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比较文学格局中的俄国学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比较文学论文,学派论文,格局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比较文学是在19世纪的欧洲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然而，回顾百余年来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早已超越了欧洲的疆界，在世界各国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性的教学、科研机构，出版学术刊物，发表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和研究成果。而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形成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大小学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俄国学派。
同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相比，俄国的比较文学堪称独树一帜：它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己的理论主张、自己的方法论。本文力图从以上几个方面，勾勒出俄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格局中的概貌。
一、俄国学派的历史传统
俄国的比较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其发展轨迹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早在1793年，卡拉姆辛就把《伊格尔远征记》同莪相的许多诗篇作了比较。1883年，亚基莫夫写成了《论罗蒙诺索夫时期以来俄罗斯文学发展的特点》，这本书是无可争辩的明证。它证明当时就已有意识地力求将俄罗斯文学现象同其他古老欧洲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加以科学的论述。但是，当时的比较研究尚不够系统，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理论。真正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并为它的发展奠定基础的是“俄国比较文学之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
维谢洛夫斯基早年在彼得堡主持总体文学讲座，晚年致力于历史诗学的研究，他借鉴并发展了西欧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具有俄国特色的历史比较文艺学。他晚期的论著《历史诗学三章》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比较文学思想。社会历史发展制约着文学的发展，文学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总规律相一致是贯穿于维谢洛夫斯基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点。依据这一原理，他对各个民族异常丰富的民族学、民俗学、文学等方面材料进行了对照比较，发现这些材料情节和内容方面的类似现象，有的存在着直接影响和联系，有的并无直接的关系和影响。针对这两种情形，维谢洛夫斯基提出了比较文学的两个重要论点：“借用说”和“多源说”。
所谓“借用说”指的是同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中的类似现象，有的是因为它们出于同一渊源，由于情节流传而被另一民族所采用，对德国语文学家宾非（1809—1881）提出的这一理论，维谢洛夫斯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深化。首先，他认为借用不是毫无根据的，它总是以借用一方的特殊需要为基础，借用的前提条件不是接受者方面的空缺，而是相近的思想流派和类似的艺术形象的汇流。其次，借用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一个积极的再创造过程。外来的被借用材料要想融汇入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需要对其进行一番重新理解和加工改造，否则就难以成为这个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借用”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影响研究。
所谓“多源说”，是指有些文学现象，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起源上的依存关系和相互影响，但它们却是相同或相似的。当时流行的“神话学派”认为，欧洲各民族的民俗学和古代文学之所以存在着共同特点，就是因为它们共同起源于人类祖先的共同的原始宗教观念。维谢洛夫斯基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处于人类社会同一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民族，由于“心理过程的一致性”，会出现相同或相似的文学现象，尽管它们在时间和空间地域上并无任何关系。例如，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荷马时代希腊诗歌和古日尔曼人、北美印第安人的诗歌；《伊利亚特》与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等，它们之所以存在着相似之处，是因为文学发展过程是广阔的社会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它必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规律相一致。
这一基本思想显示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萌芽，基于这种认识，维谢洛夫斯基使比较文学突破了仅仅局限于影响研究的狭隘范围，而大大扩展了研究领域。他认为，所谓“比较方法”，完全不限于文学影响的研究，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一种历史归纳，这种归纳在对“一系列平行的相似事实”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探求“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找出其规律性，这实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平行研究”。国内某些学者认为，俄国学者所提出的“类型学”研究，也是西方学者有过的提法，并往往与美国学者的平行比较区别不大，似缺乏创新，但事实上，维谢洛夫斯基提倡的这种研究方法，比5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的“平行研究”要早半个多世纪。
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为日后俄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比较文学大致经历了一个“繁荣——否定——复苏——发展”的曲折过程。
