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增长中的非竞争性要素
苏京春 许 静
内容提要：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视角梳理了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当中的演变，发现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产业革命，都源于从供给侧对生产要素进行的创新性改进。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生产要素进行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划分，指出非竞争性要素的“质变”特征并分析其在新动能形态下的核心作用，进而认为从非竞争性要素入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逻辑支撑。
关键词： 非竞争性 生产要素 新动能
经济学理论经历边际革命后，集大成者马歇尔开创了局部均衡理论，明确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均衡分析。生产要素指的是生产活动得以进行的基本投入品，是经济学一个基本而至关重要的概念。从均衡视角来看，整个要素市场都应当归为供给侧的范畴。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产业革命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其根源就在于从供给侧产生的多方提升生产要素的颠覆性创新，这些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实质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启。
一、经济分析中的生产要素视角
纵观每一次相对意义上的新经济时代的出现，都内在地蕴含着生产要素的变革，无论是从理论视角来观察，还是从实践视角来观察，从要素视角来着手进行经济分析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视角下生产要素经济分析的演变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威廉·配第最早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而地租是税收源泉。这是生产二要素劳动和土地在经济学中的初现，其提出背景是15世纪航海发展及西半球金矿的发现促进了贸易增长，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发展最终取代了封建社会。配第之后，各流派的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从生产要素角度进行经济分析。
古典经济学家侧重于研究要素存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积累主要来源于劳动、资本和土地三要素的合作。萨伊将斯密理论中的要素分析公式化，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指出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共同创造了生产效应。大卫·李嘉图认为，由于要素边际产出的递减趋势，经济增长并不能持久。马尔萨斯则论述了由于人口与要素增长的不匹配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即“马尔萨斯陷阱”。总体来看，古典经济学注重对生产和成本的研究，忽视了对需求和效应的分析。
近红外光谱双模型法快速判别雷公藤去皮减毒工艺的水平……………………… 马若群，张奉苏，朱庆丽，等（6·427）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使用边际分析法探究均衡条件和垄断成因等问题。该学派代表人物马歇尔将利润从利息范畴中独立出来，用企业家要素说明利润的来源，并提出将“企业家才能”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和传统的三要素并列，即“生产要素四元论”。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人也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只是他们都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熊彼特进一步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的理论，认为实质性的竞争是创新竞争而非价格竞争，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带来了创新，且创新内在性地推动经济增长。熊彼特的理论为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支持，并导致了其后对技术外溢的诸多研究。尽管如此，新古典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存在一定脱节，主要是因为其本质上还是处于静态均衡分析的框架之中，未以动态均衡视角研究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忽视了由所有制及收入分配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
通过分析能够看出，银行的盈利情况以及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能够看出，明确银行的盈利情况能够有效地识别金融风险。银行要是出现盈利问题，就可以看出，如今在金融市场里面，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持续提升，大概率多数企业都存在经济问题，这样就很难及时地返还银行的利息，这样就比较容易产生金融危机。所以需要充分掌握银行的盈利情况，这样能够及时地掌握有关的金融数据，如此能够有效地判断金融风险，而且可以及时地做出反应。
20世纪70年代，制度经济学蓬勃发展，该学派注重对制度、法律、伦理、社会关系等非市场因素的分析。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凡勃仑认为，制度本质上是人们的思想习惯，“有闲阶级”的享乐主义导致其乐于维持现状并本能地维护现有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将制度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诺斯认为，制度为经济活动提供了激励机制，而这些回报约束能够鼓励教育、创新及资本扩张，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同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学蓬勃发展。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首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引入经济研究当中，论述了信息获取成本导致的商品价格差别等问题。此后，不少经济学家都将信息这一要素纳入其研究范畴，关于信息对经济运行影响的研究也日益丰富。
首先，国家审计人员不能仅从被审计单位这一微观视角考虑问题，而应从国家整体利益思考，避免片面性，力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深层次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因果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新一轮的突破。罗默开创了AK理论模型，并将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从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加理解技术内生性。同时罗默还指出，由于创新会带来经济扭曲，所以发明活动的潜在数量不会趋于帕累托最优，故此税收、法制、产权保护、金融政策等制度对于长期增长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则构造了一个多物品模型，从质量提升的角度理解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卢卡斯继承宇泽弘文的思想，强调人力资本在增长当中的经济外部性，并构造出一个较宇泽弘文两部门模型更为一般化的模型，来说明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终将导致技术进步的结果。
式中：Fi为对应第i名专家判断矩阵的一致程度；m为判断矩阵的对应阶数；(λmax)i为第i名专家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2)采用WBS-RBS工作风险耦合矩阵分析法，对施工作业按照分离立交桥梁工程施工步骤流程进行了分解，并对工程项目可能存在的所有风险因素进行划分，细化了作业和风险的映射关系，运用LECD建立风险评价模型，计算出各作业单元风险值.
