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盈富基金个案研究

香港盈富基金个案研究

陈文忠[1]2001年在《香港盈富基金个案研究》文中指出亚洲金融风暴于1997年中自泰国爆发以来迅速蔓延至亚洲各国和地区如印尼,南韩,马来西亚,星架坡和香港。本文之第一部份尝试探讨金融风暴的成因和带来的后果。 为了抗衡金融风暴的冲击,印尼、南韩和泰国把本国币值贬值;星架坡一刀切把本国资产和物价减低15%;而马来西亚则实行外汇管制。但这些措施均不能适用于香港。这是因为港元是以港币7.80兑1美元与美元挂钩,又根据基本法,香港特区政府是不能减低公务员的薪酬。国际炒家洞悉香港特区政府的经济特点,以不同的财务技俩冲击港元,乘机大赚一笔。本文第二部份尝试探讨国际炒家冲击港元和股票市场的技俩。 香港特区政府于九八年八月十四日入市打击国际炒家。这次入市特区政府购入了价值2,000亿港元的上市公司股票。之后最重要的工作是用甚么方法把这些股票放回入市场又不致令市场有太大的冲击?最后特区政府推出了盈富基金。基本上盈富基金是一种共同拥有的信托基金以特区政府持有的33只本地上市公司股票作为基金的支援后盾。由于支援的股票是与恒生指数成份股的比例相约,因此盈富基金的表现是会紧贴着恒生指数的表现。为了增强公众人士的信心,两所国际知名的财务机构已受聘为盈富基金的经理人和信托人。又为了吸引本地居民长期持有盈富基金,本地投资者如持有盈富基金超过一年和两年将会分别获得折让。本文第叁部份详细描述了盈富基金的特点和发行细则。 本文的第四部份描述了盈富基金发行一年来的表现。本文的第五部份是以金融管理局主席任志刚先生的一篇文章的撮要作为总结。

陈人欢[2]2007年在《香港、新加坡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以投资组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2006年,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净资产总额达到8550亿元,发行总份额为6208亿份。基金资产净值占到A股流通市值的30%左右,成为占股市市值第一位的机构投资者。2006年,53家基金公司管理的287只基金全年为投资者奉献了2713.36亿元的投资收益,基金正成为居民家庭除储蓄之外拥有最多的金融资产①。虽然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借鉴国外基金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基金业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亚洲地区,香港和新加坡是重要的基金管理中心,两地的基金业发展较早,法规完善,规模较大。研究香港、新加坡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基金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香港、新加坡证券投资基金情况展开全面研究。结构上,本文在导论之后,首先介绍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概念,接着分别对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内地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历程,特点和经验进行了讨论,最后提出香港、新加坡基金业发展对中国的借鉴之处:加强监管和自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推动金融创新,建立权威、公正的基金评价体系,规范发展私募基金,积极推动社保基金、外汇基金入市、大力发展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叶柒平[3]2013年在《大小非减持盈利模式创新》文中研究指明自2005年9月4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到2007年12月,大小非陆续到了解禁期,打破了市场原有的供求均衡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扩容压力,也给股市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性。如何在确保股市稳定并且广大投资者能够分享股市发展收益的同时,成功地完成大小非减持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本文研究了大小非减持的盈利模式创新,希望通过金融创新和模式创新为大小非减持提供一些思路。本文首先分析了大小非减持产生的背景,然后分析了大小非减持的主要方式——大宗交易平台减持,进而分析了大宗交易商(大宗交易买家)的产生。之后,本文以香港盈富基金为例,分析了国外大宗交易现况,由此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然后,本文分析了大小非减持衍生的传统盈利模式,并视资料的可获得性,列举了一些实践中的应用案例。随着整个大宗交易行业进入完全竞争状态,如何通过金融创新和模式创新来改变大小非减持的盈利机会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指出,具有领先优势的大宗交易商可以进行交易模式创新、交易对象创新、部分大宗交易商自我生存保护意识创新、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模式创新来巩固自己在市场中的地位,并赢得发展空间。本文最后对国有股减持展开创新探索,提出了一些创新方案,如政策创新预期、借道券商资管通道、成立国有股股权基金等。

