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矢的博弈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弈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2-0046-05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与世界、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也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历史，继而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对自己的历史的理解，其中一个常问常新的根本性问题是，历史将向何处去？它会把人类导向何方？这种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深刻关切所诱发的争论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柯林武德、克罗齐、雅斯贝尔斯等为代表的各种新老历史主义学说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在这众多的历史理论中，由于各自研究的方法及切入点的不同，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或重大的分岐，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认为人类历史及其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表现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类社会代代相传，由此，呈现出一个不断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着的进化之矢、历史之矢。但问题是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们其意志需要、历史、文明、理想是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为什么历史“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1](p478)，并朝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向发展？为什么个人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可能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后果？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视角求解这一历史之谜。
一
博弈论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其方法已被广泛运用于动、植物及人类社会。在博弈论分析中最经典最基本的是囚徒困境分析法，它描述了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理性人，是如何陷进自己设置的困境中的。其中最典型的是二人囚徒困境博弈，它说的是两个合伙犯罪者在被捕后的对策选择：要么两人相互合作（不坦白），要么两人相互背叛（坦白）。如若选择前者，拒不交待，他们将因证据不足但以携带作案工具而被指控，并从轻发落，比如关闭一年；若是选择后者，两人同时坦白，他们将各叛三年徒刑。但如果其中一人坦白而另一个不坦白，坦白者将被作为证人而无罪开释，不坦白者将承担全部责任而被重判，比如蹲八年牢狱。因此，合作还是背叛是两个犯罪者面临的策略选择即博弈。对于两囚徒中的任何一人，都可能作出这样的推理：假如，“他”坦白了，“我”不坦白，我将判刑八年；若是我与他一样坦白，我被判三年；若是他与我一样都不坦白，我将只判一年；如果我坦白了而他不坦白我将无罪释放。看来，无论他坦白与否，“我”选择坦白是比较有利的，可见，两个囚徒中的任何一个有利的选择依次是：我坦白他沉默＞双方都沉默＞双方都坦白＞我沉默他坦白。很显然他们都选择不坦白，即相互合作对他们是更有利的。因此，合作还是背叛即沉默还是坦白，就使这两个囚徒陷入了两难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是因为第一，二人处于相互利用且利益部分冲突之中。第二，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是有意识的局中人，是有利害关系的对局者，即总可以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第三，囚徒间相互隔离，不可订立攻守同盟，也无法预先知道对方的选择。这些构成了囚徒困境模型的基本预设，但大量的研究表明，弱化甚至消解这些预设，困境仍然存在。首先，囚徒不限于人，可以是所有生物。国外一些生物学家，像特里弗斯、汉密尔顿、帕克、威尔金森等人建立起的生物进化的互惠利他主义博弈论模型中，都不考虑动机、友谊、忠诚、品质、良心等因素即只考虑行为，不考虑动机[2](p11-12)。其次，囚徒不限于二人，可以是“大规模”的囚徒博弈。再者，囚徒间是否联络，是否有协议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之间的协议没有什么约束力，没有机制保证任何一方不背信弃义。
当然，以上讲的是在一次性囚徒博弈中，二人由于采取了不合作策略而陷入困境的情形。可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人都是社会中的一人，他们之间的遭遇往往是多次重复的，于是就产生了重复博弈即迭演博弈的问题。那么，已经吃过一次亏（困不合作而获罪）的囚徒将作何选择呢？是继续背叛还是相互合作？或作另外的选择？困境是否重演？
