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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9年首次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已有43位经济学家分享了这项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往往限于经济学中某些通常与其他学科（包括数学、法学和历史学）相关的领域。在经济学奖获得者中间，约2／3的研究成果与宏观经济学有关，而约1／3的研究成果与微观经济学有关。这基本上顺应了经济思想的变化趋势。在这一方面，瑞典科学院对新凯恩斯主义，以及近年来盛行的、以芝加哥学派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学派表现出了相对的偏爱。虽然许多获奖者提出了政治主张，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影响战后经济政策的。
经济学奖的由来
每年10月，即艾尔弗雷德·诺贝尔1883年出生的月份，都会宣布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设立了和平、物理学、化学、医学和文学各类奖项，根据诺贝尔的意愿，获奖者必须取得“对人类幸福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发现”。
尽管可以正确评价经济学家工作的时刻早已来到，但在上世纪末，在诺贝尔决定每年奖励社会和科学成就时，他还没有想到一般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因为，那时这门学科还仅仅存在于大学中。只是到30年代，经济学才逐渐被公认为一门科学。开始它只是被美、英、德、瑞典等一小部分经济学家所接受，直到战后，经济学科才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发展起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其正式名称是“纪念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但它实际上并非来自诺贝尔的遗产。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其建行300周年纪念庆典而创设的。然而， 不管怎样，经济学奖的设立原则遵循了诺贝尔的意愿。与弗瑞希（R.Frisch）同获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J.Tinbergen ）解释了其中的关系：“人类幸福会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而经济政策则依靠经济学形成了它的洞察力”。
获奖者的评选
每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都会向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教授们征询获奖候选人名单。然后，再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定的、由5 位瑞典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会同国际上有名望的经济学家，经充分讨论确定20至30名候选人。最后，由260个院士以简单多数的方式选出获奖者。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中，美国占优，有26名获奖，英国次之，有8名，挪威和瑞典各有2名，而苏联、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和印度各有1名。芝加哥大学、剑桥大学、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曾获得过两个人次以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是，芝加哥大学作为一个经济思想流派（有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堡垒，一直在此奖项上独占鳌头。在70年代和8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获奖者有弗里德曼（M. Friedman）、舒尔茨（ Th.Schultz）和斯蒂格勒（G.Stigler）。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加偏爱芝加哥大学，先后有5位获奖者：米勒（（M.Miller）、科斯（R.Coase）、贝克尔（G.Becker）、福格尔（R.Fogel）和卢卡斯（R.Lucas）。此外，还有一些获奖者， 像萨缪尔逊（P.Samuelson）、阿罗（K.Arrow）、哈耶克（F.von Hayek ）、柯普曼（T.Koopmans）、西蒙（H.Simon）、 克莱因（L.Klein）、德布罗（G.Debreu）、布坎南（J.Buchanan）、哈韦尔莫（T.Haavelmo）和斯科尔斯（M.Scholes），不是作为学生，就是作为研究员、教授或长或短地也在这所学校呆过。这也许并不太公正，但随着政府在经济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瑞典科学院对芝加哥大学的偏爱也随着瑞典由一个福利国家转变为一个经济上更自由的国家而发生变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之处，瑞典科学院并不冒险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最新的经济理论，而这一点在其他学科却很频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仅要达到专业的最高水平，而且其理论还须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为67岁，而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却只有52岁。当然，这与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性质有关，它意味着经济理论的价值有必要通过时间才能得到验证。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从问世到现在只有较短时间，所以瑞典科学院首先想把这个奖项尽可能授予德高望重者。尽管如此，瑞典科学院还是忽略了老一代持不同观点的某些杰出经济学家，