（二）实践视角：沿着产业革命的脉络
18世纪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人力被蒸汽动能代替，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人类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加入到生产过程当中，显著提高了生产率。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巩固了资产阶级的地位，英国由此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经济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要素质量提高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最高阶段，而技术进步是要素质量提高的必要前提。无论是引进新的技术、吸收改进已有的技术，或是大面积推广新技术替代旧技术等，这些都会带来技术进步，扩大经济动能的边界。需要强调的是，技术进步需要创新来支撑，这一创新是全面创新，包括企业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和政府制度的创新。也即技术进步需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全方位优化制度供给，创造有利于创新技术萌生、发展的制度土壤。经验证明，只有从技术和制度入手，提高非竞争性要素的供给质量，才能掌握“先发优势”，摆脱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依靠模仿发展生产的追赶姿态，真正掌握经济增长的主动权。当下，经济发展已经从对“物”的关注转到对“人”的关注，传统的生产要素由于其竞争性的特点，对生产率提升的贡献是有限的。而依托于人力资本得以发挥的制度和技术要素则蕴含无限的潜力。发挥好这些非竞争性要素的作用，对于培育新动能和发展新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通信工程等产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逐渐取代工业经济成为经济增长主力。美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低实业、低赤字的特点。科技的发展无疑是新经济出现的第一推动力。关于美国新经济的研究颇多，主要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侧重于从技术角度理解，第二层面侧重于从宏观经济绩效及运行特征角度理解，第三层面则侧重于从经济体制及制度演化角度理解。概括而言，新经济是“技术突现—制度演化—技术创新—新经济范式”的过程演化，也即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推动经济范式、形态发生转变的一场经济革命。
秧田期注意防治稻蓟马，大田要及时防治稻纵卷叶螟、二化螟、三化螟、纹枯病、白叶枯病、稻瘟病、稻飞虱等病虫害，在孕穗后期及抽穗期预防稻曲病。作好田间病虫调查，达到防治指标时及时喷药防治，确保丰产增收。
此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蓬勃发展，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太阳能、风能等绿色新能源被广泛使用，计算机、移动互联网、通信等产业迅速崛起，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中新的主导要素，参与到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当中。
总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是全社会成员均等化地分享数量、质量大致相当的各种基本公共服务，将人群之间的差距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问题是，在地区、城乡、人群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差异，即“非均等化”。具体来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地区、城乡、人群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数量、质量上的均等配置。
沿着产业革命的脉络梳理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可以看出，每次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基本都基于生产要素的变化，且要素的质量与结构决定着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每一次新生产方式的出现都会引发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力的提升又会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三者作为社会生产的要素，最终引发新的经济形态。从要素视角来看这一逻辑，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理论达到一定程度的思想统一。
二、非竞争性要素的概念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已有所转变和调整。本部分基于已有研究基础对非竞争性及非竞争性要素进行界定，以期更加深入地观察和把握新时期经济的要素结构及其各自作用。
（一）非竞争性
“非竞争性”这一概念曾出现在诸多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当中。宏观研究层面，“非竞争性”是财政学中对公共物品特征之一的表述，又称为“非对抗性”或“非争夺性”等，源于萨缪尔森（1954）对“公共物品”的首次定义。萨缪尔森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表现在一个社会成员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也即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在萨缪尔森思想的基础上，马斯格雷夫提出，公共物品的界定标准还应包括非排他性。他认为如果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增加一单位消费也不会导致成本的同等增加，那么为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就不应该将任何人排除在外。也即，非排他性的提出是从社会福利总水平的角度考量的，而不是物品在技术上是否具有可排他性。正因如此，非排他性也常被视为非竞争性的派生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在对公共物品的界定问题上，非竞争性强调的是“使用”，而非排他性强调的是“受益”。一个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可能是排他性的，如拥有专利权的药品配方，他人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必须支付一定价格；也可能是非排他性的，如天气预报，他人可以无条件的同时使用而不对任何人造成影响。
