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我国西部地区8个样本村的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农户论文,样本论文,劳动力论文,其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大量劳动力外流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影响是近年来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主题之一，也是90年代以来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外流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造成了什么影响。部分研究借助于国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选择性理论，认为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特别是大批青壮年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的“精英流失”（黄平，1997；石磊，2005），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导致土地撂荒和忽视农业生产的现象出现，使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曾绍阳等，2004）。杜鹰、白南生（1997）等人则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通过对外出户和非外出户的调查资料对比分析表明，在资金不足的地区外出户存在资金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
总体来看，虽然近年来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动态性，以及观察时间、地点、范围等方面的差异，使研究结论受到很大影响。无疑农村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影响是复杂的，从经验来看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都是存在的，那么存在哪些正面影响？哪些负面影响？如何对正面影响因势利导？如何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全面的调查与研究。
为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大量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本课题组于2007年底到2008年初，组织西北师范大学“三农”问题研究社的成员和部分研究生在甘肃、宁夏、四川、陕西等地进行了社会调查。调查随机选取了劳动力流动比较普遍的8个样本村，并以面对面访谈形式完成问卷350份，有效问卷306份，其中四川66份、甘肃88份、宁夏72份、陕西80份，涉及306个样本农户的1426人，910个劳动力，其中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241户，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65户。该研究主要利用这次调查所获取的资料对研究主题进行分析。
二、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是农村最基本、最活跃、最具有流动性的生产要素。随着农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家庭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和理性的经济人，必然会在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做出选择，以追求效应最大化。在所调查的306个样本农户中，共有劳动力910人，其中农业生产者360人，打工者311人，从事个体私营经济者54人，农业兼打工者104人，农业兼非农者57人，公职人员24人（公职人员由于样本少而不具代表性，在后面的分析中不再考虑）。可见，农户对其劳动力主要在农业、农村个体私营经济①、外出打工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调查资料表明，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呈现出十分明显的特征。
（一）就个体特征来看，专业化倾向明显，并且各种类型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农村劳动者主要包括专职农业生产者、专职流动者、专职个体私营经济经营者及兼业者等。专职农业生产者占样本总量的38.37％，平均年龄为44.45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36年，女性所占比例为75.24％，已婚者所占比例为98.21％，是各种劳动力中年龄最大、女性所占比例最高、受教育年限最低的群体。专职外出打工者占样本总量的37.36％，平均年龄为32.1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7年，女性所占比例为34.07％，已婚者所占比例为66.23％，其主要特征是年轻、男性、受教育水平比较高。从事个体私营经济者的平均年龄为38.30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8年，女性比例为36.17％，其主要特征是受教育水平高但所占比例小，仅占样本总量的6.09％。此外，还有占18.17％的样本属于兼业者，主要是农业兼打工或者农业兼非农者，其特征是年龄明显高于专业打工者而低于农业生产者，受教育年限居中间水平，已婚并以男性为主，并且农业兼打工者占绝大多数。
就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个体特征来看，大量年轻、受教育水平较高者都外出打工，并且30岁以下能够外出者基本都已外出，有一部分已婚中年劳动者由于照顾家庭等方面的需要，则主要采取了农忙种地、农闲打工的兼业形式，也就是说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总体来看占样本总量49.10％的劳动力处于流动或者半流动状态。而农业生产者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并且高龄化、女性化趋势明显。只有很少一部分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中年劳动者主要在农村从事个体私营经济，并以男性为主，但所占比重很低；由于在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不足，并且大部分行业如农资经营、农产品买卖等有着很强的季节性，部分劳动者则采取了非农兼农业的形式。
（二）就家庭特征来看，兼业化特征突出
