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及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农民收入论文,国民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水平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近70％，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收入问题不仅直接影响每个农民自身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投入水平，也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持续稳定发展。这是因为，农民收入主要用于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支出，而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支出均为支出法计算的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际消费倾向一定的情况下，农民收入水平的变动，直接影响用于生产和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动，从而影响GDP总量和增长速度。
通过表1和图1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1979年以来农民纯收入增长与农民消费水平和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1979年开始的三个经济周期中（采用从“波谷”到“波谷”的计算方法），农民消费水平和GDP的增长波动完全与纯收入增长波动一致。第一个经济周期（1979～1986）中，农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1.56％，农民最终消费平均增长率和GDP平均增长率分别是9.00％、9.28％。第二个经济周期（1987～1990）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下降到2.90％，农民最终消费增长率和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2.44％、6.72％。在第三个经济周期（1991～1999）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到4.77％，农民最终消费和GDP平均增长率分别提高到6.47％、10.10％。
表1 1979-1999年农民消费水平与纯收入增长情况 单位：％
年份 国内生产 农民消费 农民纯收入 年份 国内生产 农民消费 农民纯收入
总值 水平总值 水平
1979 7.6 6.10 17.5619903.8 0.32 1.80
1980 7.8 8.86 12.6719919.2 6.70 1.99
1981 5.2 8.66 14.041992
14.2 9.82 5.92
1982 9.1 8.37 18.651993
13.5 6.07 3.18
198310.9 10.88 13.001994
12.6 4.62 5.04
198415.2 13.00 11.571995
10.5 8.16 5.30
198513.5 14.08
2.8219969.6 13.99 8.99
1986 8.8 2.52
3.2419978.8 3.32 4.59
198711.6 4.32
5.1919987.8 1.82 4.30
198811.3 6.01
6.4019997.1 4.21 3.79
1989 4.1 -0.73 -1.61
注：上年为100％。GDP增长率、农民消费水平增长率、1986～1999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1979～1985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为以1978年商品零售价格水平计算的实际增长率。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图1 农民纯收入、消费与GDP增长波动
1997～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变动与农民消费水平及GDP的增长也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从1997年起，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连续三年下降，年均增长率由1996年的8.99％下降到1999年的3.79％，农民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率也由1996年的13.99％下降到1999年的4.21％，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也由1996年的9.6％下降到1999年的7.1％。从理论上分析，三者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农民纯收入增长直接影响农民最终消费增长，农民最终消费增长直接影响GDP的增长，农民纯收入通过农民最终消费间接影响GDP的增长，而国民经济的增长又影响着农民收入的提高。计量分析结果证实了理认上的分析判断，分析结果表明，1979～1999年，我国农民纯收入增长与农民最终消费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9；农民最终消费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线性关系，两者相关系数为0.59；农民纯收入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2①。纯收入增长与GDP增长的相关性更强，是因为纯收入的增长不仅用于农民最终消费需求，而且用于农民的投资需求。消费和投资因素共同作用于GDP，一定大于单一的消费因素对GDP的作用，因此，与GDP增长的相关性更强。
农民收入农民消费和GDP增长的相关性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空谈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农村市场只能处于“启而不动”的尴尬境地，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财政策的执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单靠城市消费支撑的GDP的增长很难走出低谷。
二、农民收入水平低且贫富差距大是影响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的农民收入水平已经影响到农民消费水平及国民经济的增长，首先表现在农民较低的收入水平且缓慢的增长速度上。收入水平是现实购买力的决定因素。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的纯收入逐年上升，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收入水平仍十分低下，严重制约了他们的购买能力。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但农村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仍为1.86，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3.8％。14年后的1999年，农民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扩大到1：2.65，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
没有收入就谈不上购买，更谈不上消费。我国农民人口多，消费水平低，购买欲望强，只是说明农村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若使农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必须具有购买能力。事实上，我国农民消费水平较低，不是不想消费，而是不具备消费能力。
按1985年不变价格（农村消费品价格）计算，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3.22元，比1985年的397.6元增加305.62元，14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加21.83元，年均增长速度4.16％。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民纯收入的统计中，既包括货币收入，也包括自产自用的实物收入。在实物收入中，一部分用于农民消费，这部分实物收入可以增加最终消费的总量，另一部分是剩余实物，剩余实物既没有用于农民自消费，也没有形成货币收入，但每年的剩余实物即没有出售的农产品也按一定价格换算成了农民的纯收入。这部分收入实际上是虚拟收入。虚拟的收入根本无法形成现实的购买力，也无法对国内市场需求和GDP的增长形成任何拉动作用。扣除虚拟收入，加之各级政府为了突出政绩而虚报的农民纯收入，农民每年实际增加的纯收入更少。特别是近几年，各种农产品出现不同程度的“卖难”，农民手中的存货增多，也即虚拟收入增多，实际纯收入的增长幅度更为有限。所以说，1985～1999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实际提高一定不到20元。这样的低的收入增长速度对提高最终消费无疑是巨大的障碍。