虞敷荣[4]2003年在《盈科数码动力并购香港电讯的个案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分案例和案例分析两部分 案例部分主要是描述盈科数码动力(简称“盈动”)并购香港电讯事件。首先介绍并购参与者新加坡电讯、香港电讯及盈科数码动力的背景、财务状况。然后详尽描述盈动并购香港电讯的过程,并购方案内容以及所需的财务安排。 案例分析以财务管理理论为基础,首先探讨盈动并购香港电讯的战略,用SWOT来分析盈动及香港电讯的优势、劣势、机会及威胁。然后分析各并购参与者的动机及并购风险。再深入剖析盈动及香港电讯成功合并前的股价变动。最后,从成功合并后的业务发展、财务状况及股价表现去印证并购主要目的-股东财富最大化与其它并购动机是否达成,从而推断新经济企业并购旧经济企业是否合适

李林岭[5]2010年在《我国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研究》文中提出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是一种收益与股票价格、股价指数或其它标的资产价格相挂钩的衍生金融产品,即本金或利息金额与特定期间内一种或多种特定标的资产的价格产生联动,因此投资人在付息日或到期日所获得的收益也将随着标的资产价格的变动而有所不同,产品结构可解析为一份固定收益证券与一份期权的组合。近十年来,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全球衍生品市场始终保持着迅猛的增长势头,结构性产品因其独特的风险收益特征、灵活创新的产品设计,是境外市场发展较为迅速的一类创新金融产品。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认股权证市场,其结构化产品在这两年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如比联、麦格理、法兴就是市场上主要的叁大发行商。自2004年3月中国银监会发布《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之后,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作为一种创新产品,也逐步被国内商业银行尝试引入、并创新,如光大银行于2004年11月成为首家获得人民币理财业务资格商业银行之后,率先推出了首款以人民币计价、购买的结构性存款“阳光理财B计划”。这是一款收益率高于同期储蓄存款利率的固定收益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受到了当时市场的广泛欢迎。随后,2007年推出的备兑权证,使得国内券商获利颇丰,对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动力大增,也积极加入了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创新中来。因国内券商、基金管理公司在金融衍生品投资实务中的先天优势和基础,其对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内在推动力更强。纵观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近几年在国内市场的发展,国内商业银行仍然主要采用了直接向境外金融机构购买、仅在国内发行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本质在于境外金融机构才是该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实质发行人,其投资管理过程都在境外进行,于是其挂钩标的也多与境外资本市场股票或股票指数挂钩。因此,不仅国内发行者对产品结构、投资管理的了解不深入,国内的投资者更是对其茫然,于是在2007年末、2008年初之际,浦发银行、平安银行、深发展等相继爆发了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零收益”事件。近年来,券商和基金公司对这类产品创新略有推进,在现有法规、制度约束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2009年5月推出的“长盛同庆可分离基金”等。下一步如何推我国A股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发展?这即是论文所需要思考的问题。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市场需求,来自于发行者和投资者双方。在目前国内市场金融工具种类有限情况下,不仅无法满足投资者的各类风险收益偏好需求,也无法满足国内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与发展需求。尤其是在经历了2007年、2008年股票市场的深幅波动之后,投资者对于下档风险锁定、上档追求适度收益的结构性产品需求越来越大。然而对于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者而言,商业银行的渠道垄断优势、信托公司的产品平台优势、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优势,均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国内商业银行而言,其渠道优势需要丰富的产品进行维护,因此在国内金融产品同质性强、差异性不足情况下,商业银行必然向境外金融机构寻求产品,这也是目前国内股票挂钩结构产品发展的现状,从而导致国内商业银行对结构性产品的理论研究薄弱,进而影响到渠道销售环节的薄弱,使得投资者对此类创新产品的了解不深入,甚至存在误解,成为渠道风险的一个隐患。对于信托公司而言,自2000年的规范以来正在逐步发挥其金融产品平台优势,然而产品平台同样对金融创新产品存在需求。对于股票挂挂钩结构性产品,信托平台在寻求产品投资管理人时发现,自有资金与受托资产的独立管理原则,使得结构性产品的推广必须面临着业务模式的创新,正是由于业务模式创新迟迟未能获得突破,导致目前国内信托公司仍未正式推出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最后,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此类结构性产品真正的提供者和投资管理人,还需满足“不能承诺收益”的法规与监管要求,加之国内市场金融衍生工具的缺乏也增加了投资管理过程中避险策略实现难度,因此不仅需要在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尤其是投资过程中避险理论的研究,还需对我国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业务运作模式、业务风险模式进行探讨和完善。任何一种金融产品的发展,均离不开发行者的推动,否则很难以获得市场的青睐。因此,我国大陆市场若要发展股票挂钩票据,需要更多地从发行者角度对股票挂钩票据进行系统研究,而且发行主体的多样化更有利于推进结构性金融产品的发展。综上分析,现阶段国内金融机构对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创新还面临两个难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在结构类产品的理论研究、产品设计、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欠缺,导致主要参与主体的客观推动力不足;二是在监管和相关法规约束下,业务模式不清晰,包括业务运作模式、业务风险模式。