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类网络新词语多角度研究
□王静
摘 要： 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为语言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在网络交际中，网络新词语作为一种“社会方言”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其时尚简洁，所以得到迅速传播。语言的本质是其社会性，网络用语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当下的生活状况。本文通过对有关“狗”类网络新词语的多角度分析，探究网络新词语的形成和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 网络新词语；相似性；社会心理
美国学者布赖尔在其《社会语言学》中提出“语言和社会结构共变”的理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者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进展而发生变化。[1]时下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用语习惯，越来越影响着人们的语言交际，这在网络新词语中可以找到佐证。网络新词语以其较强的能产性、经济性、衍生性在当下社会里迅速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在各大社交网络上频频出现。这引起了学者广泛的关注，并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尝试从“狗”类网络新词语入手，分析“狗类”新词语产生的特点及其构词方式，并从认知角度探究这类新词语产生的原因。
本文利用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BBC现代汉语语料库）和搜索网络（流行语大全网、新浪微博）收集“狗”类网络新词语语料，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
林强信先打价格战，让景花厂承受不起，接着又和客户订下盟约，让景花厂接不到活。后来他又以高薪为饵，将高文鹏从景花厂忽悠了出去。高文鹏的离开，让阿花痛心不已。当然，高文鹏离开的真正原因，阿花清楚。高文鹏越是真心地，她越不敢接受。高文鹏当然不知道，阿花曾被林强信包养过。
一、“狗”类新词语的构成
词汇是语言三要素中最能反映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葛本仪所说，词语共时的动态运动形式会在原有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创制新成分[2]。“狗”类新词语的产生就是在社会新观念的影响下，在原有的“狗”这一名词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从结构类型来看，是以“狗”为“模标”，形式上以“狗”为关联形成的一组网络新词。主要有三种类型：即“X狗”“狗X”“X成狗”。
某一负摩擦桩现场试桩工程，地基为淤泥质软黏土，土层厚度达43 m，地下水位埋深为2.5 m。上部土层厚度达22 m，土体的密度为ρ=1.75 g/mm3，土的固结系数为Cv=9.318×10-6m2/s；下层土体厚21 m，密度为ρ=1.87 g/mm3，固结系数Cv=5.9832×10-6m2/s。工程采用φ609×11，长50 m的钢管桩，弹性模量Ep=210 000 MPa。场地土承受100 kPa的均布荷载，堆载的面积为45 m×45 m，堆载的历时为295 d。
1.“X狗”
学术界对于网络用语的定义，最初见于于根元先生主编的《中国网络词语词典》：“‘网语’是网民为提高输入速度对一些汉语和英语词汇进行改造，对文字、图片、符号等随意链接和镶嵌”[5]。的确，就像雅柯布森所说的那样“语言的变化是系统性的变化，语言变化与其他社会文化系统的发展一样，都具有目的性。”[6]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效率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人类的语言交际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网络交际中，人们倾向于节约不必要的精力和时间与他人沟通，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交际目的，人们逐渐完善了交际的工具——语言的词汇和句子。网络的产生是一种节约的过程，使语句变得最小化而语义最大化。网络新词语的出现就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体现。[7]诸如“狗带”“狗血”“狗眼”“狗粮”这些词往往是两个词包含着丰富的语义内涵，让人们在社交聊天时可以快捷使用而表意全面。这类词以较强的衍生性在日常生活和网络交流中普遍出现，丰富了汉语口语的表达，给汉语注入新的生命力，增加了汉语表达技巧。在展现词汇本身意思的同时，往往附加着丰富的感情色彩和形象色彩，如“撒狗粮”这一词语，指情侣在公众场合秀恩爱晒幸福，对身边单身男女的一种伤害，以狗来隐射人，在交流中往往形象而富有概括性。在这类词语中，词语往往有着预设好的意义。网民在交流的过程中，某一类词语代表着一定的含义，对话双方都了解，这样不仅缩减了网络打字的线条长度，缩短了打字的时间，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达到了很高的言语满意度，同时从语用层面来看，“狗”类词语中包含着亲密度，能够缩短对话双方的心理距离，增加彼此的亲密度。由此看来，这类网络新词语为广大互联网用户提供了一种更加简单、快捷、省时、自由的通讯手段。