例如，
斯蒂格利茨（ J.Stiglitz）、阿克洛夫（G.Akerlof）、费尔普斯（E.Phelps）、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和哈恩（F.Hahn）。选择并不太新的理论，其结果必然会把经济理论和政治学紧密联系起来，但瑞典科学院这样做也许是想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误解为对某种特殊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运动的支持。
瑞典科学院有2次把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让3位经济学家分享，9 次授予2位经济学家。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可能同时授予完全独立的研究成果，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分享者的研究成果几乎总是紧密相联系的。例如，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项获得者弗瑞希和丁伯根的研究成果是紧密相关的；库普曼和康托罗维奇（L.Kantorovich）的研究成果虽然是独立完成的，但他们的成果属于同一个科目。迄今为止，瑞典科学院总能成功地使不同的获奖者结合起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萨缪尔逊——希克斯（J.Hicks）、阿罗——德布罗以及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米勒的组合。考查近年来颁发的经济学奖，分享的次数虽不如自然科学奖那么频繁，但仍然高于文学奖与和平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经济科学的独创贡献，与自然科学的贡献，特别是医学的独创贡献相比，往往是个人研究的结果。但这可能在未来得到改变，因为在专业经济学文献中，越来越多的文章是合著的。然而，在80年代盛行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把90年代恢复多人分享传统的原因归结于此尚为时过早。
尽管不能清晰地把贡献划归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但获奖项目中宏观经济学占有明显优势。约2／3的研究成果与涉及经济总量（例如生产，消费和投资）的宏观经济学有关，1／3的研究成果与涉及个体经济行为者（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微观经济学有关。根据研究成果的性质进行大致分类，表明大多数研究产生在有限的领域里。诺贝尔经济学奖通常偏重于各学科之间研究成果的交叉，这说明瑞典科学院对拓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予以广泛支持。例如，公式和数学方法在希克斯、阿罗、 柯普曼、康托罗维奇、德布罗、纳什（J.Nash ）、 哈萨奈伊（J.Harsanyi）和塞尔腾（R.Selten）的研究成果中起了重要作用； 弗瑞希、丁伯根、克莱因和哈韦尔莫极其关注将经济学和统计学结合在一起的计量经济学；科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与法律相关的共同领域；福格尔和诺思（D.North）的研究成果与科学编年史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各学科研究成果相互促进的例子。
经济学理论的演变
继亚当·斯密、赛伊（J-B.Say）、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古典思想之后，19世纪末形成的经济理论对当今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较晚，许多“重要的名字”未能列入其中。介于1870年到一次大战之间的新古典学派就是如此。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开辟了更多的个人利益，其原因即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十分关注阶级和人口减少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派中能鼓舞人心的杰出经济学家包括马歇尔（A.Marshall）、瓦尔拉（L.Walras）、帕累托（ V.Pareto）和费希尔（I.Fisher），他们在消费效用、 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原始关系等方面的敏锐洞察力，在任何经济教科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是，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古典理论经常与经济现状（大量的失业人数）完全相悖，现实随之孕育出了凯恩斯的新经济理论。鉴于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偏重于微观经济学，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学内容作了清晰的阐述。他最突出的理论是，没有必要保持经济发展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平衡。首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一些先驱人物，也是凯恩斯的同代人，他们的主要技术应用对凯恩斯革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分属于经济计量学派， 获奖者有弗瑞希、 丁伯根、 里昂惕夫（W.Leontief）、哈韦尔莫，以及斯德哥尔摩学派， 获奖者有缪尔达尔（G.Myrdal）和俄林（B.Ohlin）。30年代的大萧条对具体解释和测定经济现象产生了更大的压力，但这引发了对经济计量学的兴趣。斯德哥尔摩的经济学家把预期要素引进到凯恩斯理论中。例如，缪尔达尔在凯恩斯之前就提出了经济数量预期价值和现实价值问题； 库兹涅茨 （ S.Kuznets）设计了衡量国民收入组成部分的标准（消费、 储蓄和投资）；斯通（R.Stone）则专注于国民帐户的发展，以期对凯恩斯主义的概念作出经验的解释。