微观研究层面，“非竞争性”更多地被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及其利润来源。奈特认为，企业经营的本质是处理不确定性的过程，企业家对不确定性的判断能力是企业存在异质性的关键所在，也是企业获取利润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能力具有稀缺性和不对称性，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定价，因此具有非竞争性。科斯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如果判断是可能的，那么对企业家才能的判断也是可能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家才能完全通过市场交易定价，也即存在竞争性。然而，科斯的反驳忽略了判断的抽象性，这种特性使得其难以具体表达为完全的合约形式。不同于奈特和科斯的研究，艾迪斯·潘罗斯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具有内生性，是企业成员在组织内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具有独特性和整体性，这种特性决定了其难以在公开市场定价，因此是非竞争性的。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对于非竞争性的概念判断，不同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概括而言，非竞争性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具有可共享性，可以同时被不同主体共同使用；二是具有一定抽象性，且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定价。
2.5.2.3 物理治疗将列当茎从地面切除，在茬口上滴石油或废菜油或饱和食盐或饱和尿素溶液等，可促使列当根茎腐烂。
（二）非竞争性要素
生产要素是经济运行的基本构成部分，不同时期对生产要素性质的界定和理解，推动着经济学研究向前发展。
从理论层面来看，传统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一旦被用于一种活动，就不能被用于另外其他种活动，且这些要素较易通过市场交易定价，因此属于竞争性要素。如劳动力，工人从事了某项工作，必然会减少从事其他工作的时间，其劳动价值也较易在公开市场上通过工资报酬的形式予以定价。而技术和制度等要素，本质上都是知识型要素，可以在任意领域的活动中自由传播，一方使用的同时不妨碍另一方使用，同时由于其极其抽象，难以通过交易进行定价，因此属于非竞争性要素。以制度要素为例，其作用范围为处于该制度下的全体公民，具有明显的共享性，且无法通过公开市场交易定价，因此是非竞争性要素。
此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研究也逐渐丰富。例如，杨小凯等人通过对“东亚四小龙”的增长分析发现，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增加和劳动参与率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德隆和萨莫斯则发现设备投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数理模型层面来看，自索洛模型提出之后，关于要素报酬递减还是递增的讨论便不绝于耳。索洛模型中依赖于技术进步的长期经济增长和条件收敛都是以要素递减趋势的假设为前提的。但是引入知识要素之后，报酬递减性质就会被破坏，原因就在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且具有经济外部性。基于此，内生增长理论突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全竞争框架，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引入到增长模型中。罗默侧重于从中间产品种类的增多来理解技术进步的内生性，也即横向创新；而阿洪和豪伊特基于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新”思想构造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增长的源泉是产品质量的提升，也即纵向创新。较为一致的是，罗默模型和阿洪—豪伊特模型都认为，技术的进步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驱动的。由此可见，市场机制作为引发技术进步的内生性因素，其作用也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三、非竞争性要素具有“质变”特性
基于以上分析，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不同于资本、人力等竞争性要素，技术与制度是非竞争性的，而非竞争性要素与竞争性要素本质上具有不同的特性，主要体现在非竞争性要素具有“质变”的特性。
（一）从微观层面观察其“质变”特性
新动能的表现形态之二是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要素投入的边际效应下降，而且要素难以无限供给，这样就需要第二个动力，即要素组合效率。要素组合效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素集聚产生的规模效率改进，例如一些产业园区集聚的劳动、土地、资金等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二是要素在不同部门间流动带来的配置效率改进。例如劳动力、资金等从落后的传统产业如农业流向现代产业部门（工业或现代服务业），或是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流向高生产率部门，高生产率部门的要素组合会产生更大的产出或增加值，这就会提升经济总体的产出或增加值。
图1 复利曲线
（二）从宏观层面观察其“质变”特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虽然资本和人力投入的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由于资本严格遵循着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宏观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技术和制度的优化带来的增长因素。然而，技术和制度的要素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与政治因素相结合，资本和人力要素显然能够更快地在宏观经济层面显现出来，在短期内相对更容易受到决策层的关注；二是从难易程度上来看，技术和制度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显然更具有攻坚克难的特点。以制度为例，由于经济制度不具有可分性和流动性，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一种生产关系赖以依存的生产力未达成熟时，它不会出现；在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殆尽之前，它不会灭亡。因此，对其作用的关注宜放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上观察。同时，从纵向角度理解，人力和资本等要素产出率的提升，归根结底也要依靠技术和制度的驱动来完成。
