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模式协同是否影响研究机构创新产出
项 诚，毛世平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农业科研院所微观数据，基于新增长理论的知识生产函数构建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考察参与协同创新对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农业科研院所参与协同创新对其国外发表科技论文和申请发明专利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并未显著影响其学术著作出版数量，对其国内发表科技论文有显著负影响；同时，知识积累显著影响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而当期投入对中国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创新平台对农业科研院所国外科技论文发表有显著促进作用。
关键词： 组织模式；协同创新；创新产出；农业科研院所；知识生产函数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科技政策突出了通过组织模式创新，加强了产学研深度融合，以促进科技资源整合集聚，实现重大科技创新。2011年胡锦涛首次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协同创新， “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积极贡献”。随后，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启动 “2011计划”，支持建立一批协同创新中心，重点突破科学前沿、文化、行业产业、区域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2014年底，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成立了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意在通过创新研究部门组织模式，凝聚全国优势农业科技力量，集合核心农业科技资源，推动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解决农业科技大攻关。
在探讨地区整体创新能力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方面，以往研究对创新组织模式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余永泽和张先轸基于我国2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了以自主研发为主的内源式创新模式和以技术引进为基础的创新模式适宜性条件及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1]。白俊红和吕晓红利用中国分地区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自主研发、协同创新与外资引进三种研发投入模式对技术导向和市场导向技术创新的影响[2]。徐维祥等以浙江省16个创新集群内448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验证了协同创新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关联作用[3]。
在针对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方面，现有研究考察了参与协同创新活动的研究机构创新产出的影响因素。例如，史烽等选用2006—2014年我国31个省级地区的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活动的数据，研究发现横向、纵向的技术距离对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活动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陈光华等以广东省省部产学研合作专项为例，发现团队规模与专利、论文和新产品之间呈倒U型关系，经费规模与专利之间存在规模经济效应[5]。但这两项研究均以参与协同创新活动的研究机构为研究对象，未囊括未参与协同创新的研究机构，尚无法得知参与协同创新对研究机构创新产出的具体影响。
自媒体怎么啦?就在几年前，人们尚乐见“人人都有麦克风”带来的表达多样性，如今自媒体却似乎进入了各种问题的集中爆发期。
现有研究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但多以协同创新主要参与主体为研究对象，鲜有实证分析探讨研究机构参与协同创新对其科技产出的具体影响。那么，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创新组织模式现状如何？在当前农业科技协同创新的政策驱动下，农业科研院所是否加强了与其他机构在研究部门组织模式上的合作？参与协同创新对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有何具体影响？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优化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创新组织模式与提高机构科研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率有着重要的政策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利用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微观数据，摸清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创新组织模式现状，分析参与协同创新对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具体影响，为未来优化我国科研机构创新组织模式的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创新产出影响因素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将农业科研院所组织模式分为独立创新与协同创新。从定义上看二者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的情况。基于数据所限，现有关于研究机构协同创新的实证研究多依据创新产出成果的标注单位数或经费收入中外来资金情况来表征协同。例如，Acedo 等[6]、Jeong等[7]和Raan[8]利用发表的学术论文作者信息来判断研究人员间的合作模式；史烽等选用大学与企业联合发表的专利授权量作为大学-企业协同创新活动产出的指标[4]；袁杰和陈华志以各地区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筹集额中的企业资金来衡量产学研合作程度[9]。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本文利用农业科研院所微观数据中涉及的研究部门组织模式来表征协同是一大创新。
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的知识生产函数构建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该理论强调知识的非竞争性和累积性，认为创新主体通过研究与发展投入可以生产出新知识，知识积累形成知识存量，知识存量又推动了技术创新，从而驱动经济增长[10-11]。Romer首次提出要将知识生产从一般生产部门中分离出来，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一般产品不同，除了研发劳动力，以往积累的知识资本也应是知识生产的要素之一[11-12]。基于此，Jones提出了如下形式的知识生产函数[13]：