二次大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分裂为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想通过更深入研究凯恩斯的工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把凯恩斯原理进一步发展为新古典理论。虽然在他们当中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中有卡莱齐（M.Kalecki）、卡尔多（N.Kaldor）、温特劳布（S.Weintraub）等一些杰出人物。与后凯恩斯学派不同，新凯恩斯主义者却频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试图把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起初，他们把重点放在经济平衡与经济增长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逊、米德（J.Meade）、克莱因和索罗（R.Solow）参与了这场运动。可是，希克斯却以他的IS-LM 理论获得了最好的名声。他的理论把货物与货币市场上的实际要素和货币要素的结合放在首位，以此作为货物和劳务需求的决定因素。
此后，新凯恩斯学派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货币理论和政策上。例如，托宾（J.Tobin）对凯恩斯利息论作出了理论上的辩护。他的另一些贡献与金融结构和货币投资需求有关。莫迪利亚尼和米勒提出了一条著名的法则，即一个公司不可能以比发行股票代价还低的贷款来筹措投资资金；马尔科威茨（H.Markowitz）则把有价证券的思想引入到投资理论中。这意味着个人投资风险必须从其边际风险对有价证券总值的贡献上来加以评判。在这方面，夏蒲（W.Sharpe ）发展了“资本资产估价模式”， 对股票和债券的安全性进行评估。 这些理论随着布莱克（F.Black）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默顿（R.Merton）、斯科尔斯的“选择价格理论”的发展，为现代金融经济学打下了基础。
1945年以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得到了发展。该理论认为，凯恩斯主义之所以不能被接受，因为政府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没有政府的根本性修正，市场机制就不能达到平衡。数学研究方法即属于新自由主义理论之一，其杰出代表包括哈恩和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罗、柯普曼、德布罗、阿莱（M.Allais）。 他们的两大重要贡献是创立了一般均衡论和增长论。19世纪下半叶，瓦尔拉证明，经济过程是一个集生产、收入和消费于一体的完整体系，所以一般均衡必然存在。阿罗和德布罗早在60年代就阐明了从数学上解决瓦尔拉体系并导致独特的一般均衡的条件。另外，同时代的一些经济学家发展的方法论也和当时流行的主要经济思想一样重要。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康托罗维奇的研究成果，他同丹齐格（G.Dantzig）、拉姆齐（F.Ramsey）和诺伊曼（J.von Neumann）都是经济科学最佳化方法（包括线性方程技术）的创始人。
新奥地利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则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其最杰出的拥护者之一是哈耶克。 新奥地利学派的名称——熊彼特（ J.Schumpeter）、米泽斯（L.von Mises）、哈伯勒（G.von Haberler）都属于这个学派——与其说来自观点上的一致，倒不如说来自其共同的国籍，他们都是奥地利人。尽管他们的观点大不相同，但他们都远离经济学中的高等数学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理由是，经济体制不是一台机器，可以由像政府这样的“工程师”来调控。
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思想讨论最多和最成功的要数货币学派。它坚持认为，如果有稳定的货币政策，就会有稳定的经济增长。虽然约翰逊（H.Johnson）、布鲁纳（K.Brunner）、梅尔策（A.Meltzer ）和卡甘（P.Cagan）是货币主义的创始人，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无疑是这一运动的带头人。这场运动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许多分支的研究方向。70年代末，货币主义随着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而得到了深入。 其代表人物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及其追随者萨金特（Th.Sargent）、弗伦克尔（J.Frenkel）和明福特（P.Minford）。 他们阐明，经济行为人一旦形成预期，就会尽可能利用一切可用信息，而其结果是，使政府对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生产和就业）的长期积极干预失去效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贝克尔也具有自由市场思想，该思想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斯蒂格勒借助新古典最优化技术使其对工业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同样，贝克尔也引进了种族歧视、犯罪和家庭方面的新理论。
制度主义与后凯恩斯主义有关。制度主义反对经济科学朝更加抽象方向发展的趋势。因此，它在经济分析中采用具体实例。他们并不限制理论模式，但不允许借助理论模式来为忽视重要的非经济或非数量因素寻找借口。受到制度主义大量关注的问题是生产革新和技术发展，权力关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利益集团对政府政策的进一步渗透。虽然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 ）或许是最著名的后凯恩斯制度主义者，但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缪尔达尔则是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缪尔达尔指出，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机会具有重大影响。亚洲和非洲国家1945年以后的非殖民化，在50年代孕育出了增长和发展理论。该理论使舒尔茨和刘易斯（A.Lewis）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60年代和70年代，科斯、诺斯和福格尔用其“制度”（包括企业和产权）形成理论，帮助构建了现代制度主义的基础。现代制度主义者的研究要比早期制度主义者更加理论化，并且试图横跨纯粹经济学、商业经济学和编年史。