从整体样本来看，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241户，没有外出劳动力的家庭65户，纯农业、纯打工、纯个体样本分别为17户、7户和5户，而占90.53％的样本为兼业户。由于大部分农户采取兼业形式，单纯从事某一个行业的家庭所占比例太低，特别是纯农业户样本太少，难以进行比较，但每个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侧重点不同，为更好地分析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家庭特征，这里根据农业、非农产业、外出打工在家庭收入中重要程度的不同，将全体样本分为农业为主的家庭、打工为主的家庭、个体为主的家庭、同等重要的家庭等4种类型。这里在划分农户类型时，考虑到农户收入结构（与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侧重点基本一致）及农户对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各领域重要程度的认识，在各个领域之间采取了不同的标准。具体来说，主要是外出打工和个体私营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而农户对农业的预期要相对稳定的多，农业承担着很强的保障和抵御家庭不确定因素的功能，一般只要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40％～50％，农户都认为农业很重要。因此，在划分农户类型时，个体为主、打工为主家庭的划分标准是该项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分别在60％以上；农业为主家庭的划分标准是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在45％以上，农业和打工同等重要家庭的划分标准是农业收入占35％以上、打工收入在40％～60％之间，非农和农业同等重要是农业收入占35％以上、非农收入占40％～60％。并且从调查资料看同等重要的农户主要是打工和农业同等重要，该类农户占同等重要样本的86.33％，文中所分析的同等重要农户的特征，主要是农业和打工同等重要家庭的特征。在4种类型中，任何两者同等重要的样本139户，占样本总量的45.42％，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占样本总量的25.49％，主要以打工为主的农户占19.61％，主要以个体为主的农户占9.48％（见表2）。可见，农村个体劳动者的分工趋向于明确和专业化，但家庭之间的分工并没有深化，而是大面积的兼业化，且主要以农业兼打工的家庭为主，这类家庭占样本总量的39.21％。
不同类型的农户在家庭劳动时间的配置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总体来看，4种类型的家庭劳动时间共有45.26％配置在农业生产方面，有10.17％配置在个体私营经济方面，有44.56％配置在打工方面。从各种类型的家庭来看，农业为主的家庭劳动时间在农业、打工、个体私营经济之间的配置比例分别为65.40％、26.16％、8.44％；打工为主的家庭分别为33.39％、60.46％、6.15％；个体为主的家庭分别为41.08％、22.12％、36.80％；同等重要的家庭分别为41.68％、50.73％、7.59％。因为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很低，很多小商品、小买卖、小作坊的季节性、随机性、不确定性相对很大，非农劳动日占家庭劳动时间的比例整体比较低（见表3）。
（三）就地区特征来看，区域发展条件对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有很大影响
为便于分析，根据6个村庄所在区域及其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别，将其划分为4类地区：纯山区、半川区、塬区、灌区（部分灌溉条件）。从表4可以看出，就各种类型家庭的分布来看，纯山区和半山区由于农业资源禀赋差、交通不便、非农产业发展有限，外出打工者很多，但由于农户的整体收入水平比较低，家庭耕地也比较多，家庭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依然比较大，因此一样重要的家庭占了绝大多数，兼业化程度很高，农业兼打工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格局分别占两种类型农户的55.26％和50.00％。塬区和有一定灌溉条件的村庄都地处比较平坦的地区，交通便利，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但由于耕地资源相当有限，非农产业有一定发展，各个家庭根据自身的资源条件在3个领域配置劳动力，最终形成了农业、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出打工之间劳动力配置相对比较均衡的格局，打工为主的家庭和个体为主的家庭也明显多于前两类，家庭非农化的倾向比前两个地区要明显多一些。并且从调查中发现，越是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但土地资源相对有限的灌区和半灌区，打工为主和个体为主的家庭所占比重越高。
通过以上对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就农户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特征来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专业化程度在提高，样本农户根据其家庭资源禀赋、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等，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在农业、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出打工之间进行理性选择，并且在农村形成农业、个体、打工三足鼎立的局面，且外出打工者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就家庭特征来看，农户之间存在一定的分化但程度不高，大量的农户采取了兼业化形式，并且“打工挣钱、种地吃饭”、二者不可偏废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就各种样本农户分布的区域特征来看，灌区和塬区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比较高，样本农户的分化程度也比较高，兼业程度低于山区；山区和半山区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水平都比较低，农户的兼业化程度更高一些。