实际情况中，由于复杂外部环境与智能体自身结构的影响，系统中各个智能体进行信息交互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通信时延.不失一般性，当编队系统式 (1) 存在通信时延时，用τij(t)表示智能体j到i的通信时延，并假设时延是对称的，即τij(t)=τji(t)。针对编队系统式 (1),提出如下脉冲控制协议：
如上所述，如果对非竞争性要素的特性进行一个总结，那么不难得出“质变”这一特性。因此，分析技术和制度为主要代表的非竞争性要素的“质变”特性，更加有助于完善经济建模。所谓“质变”特性，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说非竞争性要素在量变的过程中是很难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专利等发明创造的数量实际上并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只有量变到一定程度而出现质变，成果真正实现转化，才能实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是说非竞争性要素虽然在也许漫长的量变过程中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却是一个必经过程，无论是否具有“后发优势”，都无法逾越技术和制度变迁中的量变过程，在历经这一量变过程后实现质变，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推动作用将是带有革命性的。
从古典经济学衍生出的另一分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阐述了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结构和由技术发展决定的生产结构之间的矛盾运动，并主张通过制度变革来调节这种矛盾。马克思理论中，收入分配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制度要素得到重视。受马克思思想影响，卡莱茨基和琼·罗宾逊等人均从收入分配角度分析垄断竞争市场的价格形成等市场机制，掀起了一场“垄断革命”。但他们对于技术动态变动引起的经济增长仍然未作深入关注。
四、非竞争性要素是新动能的核心
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别于旧动能。从现阶段来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改变，将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旧动能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对经济的支撑力会有一个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过程，然后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每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新动能都是不同的，就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而言，新动能应特指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可有多维表现供观察，包括宏观运行更趋于稳定、供给体系更符合新经济要求、经济结构更符合打破二元结构及三产比例优化的方向、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更趋合理、要素效率更趋高水平，等等。而要实现这些层面向高质量发展转换，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技术与制度等非竞争性要素是关键所在。
（一）新动能的三种表现形态
新动能的表现形态之一是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后发优势使得落后国家或地区可以在劣势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市场化、城镇化、工业化三化叠加，激活了大量的闲置资源，给这些国家或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改善，这种质量改善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标准，其边际效应在下降。
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的建立和运行需要一份额的资本（K）和人力（L），而企业扩张中建立新实体，则需要追加一份额的资本（ΔK）和人力（ΔL），且资本和人力都是很难在不同实体企业之间共享的，这是由资本和人力要素的竞争性决定的。与此同时，企业的建立和运行中拥有一种技术（T）和制度（I），企业扩建中建立新实体，只需复制原有技术（T）和制度（I），且若不人为地设立壁垒，技术和制度是完全可以实现在不同实体企业之间共享的，这是技术和制度非竞争性的体现。可见对于竞争性要素，经济建模是很容易处理的，它们具有随规模变化的特征，并能够沿着时间的轨迹获取连续数据。而技术和制度的变化则有所不同，一方面，技术和制度具有一定抽象性，难以量化进入经济模型；另一方面，这些非竞争性要素对生产活动的影响不具有工整的投入产出比，不会像竞争性要素那样随规模发生变化。从实践经验来看，制度和技术等非竞争性要素对产出的影响过程往往呈现一个复利曲线的变化趋势（如图1）。质变转折点之前是漫长平缓的积累期，转折点之后才会迎来生产效率的指数级增长。
新动能的表现形态之三是要素质量效率的提升。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要素组合效率的边际效应也会下降，这就需要第三个动力，即要素质量效率。要素质量既包括各类要素质量，也包括要素组合的质量。从资本的角度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知识资本、土地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等都有质量高低之分，高质量意味着效率高，例如更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队伍，更高技术含量的物质资本，更高水平的知识体系，单位土地投入带来更高的产出或附加值，更加和谐和更具诚信的社会体系，更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体系，这些资本质量提高都有助于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二）非竞争性要素在新动能中的核心作用
