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的知识分子与执政党建设——北京市知识分子现状调研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执政党论文,北京市论文,社会经济论文,调研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市是全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拥有科研及开发机构476 家，居全国之首；拥有高等院校63所，全国重点院校23所，占全国重点高校总数的24%。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北京市改革力度的加大和“首都经济”概念的提出，北京市知识分子队伍正在发生着许多明显的变化。由于北京市知识分子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所以我们通过走访有关职能部门、召开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展开了一系列调研活动。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调研结果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并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设和对策。
一、北京市知识分子队伍变化的基本情况
截止1998年年底，北京市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人数在册登记的有46.5416万人，占总人口1254.6万的3.73%。 主要集中分布于北京市所属的科研院所、教育系统、企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共有近45万人，占知识人口总数的93.6%。其中，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28.1万人，技术市场全年签定合同为20724项，合同金额达81.6亿元，技术交易额达73.9 亿元。1998年，全市授权专利3800项。新技术产业开发实验区技贸工总产值完成492.2亿元，占北京市当年国内总产值2009.9亿元的24.5%。 全市共有民营科技企业11842家，从业科技人员有11万人， 实现技工贸产值 450亿元，占全市年产值的22.4%。全市有大、 中、 小学教职员工16.553万人，承担着全市180.7297万学生的教学工作。
近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大战略决策过程中，北京市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从学历层次上看，越来越向高学历化方向发展。1992年，全市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总数的19.3%，而到了1998年上升到了25.2%， 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其中尤以博士、硕士学历者人数上升幅度最大，且呈逐年上升趋势。1998年博士学历人数是1995年的3倍，1992年的5倍。硕士学历人数每年以8～10%左右的幅度递增。
（二）从年龄结构上看，越来越向年轻化方向过渡。从1993年以来56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每年以6 %左右的幅度递减。而45岁以下的知识分子人数在总人数中自1992年以来一直保持在72%左右。
（三）从职称构成上看，呈现出高职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数以平均每年5.7%的幅度递增。 中级职称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基本维持在30%左右，变化不大。而初级职称的人数正以每年平均4%的幅度递减。
（四）从职业人数变动看，从事小学教育、社会科学和基础科学的人数呈下降趋势。从事中等专科及高等教育的人数近年来变动不大，还略有上升，而从事小学教育的人数正逐年减少。在科研队伍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队伍开始萎缩，1997年与1990年相比，减幅为3.7%。 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队伍减幅较大，1997年与1990年相比，减幅近达56.6%，减幅最大的是1993年，比1992 年总数下降了近9%。在我们对自然科学的14个基础专业科研人员流动状况的调查统计中，人员减幅较大的如制造业，1997年科研人员仅为1990年的28%。科学研究及综合技术服务行业1997年的科研人员为1990年22%。房地产业的科研人员1997年仅为1990年的10%不到。而“其他行业”（主要是一些新兴、实用研究专业）的从业科研人员在同期则增长了近6倍。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行业的科研人员人数同期增幅也达10%之多。
（五）从国民经济各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人数变动情况看，热门行业从业人数逐年增加，冷门行业的从业人数逐年递减。其中，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人数1997年比1990年增长了16.7%。建筑行业同期增长了14.2%。新闻出版业的专业人员人数比1996年增长近50%。增幅最大的是金融、保险行业，1997年的从业人数是1990年的2.22倍。减幅最大的是农、林、牧、渔业和地质勘探、采掘行业，有的减幅达41.2%。
（六）从知识分子队伍的流向看，国有企业知识分子流失严重，非公有制企业知识分子人数递增。近年来北京市在册登记的知识分子总人数正以每年近1000人的幅度在逐年递减。 其中有两个递减高峰， 一是1991～1993年间，每年以2.5万人的幅度减少；二是1994～1996 年间几乎以同样的幅度减少。这些减少的人员多数原来在国有企业和基础科学研究机构从业。与此相应，北京市知识分子流动人数却在逐年上升，除把关系转到固定的“三资”企业的知识分子之外，1998年在北京市人才交流中心登记的人数就达68061人之多。 还有若干外地来京到民营科技企业等行业临时就业的流动知识分子尚未统计在内。
知识分子队伍中学历、年龄、职称结构的变化情况说明，知识分子队伍素质的提高。这是进步的、也是可喜的变化。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招生点审批权力的下放，手续的简化，以及招生方式的多样化，加上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加大了梯队建设的力度，所以，高学历人数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比例日益增大。高学历人数的增加又促进了高级职称人数比重的增加和高知队伍的年轻化。当然知识分子中追求高学历的现象，除了集体或单位工作需要和个人求知欲望的满足外，相当程度上是从个人切身利益考虑的。因为，高学历、高职称就意味着在现行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会得到一般条件下所得不到的物质待遇，诸如分房、提薪、家属调动等等。此外，对不少外地生源来说，有了高学历也就有了留京工作的机会，有了在北京这一优越的人文环境里发挥和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能力的机会。