其次，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也成为抑制农民消费和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自然、历史条件及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民、同一地区农民之间的纯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用上海和甘肃分别代表农民纯收入较高和较低的省份，分析结果表明，两省农民纯收入差距很大，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985年上海和甘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是805.92元和255.22元，1999年两省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是5409.11元和1357.28元。按1985年不变价计算，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720.95元和431.83元。1985—1999年，两省农民纯收入平均每年增加65.36元和11.33元，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5.57％和3.83％。由于收入增长速度不同，高收入省份增长速度快于低收入省份，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1985年，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是3.16：1，1999年继续扩大到3.99：1。
较大的收入差异造成“有钱的人不想买、想买的人买不起”的现状，自然影响农村购买力的实现。有些贫困地区由于收入水平低下，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甚至负债消费。东部或富裕省份的富裕农民基本完成了住房、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购买，目前还没有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储蓄倾向较高。而西部或贫困省份的贫困农民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便有欲望也没有实际的购买力。如1999年，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357.28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80.65元，人均总支出1354.92，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占纯收入的比重为64.88％，总支出占纯收入的比重0.998％。可见，低收入地区的农民几乎把纯收入全部用于总支出，或是因为收入不足而抑制消费支出。所以说，在较大的贫富差距下，会因一些地区无力扩大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而影响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第三，农民预期收入降低，预期支出增加，也是影响最终消费需求的因素。1978～1999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是7.69％、6.3％，农民纯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1.39个百分点。1978～1985年，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是15.18％和6.98％，农民纯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高8.2个百分点。但1985～1999年，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2％、5.96％，农民纯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慢1.84个百分点。1985年以来，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较大，直接影响了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从总体指标和联合体性指标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变化不大，而农民纯收入增长波动的阶段性特征却十分明显。1985～1999年的农民纯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与1978～1985年相比下降了11.06个百分点，与1978～1999年相比也下降了3.57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乡镇企业吸纳农民工的能力也在下降，许多大城市为解决本地区下岗工人问题出台了一些限制农民工就业的规定，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降低。与此同时，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农民对子女教育费用支出的预期及农村医疗费、税费负担、购买农机的不合理税费支出的预期等却不断增加。预期收入减少、预期支出增加，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风险增大。为防范风险发生，农民的选择一般是增加储蓄，减少即期消费，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农民最终消费的增长。
第四，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且分配不合理。农民负担与农民收入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民负担与农民纯收入呈反比变化，农民负担过重必然影响农村购买力的提高。进入90年代，决策层高度重视农民负担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措施，但是农民负担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从农业部赴湖北调查组的报告看，农民负担并未减轻。如对湖北省京山县宋河镇高家档村五组的调查表明，当地农民的负担占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的10％以上，这还不包括负担卡以外的乡镇摊派的书报费等其他费用和大量的义务工负担。1998年湖北省农业特产税是1993年的6.4倍，屠宰税是1993年的19.2倍，而1998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现价）只是1993年的2.7倍。税收的增长远远高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说明目前较重的农民负担和农村税费制度存在的弊端。
农民负担实质上是对农民收入的再分配，再分配政策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也关系到农民可支配收入和购买力水平的高低。虽然目前有村提留、乡统筹不得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硬性规定，但由于农民纯收入的提高是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不少地方都存在虚报农民纯收入的现象，由于农民负担以纯收入为基数，虚报基数导致农民实际负担远远超过5％的规定，使农民不多的可支配收入更少了，自然减少了对农村市场有购买能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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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表1有关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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