农户的这种劳动力资源配置行为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什么影响，下面从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行为、农业投资与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三、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行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一）对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关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大量劳动力外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社会各界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的减少是否引起农业总产出的下降。本研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与分析。
首先对不同类型样本农户的土地生产率进行比较。由于各地区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并且由于资源条件的制约，农业产出水平在不同村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很可能其他一些因素例如耕地条件、基础设施状况、农产品结构等对农业产出的影响超过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农业的影响，因此很难对不同农户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进行比较。为方便研究，本文首先比较了各类农户的户均农业产值和户均农业纯收入，结果发现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农业为主的家庭户均农业产值和农业纯收入最高，分别为9811.25元和7132.95元，其次为一样重要的家庭，分别为5946.00元和4421.94元，这体现了农业对这两类家庭的重要性，这一点与农户自己对农业重要性程度的认识是一致的。排在第三位的是个体为主的家庭，户均农业产值和农业纯收入分别为5104.09元和3291.93元，打工为主的家庭最低，分别为4452.04元和3121.53元（见表5）。这充分体现了农业对不同类型农户的重要程度，但还不能说明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因为农业产值和农业纯收入还受家庭耕地资源的限制。调查资料显示，各类农户之间的耕地面积差别很大，农业为主、打工为主、个体为主、一样重要等4类家庭的耕地面积分别为11.87亩、3.24亩、3.18亩、6.05亩。为消除耕地面积的影响，这里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生产率即单位面积种植业产值进行了比较，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打工为主的家庭为1078.80元、个体为主的家庭为1075.23元、一样重要的家庭为800.60元、农业为主的家庭为612.23元，可见各种类型样本农户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并且打工为主和个体为主的家庭土地生产率最高，其次为一样重要的家庭，农业为主的家庭土地生产率最低。当然土地生产率还受到样本分布地区的影响。从样本农户的分布来看，个体为主和打工为主的农户样本量比较少，并且60％以上分布在农业生产条件比较好的灌区或塬区，农业为主和一样重要的家庭有60％以上分布在山区和半山区，也就是说样本农户的土地生产率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比较大，至于多大程度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多大程度受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我们将单独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我们从中发现，打工为主的家庭和个体为主的家庭地区分布差别不大，打工为主的家庭劳动力外出比较多，但两者的土地生产率差别不大；一样重要的家庭劳动力外出比较多、样本量最大，是西部地区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的主流模式，这类家庭的地区分布及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与农业为主的家庭相近，但土地生产率依然高于农业为主的家庭。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户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大量劳动力外出并没有对土地生产率带来不良影响，并且相对来说劳动力外出比较多的家庭土地生产率还要高一些，可见，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特别是大量劳动力外流并没有造成农业总产出的下降。
此外，我们还对各种类型样本农户的劳动生产效率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发现农业为主的家庭劳动生产率水平最高，为4739.73元，其他类型的样本农户之间差别不大，并且整体水平都很低，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个体为主的家庭3448.71元、打工为主的家庭3273.56元、一样重要的家庭3196.77元；如果不考虑养殖业的情况，各样本农户种植业劳动生产效率分别为：农业为主的家庭3510.72元、一样重要的家庭2604.09元、个体为主的家庭2310.29元、打工为主的家庭2570.07元。两类方法比较结果的方向基本一致，并且和感性上所认识的大量劳动力外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论并不一致。事实上这是一个悖论。劳动生产率水平主要取决于土地生产率和劳均耕地面积即每个劳动力可以耕种的土地数量。由于4种类型的样本农户劳均耕地面积差别比较大，农业为主的家庭劳均耕地面积为5.73亩，是个体为主家庭的2.67倍，是打工为主家庭的2.41倍，是一样重要家庭的1.76倍。显然劳均耕地面积的差别远远大于土地生产率的差别，因此农业为主的家庭在土地生产率相对比较低的条件下反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事实上，只要土地不撂荒或者转包，土地生产率提高而农业劳动力减少，劳动生产率肯定会提高。从调查资料来看，部分农户虽然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减轻，但首先由于贫瘠的山坡地被退耕还林，其次是按照先平地然后再水地的顺序将耕地转包出去，因此土地撂荒的现象特别少；而耕地在家庭之间流转的数量和范围相对比较小，对各种类型农户之间的劳动生产率稍有影响，但不是很大（见表5）。也就是说各种类型的农户劳动生产率应该都有所提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土地资源的产出效率来看，劳动力外出和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比较多的家庭土地生产率相对比较高，即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并没有造成农业总产出的下降，这和白南生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其次，从劳动生产率来看，劳动力外出和非农就业比较多的家庭劳动生产率反而比较低，这主要是由劳均耕地资源的数量差异引起的，总体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依然在提高。那么非农就业程度比较高的样本农户土地资源的产出效率是如何实现的，从经验来看，可能是由于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较多劳动带来的，也可能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和农业技术进步引起的，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需要探讨的内容。