上述两个问题的论证与探讨,正是论文的研究主线和创新之处:(1)重点强化股票挂钩结构产品的结构解析,并沿着产品结构的主线对此类结构性产品的收益特征、产品功能和风险管理进行解析,构建一个系统的、清晰的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理论分析框架,使得实务中各种问题的处理方法、处理思路变得更加清晰。(2)论文结合实务中的经验,重点从发行者角度对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在现有监管和法规条件下的业务运作模式进行了探讨,并进一步对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风险中性业务模式进行了解析,不仅有利于金融机构重新构建此类创新产品的业务运作模式,也有利于监管层对此类创新产品的监管重点与方向更加清晰和明确,以期更进一步推动我国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发展。论文包括导论和正文六章,沿着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结构解析主线,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对股票挂钩结构产品基础理论进行解析,包括产品结构、收益特征、产品定价与投资避险管理等,只有全方位、深入了解了它,才能因时、因事制宜地对其引入、推进和创新。随后,在借鉴国际市场的发展经验基础上,结合实务中面临的问题,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对我国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证,包括前述的产品结构、定价与避险,以及业务运作模式和业务风险模式,以期对我国推进A股结构性产品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与帮助。尤其是对A股结构性产品风险中性业务模式解析,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监管层对此类业务创新的疑虑、并明晰其风险管控重点和监管方向。论文结构和主要观点为:在第一章至第四章中,论文主要对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分析论证。产品结构的解析,是对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研究的基础,正是基于其内含一份固定收益证券和一份期权的产品结构,才引申出了该类结构性产品的分类,如按照内含期权投资者持有的多空部位,可分为保本票据和高息票据。进而,对于高息票据而言,按照空头部位期权的种类又可分为看涨高息票据、看跌高息票据和区间票据。随后,仍沿着产品结构的主线对股票挂钩结构性票据的收益特征、产品功能、产品定价和避险策略进行分析,与此同时,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结构性产品分析框架。但在实务中,因结构性产品通常内含较为复杂多样的“奇异期权”,于是在第叁章中,在分析了结构性产品定价方法基础上,以东亚银行“溢利宝”保本产品为案例,在对其结构解析基础上,通过解析法和蒙特卡罗模拟法(简称MC)分别进行定价,两种定价方法比较分析的结论是:由于解析法的障碍是连续障碍,而MC方法的障碍为每日的离散障碍,因此解析法的期权价格要略低于MC方法;无风险利率越高,对发行者越有利,发行者可以花更少的本金进行债券投资,卖出的期权部分的价格就相对较高;波动率在非常低时(以至于几乎不会触及触发价格),波动率越高会给投资者带来更高收益,而当波动率达到一定程度(触及触发价格的概率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波动率越高,标的价格越容易触及触发价格,从而只获得2.25%的固定收益,因此波动率越高,发行者越有利。第四章结合“区间逐日计息”结构案例,对于结构性产品避险策略进行了研究。针对目前国内市场尚无相关衍生品市场的情况,对Delta避险策略中的现货交易进行了分析。对于发行者而言,在delta套期保值期间产生的盈利和损失(不包括现付成本和资金成本)为:(1)delta对冲盈亏,即由日常各观察期内的delta对冲所产生的盈亏;(2)delta部位红利和delta部位盈亏累计利息;(3)收取的初始结构溢价;(4)溢价产生的利息,即收取的溢价产生的利息。第五章至第六章则以案例研究为重点,重点对A股结构性产品的业务运作模式和风险中性业务模式进行了解析与探索。在国内现有监管和法规要求下,如何推动我国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发展?重点在于推动发行者构建有效的业务运作模式,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市场主要参与方,均可积极参与此创新业务模式的构建。对于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业务风险模式而言,国外的经验表明,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者通常通过其他衍生工具、标的股票等金融工具对冲各类市场Greeks风险,并不以判断标的股票方向赚取股票涨跌的趋势性收益为目的,而是获取该结构性产品的发行波幅与对冲波幅的波幅差收益。因此,对于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而言,其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对赌的关系,即二者不是零和博弈的对赌关系,而是分别获取市场不同性质的收益。因此,对于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发行者而言,其发行其结构性产品的发行业务应该属于一种风险中性业务,发行者与投资者是一种非零和博弈,投资者追求个性化方向性收益,而发行者是获取波幅差收益、不做趋势判断。在第五章中以“长盛同庆可分离交易基金”为案例,对该结构性产品进行了结构解析、定价解析和风险中性业务模式探索的完整分析与论证,同时对产品开发、对冲交易、风险管理、系统支持等也进行了探讨;在第六章中,基于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上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挂钩A股的结构型产品的现状,特以挂钩“中国平安(601318,SH)”的“首月保证型折价式高息票据”为例,对产品结构、投资者收益和发行者收益、业务模式、风险管理、以及实务中的几个问题均进行了实务探讨。真正意义上的A股挂钩结构性产品的创新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本文也仅是一个初步探索,还存在不足和相当部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1)我国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业务模式中,对于如何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会计制度、税收制度等,尚还需进行更进一步、具体的讨论。(2)对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内含期权的研究还需深入,因为其内含期权种类的创新是此类结构性产品创新的实质,不同的创新产生不同的产品结构,论文在这方面的研究尚不深入,可作为另一个主题进行探讨。