从加尔布雷斯制度主义学派分离出来的行为主义，把心理学理论与数学方法以及行政管理和商业管理的一般原理结合起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他重新强调传统经济对人类的描述，即假定理性行为和社团利润最大化，并将“有限理性”、“为满足而奋斗”这样的概念运用于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决策制度。这归结起来就是，人们永远找不到最好的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只能满足于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由此引发了一场微观经济学革命。分别造成赤字和剩余迅速减少的完全竞争和市场恢复平衡的范式被放弃了，重点放在了市场参与者的战略行为以及因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引起的市场失败上。由此，博弈论和“代理人”理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支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哈萨奈伊和塞尔腾以及米尔斯（J.Mirrlees ）和维克利（W.Vickrey）分别为这两种理论的主要创始人。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思想风格和所用手段有助于增强数学的应用，包括在制定政治和集体决策上的应用。结果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公共选择理论讨论了影响和破坏选民的偏好转化为政治决策的因素，例如个人权利、政治家威信，或各式压力集团的特别利益。森（A.Sen）对着重分析个人偏好与集体决策间关系的“社会选择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借助微观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的结合，恢复了经济学的伦理学内涵。
实践中的理论
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担任着政治上的职务，这样他们就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政策施加影响。丁伯根、萨缪尔逊、托宾、弗里德曼、刘易斯和莫迪利亚尼都是政府顾问或者是各个国家（主要是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国际组织（如欧洲煤钢联营、世界银行、联合国）的顾问。缪尔达尔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参议员，俄林是瑞典自由党的主席，诺思是捷克政府推动私有化进程的顾问。
鉴于美国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数上的优势，人们并不惊奇美国战后经济政策受到获奖者研究成果的影响，6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就是事实。作为肯尼迪政府各部门（包括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顾问，萨缪尔逊和托宾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政策制定。那时的政策目标是坚持充分就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提倡更多的平等，放宽对外贸易的限制。然而，赤字引起的消费政策逐渐导致了货币的大量增加，通货膨胀加速。而作为对此的反应而产生的货币主义于60年代末尼克松总统时期第一次被付诸于实践，那时弗里德曼是财政部顾问，曾参与讨论政策的实施。以后，紧缩货币政策导致了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因此在70年代初，不得不放弃了紧缩货币政策。面对70年代石油危机后迅速上升的通货膨胀，芝加哥学派的观点最终成为里根经济学以及改变英国撒切尔主义方针的基石。
即使某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没有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但他们的理论却同样被应用于实践。例子之一是美国政府运用了贝克尔的犯罪分析方法。自90年代初起，更加敢作敢为的政策步骤和更有系统的严厉打击使犯罪行为大幅度下降。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作用更多的是局限于声明支持政策或对政策提出批评。1996年，贝克尔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B.Dole）的大幅度减税经济计划。可是， 同样的计划却遭到维克利的指责，维克利是在去世的前几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例如，布坎南攻击欧洲货币统一；卢卡斯认为这个计划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不可行的，因为它既有利又有弊。维克利也反对在马斯特里赫特为采纳单一货币而提出的过分紧缩的欧洲政策。或许最适用于实践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和斯科尔斯的选择价格理论。布莱克—斯科尔斯评价股票选择的公式于1973年问世时，恰逢官方首次确定的兑换率在芝加哥公开交易。商人们立刻开始使用这一能减少风险的公式。总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部分得益于近10年来形成的资本市场及其衍生市场的繁荣。
或许这就是布莱克和斯科尔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它已超出了其提出原有公式的创意。
摘自美国《挑战》杂志1999年3～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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