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史论文,对中论文,误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史研究、特别是“康乾盛世”乃至19世纪中国社会研究，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 误区，似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和澄清。
一、“传统”与“近代”
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研究较为彻底地突破了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各国社会历史 发展进程的“西欧中心”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人们从理论 上、情感上一致反对和批判“西欧中心”论、“外因决定”论。然而，思想误区习惯势 力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人们习惯于关于“传统”与“近代”无须思考的结论；习惯以 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习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以鸦 片战争为分界线的学科分野。一些似新实旧的理论，如“对西方冲击回应”的“冲击— —反应”模式、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探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现 代化理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第三领域”、 “增长”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等，便继续影响人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做出合乎 实际的认识与阐释，难于从历史渊源上理清和揭示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以对鸦片战争的认识误区为例。
人们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先进的西欧既已挥舞鸦片战争的巨斧，那么斩断 中国古老朽木、即时插上金属伞便勿庸置疑。因为王朝统治的衰落和传统社会内部结构 的长期稳定性，使中国成为缺乏历史演进活力动力、永恒不变的停滞性社会，只有西方 文明才是唤醒它、打破其“传统平衡”和“贫困循环”、使其古老文化受到彻底扫荡、 从而得到解脱的决定性力量。连马克思也受到影响，他把中国视为“木乃伊”式的社会 ，在鸦片战后中国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形势下预言：“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页。)面对历史，人们有太多先 入为主的印象。
人们以为欧洲一旦开始了工业革命，便自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中心。历史的事实则是 ：当时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分工的全球经济中心，仍处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 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则处于边缘。尽管工业革命、产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 的必然性，推动欧洲以从殖民地美洲攫取的白银开路，企图挤上以中国亚洲为中心的世 界经济列车、改变其格局、最终占据中心的位置。然遗憾的是，甚至直到19世纪中叶鸦 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企图也不能说变成了现实。1852年，广州一位叫做米 契尔的英国官员报告了中国的情况：“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 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 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 。他不无沮丧地说，“我们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 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 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集》第2卷，人民出版 社1977年版，第60页。)米契尔所报当时中国的情况，长期以来被“欧洲中心论”影响 下的人们视为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典型。但正是以这种家庭工业为主要背景 的中国，拥有无论从人均产值、收入、消费还是内外贸易均在当时世界上起主导作用、 “最先进、最复杂”、最终非鸦片不足以搞垮的经济。如贡德·弗兰克所云：“尽管欧 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 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 济游戏规则……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成功的竞争者。”即便从科学、技术上看，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与当时欧洲相比，也往往是“技高一筹”。(注：[德]贡德·弗 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西欧并非绝对先进，鸦片 战争也并没有即时斩断中国之树。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半个世纪，西方列强并没有在中国之树上嫁接金 属伞，只是拼命在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著名学者吴承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中 国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则跨越了西方产业革命初期的“纺织工业”时代，跟上了西方 产业革命第二阶段“蒸气和钢铁”时代的潮流，直接向西方寻求“机船矿路”，自行创 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造厂、机械采矿业、钢铁联合企业、实用化铁路。这些工业不仅 是进口替代工业，而且是追赶时代的工业。由于其时以制造兵器战舰为主，中国造枪水 平与国外的差距从37年缩短到20年，再到13年，最后为6年；造舰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1 6年缩短到8年，最后为6年。(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 版社1996年版。)这些近代化企业是中国之树自生树冠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列强插 在中国之树上的金属伞——外国资本投资这些企业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亦即中国人创业 二三十年后的事情。