新学年又开始了，胖墩墩的盛旦老师像一大捆木柴般站在教室门口，用神秘的声音说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请坐吧”，而是很简单的“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们”，然后在每位学生的课桌上都放了一个小礼包。
(1)
总体来看，与采取独立模式的农业科研院所相比，参与协同创新的院所在各项创新产出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如表5所示，2009年、2012年和2015年期间平均每个参与协同创新的农业科研院所年产88篇学术出版物，而未参与协同的院所平均每年学术出版物总数为47篇，显著比前者少。平均每个参与协同创新的院所每年申请发明专利10个，而采取独立模式的院所年申请量仅5个。即使按与境外机构协同、与国内高校协同、与国内独立研究机构协同和与企业协同等不同协同创新模式，采取独立创新的农业科研院所在各项产出上也具有显著劣势。
考察参与协同创新对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具体影响是本文的一个主要任务。由于机构参与协同创新和当年创新产出之间可能相互影响，无法直接估计当年参与协同创新对同期创新产出的实际影响。考虑到我们可获得的数据仅包含农业科研院所在2009年、2012年和2015年的创新组织模式，我们使用机构滞后三年的创新组织模式代替当期创新模式变量，以减少后者与当年创新产出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基于此并借鉴严成樑等[10]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形式的知识生产函数：
这天一大早，我往那群“倒数前十”中间一坐，尽量忽视四周饱含各种意味的小眼神，表现得从容而友好。可我的内心实在是无比尴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明晃晃的“间谍”。其实，作为同班同学，我们也在一起玩过，说不熟也不可能，但实在是交往不深。我自顾自地跟成绩较劲，他们垫底垫得默默无闻，大家相见客客气气。现在我这一来，一下子打破了后半间教室的“和谐氛围”——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吧，真心不合适；说“鹤立鸡群”吧，勉强维护了我的自尊。
陈敦源《全宋词所收互见词考辨》：“此首当从宋人载籍《全芳备祖》作苏轼词。洪武本《草堂诗余》所收前后相接而无撰人姓氏之词,并非皆为同一人之作。”[10]277-282
(2)
其中，模型的被解释变量Knowledge it 为科研院所i 在第t 年 (t =2012和2015)的创新产出。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Cooper i，t -3为科研院所i 在第t -3年 (t =2009和2012)的创新模式;如果第t -3年该院所与国外研究机构、高校、其他独立研究机构或企业等机构合办研究部门，该值为1，否则为0。L it 为科研院所i 在第t 年研究与发展人员投入，分别用研究与发展人员数和研究与发展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来表示。R it 为科研院所扣除人员费用之后的研发经费，并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Knowledge it 为知识存量，以科研院所学术出版物和发明专利等创新产出的存量来表示。Lab it 反映创新基础平台，如果当年院所内设国家 (重点/工程)实验室或国家工程 (研究/技术研究)中心，该值为1，否则为0。Intensity it 表示各省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即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占GDP总量的百分比)来表示。向量X 表示层级、法人性质等其他控制变量。D i 为农业科研院所个体虚拟变量，用来控制其他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固定效应。
借鉴以往研究，本文从学术出版物和专利两方面来测度农业科研院所的创新产出。在我国一项发明专利从申请、受理到最后获得授权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因此在针对区域或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中，使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表示新生产的知识是比较通行的做法[2，10，16]。在针对研究机构创新能力的研究中，袁杰和陈华志使用各地区SCI、EI、ISTP期刊论文篇数代表地区高校的竞争力[9]；陈光华等使用专利申请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作为合作研发项目的产出指标[5]。为此，本文根据数据特点，使用国内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国外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出版科技著作数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四个指标测度农业科研院所的创新产出。
2006—2015年全国农业科研院所国外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迅猛增长。如表3所示，平均每个农业科院院所国外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从2006年1.9篇增至2015年的11.8篇，增长5倍；专利申请数量从2006年的2个增至2015年的14.7个，增长6倍；而同期国内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和科技著作数量仅分别增长5%和13%。这可能与近年来科研评价体系越来越重视SCI期刊论文发表有关。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在所有类型的科技产出上均具有显著的数量优势，尤其在国外发表科技论文和专利申请方面。
1.2 知识存量测算
该线程是衍生的会话线程，其内封装了客户端IP、端口号、Client发送的数据包等大量信息。同样，为提高性能，系统在启动时一次性生成一定数量的数据访问对象(ADO)，并放入对象池中。当程序需要一个新的对象时，如果对象池中有空闲对象，则立即返回，否则才创建新的该类对象。当一个对象不再被使用时，应该将其放回对象池，以便程序后来使用。并提供了一组方法用于与客户端通信，其原型形如：
Knowledge i,t +3= (1-d )×Knowledge it +
P it,t =2006,2009,2012
对于已确定HIV感染的孕妇，主动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咨询与评估，由孕产妇及其家人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做出终止妊娠或继续妊娠的决定。
(3)
Knowledge i,2006 =P i,2006 / (d +g i )
(4)