为研究这种情况，众多领域的博弈论专家及计算机专家都加入其中，设计程序，进行博弈，他们选择的策略多种多样，如全合作、全背叛、一报还一报、两报还一报、合作——背叛交替等等，而令人惊奇的是在所有参赛程序中，获胜的是一个最简单策略被称之为“针锋相对”或“一报还一报”。这种博弈是第一次采取合作，然后采取对手上一次采取的做法，一报还一报地对弈，便获得比较有利的结局。这个策略表明“鼓励合作，一个好的方式就是清楚地表明你愿意回报[3](p17-18)。可实际上，不合作的情况也很多，一方总想占对方的便宜，背叛对方。但背叛会受到惩罚，因为囚徒困境是非零和博弈，即你之所得并不就是对方之所失。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总想从他人那里捞得好处，损人利己，势必引起报复。所以，善良者从不首先背叛，他将会在迭演博弈中获得好报，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当然，对背叛者的报复必须有度，即给予适当的宽容。因为全报复策略对人对己很不利。因此，在囚徒困境中，你的策略应具有清析性、善良性、宽容性、报复性，这样就能使对手明白你采取的策略，从而有效地防止对手背叛，引出对手的合作[4](p95)，这种合作的博弈不仅存在于人类，而且广泛地存在于生物界。事实上，生物进化除了生存竞争外，还存在着合作现象，这种合作不仅存在于相同种类，也存在于不同种类个体之间。如俄国的克鲁泡特金曾用丰富的生物学材料来说明动物的利他、互助行为，奥地利著名动物学家洛伦慈通过研究显示，动物如脊椎动物在战争中，为避免双方损失而求知，从而显示出动物的无私奉献精神。美国学者威尔逊以密蜂、狒狒为例，具体说明了动物为其亲属、同类乃至敌人可以放弃自身利益，去掩护、报警、帮助、共享食物、容忍对手等利他的行为。而“一个能够从其他个体得到有利的反应的个体会有更多的后代，而且这些后代将继续这个能从其他个体引出有利反应的行为模式，因此，在适应的条件下，基于回报的合作在生物世界是稳定的”[4](p134-135)。推广开去，以相互回报合作为宗旨的策略能够在许多不同类型的策略困境里成长、稳定进化。
二
传统的理论，无论是政治学、经济学还是传统历史理论过分强调对峙、分歧、竞争及斗争，而忽视了对合作的研究。而实际上，无论是生物界还是人类社会领域到处充满了利益冲突，并且基本上都是处于部分利益冲突之中，象人类社会中的区域战争，军备竞赛，种族冲突，国际贸易摩擦，人与人的关系等等，无一不是利益部分冲突的情形，往往会面临类似如囚徒困境。因此，囚徒困境的博弈论模型及其意义已引起哲学家、政治理论及活动家，经济学家、军事战略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行为学家等的广泛关注。而它所揭示的一个最基本而又普遍意义的结论：合作的进化或互惠利他行为也获得了除了宗教，伦理、法学等以外的生物学、经济学、人间学、管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未来学等广泛的支持。
借助于博弈论我们可以建立历史的博弈论模型。假设整个世界（或地球、或人类社会）是一个“大监牢”，我们生活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囚徒”，那么在人类社会“大监狱”中，处于生存竞争博弈中的人类，将会面临着许多困境，如：第一，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处于不同种族、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阶层阶级的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他们的需要目的不同，它们的利益是冲突的，他们将如何相处？第二，在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有许多资源（如可再生自然资源）都不归私人所有，这就意味着许多个实际上的或潜在的使用者，而每个人又都想利用更多的资源以企获得更多的个人利润，他们将如何选择支配策略？第三，在地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每个人以这种方式行为，资源将会因过度开采而枯竭，今后该怎么办？第四，由于对背叛行为的刺激作用，任何协议的风险都是不稳定的，那么怎样才能找到一套最行之有效的机制以确保社会的秩序性及社会的前进性？等等，实际上，类似的各种不同范围的困境比比皆是，如区域冲突、贸易价格战、保护主义、军备竞赛、“一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等等。
人类历史困境的深刻性就在于一部分人（扩大到经济实体，利益集团乃至民族国家，如统治阶级、发达国家）以牺牲另一部人的利益为代价，优先地享受或拥有更多的利益，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强势地位而不愿改弦更张，甚至不惜转嫁危机；而另一部分人（如被统治阶级、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回顾历史，人类就是在这种相互斗争中走过的。
历史每走一步，都伴随着人类的牺牲和不幸。从猿到人的漫长进化，是通过残酷的自然选择换来的，而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人类始终处于无情的阶级奴役的状态中，成千上万的人被当作牲口殉葬，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流离失所一无所有的自由无产者充满整个文明史。战争、人杀人、人吃人，历史之河，血流成河。
当然，历史确实是进步了，文明在发展着。今天，我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我们创造了无比的能量，也掌握了巨大的智慧，占有了无量的价值。然而，我们并没有摆脱历史的困境，甚至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如核战争、能源危机、粮食短缺、人满为患、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大规模失业和精神分裂、艾滋病、暴力、犯罪浪潮以及政治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而令人更为担忧的是以解决各种专门问题为己任的专家、政府或职能部门已经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种种难题，如警察和社会学家面对暴力束手无策，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无计可施，政治家、政府首脑面对国家纷争软弱无能，医学家、心理学家对癌症、艾滋病及精神病无能为力，出现了所谓的“专家失效”、“政府失灵”、“政策失灵”、“市场失灵”等困境。