（二）对农户投资水平及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否会引发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或者由于对土地依赖程度的减轻而减少农业投资？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不断加大，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关理论研究认为对于保险和信贷缺乏的农村地区来说，外出打工收入可能降低或者分散风险，增强农民采用那些既能提高收益又存在一定风险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动机（朱农，2003）；白南生（2007年）等人也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资本稀缺的地区流动收入会增加农户的农业投资。该研究通过考察不同类型农户的农业投资行为来回答这一问题。农户的投资主要包括农药、化肥、种子、水电等基本生产消费性投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租用农业机械的花费及其他农业生产费用。
1.对于样本农户的农业总投资，由于缺乏一个纵向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其动态变化过程进行考察，因此在调查过程中简单地就农户自身对近3年来农业投资的变化状况的认识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剔除价格的影响，大部分农户的农业投资增加了，并且农业为主、打工为主、一样重要等3种类型家庭认为农业投资增加的比例更高，而从访谈中发现，个体为主的家庭由于前期农业投资水平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因此部分家庭保持了原来的投资水平（见表6）。就样本农户调查年度的农业总投资来看，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农业为主的家庭、个体为主的家庭、一样重要的家庭和打工为主的家庭，总投入依次为2678.30元、1812.16元、1524.06元、1330.51元；单位面积的农业总投资从高到低依次为：个体为主的家庭569.86元、打工为主的家庭410.65元、一样重要的家庭251.91元、农业为主的家庭225.64（见表7）。由此可见，就单位面积的农业投入来看，非农和打工为主两类家庭的投入都比较高，非农收入对增加农业投资是非常有意义的。
2.就样本农户家庭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来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个体为主的家庭19622.00元、一样重要家庭3366.53元、农业为主家庭3214.33元、打工为主家庭2450.10元。个体为主的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原值远远高于其他3种类型的家庭，主要是由于这类家庭有相当一部分运输工具如三轮车、四轮车等是多种用途的，既从事农业生产，也从事交通运输，还有一部分家庭的农业机械主要用于出租。除了这类家庭比较特殊之外，其他三类家庭的差别也比较大，一样重要的家庭和农业为主的家庭农业固定资产原值都在3000元左右，基本相当。打工为主的家庭固定资产原值最低，主要是由于以打工为主的家庭受家庭土地资源的限制，对农业的长期发展缺乏良好的预期，对农业的长期投入也相对不足。
3.就单项投资来看，各种类型的样本农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单位面积的农药、化肥、种子等投资来看，各种类型样本农户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个体为主319.50元、打工为主267.86元、农业为主181.76元、一样重要165.73元。就单位面积农业机械的租用费来看，各种类型样本家庭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个体为主50.80元、打工为主31.65元、一样重要17.45元、农业为主13.96元。就其他农业投资来看，各种类型样本家庭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个体为主634.61元、一样重要415.82元、农业为主355.10元、打工为主360.09元，这些费用主要包括农机具修理、饲料等费用。各项单项投资依然是个体为主和打工为主的家庭比较高。
4.就农业技术进步来看，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户生物技术进步和机械技术进步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农业投资的多少及投资结构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农业技术进步的水平和方向。调查发现，各种类型农户的农药、化肥等消费性投资是家庭的首要支出，无论是个体为主还是打工为主、一样重要的家庭，都高于农业为主的家庭，也就是说这些家庭的非农收入对农业投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增加农业投资，农业的生物技术水平有所提高，这也是这几类农户土地生产率明显偏高的主要原因。就农业机械技术的使用来看，在整体水平比较低的背景下，个体为主的家庭比较特殊，农业为主和一样重要的家庭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相对比较高，而打工为主的家庭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明显缺乏动力，但并不能说明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机械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机械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市场途径如租用农业机械来实现。就农业机械的租用程度来看，个体为主、打工为主两类家庭租用农业机械的费用相对比较高，机械对劳动的替代还是比较明显的。至于家庭直接投资和市场化两种机械技术进步途径之间的效率有多大差异，比较难以衡量，但依然可以说明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业机械技术的使用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机械对劳动的替代是存在的。从访谈中还了解到，大部分地区农业机械的租用基本上是在2003年以后，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而产生的。