2.“狗X”
“狗”类网络新词语的使用与人类认知是分不开的，是心理经验和文化经验共同作用下的隐喻。“X成狗”这类新词明显和人们的生活经验有着重要的关系。在高度讲求效率和效益的社会里，人们社会分工不同，遭遇也各不相同，人们往往在工作中被迫做一些工作，诸如加班、处理公务等。在高压下人们的身心都承受着压力，这就会产生“累成狗”“忙成狗”“困成狗”之类的新词语，这些词语以形象化的方式表达了人们的境遇状况。反观狗，作为动物，有着看家护院的用途，处于受主人支配的地位，会表现出狼狈、可怜、孤单等特点。这就与人的某些特征存在相似性。隐喻涉及两类不同的事物即始源域和目标域，二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映射就是指从一个领域到另一领域的系统映射，始源域的结构特征通过映射关系到达目标域，成为目标域的一部分特征。由此看狗类网络新词语的形成，狗的某些特征与人所经历的某些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人们常常用“狗”的一些特点来隐喻自己。如“累成狗”表明自己很累，有着像狗一样的疲惫状态。“骂成狗”展现的是像狗被主人训骂这种情况，表示出自己被训的心酸和无奈。另外，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文化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惯和社会风尚，这对语言的差异也有影响。传统的汉文化里，狗是被人所豢养驯服的，狗身上有奴性，是一种胆小的生灵。儒家文化中，圣人鄙视那种阿谀奉承的小人，而狗在向主人摇尾乞怜时与之相符，这使得与“狗”构成的俗语词组往往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等。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将狗作为家庭宠物，看到狗的可爱和呆萌的一面，在狗身上也看到自己的某些特点，如傻而可爱，娇小而可怜，老实而柔弱等。这使得在构成“狗”类词语时将狗的特点隐射到人的身上，成为人的特征的一部分，将狗隐喻自己。这就是从人们所熟知的狗领域所涉及的内容，通过隐喻映射到人这一尚未被解释的领域，而这一过程中文化认知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的看来，“狗”类网络新词语的构词及其语义关系如下表所示：
网络新词语的形成与隐喻有关，隐喻为新词语的产生注入了活力。概念隐喻理论是由Lakoff&Johnson首先提出的，隐喻是在人类共同经验的基础上，将始源域与目标域一一对应的过程。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映射产生的原因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相似性。[8]束定芳指出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互映射和概念整合的基础是两个域之间的相似性。相似性主要有形状相似、功能相似、心理相似。[9]心理相似与个人阅历和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人们在了解事物中逐渐形成的，而社会团体中的每个成员因社会经历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会形成不同的心理，对事物的隐喻和映射理解也就不同。映射的相似性基础是人们的生活经验，还有一部分来源于文化经验。
3.“X成狗”
从网络调查的使用情况来看，这类词是“狗”类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整体通常用来指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某种状态。从构成方式上看，“X”可以是动词，如“赌”“冻”“输”“饿”“挤”“淋”“疼”“笑”“骂”“折磨”等。“X”可以是形容词，如“忙”“累”“困”“热”“冷”“差”“怕”“卡”“渣”等。“X成狗”一起构成谓词性的成分，“成”可看作结构助词[4]，“狗”作补语。这一结构在句子中可以做谓语或谓语中心语，如：“这效果差成狗了”“我快累成狗了”；也可以做定语，如“堵成狗一样的五叉路口”。从语义上看，这些“X成狗”都含有被动的含义，可分为指人和指物两种情况。指人时，“X”为形容词表示处于像狗一样比较狼狈的状态，如“这雨下得太大了，我被淋成狗了”；“X”为动词表示程度比较高，如“公交车上，我被挤成狗了”指的是公交车上人很多，表拥挤程度。指物时，只表示程度高，如“效果差成狗了”，指的是效率不高。这类词语出现在加班族、学生等人群中，他们常常被迫做某事而遭受悲惨可怜的境遇，茶余饭后往往在网络平台上借用狗来自嘲、戏谑，展现自己的可怜遭遇，表示一种无奈和自慰。