其中，P it 为第i 个农业科研院所第t 年新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论著，也称为学术出版物流量。d 为知识存量的折旧率，本文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将其设为10%和15%，确定学术出版物存量核算可能的区间[11]。g i 本应为第i 个农业科研院所在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学术出版物流量每三年增长率的平均值，但由于仅有科研院所四年的创新产出数据，部分院所产出数据波动较大，导致学术出版物存量出现了负值，故这里统一使用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第i 个农业科研院所所属省份和层级 (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的学术出版物流量每三年增长率的平均值来代替。
根据数据特点，我们使用机构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总数来衡量发明专利存量。尽管同样尝试使用了永续盘存法估算发明专利总数，但由于我们仅有4年的农业科研院所数据，且部分科研院所在有些年份发明专利申请量极少甚至为零，导致这样计算的发明专利存量出现大量负值。因此，我们采用调查表中 “拥有有效发明专利总数”减去 “本年发明专利授权数”得到各院所历年发明专利存量数据。Jeong等在研究中就以研究人员之前发表的SCI期刊论文总数作为其学术能力的代理变量[7]。
2 数据来源及样本基本情况
2.1 数据来源
2006—2015年我国农业科研院所研究与发展投入快速增长，其中研究与发展经费增长更为显著，国家级院所在研究与发展资源占有上具有绝对优势。如表3所示，平均每个农业科研院所研究与发展人员数从2006年的63人增至2015年的93人，增长48%；扣除人员费用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则从2006年的422元增至2015年的1085元，增长1.6倍。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拥有最多的研究与发展资源，平均每个国家级院所拥有162个研究与发展人员，是省级和地市级机构的两倍多；2006—2015年期间平均每个国家级院所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内部支出2127元，是同期省级机构的近3倍，是地市级机构的近8倍。
表1 农业科研院所样本机构
调查内容包括机构基本概况、研究与发展人员与经费支出、科技产出、重点发展学科等信息。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可获取的数据仅包含2009年、2012年和2015年机构的重点发展学科信息。本文在讨论研究机构的创新组织模式时使用重点发展学科信息中涉及的研究部门组成形式来衡量，即是否存在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的情况。这里的合办研究部门是指组织模式上与其他单位有明确合作契约安排的研究部门。
2.2 研究与发展投入与产出
学术出版物和专利是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主要表现形式。如表2所示，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期间，所有涉及的农业科研院所均有科技论文产出，86%的科研院所申请了专利，78%的院所申请了发明专利，80%的科研院所获得专利授权且有效发明专利总数大于0，但仅有42%的科研院所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这也表明，本文使用学术出版物数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两个指标测度农业科研院所的创新产出是合理的。
表2 2006 —2015 年农业科研院所科技产出大于0 的样本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科技部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农业行业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机构调查表》，该调查囊括全国地市级以上 (含地市级)农业部门所属全部科研机构。本文仅涉及其中有明确研究方向、稳定学术梯队且在国内外具备一定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机构。由于每年调查囊括的农业科研院所样本略有变化，最终我们获得的是4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知识存量测算结果易受科研院所创新产出极值的影响，为了减少部分科研院所在个别年份可能存在的产出极值影响，本文仅使用追踪3年以上的413个农业科研院所样本。其中，332个农业科研机构包含在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每年的调查中，81个机构仅涉及其中3年调查。如表1所示，样本中大部分为省级和地市级机构，国家级科研机构仅55个，且地市级科研机构样本数量呈明显增加趋势。
目前基于新增长理论的知识生产函数主要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知识存量[10-11]，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测算学术出版物的存量，具体为：
β 6×Policy it +β 7×Intensity it +β 8×Year t +γ +β 9×D i +ε it
那个晚上我和王登佩一伙人打着电筒在红提园里忙到了大半夜，找出病因之后我又把喷洒药水的方子交给了老王，然后才给颖春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王家庄的红提园来了。颖春在电话中说，你到那里去撞鬼哟！我叫你去做的事你不做，那些农民杆子放个屁你就往他们那里钻，你以后不要回来了，跟那些农民杆子过生世算了。说完她就把电话挂断了。
2.公职律师与政府法律顾问。政府法律顾问专指依法接受政府聘请，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政府提供多方面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政府法律顾问一般由社会律师担任，依据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开展各项服务工作。法律顾问不是政府公务员，其服务具有阶段性和外部性。而公职律师是隶属于其服务对象的，是服务单位的内部人员，其职责范围较之政府法律顾问更为广泛，不仅包括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意见，而且包括参与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议及修改，代理参加诉讼和仲裁，受政府委托代办具体的法律事务等方面。可见，公职律师不等同于政府法律顾问。
表3 2006 —2015 年农业科研院所研究与发展投入与科技产出情况
注：*不含人员费，下同。
2.3 创新组织模式
我国农业科研院所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的比例较高，且主要表现在与国内其他独立研究机构的协同创新方面。如表4所示，近1/3的农业科研院所存在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的情况，且有大约1/5的农业科研院所与国内其他独立研究机构合作成立研究部门，与企业及境外机构协同创新的比例不足10%。从时间趋势来看，近年来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加强了与国内其他独立研究机构的协同创新，2009年20%的院所存在与国内其他独立研究机构合办研究部门的情况，该比例在2015年升至23%，而与境外机构、国内高校、企业等协同创新比例未见增加。
表4 2009 —2015 年农业科研院所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的情况 (单位：%)
其中，