杨渡[6]2010年在《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设计、创新与风险管理》文中研究指明结构性理财产品是将固定收益证券的特征与衍生交易特征融为一体的新型理财产品,可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重要部分。从目前看,我国商业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还缺乏相应的衍生工具市场,商业银行投资主体地位还没有确定,发展还远不成熟,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本文首先从收益情况、发行数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的现状,然后通过搜集一些具体的数据和资料,分析了目前我国结构性理财产品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具体特点。接着结合案例,对结构性理财产品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的创新思路,研究与之相适应的系统背景以及监管环境,提出适合国内需求的新产品类型以及配套政策、制度。最后对结构性理财产品的风险进行分类,同时对结构性理财产品的风险管理提出对策,以促进结构性理财产品健康、持续的发展,丰富国内的理财市场。

甄烨[7]2017年在《文化创意企业融资创新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文化产业发展依赖于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壮大,而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由于文化创意产品市场不确定,文化创意企业价值难以得到有效评估,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对文化创意企业普遍存在惜贷现象。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金融资本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并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但是为了控制风险,金融机构以及文化产业专项基金仍然是以大型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项目为支持对象,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的受益范围有限。我国目前的文化创意企业大多属于中小微企业,企业规模小、可用来抵押的固定资产少,很难运用传统的融资模式从银行等传统渠道获得融资,因此必须对现有的融资模式进行创新,提出适合文化创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众筹之类的创新型融资模式越来越引起关注,例如由中国知名音乐剧制作人李盾与美国百老汇资深创作班底合力打造的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先后叁次在众筹网上融资,融资总额超过70万元。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版权质押融资模式也在一些商业银行得到了应用,如招商银行对电影《集结号》拍摄过程提供的国内首笔版权质押融资。而随着演艺活动取消保险、演艺人员意外和健康保险等创新型保险产品的出现,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风险也能得到一定的保障。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现有的融资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然后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内源融资和负债融资能力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我国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可质押资产少、经营风险大是影响其融资能力的叁个主要方面。因此,本文以演艺企业为例,从融资渠道、质押和风险管理叁个角度分别提出了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渠道创新的众筹模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质押方式创新的版权质押模式和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风险管理创新的保险融资模式。本文的具体内容共分为八章:首先是绪论。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进行了阐述,论证了文化创意企业融资创新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本文研究所能产生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提出了本文研究遵循的逻辑思路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是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文献综述。运用总结归纳法对国内外学者在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包括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模式、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等;最后提出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不足以及本文的研究出发点。第二章是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现状的分析。运用对比研究法和总结归纳法分析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以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与融资模式,通过国内外文化创意企业融资的差距分析,发现我国文化创意企业融资存在融资渠道单一、融资质押缺乏创新和融资风险大的问题,并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下文提出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渠道创新、融资质押方式创新和融资风险管理创新做出了铺垫。