这些问题隐藏的根本原因是每个人都追求着他自己的最大利益，为了捞到更多的好处，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占有那些公共的资源或财富，比如公地、公海、公天、公水、公气等。因为这些是公共的，你想多占一些土地，他想多捞一些鱼儿，我也想不费事地多排放一点污染，久而久之，公地变小了，公海衰竭了，空气质量下降了，水源污染了。但由于这些危害和损失是大家的，资源也是共享的，每个人精打细算都试图将公有资源（或环境）转为私有财产，每个人都怕吃亏而搭便车，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长远利益遭到损害，造成“公地悲剧”、“公海悲剧”、“公天悲剧”及“公水悲剧”。在历史上，因为这些悲剧的发生而引发的多种冲突或战争而造成的两败俱伤的例子屡见不鲜。当今世界，由于生活方式的一体化，知识信息的一体化，问题的一体化，人类理性在相互撞击中相互介入，开始了“世界历史性”的总进程，任何人任何国家民族只要不是自甘灭亡，都会参与世界大潮，以寻求发展，但同时又由于他们各行其是，互不合作，竟使人类陷入空前的全球性困境之中。
三
博弈论模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帮助我们研究历史，但是它却不能直接提供有关实际问题的答案。由于历史的博弈论模型中，博弈者之间是非零和博弈，它与利他问题紧密相联，因此历史博弈论模型有它自己独特的形而上学预设，这种预设的基本点包括：第一，人们之间的各种冲突（如理想、文明、历史）实际上都是部分利益的冲突；第二，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都是历史的局中人；第三，人们之间的相互识别并能够记住他们之间的重复相互作用（以往的博弈中），以便给予对手以回报。
正如前面所述，这几个预设并不是必须的，弱化这些预设，困境仍然存在。在计算机模拟博弈中，只要对局者是迭演的，并能记住以往对局的结果，即使在权威缺位的情况下，也可进行不同程度的合作。这一结论可推广到一切有机体行为之中，从昆虫的协作到人类之间的互助情景。因此，就人类社会而言，解决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要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谋求相互合作之道，达到“合作的进化”，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动物是相似或相同的。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博弈论模型的形而上学的预设条件却又是最充足的：
其一，存在着普遍的共同利益。每一个人除了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外，还存在着各种集体利益如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乃至于全人类利益。尽管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有它不同的特殊性和涵盖度，但是一个超乎个人、阶级、国家的最具普遍意义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会导致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如集体主义原则、自我奉献精神、国际合作乃至全球性的环境保护等许多问题的解释上，无法把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真正分开，也就无法深入地理解和论证“人类的世界的历史”。在此，应对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存在作出合理的阐释。
人们的社会需求不同而有各种特殊的利益要求之外，人们“共同的利益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4](p11)，这种现实性一方面是人的社会本性。人区别于动物、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属性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标志的物质生产劳动。作为生命个体，任何人必须首先满足自身的生存的需要，这种需要必然规定和推动人去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p37)。这就是说一旦人进入这种物质生产劳动，也就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存在物”，因为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总要采取一定的活动方式，总要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因而人的活动及其需要的满足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才能进行，并得以实现。所以任何劳动都是社会的，而正是劳动的这种必要性及社会性规定着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相互合作性，从利益关系上说这就是一种共同利益。而人际间的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实际上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不同程度的社会交往关系。另一方面，人的共同利益根植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之中。人类作为区别于动物的社会存在物也是一种历史存在物。人作为生命活动主体，其意义在于它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并实现着自身的生活世界，因而人的生命史和活动史也就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就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而全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的需要及为满足需要的生产活动也就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内驱力。当然，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利益主体的人们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造成了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不同利益矛盾冲突，也造成人类历史的多样性，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及历史的选择性。