从构成上来看，“狗X”中“X”可以是名词，诸如“狗粮”“狗血”“狗眼”“狗鼻子”等，也可以是动词，如“狗带”等。这两类词语的构词方式不同，“狗带”“狗血”是语音方面的，其中“狗带”来自于谐音“go die”，主要来源于中国歌手黄子韬的个人表演“英文Rap”，意思是“去死”，对某一事件表示无能无力或者无奈，常常用于网络聊天的戏称，如“我选择狗带”。“狗血”是“够shit！”的谐音，是电视剧中翻拍模仿类似的桥段，过度夸张刻意而为的表演。后用来指刻意虚假的做作行为。而“狗粮”“狗眼”“狗鼻子”这一类是词的转义，“狗粮”原意是指狗吃的食物，现引申为公共场合情侣秀幸福、秀恩爱这种事。“狗眼”来源于“闪瞎我的钛合金狗眼”，不再指狗的眼睛，而是一种自嘲。“狗鼻子”则是借指说人鼻子很灵敏，是一种说话双方亲密的说法，而不是实在意义上的“狗的鼻子”。这类词总的看来，是借用狗身上的某一部分或者狗生活的一部分，指称人的某一特点。现如今，人们对狗的认识加深，对狗的喜爱增加，看到狗身上可爱、呆萌的一面，发觉在它们身上有人类的某些特点。
二、“狗”类新词语中的经济原则
从构造上来看，“X狗”是在“狗”这个词前添加某个成分，构成“X狗”的结构，其中X可以是名词性的词，如：“段子狗”“产品狗”“绯闻狗”“远光狗”“厂狗”“病毒狗”“肿瘤狗”等，也可以是谓词性的词，如：“看门狗”“流浪狗”“单身狗”“傻狗”“无辜狗”等。从功能分布来看，X在短语里是修饰限定“狗”这一词的，“X狗”是名词性的，在句中可以做主语、宾语、中心语成分，代表着某一类人的形象。从词义上讲，“X狗”中名词性的“X”代表了社会生活中的某一事物，如：“段子”“绯闻”“产品”“远光”“病毒”“肿瘤”，这些事物多数是负面的，有着消极的语义，其词义的附加色彩往往是含有贬义的。谓词性的“X”代表了人们在生活中某一状态，诸如“流浪”“单身”“无辜”……。以往汉语中“狗”类词语用于指人时带有贬义色彩，但在时下，“流浪狗”“单身狗”“看门狗”“无辜狗”等词语，网民多用来指称自己，表示有和狗一样的狼狈、孤单、无辜、可怜的特点，带有某种自嘲的意味。在语言交际中，传达给听者的是一种无奈和心酸。而“傻狗”则有时候用于听话者对说话者的某种昵称和亲密，表示一种宠溺和亲近。
三、“狗”类新词语中的相似性原则
感知优惠是指消费者在使用无现金支付时，主观认为使用该支付方式带来优惠的程度。支付宝和快的打车合作推出打车红包和打车免起步价的优惠活动，超市、快餐店纷纷推出的支付宝付款满99元减30元，线下银联闪付全场5折或赠送礼品赠送流量等优惠活动，优惠补贴对于消费者使用无现金支付具有的吸引力越强，感知价值越大。
社会方言的使用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团体，网络新词语的产生和多样的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语中存在着许多方言，各地方言的语音、语义都各有特点，在网络这个社会大融合的平台上，网民学习彼此的方言方便而无地理限制。另外，当今世界各国社会交流日益密切，语言的使用和引借也逐渐频繁，网民中有些少数个体在接受了西方文化后结合本土语言使之汉化，与社团中的成员进行交流。语言发生变化后，接受变化还是拒绝变化，“每一个语言社团，社团的每一位成员都有一定程度的遵从性”[3]。青年网民这一语言社团，在语言发生变化后，为了便于交流和理解对方，会吸收已经变化了的词语，学习并推广出去，从而使新词语在一定时间内广泛使用。
四、“狗”类新词语产生的社会心理
索绪尔认为语言变化是盲目的偶然的[10]。新词语的出现通常是个人行为的，那偶然的事件是如何从个人行为发展到某一社团成员都使用的现象，这就和使用者的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雅柯布森在谈论语言中的空间因素时，讲到“一个语言失误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发起，甚至是在几个不同的地方……为了进一步接近邻近的语言社团，一个语言社团会吸收在周围语言社团已经生根的一个语言成分，该成分可以促进彼此的交流，使两个语言社团更加接近。”[3]新词语的产生与传播也可以这样解释。在网络平台上，一个新的表达方式的出现是由个体发起的，甚至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而为了语言交际的方便，一个使用社交软件交流的人就会接近并使用该表达方式，吸收周围网民的交流方式，促进彼此的交流，使彼此更加接近。但是仅仅只是交际的需要就使网络新词语跨越地区限制波及整个互联网及其实际社会口语，解释力度明显不足。众所周知，互联网的出现使人可以利用各大社交软件跨越时空的距离进行交流，而网民在此过程中各种心理被暴露无遗。诸如从众心理、调侃心理、求简心理、求异心理等[11]。