知识分子队伍流动和流向情况的变化，是政策导向的反馈，其中有喜有忧，喜大于忧。北京市各单位在册登记的知识分子人数的递减并不意味着北京市知识分子总人数的下降。因为，随着近年来人事管理制度的松动，知识分子从国有企事业单位辞职“下海”的现象比较突出。在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专业人员的减少，在国民经济应用行业和民营科技企业中从业的专业人数的激增，说明了近年来国家制定的科研管理改革的方针、政策，以及“让科技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这一战略决策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实效。国民经济中一些服务性行业从业知识分子人数的锐增，说明了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知识分子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使这些行业的人员素质得到了提高。当然，这当中也不排除政策导向下的“利益趋动”因素在起作用。
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知识分子队伍也产生了深刻变化；了解这些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在改革中运用政策导向这一杠杆，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就可以使广大知识分子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社会经济关系新变化中北京市知识分子队伍心态
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给知识分子的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影响。1996年12月至1997年3月， 北京市委的有关部门曾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过调查。当时共发放问卷3400份，收回有效答卷3031份，有效率为89.1%。1999年3月至6月，又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对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了追踪调查。这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420份，收回有效答卷367份，有效率为87.3%。两者合计，共发放问卷3820份，收回有效答卷3398份，有效率为88.95%。通过调查， 特别通过对两次调查数据的比较。发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认识、分析和解决。
（一）对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
在“对现阶段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认为我国目前处于“初级阶段”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者，1997年的调查结果为66.6%，1999年的调查结果则是87.7%，提高了21个百分点。在党员知识分子中，持这一看法的1997年为74.5%；1999年则上升为94.6%。提高了20个百分点。35岁以下的知识分子赞同这种认识者达到了98.1%。这说明自党的“十五大”和“九届人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以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的深入，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国情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12.3%的知识分子认为我国目前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令人忧虑的是，在具有中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中持这种看法的人达40.5%；非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从业的知识分子中有28.6%；非党知识分子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同这种主张。这说明我们还有必要加大国情宣传、教育的力度。
在“对我国目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看法”上，72.5%的知识分子认为“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13.1%的人认为“无所谓‘主体’，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行”。严重的是，有31.5%的党员知识分子赞同“无所谓‘主体’这种看法，而非党知识分子才只有14.5%的人支持这一看法。在“对公有制前途的看法”上，61.7%的人认为“关键看控股权在谁手中”，25.7%的人认为“公有制前途光明”，但认为公有制“没有希望，只有实现私有化”的人仅占0.63%。这些反映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关心着公有制的命运，支持国家在所有制领域的改革政策，也反映出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搞好国有企业信心不足。
在“对我国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看法”上，51.6%的人赞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24.7%的人主张“向知识分子倾斜”。主张“向知识分子倾斜”的人中， 具有高学历、 月收入在1000～2000元、具有初级职称的知识分子的支持率分别达到65.7%、51.4%、42.8%。这一方面说明在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知识分子关心自己的切身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知识分子整体待遇有待提高，知识分子队伍内部的分配政策必须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有18.6%的知识分子认为，我国的分配政策应当“向企业管理者倾斜”，其中，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业的知识分子对这一提法的支持率达到40.9%。这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体制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
在“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步骤的看法”上，72.3%的知识分子认为是“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这个比例比1997年的调查结果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认为应当“彻底实行普选”、推行“两院制、多党（含两党）制、 三权分立”的人比1997 年的调查结果上升了10个百分点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在科研单位，国有企业、高教系统从业的知识分子对彻底实行普选、推行“两院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支持率竟高达33.3%。非党知识分子的支持率为29.2%。只有11.9%的知识分子认为“裁减冗员”、精简机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步骤。