因此，就目前农户投资方向及农业技术进步类型来说，主要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特征比较明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农业机械技术有一定使用，但程度不高，而劳动力外出对两类技术进步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两种类型的农业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例如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和使用，特别是播种、收割等环节机械使用程度逐渐提高，一方面降低了农业生产的辛苦程度，减少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使老人和妇女等辅助劳动力可以完成农业生产的其他环节，而他们对农业的热爱程度和身心投入程度远远胜过新一代农民。生物化学技术如化肥、杀虫剂的使用、农药配方等，妇女不但可以完成，而且细心程度和精确程度也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总体来看，目前劳动力非农就业促进了农业生产投资和技术进步。
（三）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
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自给自足与半自给自足状态，商品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缓慢，张永丽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其主要原因是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及其导致的农业生产的内卷化，改革开放后非农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轻了农业的内卷化程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些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是否对农户的生产目的及生产决策带来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下面就不同类型样本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行为、农产品商品化率、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进行比较与分析。
从样本村的整体情况来看，近年来，随着农产品市场的深化，农户的种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市场状况进行资源配置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从调查资料来看，各种类型的样本农户在生产目的、决策方式和农业生产结构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差异。
1.样本农户的农业生产决策方式呈多元化特征。样本农户主要根据其生产目的进行生产决策，因此其生产目的与生产决策方式基本一致。从表8可以看出，所有样本农户自给自足特征比较明显，有65.03％的农户农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吃饭，利用农业挣钱的农户仅占样本的6.53％。从决策方式来看，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根据家庭消费需要或者倒茬等老传统进行农业生产决策。但各种类型的样本农户之间依然存在一定差异，从生产目的来看，农业为主的家庭有44.87％是为了吃饭，有43.59％是吃饭挣钱都要靠农业；打工为主和一样重要的家庭有75％以上是为了吃饭，因此45％以上的农户“吃什么种什么”；个体为主的家庭农业生产目的相对比较多元化，除了满足家庭需要，通过农业获取收入的比例也比较高，其农业生产决策方式也比较多元化。
2.样本农户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整体比较低，并且由于当年猪肉价格的提高，使所有样本的农产品商品化率较往年有所提高。各样本农户的农产品商品化率依次为：农业为主的家庭62.30％、个体为主的家庭51.71％、同等重要的家庭45.21％、打工为主的家庭39.08％。这与农户农业生产目的与决策方式是一致的，农业为主和个体为主的家庭农产品商品化率比较高，而打工为主、一样重要的家庭农产品商品化率都相对比较低，“打工挣钱、种地吃饭”的特征明显。
3.样本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整体比较低。由于西部地区地理和气候条件都比较差，农作物一般分为夏粮和秋粮，并且农户为了分散风险、分散劳动时间等，农业生产都很细碎，专业化程度不高。为更好地分析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这里用生产集中度指标来衡量②，可以发现各种类型农户之间的差异比较小，其中打工为主和个体为主的农户农业生产的集中化程度略微高一些。就一定规模以上养殖业占所有该类型农户的比重来看，农业为主的家庭和个体为主的家庭规模养殖水平明显偏高，而外出劳动力比较多的家庭规模养殖水平则相对比较低，调查发现主要是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无力顾及家庭养殖；就普通养殖来看，在各种农户之间没有明显的特征和差异（见表9）。
表9 不同类型样本农户农产品商品化率及养殖业发展状况
项目
农业为主
打工为主
个体为主
一样重要
农产品商品化率 62.30 39.08 51.71 45.21
农产品生产的集中化程度 40.55 43.20 42.25 39.02
养殖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25.93 21.49 33.01 18.54
一定规模养殖业农户占该类型农户的比重(5000元及以上) 10.00
3.85 16.00
4.07