要素利用效率和要素组合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度是人们在不断交易中形成的规则固化，其作用在于为个体的行动提供一定的方向指引。僵化低效的旧有制度会对要素优化配置形成一种禁锢，使得经济难以迸发应有的活力。有效的制度则能够提供公平的分配与激励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制度要允许新要素对旧有要素的渗透、改造和利用，而不是完全弃旧迎新。如果一国政府可以顺应市场化趋势，不断完善市场制度体系，让要素得以实现最优组合，那么要素组合效率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较快增长。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开创了经济学采用数理研究方法的先河，在此基础上，索洛和斯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以劳动投入量和物质资本投入量为自变量，并设定规模报酬不变、要素报酬递减、要素具有平滑替代弹性等假设条件，来解释经济增长。根据该模型，有一部分经济增长仅凭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无法解释，索洛将之归结为科技进步的作用，即“索洛余值”。为解释索洛余值，阿罗和谢辛斯基率先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是资本积累的自然产物，而技术外溢导致了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即“干中学效应”。但是在阿罗的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而后，乌沙华试图用人力资本解释经济增长，指出人力资本可以缓解广义资本收益递减的约束，并因此能在缺乏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带来长期人均增长。宇泽弘文进一步提出两部门增长模型，认为教育部门作用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又导致有效产出的增加。
19世纪70年代，随着化石能源及电能等新能源逐渐替换蒸汽动能，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人类进入“电气时代”。在各种新能源、新技术的推动下，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科技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加入了生产的全过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国家之间变得更加开放，世界逐步走向全球化。
五、一个探讨中的非竞争性要素：信息
尽管经济增长与发展建模的脉络是沿着对技术和制度的思考进行的，这两个要素对于现代经济而言还远远不够。实际上，除了技术和制度以外，已经有一个更新的要素——信息，开始对经济增长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关于信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甚而是非竞争性要素这一结论，目前仍然存在一些认识障碍。因此，有必要对信息的经济要素属性及其要素市场表现进行深入探究。
（一）信息具备经济要素属性
信息对生产的重要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提及① 奈特在其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提到“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提及企业为了获取信息进行资本投入的必要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组织制度的演进，信息逐渐从一个非独立生产要素演变为一个独立生产要素。一方面，信息已然成为生产活动的必需品，既可以有效反映产品需求，又可以在供给端形成目标导向，助力减少资源消耗。信息不完备及信息结构失衡会导致诸多问题的出现，如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市场机制失灵、生产结构扭曲等。而掌握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信息则能显性提高生产效率。可以说，在信息经济时代，生产活动将以信息作为支撑，脱离信息的生产将变得举步维艰，遑论扩大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信息已经能够不依托于其他要素独立进入生产过程，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可以是一个“信息生产者”，使得信息充斥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而在流通环节，诸如定制数据等信息已经实现商品化，可以单独在市场上交易并获取其对应的价值回报，这也就意味着信息的所有者可以独立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同时，从生产组织形式来看，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都逐渐开始设立信息部门或者数据部门，将信息生产活动分离出来，这是将信息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一种手段，意味着信息已经能够独立地为企业创造利润。当组织形式中信息部门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时，信息要素对经济的贡献也将日渐凸显。
2.管理理念陈旧,大多数管理人员未能及时更新自身的管理意识,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仍然习惯于采用老一套的规章制度,导致适应现代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难以建立；(3)工程的施工方式不当,导致大多数输变电工程项目难以在预定时间内交工。
由于信息的易流动性和可分享性，信息要素市场将呈现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方向。产业信息化基于信息要素可以与旧有要素结合生产，也可以由旧要素转换而来，例如随着数字化的发展，知识的载体开始发生转变，由纸张和人类大脑转变为依托于互联网的各类数字介质，这种转变促使知识要素渐渐转变为信息要素，进而扩大了信息要素的涵盖范畴。信息产业化则是基于纯粹的新兴信息要素的出现，例如基于数据标识和编译技术而绘制的用户画像，是信息独立生产有形商品的典型例证。也即信息作为独立的经济要素，既可以改造传统产业，还可以孵化新兴产业。
（二）信息属于非竞争性要素
与技术和制度一样，信息也符合非竞争性要素的特征。一方面，信息可以被很多人共同使用，在不人为设立壁垒的前提下，信息可以在不同实体企业之间共享，消费者的增加也不会引起信息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信息要素也具有质变的特性。随着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每个人都可能是信息生产链条上的一个节点，信息就会呈现分散化和无序化的特点。尽管海量的信息是信息高质量化的必要条件，但是单纯依靠数量的增加并不能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必须经过标识处理或个性化定制提高信息质量，才能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所助益。