在对“21世纪的中国主导精神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中，68.4%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与1997年的调查结果大致相同。20.8 %的人回答是“不知道会是什么”， 这比1997年的调查结果上升了5个百分点之多，这当中， 党员知识分子的认同率为19%，非党知识分子的认同率为26.3%。据对知识分子学习《邓小平文选》情况的调查，仅有9.8%的人“精读过一遍以上”；26.8 %的人“略读过一遍”；40.8的人“只读过个别章节”；22.6%的人表示“没有读过”。这反映出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认同率在下滑，知识分子学习和掌握理论的程度差强人意。
在对“发展科教文化事业关键手段”的看法上，有41%的人认为“国家增加投入”，56%的人认为“科教文化事业产业化、市场化”。这说明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教文化事业发展道路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在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认识”上，认为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知识分子占59.7%（这个比例比1997年的调查结果略有下降），持否定态度的占40.3%；认为党是“全民（的）党”或“其他及不清楚”的知识分子占31%，包括党员知识分子中，认为党是“全民（的）党”或“不清楚”者达24.3%，非党知识分子有42.2%。35岁以下的知识分子认为党是“全民（的）党”或“不清楚”者也达到了30.8%。这些比例，同1997年相比，都有不同程度地有所上升。这说明在目前形势下进行党性教育（特别是对党员）十分必要。尽管目前外界有人提出“现在的共产党正在蜕变为有知识、有才能、有资产的人的党”，但在知识分子内部对这种看法的支持率只有9.3%。
在对“党的指导思想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情况”的认识上，50.9%的知识分子表示自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比1997年的调查结果上升了11个百分点），党员中有32%，非党员中有55.1%表明了这样的态度。认为“贯彻得很好”的仅占17.7%。认为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占23.1%。这说明目前我们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在适应时代和形势发展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对“目前党风状况的评价”问题上，24.2%的知识分子认为“一天比一天好”。35.4%的人认为腐败现象“已经得到遏止”，这两项的总和比1997年的调查结果下降了近16个百分点。有36.8%的人认为目前党风正“越来越差”，这比1997年的调查结果上升了近30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党员知识分子中对这种看法的支持率竟高达40.4%，比非党知识分子高出近10个百分点。在对“治理腐败现象的根本手段”的看法中，认为“完全依靠党组织”和“党内适度分权”的人只有5.3 %。而认为“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比例达83.2%。几乎没有人认为通过“搞一场群众运动”来遏制腐败。这说明在反腐败的两个基本方法——“一靠教育，二靠法制”的选择中，知识分子更注重的是后者，也更具理性。
如何评价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有53.7%的人认为党的基层组织“是坚强的战斗堡垒”，有23.7%的人认为基层党组织“自身涣散软弱”，有21.9%的人认为基层党组织“可有可无”，只有0.7 %的人认为基层党组织是“添乱、包袱”。这表明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认同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并希望它能改进工作方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方面与民意测验表格由基层党组织下发有关；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其他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得到验证：有59.1%的知识分子认为，当他们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寻求组织和领导的帮助。而且只有2.4 %的人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内部“干群关系紧张”。
从知识分子自身情况来说，他们对党的认识状况与他们对这些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情况的看法有着密切联系。59.3%的人认为“一般”，26.2%的人认为“口头重视，实际轻视”（具有研究生学历者的比例达到了48.3%），只有11.2%的人认为“很好”，当然认为“很不满意”仅为3.3%。实际情形与这些看法基本一致。以月收入而言， 在2000元以下的知识分子占84.5%，与199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月收入大致持平；从居住情况看，只有19.6%的人家庭居住面积人均在20平米以上。此外，高达45.7%的人认为“国内现行体制压制人才”，其中，35岁以下的有58.2%的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具有研究生学历的知识分子中对这一结论的支持率为54%，在非公有制单位从业的知识分子有65.4%的人赞同这种说法。
此外，在全部非党知识分子中，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占45.2%，希望加入民主党派的占3.5%，表示“不想加入任何党派”的占27.9 %，表示没有考虑好的占23.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中随着年龄、文化层次职称的升高，希望加入共产党的人数反而下降，不加入任何党派的比例逐年升高。30岁以上和学历较高者，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思想认识上回避政治组织的倾向。
（三）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状况
在对名利的看法上，64%的知识分子认为“名利是个人才能和贡献得到社会承认的体现”。对这种认识的支持率呈现出年龄越低、学历越高，比例越大的趋势，35岁以下为75.4%，36～45岁为57.3%，46～55岁为46.3%；研究生学历为79.7%，本科为63.4%。与此相反，认为要“淡泊名利”的人仅占29%（这个比例比1997年下降了33个百分点）。持这种认识者与年龄成正比、与学历成反比：35岁以下为18.7%，36～45岁为40.2%，46～55岁为48.6%；研究生学历为14.1%，本科学历为22.4%。
