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及其防范&邓小平国家风险理论初探_邓小平理论论文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及其防范&邓小平国家风险理论初探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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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阶段最重要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什么风险?这些风险如何防范与化解?邓小平同志曾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答案,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近来,我再次通读《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试图领会与概括邓小平同志的国家风险理论。这一理论是他治国安邦之道的基本内容,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国家风险理论模型,可概括为以下四个要素及其相互作用:“改革——现代化——风险——防范”。

一、邓小平使用“风险”概念的五种意义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风险”概念出现了三十多处。邓小平同志主要在以下五种意义上使用“风险”这一概念:

1.失误可能性 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P138)“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去年年底发行了一百亿的钞票,今年物价涨得不符合我们的要求。”(P130)经济体制改革有产生某些失误的可能性,因此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一点,当然步子还是要稳。小平同志告诫我们:“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P229)“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的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P267)既然改革过程中难免有失误,我们就必须努力避免犯大的错误。

改革也有一个方向问题。方向不对,道路不对,就会犯大错误。对于这一点,小平讲得很清楚。他指出:“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多数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P229)

对待可能出现的失误,正确的态度是一经发现立即改正。“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P372)

2.不稳定 邓小平首先看到的不稳定现象,是在物价改革中出现的抢购风、不满情绪等。他指出:“理顺物价,这次副食品价格一放开,就有人抢购,议论纷纷,不满意的多得很,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P262—263)1984年邓小平指出, 应该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我们预料到这点。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物资比较多,群众一看,又稳定下来了。(P98)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格扭曲。只有理顺价格, 为生产者与消费者提供合理的价格信号,商品经济才会发展,市场经济才会出现。因此,价格改革这一关再难也得闯过去。正如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物价改革很艰巨,但这个路子必须走。

小平不仅提出了风险承受力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增强风险承受力的途径——进一步改革开放。他说:“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P131—132)“要进一步改革, 进一步开放。另一方面,也还有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P260)“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P364)“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P240)

社会不安定,是大风险。大风险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事先没有准备。小平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P267)他以香港为例,认为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就不得安宁。他说:“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法制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我说过,现在的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要是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P267)“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P212)

3.消极因素 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打开窗户,一方面新鲜空气会进来,同时也会有苍蝇飞进来。邓小平指出:“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P139)“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P135)小平以引进外资为例,说明了开放政策的双刃性以及利大于弊的实际效果。他说:“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P65)

几年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消极因素重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P205)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观点。他指出:“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P210—211 )小平同志还具体分析了国门打开后带来的消极因素:“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P298)

小平同志将消极因素视为实行开放政策的最大风险。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小平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P156)

4.失败可能性 失败与挫折,也是一种风险。小平同志对这种风险也高度关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改革能否成功,再过几年就能看清了。”(P113)尽管改革有风险,小平同志始终对改革充满信心。经过八年多改革实践,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P268)

失败的标志是什么?小平回答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它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P111)同时,小平同志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P12—13)“不惩治腐败, 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P313)从以上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改革失败的标志是两极分化、长期分裂、腐败泛滥。因此,我们必须防范与解决这些问题。

5.损失 邓小平在研究国际商贸关系时也使用了风险概念,其含义是损失。他指出:“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有的朋友担心风险太大,合作中如有风险,我们共同承担。首先的一条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P79—80)

二、社会不稳定的成因

社会与政治不稳定,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最主要的国家风险。这种风险是如何形成的?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起码可以发现以下六种成因:

1.两极分化 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P139)“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P364)“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P229)小平同志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只有最终带来共同富裕,才能说明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对头的,结果是成功的。否则,就失败了。小平同志正确地解决了改革开放的目的问题。

2.腐败 党内不正之风,特别是干部腐败,往往是群众不满情绪上升、干群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小平同志在1989年“北京风波”发生之后,作了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P300)同时,小平同志将政府弊端视为一些突发事件的成因。“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P212)

3.路线变 改革开放的路线与政策不能变,变了就会乱。因为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这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他说:“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P84)“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 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P29)

改革开放政策不是照搬西方一套,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变,变了就会两极分化,就会乱。这是小平同志对政策稳定性的进一步阐述。小平同志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P64)

改变社会主义方向与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会影响一般的社会秩序,而且还会引起政局动荡。小平在这方面的提醒,尤其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说:“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P324)