但是，透过这些众多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隐藏其中的一个共同的事实，这就是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超越了时空、文化、种族，为不同主体所共有的利益要求。同时，人的共同利益源于时空的同一性。在历史的任何时期，世界上的任何人，无论他是属于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有着多么不同的文化及信仰、有着怎样不同的利益要求，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自然的土地上的共同生活（星球的统一）和在唯一的时间里的共同存在造成了人类的统一”[5](p24-25)。正是由于这种时空的统一性，提供了人类扩大交往的广泛物质基础。而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因交往的扩大成为全人类拥有的共同财富，它反过来又成为拓展人们交往与联系的物质手段，从而把人类世界缩小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使人类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历史。在这种整体世界里，我们人类有着许多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比如，和平、发展、民主这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又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点，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本质上讲，和平与民主是政治问题，发展是经济问题。具体来说，当代和平与民主反映了任何国家及其之间应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以和平共处的方式处理和解决国内及国际间的事务，尽量避免彼此之间的冲突，对抗乃至战争，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发展则体现了各个国家、民族要求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尽量减少、或化解日益加剧的经济矛盾和摩擦。总之，和平、发展与民主正如政治、经济、文化一样已越来越突出体现着人们之间的密切相关性，象征着人类的利益共同性，也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其二，存在着最自觉的理性意识。人的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自觉性、意识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6](p291)。在这里，马克思表明了在认识处理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时，动物与人的本质区别，动物只能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尺度进行活动，而人则能按“任何物种”包括他内在固有的尺度来活动，换句话说，动物的活动连同它的需要都受本能支配，无法超越本能界限，而人类则能在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超越本能的制约，引起世界的变化，从而创造出自身有意义的多彩的生活世界，如日常生活世界、经济生活的世界、伦理的世界、艺术的世界、宗教的世界、政治的世界及科学世界等等。正是在对这丰富多彩世界的探索寻求与反思中，在对自己各种需要满足的追求中，人类创造了多样化的历史和多元化的文化。他们之间或矛盾，或冲突，或交融，都体现了人类理性的自觉（因各自不同的利益而冲突或因共同利益而牵手），当然，就人类而言，这种自觉意识随着人类理论思维的发达和实践的发展而逐步走向成熟，走向高度自觉。
由于这两个预设条件的充足性，因此，人类社会、人际间的合作之道更富理性、更有成效性。这一点，在通过国际法而建立起合理的世界秩序中，在不断修改的国际协议中，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中，在人类历史从对抗走向合作中，在人类走向更加广泛自由的追求中都可以看到。今天，人们已较充分地认识到，着眼于未来，基于共同的利益，以合作的姿态迎接各种挑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道，是历史进步之道。
基于上述的认识，可以引出几点结论：
第一，历史博弈没有局外人，我们大家都是参与者，在人类理性之光的指引，进行广泛持续的合作是解决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有效方法。
第二，基于利益的特殊性及普遍性，人类的发展过程既是个体的独立化过程，又是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人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而历史也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人类的历史。
第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开始了真正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在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中，人类必定会达到“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p649)。
第四，现代科学理论其及方法如博弈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超循环论、协同学、运筹学等为我们观察世界、透视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正确理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