在“名”和“利”的选择上，知识分子明显的倾向于“利”。在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要不要奖励的问题”上，92.2%的人认为“应当”（这比1997年的调查结果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 认为应当“以精神鼓励为主”的仅占4%。认为不应当的占3%。
上述数据及其变化状况，表明知识分子有明显的个人功利色彩。不能仅仅用“拜金主义”、“个人功利主义”盛行来做结论。应该看到这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知识分子追求自身价值的一种反映，是他们追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一种体现。在知识分子中，认为“为了名利，可以不择手段”的仅占1.2%。认为“一旦自己有了权， 就去以权谋私”的仅占0.3%。
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只有27.9%的人认为在经济关系变革中，最重要的是“服从党、人民、国家的需要”，这个比例与1997年的调查结果大致一致；反之，有70.8%的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自身价值”、追求“贡献与获取平等”，比1997年上升了30个百分点。认为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挣大钱”的为1.3%，比1997年下降了16 个百分点之多。
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对组织或单位交给的任务，86.9%的知识分子认为，应当“尽力完成，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党员中的比例为92.1%，非党知识分子中的比例为75%）；认为要“按酬付劳”的为14.5%；只有1.3%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负担，影响专业发展”。 这些比例似乎与上述知识分子在“义利”关系选择上的表现相矛盾，其实不然，它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注释。在智力劳动正在走向商品化、市场化的今天，脑力劳动者与他们所属的管理部门的关系正在由等级“依附型”走向平等“契约型”。服从劳动组织的安排，既是遵守劳动纪律的表现，又是职业道德的体现。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这正是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途径。
（四）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
在对我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所采取的方针、政策表明看法时，有49.2%的知识分子表示“完全拥护”。46.9%的人认为“不够强硬”。认为“不够强硬”的，有52.6%的研究生学历者，有51.9%的3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53%的非党知识分子，有51.7%非公有制单位的人。
在对“知识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只有10%的人认为“提法不正确”、“离我们很遥远”、“不知道”。有90%的认为它就是“科教兴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将会引起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思维方式深刻革命”。
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只有4.2%的人持反对态度或认为“无所谓”；40.1%的人认为应“积极申请，尽快加入”；有55.7%的人认为应“顺其自然”。后两项总和超过了95%。
以上这些说明目前我国的知识分子仍然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眼光，以民族利益为重，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并显示出知识分子独特的思维能力和方式。
上述情况说明，如果我们能顺应社会的发展，从历史、现实、未来等多角度、多方位考虑，从我国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出发，调整、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方针、政策，那么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将会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这同时也会对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产生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三、关于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意见或建议
（一）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
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中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一群体的规模将呈扩大趋势。从世界范围分析：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80年代，白领在西方国家约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60—75%；90年代，蓝领在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劳动比率已下降到了10—15%。据估计，下个世纪初的10年，蓝领的比例将降到5%，至多不超过10 %。从我国的情况分析，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知识分子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展望未来，知识分子劳动化，产业工人知识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也不可违背的历史趋势。基于以上分析，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党，必须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诚然，知识分子工作一向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这项工作也是一直重视的。但这里要说的，不是一般地重视，而是高度重视。因为这将影响到党和国家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关系着党的自身建设的成败。
（二）必须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作出理论上的阐述