20年代，苏联时期的文艺政策较为宽松，文坛相当活跃，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和文学团体纷纷涌现。由一些年轻学者组成的“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是这个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他们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着重研究诗歌的语言形式，把俄国诗歌和欧洲诗歌进行对照和比较，探溯作品的渊源，辨明普希金与法国的关系，莱蒙托夫接受拜伦的影响等。这一学派对英美新批评派及法国的结构主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研究取得卓越成果，为俄国比较文学理论奠定更为坚实基础的当推维克多·马克西莫维奇·日尔蒙斯基。师承维谢洛夫斯基的“借用说”和“多源说”理论，日尔蒙斯基在1935年所作的题为《比较文艺学和文学影响问题》的报告中，对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作出了更有见地的阐述，他比美国学派更早地意识到犯国学派研究范围的狭隘，批评西欧学者把比较文学研究引向大多是有直接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上。他继承维谢洛夫斯基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决定文学发展过程一致性的理论，认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社会历史过程的同一阶段上发生的类似文学现象进行比较，不必取决于这些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相互关系。”（注：日尔蒙斯基：《比较文艺学·东方和西方》，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7页。）这样， 日尔蒙斯基实际上提出了俄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类型学观点。同时，他认为类型学的相似并不排斥具体的影响。文学现象的类型学相似和相互之间的具体影响，二者密切相联，相辅相成，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
但是，形式主义学派过于强调形式、忽视思想内容的倾向遭到了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的批评，同时，学派内部也因观点相左而产生了严重分歧，20年代中期起，形式主义学派逐渐走向式微，1930年就销声匿迹了。尽管形式主义学派被否定了，但比较文学学者仍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如日尔蒙斯基出版了《拜伦和普希金》、《俄国文学中的歌德》、《普希金与西方文学》等著作，在他的努力倡导和支持下，还于1938年出版了《维谢洛夫斯基选集》。
40年代，由于当时俄国的极左文艺政策和对世界主义的批判，比较文学在俄国被宣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学”，成了无人敢涉足的“禁区”。
从50年代中期起，随着俄国文艺界的解冻和个人迷信影响的清除，比较文学研究也逐步繁荣和发展起来。
俄国恢复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个迹象就是苏联科学院于1959年在俄国文学研究所中建立了以米·巴·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为首的“俄国与外国文学研究室”，专门研究俄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
1960年，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又召开了题为“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大型学术讨论会，对比较文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取得了共识。这次讨论会不仅为俄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铺平了道路，而且对东欧国家的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1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学术会议”是俄国比较文学界的又一次重大学术活动，可以看作是1960年讨论会的继续和深入，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德·马尔科夫在会议上作了《斯拉夫文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报告，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原则、方法及其人物等问题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
自从比较文学在俄国重新崛起后，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研究阶段，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逐步建立起与法美鼎足而立的独具特色的俄国学派。当代比较文学的主要代表有：日尔蒙斯基、康拉德、阿列克谢耶夫、赫拉普钦科、古德济、马尔科夫、涅乌巴科耶娃等，而有重要理论建树的学者当为日尔蒙斯基和赫拉普钦科。
日尔蒙斯基在50、60年代的一系列论著中，集中而具体地论述了类型学的比较研究问题。《比较文艺学·东方和西方》包括了他在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方面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的《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一文可以说是日尔蒙斯基比较文学理论之集大成，而他对“比较文艺学”所下的定义，已得到了俄国比较文学界的认同。
赫拉普钦科在1970年出版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对俄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学的类型学研究》一章中，他对文学类型学研究的对象、原则、意义作了深入的阐述，并继承日尔蒙斯基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类型学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关系，“对文学的比较研究，多半被理解为对各种不同的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揭示其影响和相互作用”；（注：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02页。） 而“对文学的分类研究主张加以阐明的不是文学现象的个别的独特性，也不仅仅是这些文学现象相似的特征，不是这一类的关系，而是要揭示那样一些原则和原理，由于这些原则和原理的解释，使人有可能讲到某种文学的、美学的共同性，讲到某一现象对于一定的类型、种类的从属关系。即使在一些文学事实相互间不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这种从属关系也往往显露出来。”（注：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302—303页。）显而易见，赫拉普钦科作为俄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对于发展俄国学派的精神实质，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二、俄国学派的理论主张和方法论