总体来看，由于西部地区受自然条件、基础设施状况和市场条件的严重制约，样本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不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兼业是大部分农户的主要特征。但同时我们也发现，样本农户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以农业为主的家庭以市场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决策的程度也比较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比较高，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也比较高。以个体为主的家庭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商品化程度、规模养殖业发展水平都相对比较高，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的促进作用明显。打工为主和打工种地一样重要的家庭对农业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由于受到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制约，完全依靠农业或者完全依靠打工都会降低家庭的福利水平，因此形成了“打工挣钱、种地吃饭”的变相自给自足状态，并且由于对农业边际收益的评价比较高，这种类型的农户虽然对农业的劳动投入相对减少，但对农业的投资有所提高，因此土地生产率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类家庭目前有潜在的动态变化趋势，虽然缺乏一个时间序列数据来对其变化过程进行评价，但从访谈中发现，这两类家庭将来对农业生产的态度取决于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程度，以及农业收入水平和非农收入水平的相对变化。
（四）对生产要素流动与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的影响
农村内部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是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由于西部地区农村资金缺乏，非农收入增加了农户对农业的投资，但劳动力流动是否能够引发外部资本的进入？是否能引起土地的流转与集中？是否能促进农村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是否能推进农村分工协作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下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1.我们关注的是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是否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如果是，那么劳动力短缺问题如何解决？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表10可以看出，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农户，大部分都不存在较大范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劳动力短缺主要是季节性的，无论哪种类型的家庭几乎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一问题。他们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调节劳动力的余缺：第一是农户之间的相互换工或者亲戚朋友之间的调剂；第二是用机械替代劳动；第三是雇工；第四是采取农忙种地、农闲打工的劳动力配置方式，或者打工人员在农忙时节请假回家帮忙。此外，在访谈中发现，有部分家庭通过减少单位面积的劳动投入或者减少土地种植面积、调整种植结构来缓解农业对劳动力的季节性需求。从各种类型的样本家庭来看，个体为主的家庭兼业程度很高，非农经营主要在非农忙时节，因此对农业的劳动投入并没有减少，是单位面积土地劳动投入最高的，季节性劳动力短缺主要依靠农业机械或者雇佣劳动力来解决。打工为主的家庭劳动力外流比较多，但由于受土地面积影响，单位土地上的劳动投入依然比较高，这类家庭60％以上存在季节性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且调剂方式比较多元化，雇工、使用机械、亲戚朋友之间调剂等形式都有；农业为主的家庭劳动者老龄化、高龄化的特征并不很明显，虽然季节性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样存在，调剂方式主要以农闲打工、农忙种地方式和亲友之间的调剂为主，其他的为机械的使用。一样重要的家庭在各种方面都居中间位置。
2.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是否引起土地流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由于受土地制度约束，农村真正的土地市场并不存在，除了退耕还林外，土地流转仅限于转包、代耕等方式。从调查资料来看，样本农户的土地流转规模不是很大，在所有样本中，有60％以上的样本农户表示近年来家庭耕地没有变化，并且耕地的流转状况在各种类型的样本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以农业为主的农户中有19.23％租种了别人的耕地，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农户，而以打工为主和个体为主的农户将耕地转包出去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可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特别是外出打工对土地的流转有一定的促动作用，但仅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大部分农户采取了兼业形式而没有放弃耕地，从访谈中发现，其主要原因是非农收入特别是打工收入低并且不稳定，土地收入主要解决吃饭问题，并且成为大部分家庭的生活保障，打工收入成为农业生产投资、家庭消费的主要来源，大部分家庭在打工和农业生产之间形成一种双保险。调查资料还显示，由于西部地区土地收益比较低，农户退耕还林的积极性很高，在国家政策范围内能够退耕的土地都已退耕，退耕面积在各类家庭之间的差异主要由家庭拥有可退耕耕地的数量决定。