综上所述，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颇大，涉及外汇储备、物价、就业、货币供给、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且其程度受人民币汇率不同升贬值周期的影响。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选择和时机选择也要受到宏观经济因素的制约，两者互相影响，具体影响及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与技术和制度不同的是，信息的生产者范围较大且极具灵活性和关联性。这导致了信息生产具有“不进则退”的特点，即某一信息集群如果不具有持续吸附新信息进场的能力，那么这一信息集群也就会逐渐失去价值。以社交媒体为例，当一个社交产品只有少数人使用而难以吸引新用户进场时，旧有用户也会逐渐摒弃这个信息平台，这个产品就不可能持续存活下去。而如微信这样的社交产品，则是形成了用户越多吸引新用户能力越强，进而用户黏性越强的良性循环。此外，不同于技术和制度，信息不具有模仿性，无法通过学习或者简单复制进行再生产，这就导致了信息的极度稀缺性和垄断性，信息拥有者也将在市场中取得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信息的垄断性并不能掩盖其作为非竞争性要素的本质，在未来使用权大于所有权的发展趋势下，垄断性地拥有信息也并不影响分享性地使用信息，因此信息无疑还是一个非竞争性要素。
（三）将信息作为要素和非竞争性要素的障碍
关于信息是一个非竞争性要素，主要存在以下几点认识障碍。
第一，有的人认为对信息进行界定相当困难。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在信息经济时代以前，信息在生产过程中总是与其他要素糅合在一起，其作用相较于其他占据支配地位的要素并不是很明显。同时信息还存在产权不明晰、独立创造物质财富路径难以观察等问题。然而，难界定不代表不能界定。起初对技术和制度进行界定的时候也存在过这种质疑。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比例加大，影响日渐明显，其边界便逐渐清晰起来。
第二，有的人认为信息与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叉，应当将其归为技术。不可否认，信息参与生产的路径之一是借助相关的技术载体发挥作用。但是随着信息增值能力的日渐提高，信息已经能独立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自循环，在催生新兴业态和商业模式方面具备无限的潜力和可能，将其囿于技术范畴显然不利于我们理解其在经济运行当中发挥的作用。
第三，有的人认为信息拿出来作为一项要素的独立性不足，主要原因是信息要依托其他生产要素才能进行生产。这种观点显然也是具有局限性的。传统的三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也并非孑然独立，土地需要依托劳动力赋能才能创造财富，资本需要作用于土地和劳动力才能发挥其生产要素功能。因此，依托其他生产要素或者说与其他生产要素协同配合并不能作为反驳信息要素独立性的有力论据。
六、结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非竞争性要素着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方面要义，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优化，二是对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优化。落实到生产要素上，技术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反映，制度是对人与人关系的本质反映，同时在新经济背景下，信息在反映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两大分部都将迸发巨大的潜能。因此，从非竞争性要素入手，加强制度的改革和技术的创新，挖掘信息要素的经济潜力，是我国在新一轮经济革命下抢占先机实现弯道超车的必要途径。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们跳出照本宣科的固化思维，将非竞争性要素放在实践视角之下进行考量。对于当前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是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建立相应的制度供给，以积极的态度破除新动能培育过程中的阻力。同时由于非竞争性要素的“质变特性”，在制度供给的过程中要做好新旧动能转换衔接，保持政策定力和自信，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战略性，防范化解经济转轨时期可能出现的各种重大风险，实现迈向新经济的平稳过渡。概而言之就是在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方向引领下，激发技术创新活力，抓住新兴要素提供的历史性新机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远胜利和理性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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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ompetitive Elements Analysis in Economic Growth
Su Jingchun Xu Jing
Abstract: The article sorts out the producing element evolvement du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found that every major industry revolution in human history resulted from the innovation improvement of supply-side producing elements.Based on this analysis,the article identifies non-competitive element"quality change"characters and analyzes its core role in new situation by category producing elements into competitive and noncompetitive.The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China can proceed it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rom non-competitive elements,and this can cultivat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dynamic,all these follow an inner logic.
Key words: Non-Competitive;Producing Elements;New Dynamic
中图分类号： F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391（2019）03-0009-10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李兰芝）
标签：非竞争性论文; 生产要素论文; 新动能论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论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