网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虚拟性，人们可以自由使用网络而不用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通过互联网的交流就不会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限制和阻碍，人们可以畅所欲言，释放自己的压力。因此我们可以在论坛及其社交网站中看到很多新颖的个性的表达方式，这对网络新词语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狗”类网络新词语的出现以标新立异的方式引起网民的注意，其中不乏调侃的表达。如“累成狗”表达了对自己无存在感无尊严感的自嘲，该词首先让人想到疲惫的状态，狗的形象又是底层人的形象写照，这种形象化的表达引起了网民的感觉共鸣。另外语言选择经济原则来进行交际，网民通常选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以求表达上的简洁，从而提高打字的速度，减少生僻字的出现，避免交流过程中对方等待得不耐烦，发挥网络交际的及时性，显示出自身计算机操作的熟练程度。如“狗类词”以自身的简捷常见生动的方式获得交际者的频繁使用，以其强大的衍生性迅速发展出“X狗”“狗X”“X成狗”等多种表达方式。互联网的另一特点是传播速度快，现今抖音、直播、快手等自媒体的使用，使新事物以迅猛的速度传递，语言也不例外。而传播与人们的接受心理、从众心理分不开。网络新事物一出现，大家都会蜂拥学习，诸如曾经的“反手摸肚脐”“A4腰”“锁骨养鱼”等。可以想象“狗”类网络新词语的使用范围从刚开始的个体迅速发展为网民社团，并成为青年们的一种口头用语，这个过程中网民的从众心理发挥了很大作用。
综上所述，因网络而生成的“狗类”网络新词语，有着“X狗”“狗X”“X成狗”三种表达方式，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语义特征。在其产生的过程中网民的心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认知上代表了人与“狗”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它的广泛使用体现了网络语言交际的经济性原则。
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网络用语的使用虽然可以方便我们的社会交际，为语言发展注入活力，丰富人们的语言表达。但是网络用语随之而来的滥用、不规范用语的传播将会给语言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给汉语词汇系统带来冲击[12]。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现象，并认识到语言规范的重要性。如何正确对待网络新词语的出现和发展，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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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薇薇：《汉语语境下的网络新词语研究》，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48页。
［2］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4-215页。
［3］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49页。
［4］梁媛：《浅析网络新词语“X成狗”》，《语文月刊》2015年第7期，第95-96页。
［5］于根元：《中国网络词语词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6］罗曼·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7页。
［7］李卫娟：《经济原则视角下网络新词语构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13-15页。
［8］于溪：《网络词语的概念隐喻——以“狗”类词为例》，《才智》2016年第28期，第218-220页。
［9］束定芳：《论隐喻的运作机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3期，第20-26页。
［10］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7页。
［11］张琳梓：《论网络用语中的方言词语》，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31-32页。
［12］鲁文莉：《网络语言新词语研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149页。
（作者系宝鸡文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 崔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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