为新生产的知识 (也叫知识流量)，A 为知识存量，L A 为研展人员，δ 为除了研发人员与知识存量之外影响知识生产的其他因素。在此基础上，Rivera等[14]和Jones等[15]用研发经费而非研发人员表示研发投入，并给出
形式的知识生产函数，其中R 表示研发经费。
表5 2009 —2015 年独立与合办农业科研院所科技产出情况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 值绝对值，下同。
2.4 知识存量测算结果
根据前面介绍的知识存量测算方法，我们计算了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农业科研院所学术出版物存量和发明专利存量，其统计结果呈现在表6中。学术出版物存量和发明专利存量均呈显著增加趋势，2006—2015年前者增加了44%～48%，后者增加了近9倍。从不同层级来看，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的创新产出存量仍占据绝对优势，平均每个国家级院所学术出版物存量为 332～391篇，发明专利存量为21个，为省级和地市级机构的两倍以上。
表6 2006 —2015 年农业科研院所知识存量
3 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尽管在上述描述性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与采取独立模式的农业科研院所相比，参与协同创新的院所在各项创新产出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但农业科研院所科技产出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因此需要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揭示农业科研院所创新模式对其科技产出的具体影响。由于农业科研院所的不可观测因素可能同时对其学术出版物产出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产生影响，我们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估计方程 (2)。表7列出了模型 (2)中使用变量的统计描述。表8列出了两种知识存量折旧率 (10%和15%)和两种人员投入 (研究与发展人员数和研究与发展人员折合全时工作量)下的估计结果。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方程 (2)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表8 (1)～ (4)列的估计系数大小和方向基本一致。
估计结果表明，农业科研院所参与协同创新对其国外发表科技论文和申请发明专利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其出版学术著作无显著影响，对其国内发表科技论文有显著负影响。如表8所示，当因变量为国外发表科技论文数量时，滞后3年的协同创新模式变量系数分别为2.03、2.04和2.05，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3年前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将使农业科研院所国外发表科技论文数显著增加近7倍。当因变量为发明专利申请数时，滞后3年的创新模式变量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表明3年前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将使农业科研院所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显著增加2倍。当因变量为科技出版物数量时，滞后3年的创新模式变量估计系数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表明3年前与其他机构在组织模式上的合作并未显著影响其学术著作出版。而当因变量为国内发表科技论文数量时，滞后3年的创新模式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3年前与其他机构在组织模式上的合作对其发表中文科技论文有阻碍作用。这可能的解释是研究机构参与协同创新有利于提升自身科研水平，从而将研究与发展资源转向了更高质量的科技产出。
表7 变量统计描述
知识积累显著影响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如表8所示，当因变量为发明专利申请数时，学术出版物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1.14、1.15，发明专利存量的估计系数为0.19,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学术出版物和发明专利方面的积累均对农业科研院所申请发明专利有显著促进作用。当因变量为国内外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时，发明专利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学术出版物存量估计系数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农业科研院所在发明专利上的积累对其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学术出版物上的积累对其科技论文发表无显著影响。当因变量为科技著作数量时，学术出版物存量和发明专利存量的估计系数统计上均不显著，表明学术上的积累并未对农业科研院所出版科技著作有显著促进作用。
一般地,零件配套生产问题可以描述为某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它需要m种零件按某种数量比例(c1∶c2∶…∶cm)配套组装而成，可以加工这些零件的设备有n种，每种设备又有pk(k=1,2,…,n)台，第i种设备生产第j种零件的日生产能力为qij(件/台·日)，试制定使该产品产量最大的生产方案．
当期投入对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如表8所示，当因变量为科技著作数量时，当期投入变量中研究与发展人员和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仅前者统计上显著，表明农业科研院所当期研究与发展人员投入对当期出版科技著作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当期经费投入对其科技著作出版无显著影响。当因变量为发明专利申请数时，当期投入变量中仅研究与发展人员数估计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农业科研院所当期研究与发展人员数量对其当期专利申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当期研究与发展人员全时当量和当期经费投入对其当期专利申请无显著影响。当因变量为国内外科技论文发表数量时，所有当期投入变量均不显著，表明农业科研院所当期研究与发展投入未显著影响其科技论文发表。