涉及到经济发展的社会性制度性基础，人们以为，产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一定与民主自 治、与最优化的社会结构和运行体制相联；而专制独裁、泥古不化、运转窒滞则是当时 中国的特色。历史的事实则是：那些进入或即将进入产业社会的国家地区，其突出特点 国家的专制统治一直达于末端；而中国，其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因素却不但始终存在 而且日趋活跃。
欧洲农村在中世纪普遍存在古老的民主自治的教区制度。每座村庄的居民都曾组成有 别于领主的集体。这种集体虽然在领主的利用、监督和统治下，却共同占有某些财产； 通过民主方式选举自己的首领，自行管理。而资产阶级革命前，比如法国，只是在表面 上还保留着它在中世纪曾经有过的民主特色的一部分，如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说：就像 一个死人和一个活人相似一样。大部分教区仍有选举产生或被认为是选举产生的市政官 员——征税员和理事；当选举市政官员或讨论某一公共事物时，村里的钟声便召唤农民 聚集到教堂前，穷人和富人同样有权出席，表达各种心愿。但是，那些市政官员实际上 已变成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的代表：征税员按照总督的直接命令征收人头税；理事在 总督领导下代表其处理有关公共秩序或政府的一切事务；基层教区的民众集会，只有在 求得总督明确批准后才能召开，无权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从“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屋顶 ”到“开支26里佛”、一切都须御前会议裁决，“距巴黎最远的农村教区和最近的教区 一样，都得服从这种规章”；民众普选的候选人通常由总督指定而获全票通过，如出现 自发举行的选举，总督必撤消之而亲自任命，同时无限期中止一切新选举，“这种例子 数以千计”。(注：[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88—91页。)欧洲城市原是 与领主国对立的自治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后，欧洲作为市民社会自治的城市衰落 了。布罗代尔援引路易斯·蒙福特的观点指出：“新兴的资本主义”用新的商业贵族权 力取代了“封建主和行会市民”的权力时，固然挣脱了中世纪城市狭小范围的束缚，但 是最终又把自己绑在国家身上。国家战胜了城市。(注：[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 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06—610页。)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 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 己的财产，“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蛮横”这个字眼在当 时尚未造出，那么，“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9 0—91页。)可以看到，西方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中世纪原有的自治、民主， 从农村到城市，均被纳入到国家强有力的统治下，“自治共同体”名存实亡，与国家专 制统治末端合而为一。
中国传统社会则是“国”与“家”的双重统治，即所谓的“家国网络”。在地广人多 的中国，“国”之概念下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国家专制统治不能达于 “末端”，县以下基层社会，是由“家”之概念下有强烈自治色彩的宗族、乡族等组织 系列在行政、司法、经济活动、精神生活等方面，成为国家末端政权的补充，起到所谓 “结构——功能替代物”的作用。在这里，“公”与“私”、“国”与“家”、“专制 ”与“自治”相互连接，基层社会实体组织不是国家直接统治的“非自立的存在”，也 不是独立于国家之外、如同欧洲“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那样与国家对立的自治的 “秩序空间”，而是同国家上层政权以“共同社会性”与“利益社会性”，持有共同秩 序观念、表现为双重统治的一个整体。这样的一种结构，使一些学者认为：比照欧洲“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讨论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界域的伸缩， 变得甚少实质性意义。而稍后一些出现的所谓“第三领域”的理论，虽然意欲说明中国 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独特的整体性，却由于同样在不自觉地比照欧洲，以国家、社会的对 立为前提，仍然不得要领。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说：“同样的‘西方的冲击’，带给日本的是天皇制度下中央 集权式绝对主义国家，带给中国的是废除帝制后的各省独立即地方分权的共和制国家； 而二战后带给日本的是私有权的确立，带给中国的则是公有制。其间的差异若不从二者 各自前近代的差别去看，是无法说明清楚的。也就是说，至少就日本与中国而言，‘冲 击’并没有破坏前近代以来的结构，也没有使其崩溃，而只是促成了各自前近代的蜕皮 ，至多使其有些变形而已。”(注：[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诚如其言。19世纪鸦片战争的“冲击”，并没有 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崩溃。