3.样本农户耕地的流转是有级差的，首先根据政策退耕的是最贫瘠的山坡地，其次是转包收益比较低的山坡地和旱地，耕地撂荒的现象很少，将水浇地转包的农户也相当有限。样本农户中将所有耕地转包的家庭有两种：一是家庭从事个体私营经济，有比较稳定的非农收入，这种样本仅有5户；二是子女通过上学等形式在城市稳定就业，父母放弃部分或者全部耕地，这种样本有9户。但一个潜在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即新一代流动劳动者的流动趋势及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潜在影响。调查资料反映，目前大部分家庭由两代劳动力组成：改革开放前成长的一代和改革开放后成长的新一代，流动劳动力也以此为标准分为第一代流动者和新一代流动者，并且两代劳动者在生存背景、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所调查样本农户中，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代劳动力有近35％有流动经历，但25％左右已经回流，或者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农忙种地农闲打工，并且认为农业生产是其将来的主要方向；而1978年后出生的劳动力有80％以上（不包括通过上学等途径离农者）处于流动中，他们大多数表示不愿意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张永丽，2008）。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及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但目前由于他们的父辈依然能够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对农业的影响表面看不是特别明显，但随着目前这一代农业劳动者的逐渐老龄化，对农业的影响将会逐渐凸现。
4.就农村资本市场的发育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否活跃了农村资本市场，除了流动收入之外，是否引发外部资本的进入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从调查资料来看，借贷发生率最高的是以个体为主的农户，为44.00％，其他样本农户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从借贷途径来看，主要以民间借贷为主，并且以亲戚朋友间的借款为主，银行贷款比较有限。就借贷资金的使用途径来看，主要用于非农产业和生活消费，用于农业投资的比例很低，并且各种类型农户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差异与特征。
总体来看，劳动力流动对农村要素市场深化与农村分工协作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受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收入低而且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要素流动与重组特别是资本和土地的流动与重组依然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劳动力流动依然没有促进农村要素市场的全面流动与重组，没有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全面转型。但随着目前农业劳动者的逐渐老龄化和新一代流动者逐渐离开农村，农村人口结构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应该成为必然。
四、基本结论及讨论
农业、个体私营经济、外出打工是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配置的主要领域，也是西部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稳定的3个支架。整体来看，农村个体劳动者分工逐渐趋于明确，但家庭分工还没有细化，大部分农户的兼业化特征明显。农户家庭的这种资源配置特征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劳动力流动对西部地区农村反贫困战略选择和农业农村发展战略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家庭收入、减缓土地压力与恢复生态等方面
家庭耕地资源条件是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要出发点，外出流动者比较多的家庭普遍存在土地资源稀缺、劳动力资源过剩的问题，在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外出打工就成为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家庭收入的主要途径，并且打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农户家庭提高消费水平、支付教育医疗费用、增加农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同时，大量劳动力外出就业缓解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保障了退耕还林政策的有效执行，对西部地区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走出“贫困——对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二）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促进了农村市场的深化
首先，农业生产的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季节性短缺问题普遍存在，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使农业雇佣劳动和用机械替代劳动的方式近几年在农村慢慢兴起，从而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其次，劳动力非农收入增加了农户对农业的资本投入，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特别是农业机械在一定范围内的使用及其对劳动的替代，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一进程需要在实现劳动力稳定转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第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劳动力流动促进了耕地资源在较小范围内的流转与集中，对农户家庭的分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使部分家庭向着农业生产专业化的方向演进，部分家庭向着非农化的方向演进，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的分工和专业化程度。
（三）劳动力流动并不必然引起农业总产出的下降