模型估计结果同时表明创新平台对农业科研院所国外科技论文发表有显著促进作用。如表8所示，当因变量为国外发表科技论文数量时，Lab系数为1.8，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国家级和省级院所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机构内设国家实验室或国家工程中心，其国外发表科技论文数量增加180%，同时国家级和省级机构在国外科技论文发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当因变量为国内科技论文数量、科技著作出版数量和发明专利申请数时，国家实验室或国家工程中心、国家级和省级机构等因素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8 农业科研院所科技产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似不相关回归的估计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农业科研院所微观数据，探讨农业科研院所创新组织模式现状，同时基于新增长理论的知识生产函数构建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考察参与协同创新对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具体影响。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农业科研院所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的比例较高，参与协同创新的院所在各项创新产出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业科研院所参与协同创新对其国外发表科技论文和申请发明专利有显著促进作用，若3年前与其他机构合办研究部门将使其国外发表科技论文数显著增加7倍，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显著增加2倍，但并未显著影响其学术著作出版，且对其国内发表科技论文有显著负影响。另外，研究也发现，知识积累显著影响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而当期投入对农业科研院所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创新平台对农业科研院所国外科技论文发表有显著促进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以下两点重要启示：
一是研究发现科研院所参与协同创新有利于提升自身科研水平，从而将研究与发展资源转向了更高质量的科技产出。政府应继续支持组织模式创新，推进协同平台建设，支持鼓励有能力的农业科研院所参与协同创新，促进科技资源整合集聚，实现重大科技创新。二是研究发现机构参与协同创新、创新平台均会显著促进其发表外文科技论文而非中文科技论文，这一方面可能与我国当前科研评价体系越来越重视SCI期刊论文发表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期刊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国际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健全国内期刊质量控制体系，认真把好出版导向和内容质量关，同时加强管理运营，努力建设一批有国际学术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优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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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Synergy in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Affect the R &D Outputs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
Xiang Cheng，Mao Shipi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CAAS，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n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empirical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novation outputs of the institutes，based on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 of the new growth theory，and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n the R&D output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s.The study finds that participation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ir publication in foreign journals and application for invention patents，but did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number of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and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publication in domestic journals.At the same time，th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R&D outputs of the institutes，while the effects of current inputs were not significant.The research also finds that the innovation platform of the institutes had a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their publication in foreign journals.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pattern;Collaborative innovation;R&D output;Agricul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Knowledge production function
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我国农业科研院所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71376306)、 “农业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研究：基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视角” (71673275)，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水平研究” (161005201801-2)，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 (2018ZX08015001)，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 (ASTIP-IAED-2019-05)。
收稿日期： 2018-09-17
作者简介： 项诚 (1984-)，女，湖北随州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农业科技、农业生产率。
通讯作者： 毛世平
(责任编辑 沈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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