4.“左”右干扰 “左”、右思潮都是引发社会动乱的理论根源。为了维护我国社会与政局的稳定,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注意“左”、右的干扰。1985年,他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你1973年来访问时,中国社会不安定,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总的说,那个时候‘左’得要命。”(P115)“文革”期间,“四人帮”一伙鼓吹极“左”思潮,蒙蔽了许多人,挑动群众斗群众,从而使我国社会陷入了动乱之中。改革开放以后,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P375)“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P199)

5.思想混乱 中国人口众多,稳定需要一个明确而统一的思想基础。如果出现思想混乱,就会出现社会动乱。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思想混乱至少有三种原因:一是有些成名的人煽动,动摇四项基本原则。1986年12月下旬,一些高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与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邓小平同志指出:“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P198)

二是领导内部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致。86年出现学生闹事时,邓小平指出:“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因此,闹起事来后,上海人要看一看。”(P195)

三是对伟人的评价失误。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P284)

6.少数人闹事 “少数人闹事”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形式。毛泽东同志多次使用过“少数人闹事”的概念,邓小平同志也专门分析过“少数人闹事”的现象。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P159)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影响我国社会稳定与发展。他说:“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P199)“学生闹事不会出大问题,我们要避免事态的扩大,但即便扩大十倍,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影响不了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人民得到了利益。‘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P200)

闹事的“少数人”有什么特征?邓小平曾指出:“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同上,P160—161 )小平同志的这些分析,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少数人闹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少数人煽动。小平指出:“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P204)“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P207)

三、防范与化解国家风险的对策思路

1.一心一意搞建设 我国社会面临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P10 )安定团结的社会与政治局面,需要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基础。为了建立牢固的基础,邓小平同志主张“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P11)要打开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P64)发展生产力, 是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环节。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其他社会矛盾就容易解决了。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98)。

发展生产力要循序渐进,第一步是要实现小康,第二步是要达到现代化。“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P77 )小康是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目标即最低目标;第二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前三十年到五十年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P103)小平憧憬未来满怀信心地说:“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安定团结是肯定的。”(P89)

2.首先解决农村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小平同志指出:“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稳定的。”(P117—118)大多数人的利益, 是我们党与政府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小平首先考虑农民,使他们在改革中获得实惠,表明他有群众观点。

农村是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多次将农村改革作为每年一号文件的主题,反映了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农村改革的高度关注。小平对于农村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中的基础作用一再重申,他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P65 )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稳定的“大数定律”。

农村也是我国政局稳定的基础。小平指出:“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面貌就改变了。”(P237—238)这种“民本”思想,是与党的宗旨与政治路线一致的。

3.实现共同富裕 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社会主义、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共产党带领人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P364)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们生活?“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P64)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 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P357)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怎么才能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共同贫穷的问题,因此,“改革首先是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P155)

“少数人先富论”是小平倡导的一个重要理论,是我国改革过程中许多政策出台的理论依据。1978年,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文选》( 1975 —1982年),P142)他还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P23 )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P52)

共同富裕是一个不断发挥滚动效应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邓小平同志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P166)

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P172)

4.保持政策连续性 政策稳定有利于社会稳定。这里的奥秘,是人们已经从改革开放政策中获得了实惠。因此,政策变就意味着损害人们的利益。邓小平深深懂得这一点,他再三重申,改革开放的政策不能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P29 )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小平回答说:“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P146)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国家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互相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P103)

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才能取信于民。小平同志说:“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十三届八中全会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P371)

怎样才能使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邓小平对于这一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很好的答案。他说:“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不对,有什么必要连续呢?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各个地方,都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P150)

改革开放是我国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难免发生某些失误。因此,局部调整政策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小平指出:“为什么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调整或部分后退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由于过去两年执行调整方针不得力,这就造成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物价继续上涨。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P314)“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P277)

5.惩治腐败 惩治腐败是现阶段维护社会与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否则,党与政府的形象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小平曾说:“要惩治腐败,并体现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理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要看到这个大局。”(P298)“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P327)反对腐败有哪些关键性措施?从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中,可以找到以下几条:一是领导带头经常查自己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小平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P297)“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朗、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P152)二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小平说:“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P290)三是开杀戒。小平说:“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是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死刑?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P153)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P145)四是防微杜渐。端正党风与社会风气。小平指出:“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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