从经济发展上看，从鸦片战争前后到甲午战争后的数 十年间，中国经济仍然基本沿着固有的道路前进；从政治结构统治秩序看，鸦片战争前 后到太平天国爆发的数十年间，中国社会仍然保持着基层社会三大系列组织纵横依赖、 乡绅官僚上下流动，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实体组织双重统治的格局。当然，已完成产业 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列强，有着当时中国不能与之匹敌的发展的“后劲”，中国因之 “挨打”、尤其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于“蜕皮”之际“挨打”、并终被打得“遍体鳞伤” 的悲惨结局，是在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并可以打破那种认为中国史上“传统”与“近代”是“土”与“ 洋”截然对立、毫不相干关系的认识误区；应该并可以将实际是“向外”的目光转而“ 向内”，从树木到树冠地研究中国近代化、中国社会历史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增长”与“发展”
“经济增长”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数量叠加式的提高；“经济发展”则意味着 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涉及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整体 性、结构性、质的变化。
从“康乾盛世”为中国传统社会顶峰的观念出发，人们以为，“康乾盛世”的经济属 “增长”，而非“发展”。这是仅次于上述“传统”与“近代”的又一个认识误区。
首先从道理上应该明确，“增长”与“发展”并非泾渭分明。“增长”之中有“发展 ”，“发展”之中有“增长”。“增长”与“发展”不可能截然分开。在出现不可再生 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日趋恶化、贫困益深益广等社会现象为特征的“无发展增长”之前 ，即便本质上属于“增长”的经济增长中，也应该包含涉及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 保障、社会秩序等方面整体优化的“发展”因素。
其次从历史事实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康雍乾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米贵”问题进行了一场有关物价上涨问题的旷日持 久的讨论。
苏南米价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大旱从每升七文涨至二十四文之后，虽仍随丰歉涨落 ，但不再复归原价。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每升常价在十余文左右。乾隆五十年(1785) 大旱，每升长到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无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 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第27页。)巴蜀米价“雍正八九年间，每石尚 止四五钱”，乾隆时动辄即达一两以上，最贱亦八九钱。(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 一。)贵州雍正四年(1726)“京斗米一石不过四钱五分及五钱有零”，乾隆以后“丰收 之年亦须七八九钱一石，岁歉即至一两一二钱至二两不等”。(注：《清高宗实录》卷 三一一。)江西“康熙年间稻谷登场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乾隆 年间“则必需五六钱”。(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除米价上涨外，乾隆时湖南 巡抚杨锡绂奏称田价“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二十余两”； (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山东巡抚阿里衮奏称“凡布帛丝棉之属靡不加昂”； (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称“年来百物腾涌”，“无不价增 ”。(注：《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九。)乾隆末年浙江人汪辉祖亦提到“往年专贵在米， 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注：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如上，清代米价上涨，并 不如以往的“丰则贱，歉则贵”，而是持续上涨，居高不下；清代物价问题，并不限于 米谷，而是百物腾贵，无不价增，这被当时人们视为千古罕见的奇观。而物价问题在康 乾之际成了困扰统治者、使朝野上下为之瞩目的重大问题，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也是 破天荒的第一次。
那末，从这些历史现象应该感受到的哪些问题呢?
第一、经济全球化
如果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那末，早在产业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便 存在着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从供求出发而自然分工的全球经济。康熙帝、雍正帝 、乾隆帝以及洪亮吉等当时中国最有见识的人物均没有认识到，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后 人也没有认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以发达的经济(包括西方 无法望之项背的总产值与人均产值、人均消费水平、内外贸易)、一流的商品(包括西方 无法与之竞争的品种、质量、数量及低廉的生产成本)理所当然地处于这一世界经济格 局的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航海大发现以后，欧洲人获得了美洲的白银并以此买通进 入世界经济格局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长期处于有利的出超地位，数以亿计的美 洲白银外国银元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以至许多历史学家“把中国描写成吸引全世界白银 的唧筒”。(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39页。)