党的知识分子工作需要思想上的指导和理论上的支持。在拨乱反正年代，邓小平同志在理论上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有力地推动了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也使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倍感自豪。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据许多抽样调查显示，多数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0.3%的知识分子不认为“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甚至对于“党应当是有产知识者的先锋队”的观点也有人响应。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为指导，本着“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即“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对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有了这种对社会经济关系新变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阐述，才能澄清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界限，进而正确指导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
（三）必须对部分知识分子的从业性质作出科学界定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崭新经济，首都经济是高科技、高附加值、无污染的经济。为了适应这种要求，有力地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已经从原来的高校、科研机构的岗位向高科技产业流动。他们有的担任了高新技术产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有的以自身的知识入股成了股东，有的干脆兴办了自己的“民营企业”当了“老板”。如何对这些知识分子做出性质的界定？已是当务之急。现在的舆论甚不一致。一种舆论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另一种舆论认为，以资产和雇工划分，他们和私营企业主没什么两样，如此等等。一旦把这些走在改革前列，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努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主”等同起来，就会形成党和国家政策导向与党自身对知识分子认定上的南辕北辙，使得知识分子无所适从。由此，党必须尽快建立起相应的性质界定系统，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中产阶级”、“私营企业主”科学地区别开来。
（四）必须改进对知识分子的管理
依靠谁，团结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的建设必须明确的问题。在一段时期，基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左”的分析，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看作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顺理成章，知识分子工作成为政协工作、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划归党的统战部门管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这标志着知识分子由党的团结对象向依靠力量的转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的归属并没有由思想观念的转变过渡到管理部门的转变，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仍然由政协和统战部门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产生疑虑：既然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为什么至今还不是依靠力量，而是统战对象？为什么不统战产业工人，而统战知识分子？这是否表明党对知识分子不信任？这些疑虑大大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知识分子工作划归政协和统战部门管理的模式必须突破。真正地把知识分子看成工人阶级一部分，就国家而言，知识分子工作应划归全国总工会；就党而言，应划归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工作才能在改进中得到不断加强。
（五）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必须做适当的调整
在社会经济关系转变过程中，广大知识分子对改革抱有很高的热情，也有着很高的期望值。一方面，他们举双手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又期盼改革加大力度，痛感“国内现行体制压抑人才”，已经造成党和国家花巨资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以惊人的速度和数字流失。一是国有企事业人才向非公有企事业的流失。现在非公有制企业的绝大多数人才，都是原公有制中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知识分子。二是国内人才向国外流失。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北大、清华等著名的高等学府高学历毕业生流向国外的已占总数的1／3，出国后拿绿卡不回来的占出国留学人员的95%。这里面既包括其自身理想信念的淡化、国内生活工作环境不如人意等因素，也不可否认地包括现行体制、具体政策存在弊端等因素。针对这种情况，党和国家必须加大对现行体制的改革力度，适当地调整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使知识分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并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留住了人才，我们党和国家在科技竞争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六）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
知识分子是由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组成的群体，是在社会中教育和影响其他人的人。然而，他们自身也有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与产业工人相比，他们固然有着文化层次高、思想较敏锐等优点，但是也存在着集体或全局观念薄弱、崇尚自我而轻视人民群众等缺点或不足。特别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受蒙蔽参与“法轮功”活动的事实表明，知识分子在知识文化领域也有“盲区”和“空白点”。这些“盲区”和“空白点”集中表现在社会科学的知识领域、对党建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领域，以及本专业之外的科学文化知识领域之中。因此，为了使党的这部分阶级基础更为巩固，我们党必须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精心设计、科学安排，并在实践中努力做到，教育要有说服力，使广大知识分子乐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