第叁章是文化创意企业融资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针对文化创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结合文化创意企业自身的特征,提取了影响文化创意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这些因素与企业融资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文化创意企业的可担保资产价值、净资产收益率、流动资产周转率会对其融资能力产生正向影响;金融政策越好的地区,文化创意企业更容易获得负债融资;随着文化创意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和速动比率的增加,其获得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的能力越强,会减少对负债融资的依赖。研究还发现文化创意企业的无形资产实力,有助于增强各种因素对其融资能力的提升作用;但是无形资产并没有直接增加文化创意企业的负债融资,这恰恰说明我国的无形资产质押融资体系还不完善,我国迫切需要鼓励金融机构建立针对文化创意企业的版权质押等创新型融资模式。第四章研究了基于众筹的演艺企业融资渠道创新模式。首先从演艺类项目众筹平台的功能定位以及交易流程两个方面对演艺企业众筹交易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分析,然后选取2013年9月-2015年9月在众筹网上成功筹资的演艺类项目作为样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众筹成功项目的支持者投资行为随时间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支持者人数的增加在项目筹资期内呈现小u型特征,即在项目的前期,支持者数量会随时间递减,而在项目的后期,支持者数量会随时间递增,并在最后一天会下降;此外,项目在筹资过程中,支持者的投资行为存在明显的羊群效应,而采用相应的措施可以显着降低这一效应。第五章研究了基于版权评估的演艺企业融资质押方式创新。首先对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版权质押融资的叁种典型模式——北京的“政府贴息+版权质押融资”模式、上海的“担保机构+版权质押融资”模式和武汉的“产业集群+版权质押融资”模式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版权质押融资服务平台主导下的“政府贴息+独立评估+反担保”的演艺企业版权质押融资模式,并对其运作流程进行了设计;然后综合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现值法的优势,构建了与同类型交易版权相比的演艺企业版权价值因子指标体系;并考虑到质押融资的风险,构建了演艺企业版权风险因子指标体系;在价值因子综合评价和风险因子综合评价的基础上,考虑到金融机构的风险厌恶特征,提出了针对VaR风险度量下的演艺企业版权质押价值评估模型;最后,通过《甄嬛传》和《夫妻那些事》的实例对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检验。第六章研究了基于保险的演艺企业融资风险管理创新。首先对演艺业风险的可保性进行了分析,将演艺业风险分成叁类,即演艺活动过程中的风险、演艺企业本身的风险、演艺作品的内容风险,针对各类风险对保险产品进行了匹配;接着设计了各种保险产品对应的叁种保单质押融资模式,即演艺企业投保模式、商业银行投保模式和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合作模式;最后,针对带免赔额和最高赔付水平的商业保险,研究了演艺业保单质押融资的服务定价,给出了保险公司的保费决策及相应情况下银行提供贷款的条件,研究发现随着演艺企业资金缺口的增大,保险需要提供更高的最高赔付水平,才能保证银行向演艺企业提供贷款,并且银行希望提高保险的免赔额以降低保险费用。第七章提出了促进我国文化创意企业融资创新的政策建议。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文化创意企业叁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应该加大文化创意产业扶持力度、建立良好的文化金融环境,以及完善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体系;金融机构应该加强文化金融产品创新和文化金融风险管理,并且金融机构之间也应该增强合作;文化创意企业应该加强文化产品内容创新、提高企业信用等级并努力拓宽融资渠道。第八章是结论与展望。本文的研究分别从融资渠道、质押和风险管理叁个角度提出了文化创意企业融资创新模式,有利于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融资理论的发展。同时,本文研究也为文化创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融资约束,为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开拓新的业务、实现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但是,本文的研究在数据收集、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局限,这也将是作者以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香港盈富基金个案研究[D]. 陈文忠. 暨南大学. 2001

[2]. 香港、新加坡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陈人欢. 厦门大学. 2007

[3]. 大小非减持盈利模式创新[D]. 叶柒平. 复旦大学. 2013

[4]. 盈科数码动力并购香港电讯的个案研究[D]. 虞敷荣. 暨南大学. 2003

[5]. 我国股票挂钩结构性产品的研究[D]. 李林岭.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6]. 结构性理财产品的设计、创新与风险管理[D]. 杨渡. 复旦大学. 2010

[7]. 文化创意企业融资创新模式研究[D]. 甄烨. 山西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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