18 世纪末来华的英国人斯当东当时即明确指出：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的原因是“最近一个世 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81页。)货币史专 家彭信威先生认为：“乾隆时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美洲的低价白银流入中国”。他反 对将物价上涨与人口增长机械相连，以康熙年间为例说：“康熙乃清代的盛朝，政简费 轻，人口的增加率应当是很大的，而米价却很平稳，可见人口增加对于白银购买力的影 响不大”。(注：《中国货币史》，第852页。)清朝实行白银、制钱二品法定货币制，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与钱相为表里，以钱辅银，亦以银权钱”，(注：《清朝文 献通考》，卷十三、十六。)银钱比价为白银一两兑钱千文。白银大量内流，银多钱少 ，势必引起银钱比价的变化。为维持银钱比价的基本稳定，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 ，清官方有意识地大幅度增加制钱投放量。这一时期清官方增加投放的制钱量恰等于世 界白银的内流量。换言之，支持康乾盛世经济繁荣的充足资金，造成康雍乾时期物价持 续上涨的原因，均与经济全球化的当时的现状、进程和发展有关。
第二、经济全国化
1.物价特别是米价成为全国性的严重问题，说明有更多的人口同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 发生了关系。
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大批非农业人口家无隔宿之粮，“仰籴而食”。粮船数日不到，路 有饿殍。杭州“仰籴而食者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 之用”。(注：[光绪]《杭州府志》，《癸辛杂识》。)如汉口“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 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注：《清朝经世文编》卷四十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粮食生产收益较种植经济作物和经营手工业收益低，使更 多的农民从粮食生产转向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种植和相关的手工业生产，社会上特别是 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粮食不能自给，对商品粮的需求量空前增长。如松江府种稻之 地只占1/3，“每年口粮全赖客商贩运”，(注：《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七，高晋：《请 海疆禾棉兼种疏》；包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海运南漕议》。)上海县康熙年间每 年从关外运进大豆小麦达1千余万石，崇明县乾隆年间每年运进粮食达30万石。(注：包 世臣：《安吴四种》卷一；《清朝经世文编》卷三七，《请海疆禾棉兼种疏》。)苏州 府“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注：包世臣：《安吴四 种》卷二六。)杭州府每年所需客米三四千万石。(注：李鼎：《李长卿集》卷九，《借 箸篇》。)“福建之米取给于台湾、浙江；广东之米取给广西、江西、湖广；而江浙之 米取给于江西、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27，(注：《雍正朱批谕旨》第八函， 第七册，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鄂尔泰奏；第四函，第二册，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王景灏 奏。)重庆、湘潭、衡阳、汉口等地均成了著名的粮食集散地，还出现了大规模运售粮 食乃至军粮的巨商。(注：[道光]《万全县志·志余》；民国《龙州县志·舆地志》等 。)与之同时，清代赋税内容与赋税制度发生变化。原国家征调的物资进入市场。布帛 及地方特产基本停征或改征折色银，如河南“官机白布”登市交易；浙江严州贡绢进入 流通；(注：[乾隆]《遂安县志》卷十，《艺文》。)东北人参、貂皮等“交官之外，听 其自售”(注：参见冯一鹏：《塞外杂记》；方式济：《龙沙纪略·方隅》。)等。原作 为实物税征收的粮食进入市场。雍正“摊丁入地”后，除数百万运往京师的漕粮外，基 本实现了赋税的货币化。其后，漕米改征折色，大致完成了赋税货币化的过程。而清代 赋税非但征收货币，还规定一两以上必须交纳银两。乾隆年间又曾一度将银两起征点降 到一钱。也就是说，对于纳税的业主小农，存在着一个将所产粮食货币(铜钱)化，再将 铜钱货币银两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除官方代折外，应该是进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的过 程。
2.“钱贵谷贱百物贵”、“钱贱谷贵百物贱”的传统观点被“银钱数量攀比上升、银 钱俱贱、粮食百物俱贵”的现实所取代，说明以粮食为中介自产自销的简单商品交换， 已经在某些地区、某种程度上由商人在各级市场网络中操作的商品流通所取代；粮食不 再具有通货的性质，在商品流通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只有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铜钱 。
3.形成了两类(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三层(全国性、区域性、农村集市性)市场和全国 性的市场网络。
由此可见跨地区乃至全国性的商品流通。金陵绸缎销售“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 辽沈，西北走晋降，逾大河上秦雍、甘凉，西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 豫章、两浙、七闽，趋淮泗、道汝洛；(注：[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七，《食货 志》。)松江棉布销售有冀北、陇东西、海关内外“挟资千亿”的巨商“券驴市马，日 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注：《清朝经世文编》卷二八，钦善：《松问》。) 绵竹竹纸销售遍本省“五道百五十余县”，并“云、贵、陕、甘、湖广”(注：[民国] 《绵竹县志》卷九，《实业志》。)等。商品粮也加入了远程运销的行列。吴承明先生 曾归纳了9条主要的商品粮运销商路，他认为，清代长途运销的粮食占商品粮食总数的2 1.6%。
