作家写作的随意性还表现在材料的任意组织，没有题材界线，以及互相生发主题。比如林白小说中北京的护城河与沙街的圭河联接起来，都是地狱入口。林白小说中写的死亡秘密，在蒋子丹的作品也出现了呼应。真实和虚构拼贴，材料出于表达的需要被多次不同使用，女性写作大有“滥用”话语权力的倾向。
荒林：我想这与女性写作从传统写作中独立出来有进入无人之阵的自由感有关。书写的轻松和亟望解构传统的迫切，都可能导致女性写作仓促和粗糙。另外妇女经验的相似也引起写作主题近似以及形式上的呼应等。
王光明：主要的问题是纠缠于个人体验，自恋甚至于自我抚摸是一种普遍现象。一些女作家对于男性世界过于失望至于绝望，另一些女作家则对男性世界渴望又恐惧，结果女性写作中同性恋现象大量出现，女性形象雷同感多，男性形象被漫画化、抽象化至于抽空也很明显。
荒林：对新的人类前景、合理的两性关系的期待，应该说是女性写作一直存在的潜文本，女性写作对个人体验的提升也是沿这一潜文本的指向。但提升得如何，还在于艺术形式的完成。台湾女作家李昂的《杀夫》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她把两性问题、生存问题拉到同一平面，揭示性政治与人的愚昧、贫困、非人道姻亲关系，从而十分深刻地把握住了妇女经验与人类经验的共生性，由性的不合理透视生存的不合理，由女性的不幸透视人类的黑暗和宿命。在这里个人的性别遭遇上升为普泛的性别遭遇、甚至涵盖人类人性的遭际，因此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大陆的女性作家似乎还没有写出这样的力作。
王光明：大陆女性作家中陈染和林白可以说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陈染是一个朝向未来的作家，而林白更多怀旧，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作家。她们的共同特点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知识女性的体验和经验上，微妙的心理刻画往往占据作品很大篇幅，把现实和想象拉平。也许离现实真正妇女的经验还是有相当大距离。
荒林：西方女性写作是以女权运动实践为背景，而当代中国女性写作却没有女权运动作为支撑，这使知识女性的形象多少带有启蒙者影子，也就是写作女性自我幻像的影子。比如我们在陈染小说中可以看到“自画像”式的女探索者、女先知形象；在林白小说中那位无所不在的潜在叙说者，以一位女性成长引导者身份出现。这种情况使90年代女性写作担负了更多女性话语表达的使命，离真正的妇女现状有很大距离。
王光明：不过，彻底地面向个人的写作，能够保留下来知识女性细腻的感受和敏感的女性经验，这丰富了文学审美，成为我们这个时AI写作作一片特异的风景。
荒林：或许您愿意谈谈对于这片特异的风景的总体评介。
王光明：女性写作彻底地面向个人，对于知识女性细腻感受和敏感女性经验的深入，对于个人记忆，对于性的问题，这些过去文学中较少和没有触及的领域的开拓，使文学的路子更广了，语言也更丰富了，写作的方法也多元化了。1995年高潮性女性写作给我们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但我有一种感觉，我们的女性写作还处于一种青春期的发散感情、表达欲望的阶段， 尚未进入冷观生活的真正成熟的沉静期。 90年代商业化对于女性的召唤，世妇会和西方女权理论等外力对于女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过多外力作用使女性写作有如怀柔非政府论坛，有一种即兴和随风飘散的性质。我认为借外力形成的高潮总是要过去的，现在女性文学的发展就要看它如何面对我们充满焦虑和混乱的现实，和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作家怎样在普通生活中提取诗情和灵感，怎样在读者对文学日益淡泊情况下坚持女性写作的探索。女作家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时光不会再存在，回到地面怎么走，这就是女性文学的前途：把文学运动变成一种从生命出发的扎扎实实的创造。
荒林：您刚刚谈到女性写作高潮与外力影响的关系，这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面。但正如我前面所讲，中国女性写作在90年代进入一个高潮是有一种内在必然的。外力只是促成了必然的完成。没有世妇会女性文学的高潮可能不这么喧哗，但仍是要达到的。我很赞同您提出女性文学在她的高潮之后，应当冷静地沉潜下来，回到更广阔的现实面前，深化自己的写作。过去的15年女性写作走过了非常不易的道路，首先是摆脱男性话语引力场，然后是女性话语摸索建构，90年代女性写作才进入自由、开放和清明，要维护这种女性话语自由，女性作家将要经受前所未有的自我考验。如何抵达并表达存在的深度，写出大气度女性文学是女性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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