60年代，俄国学派的重新崛起，给比较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们既反对法国学派的偏狭，也避免美国学派的放任，在同法美学派的论辩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比较文学的界定看，俄国学派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但他们并不如法国学派那样赞成为比较文学另立门户，而将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文学研究方法，不是一门与国别文学、总体文学并立的文学，因此，在俄国，没有象许多国家那样，设立全国性和地方性比较文学研究协会，在各大学也没有设置比较文学系和比较文学专业。
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看，相对于法国学派注重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美国学派对互相没有影响的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俄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是更为宽泛的，它既包括有直接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也包括无直接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的类型学相似。俄国的比较文学在研究实践中，不仅比较东西方、欧洲各国文学的关系与联系，而且比较俄国国内俄罗斯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关系与联系，这样就避免了关于比较文学是研究不同国别，还是一国中不同民族的文学之争。
从研究方法看，法国学派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在他们看来，比较文学是研究不同国家作家作品的相互影响，影响研究崇尚实证，重视资料挖掘和考据，至今仍不失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然而他们只重视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的事实联系，而反对对文学作品本身作出美学评价。针对法国学派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偏颇，美国学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在影响研究之外提出了美国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和科际研究。俄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一是联系影响、研究，二是相互无直接影响与联系的类型学研究。这两种方法同法美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很接近的，但在其具体的内涵和方法论上，俄国学派则有其特点。对于联系和影响研究，俄国学者不象法国学派那样仅仅搜集和挖掘各国、各民族间表面上的文学接触和联系、媒介和途径，而是更进一步从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学传统内部去探讨相互影响的内在根源，从而揭示出文学影响的规律性和社会制约性，这在方法论上要深刻得多。而对于类型学的研究，俄国学派则从整个文学过程的社会制约性和规律性的角度，考察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主体情节、艺术形象、体裁结构等方面的相似，同时对个性的差异也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这一点上，美国学派的奥尔德里奇的“类同和对比”的观点与俄国学派是一致的。俄国学派提出把文学的“结构分析”作为类型研究基本原则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他们把“艺术表现中的冲突”视为构成文学作品结构的基础。通过文学作品的结构，可以显示创作方法、体裁和风格这三者的相互关系，进而提出文学类型研究的种种课题。而美国学派则把性格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的和心理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等作为类型研究的原则。相形之下，俄国学派的原则更接近比较文学的“文学内核”。
从方法论上，俄国学派始终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具体的历史主义原则。日本学者大塚幸男曾就俄国与美国的比较文学方法论做过精辟的论述，他在《比较文学原理》一书中写道：“俄国不仅注重社会基础，也强调比较文学的理论、美学观点的探讨，这一点看起来和韦勒克相似，但从根本上讲，韦勒克只是将社会性要素作为外部的、附属的东西而无视它，而俄国学者们却把文学现象的理论和美学的探讨和社会性要素紧密地结合起来。”（注：大塚幸男：《比较文学原理》，白水社1977年版，144—145页。）
俄国学派坚决反对在比较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以一国为中心和“欧洲中心论”的论调。5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研究在苏联复兴时，苏联学者就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口号，康拉德在《现代比较文艺学问题》一文中指出：“国际文学联系的范围远远超出欧洲，不仅西方文学在这个时期的东方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作用，就是东方文学也对欧洲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注：康拉德：《西方和东方》，东方文学总编室，莫斯科1966年版，318页。）因此，他认为，在比较文艺学领域里应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断然扩大空间的界限，要把整个文明人类的文学间的联系纳入研究的轨道；”“第二个任务是扩展研究的时间幅度。必须把中世纪也包罗在研究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比较文学研究中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注：康拉德：《西方和东方》，东方文学总编室，莫斯科1966年版，320页。）
然而超俄国学派在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在其比较文学中又表现出了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自觉和不自觉地推行着“苏联中心主义”。这种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此外，俄国学派作为美国学派的批判者，对揭示美国学派的不足之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有些俄国学者的言论中往往用政治概念来取代学术概念，为一时的政治利益不惜牺牲客观真理的做法也使他们的批评失于武断，难以令人信服。
总而言之，俄国学派以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在当今的世界比较文学格局中，与法美两派比肩而立。不过，客观来说，法、美、俄学派各有短长，顽固地各执一端是不明智的。近年来，三者间互相接近互相渗透的趋势，表明了世界比较文学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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