由此可见全国性商业交通网的发达。清代凡能用于商业交通的内河水道基本上都得到 了开发利用。据估计，清代内河航程达5万公里，海运航程达1万公里。以北京为中心， 勾连全国商业交通网，形成了6条主要水陆联运线。西南、西北、塞北、东北等许多过 去不通舟车的地方都密布着商人的足迹。
由此可见中心价格的形成。清代主要商品的价格趋于一致。如乾隆时常年粮价，江苏 地区平价米谷每石1.1—1.2两、中价1.5—1.6两、贵价2两以上；湖广地区米每石1.4— 2两；江西地区米每仓石1.5—2.3两；山西地区(平阳、汾州、蒲州、太原、潞安、泽州 等府)米麦每石1.5—2两；山东地区(兖州、泰安)粟米每仓石1.4—1.8两；甘肃地区上 色(粟米小麦豌豆)每石2两，下色(青稞大豆)每石1.2两等。(注：参见《清高宗实录》 卷九一七；卷二八六；卷二一四；卷十；卷二百九十；卷三九二。)各地间隔成百上千 里，粮价却相差不多，除了官府以平粜等手段进行的政策调节外，主要是市场调节的作 用——“谷贱则商籴至，则其价必增”，“谷贵则商贩至，则其价必减”。
于是，在历史长期发展的进程中，在上述前提下，形成了粗略自然分工的全国化经济 。从物价问题出发应该感受到的上述两点，均反映了清代经济中的积极走向与新的活力 ；反映了“增长”与“发展”不是对立的因素，而是紧密相连、对立统一的因素，“增 长”中存在着“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
社会经济前进还是衰退，最终取决于人口与资源配置的优劣。不少人接受或敬畏于如 下说法：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一方面因不 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一方面因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再 增加劳动投入不再增产而边际效益递减。这应该是中国史研究中的又一个认识误区。
“边际效益”是从经济学引进中国史研究的一个概念。一些人津津乐道或人云亦云这 一昭示“理论色彩”的时髦词汇、以之阐释和论证18、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衰落 时，甚至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概念的实际内容。
“边际”学说早在1862年～1873年由三位经济学界新人：英国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 、法国瓦尔拉斯分别提出，于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边际主义”。“边际效用”、“边 际产量”、“边际成本”、“边际效益”、“边际报酬”、“边际替代率”以及“边际 消费倾向等”所谓“边际”概念，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边际分析”，也即成为经济学中 最为常见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方法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边际”学说和“边际 ”分析方法被陆续活用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个领域，包括近数十年的中国史研究领域 。
那末，什么是“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呢?
所谓“边际”，即是边缘。在一个连续增加的量中，最后新增加的量就是“边际”量 。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主观价值论，亦即所谓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他们认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 价。比如吃饺子，吃30个为最大食量。如果第35个饺子是他吃掉的最后一个，作为边际 量的第35个饺子给他带来的感觉，则是自第30个饺子以后愉悦程度递减的感觉。这便是 “边际效益递减”。这是消费领域。在生产领域，在财力与物力资源固定不变的前提下 ，连续增加的人力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新的效益，在初始阶段不断上升，但是当达到一 定值之后，效益不但不会上升，反而呈现递减的规律。
以“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阐释18、19世纪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从人口爆长、人力资 源投入过剩出发，貌似有理，实际存在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资源(在传统社会以土地为主)视为资本，把人口视为劳动，那末，判断人 力资源(劳动)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效益是增加还是减少，有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其他生产 要素不变。“边际效益递减”，是在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入结构保持不变情况 下，增加劳动投入达到一定界限时才会发生的现象。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包括18 、19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没有这样的条件。
清代官方册籍上的土地称为“税亩”、“额田”、“粮田”等，从均平赋役、划一起 征角度出发，又有“折亩”等名目，完全不是实在的地亩。清代土地数字本应该有很多 理由多于明代。如清代实行有效管理的版图(包括东北、西北、西南等广大区域)远远超 过明代；清代雍正摊丁入地，实行以地亩为单一纳税标准的赋役制度，较之以人丁、地 亩为双重纳税标准赋役制度的明代，应对土地数字给予更多的重视；清代奖励垦荒的政 策优厚且长期，明代垦荒三年起科，清代垦荒六年、七年乃至十年起科，且以垦荒制定 了任官和官吏的考成制度；清代长期大规模的开荒垦荒运动，特别是所谓“湖广填四川 ”，“四方填湖广”，“出口闯关东”等超省际移民垦荒以及东北、西北、西南辽阔边 疆的开发，其规模和数量不仅远胜于明代，即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等，然而 ，清代各朝册载土地总数，除了雍正二年(1724)890万顷(仅实录所载，其它官书均少于 此数)和光绪十三年(1887)910～920万顷之外，全都没有超过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8 50万顷和万历三十年(1602)的1160万顷。在中国传统社会，一方面，农家既为生产单位 也为消费单位，其生活通常在糊口、温饱乃至小康之间摆动，谋求消费优化便成为资源 再配置的动力。