学术界担心劳动力非农就业导致农业总产出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劳动力短缺引起单位面积劳动投入减少，或者资本、劳动等投入全面减少，出现粗放经营甚至土地撂荒；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和妇女化影响农业技术的采用与推广。但本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市场途径或者机械技术的使用得到有效解决，现阶段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短缺并没有导致土地生产率的下降，相反农业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都有所增加。少数家庭放弃对土地的耕种，减少农业投资，主要是由土地的生产效率决定的，是农民对不同劳动收益的比较与理性取舍，根源不在于劳动力的流动，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农业收入太低。就农业技术的创新、推广与应用来看，农户本身并不是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体，农业机械技术的使用可以降低劳动强度、调剂劳动力的短缺，同时农药、化肥、养殖等技术的精细化使得妇女、老人等辅助劳动力可以有效掌握和使用。
（四）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背景下，劳动力流动与转移是城乡二元结构转换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条件，但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并没有引起这种变化
蔡昉（2007）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结束，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根据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产要素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自由流动，促进农业的商业化点的到来。但目前这种转型并没有在较大范围出现，主要是由于非农就业特别是劳动力外出打工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农业收入也比较低，“打工挣钱、种地吃饭”的模式就成为目前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主流劳动力配置模式，从而在农村形成一种变相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自给自足”状态。这种状态对农业发展有一定潜在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目前大部分农户对农业的长期发展信心不足，对农业的长期投资缺乏动力，但又苦于非农收入有限，农业仅作为一种生存保障而存在，使农业处于自给自足或者半自给自足状态，使农户家庭处于“打工挣钱、种地吃饭”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但这种状态并不是劳动力流动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城乡分割的一系列制度因素造成的。这种状态的改变需要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实现外出流动者的稳定就业和转移，促进农户家庭的分化，使部分家庭彻底摆脱对农业的依赖；在此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与集中、农业技术进步等措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入水平，使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边际收益率趋于接近，促进农业商业化点的到来。
（五）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存在的长期而潜在的影响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加以引导
目前农村流动者的分化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即第一代流动者和第二代流动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一代流动者主要以自身和家庭生存为主要目的，增加收入、缓解贫困、提高家庭生活水平是他们外出的基本动因，随着儿女的长大和进入流动行列，他们中的部分已回流从事农业生产，部分采取了“农忙种地、农闲打工”的兼业形式，他们绝大多数人熟悉农业生产，也不愿意放弃农业生产，他们是目前主要的农业生产者，这也是现阶段农业生产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和冲击、农村生产要素流动与重组缓慢的主要原因。第二代流动者则更加追求自身的发展，他们将外出打工作为进行职业培训、寻求发展机会、扩大发展空间的主要途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懂农业生产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流动基本上是单向的。可以预期，随着城乡分离的二元制度的逐渐改革，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随着目前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逐渐退出农业生产，随着新一代流动劳动力的逐渐离农，谁将成为农业生产主体？能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实现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与现代化，确保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不受大的冲击，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平稳、有序地转型，是必须及早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普遍关注并给予政策引导的问题。
注释：
① 本研究所指的农村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或者农村非农产业从业者主要指本地的自我雇佣劳动力，以区别于被雇佣的流动劳动力。
② 产业集中度也叫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上的某种行业内少数企业的生产量、销售量、资产总额等方面对某一行业的支配程度，一般用这几家企业的某一指标（大多数情况下用销售额指标）占该行业总量的百分比来表示，表达式为：
1为某一产业中第i个企业的产值或产量；x为所有企业的总产量或产值，R为权重系数。这里借用产业经济学关于某行业产业集中度指标来衡量农户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既样本农户主要农产品及其产量的集中化程度，根据调查资料R取值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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