有清一代除了康熙一朝土地数字增长较快，雍正二年(1724)到同治十二 年(1873)近150年间，土地总数一直在750～790万顷之间徘徊。(注：土地数字不实、失 之过低的现象历代相因，即便当代也不例外。1980年前后，我国通用的耕地总面积数字 为1480～1490余万顷，仅占当时航测耕地总面积2200～2300余万顷的65%～67%。1990年 最新测算的耕地总面积为2080余万顷(不包括台湾)，当比较接近实际。)土地数字本即 不实，也就谈不上不变。以官方册籍土地除官方册籍人口得出人均占有土地的做法不合 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同样，将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设为不变，所得出的结论也 不合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康熙帝乃至乾隆帝也没有看到当时清代传统生存方式中的 主要资源土地，尚有余地养活、包容更多的人口，而过早下了天下已“无不耕之田”， “无不毛之地”的断言。事实上，尚有余地开发的土地，正是清代人口增长持续攀高、 经久不衰的基本条件。
人口(劳动)投入超过一定界限引起“边际效益递减”的条件，除假设其他生产要素(以 土地为主)投入的数量不变以外，还假设投入结构不变。持“边际效益递减”观的人们 以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的有效性表明其边际效益率大致相等，传统农民因不 能从再配置中得到好处而没有重新配置资源的动力。
这种假设同样不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事实。在中国传统社会，农家既为生产单位也为 消费单位，其生活通常在糊口、温饱乃至小康之间摆动，谋求消费优化便成为资源再配 置的动力。受生产关系(特别是赋役和租佃关系)、市场、多种作物和多种副业的影响， 农民往往改变决策，从而导致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再配置。加之康乾盛世时，清统治 者实行以垦荒为中心的人口对策，鼓励垦荒和超省际的移民垦荒；推广蕃薯、玉米等高 产作物和棉桑茶竹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推动了全国性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从 沿江沿海地区到广袤的边疆地区，从平原到长江中上游丘陵地带、山区和半山区，人们 都以不同方式调整和优化资源的利用，使之趋于合理。其结果是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大幅 度增加的垦田(包括民间大量的隐匿田地)相结合，以出人意料的程度开发了传统农业的 潜力，将国民生产总值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与之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科技教育、社会 秩序等各个方面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优化。
前述康乾盛世白银继续大量内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最终赋役货币化，专业化生产 区繁荣扩大，形成了两类三级全国性市场网络的进程，更是资金和劳动力重新配置的进 程；这一进程的结果，势必继续引起资金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在全国性市场网络连接 成为一体经济格局中，形成了中国式的二元经济。一元是沿江沿海形成专业生产区的早 期近代化经济；一元是其他各类地区包括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服务等在内 的“十分发达”的传统经济体系，(注：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完整体系，不似西方学者 认为的那样，只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二者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定的那种农业 与工业、城市与农村、市场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对立；传统经济体系也并非处于被动和无 所作为的地位，相反，二者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其中作为买方与卖方、此地区与彼地区 、此行业与彼行业“横向依赖与联系”中间环节的商人，在从明中后期到清乾嘉之际形 成了商帮，在康乾盛世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在人力与资源的反复配置中，扮演 了上下纵横沟通连接“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使之成为对立统一经 济共同体的重要历史角色。
总之，总生产曲线越过峰点变成水平线，再增加劳动投入“边际效益”即呈现负数， 亦即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的状况，在中国传统社会是经过一个长的发展周期出现的相对 的阶段性现象，多数时期——如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人口 剧增的清前期，人口缓慢增长的近代百年，或人口速增的新中国，农业生产都能满足需 要”。吴承明先生认为：“理论上讲，劳动边际产品降为零的时候，也是总产量达到最 高峰的时候，这个最高峰，迄今也未达到”。(注：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 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9月。)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投 入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不能确定。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其数量统计同人口 统计一样，属于赋税意义上的统计，官方册籍登载的土地数字从来不是实际数字。且资 源生产要素投入的多样性和可变性(土地资源要素的投入并非唯一)，使边际劳动生产率 、农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均有弹性，因而整体上看，“边际效益递减”，“零边际生 产率”等并不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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