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若干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区别是学说或派别的分野
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中，经济学界提出了许多构想。一种构想是：新政治经济学体系主要由“两块”构成，一块是微观，一块是宏观；另一种构想是：丢掉“三过程”、“四环节”的思维定式，引入西方经济学的体系特点，按照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三大块结构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难看出，这些构想给政治经济学体系以篇章结构的含义。
其实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是其学说、派别或思潮问题。政治经济学思想史所展示的是各种不同的社会或时代所产生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说观点，不同的学说观点形成不同的派别，而不同的派别都自成体系。17世纪的经济学家从生动的总体开始，从分析中找到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这时，“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之一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说“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可分两大体系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体系内又可分为各自的子体系。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它产生至今，经历了重商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庸俗政治经济学派。三个学派自成体系。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古典学派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马克思所指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大致结束于1860年左右。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变化。当时曾经建立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主要内容的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三种学派各成体系），1890年左右，才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将上述三个学派的理论拼凑形成以边际效用为主导的“折衷的理论体系”。马歇尔的“体系”宣扬资本主义是一架可以调节的机器，他声称资本主义按劳取酬没有剥削，能使每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这种“体系”“为私有制企业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安慰人心的图象”[①]。
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先后进行了两次修改和补充，从而形成了新的“体系”。凯恩斯主义依靠大量的总量经济范畴，诸如消费、投资、收入等来进行研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包括张伯伦、鲁宾逊对它所作的第一次修改、补充）。萨缪尔森把二者“综合”起来，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或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1985年，萨缪尔森把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新学派的各种思想进一步综合到《经济学》第12版中，形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的理论体系。综上所述，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居正统地位的经济思想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学说。3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学中代替了传统的学说。40年代末期，《经济学》的作者萨缪尔森在该书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体系。80年代中期开始又形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的理论体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尽管先后形成过上述各种各样的子体系，但它们的共同点是把资本主义颂扬为“理想的制度”，试图医治资本主义的各种病症，从而维护西方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如果不对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状态，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至于它的某些观点和思想则不一定是社会经济关系的直接反映，它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见解。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是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对立的。作为对立面，二者在立场、观点和内容、方法上都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首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存在诸多子体系，但它的总理论体系的宗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到萨缪尔森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体系都不违背这一宗旨。斯密颂扬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萨缪尔森的体系代表着证明斯密原理的最新方式，它企图证明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能导致最理想的社会。萨缪尔森断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可以补救资本主义自发作用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所开列的药方能够医治资本主义的百病，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微观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
其次，西方经济都从简单商品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不触及生产领域；只研究经济现象，而不触及经济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是为了谋取利润，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不可能只是简单商品流通（W—G—W），而必须是资本流通（G—W—G’），而且G—G’的变化不仅仅是流通问题，它必须通过生产过程。在不触及生产过程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再次，西方经济学在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理论上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原则分歧。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但在它的理论体系中还包含着庸俗成分，它不了解劳动的二重性，混淆了价值与生产价格。这些庸俗成分被后来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发展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变动。这种学派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其重要理论基础，这种理论断言商品的价值决定于最后一单位的效用即边际效用。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的价格的决定理论被彻底否定了。
我们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持否定态度，并不是要证明它的全部内容都是错误的。事实上，西方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论点和它的某些论证方法还是具有科学成分的，是可以在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借鉴的。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理论的研究成果
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迫切要求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面批判，以便解脱错误的或不完善的经济理论的严重束缚，顺利地进行改革开放。直到目前，这种批判的理论成果落实在三个主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承认或不完全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商品属性，否定市场、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只能靠国家计划推动，只能实行计划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来调节经济运行。实践证明它是一种僵死的、低效率的经济模式。其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②]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从而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样，就要承认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调节作用，从而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修正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两种生产关系的理论；承认竞争规律对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益的市场作用，修正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规定的社会主义企业间无竞争并视竞争为资本主义怪物的理论；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真正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从而修正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全民所有制企业只能由国家经营的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据《共产党宣言》中表明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视单一的公有制为社会主义首要的本质特征。但是，人们从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像马恩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都是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别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度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依据我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提出的。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决定了不仅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且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公有制，更重要的是它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我国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样，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规定的单一公有制理论已经不能概括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事实了。
不仅如此，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公民都成为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③]。国有国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经济现实。实践证明国有国营缺乏活力，以致造成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差；改革国有企业的实践中实行的“两权分离”，尽管企业自主了，但无自律，不能自我约束，普遍出现短期行为，到目前为止原来国家财政拨给的国有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基本上流失干净，运转中的企业90%以上的流动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固定资产的流失也难以控制。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实行公司制，以利理顺产权关系，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旨在于使之成为市场主体，以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其产权关系，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竞争性企业），主要是将国有企业转变为国家控股或参股的股份分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现在正在试点的是：100家现代企业制度创新试点、300家国家控股改革试点、1000家企业理顺产权关系试点、18个城市改革试点等。这些试点、改革将不仅进一步突破单一公有制理论的禁锢，建立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且将最终冲破僵化的“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理论的束缚。
第三，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在单一的公有制内部，由于生产力等经济条件和体制条件的制约，并不能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改革中形成的多种经济成分要求修正分配原则的单一性，除了按劳分配之外，还实行了个体劳动者收入，按资分配等形式。这在实践中修正了单一按劳分配的理论。在分配问题上，主要是在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条件下，探寻一种良好的调节机制，既避免平均主义，又纠正收入悬殊过大，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
经济生活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分配问题上要解决的矛盾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和共同富裕的矛盾。平均主义的分配是小资产阶级的分配原则，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分配的结果，而不是社会主义分配的目标。因此，在政策上，既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即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需要的基本要求，运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并辅之于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分配领域进行调节和控制。以达到既发展经济，又实现社会公平分配的目的。
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修正主要是冲破单一按劳分配理论的束缚，建立市场型按劳分配这一公平和效益的最佳结合点。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更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调整其篇章结构，编写一部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我国高等院校使用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从原苏联引进的。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初步形成，1955年该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后，一方面被视为经典传播于高等院校，传播于社会，从而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由于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引起的争论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是自然经济或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如果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是什么；全民所有制内部是否在实质上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不是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是不是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等。这些争论所作出的正确结论，修正了原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主要内容。为8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理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这为重新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④]这个《决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编写大纲，而且是它的理论体系。依据这个《决定》才能编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子体系的建设过程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大体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初步形成的。这个初步形成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20年代，这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的基本前提的确认阶段。这个基本前提就是承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客观必然性。马恩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们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著作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基本经济问题做过科学的预测，他们指明要“创造”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原苏联，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或至多是在过渡时期结束后，政治经济学便告终结了。这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消论”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1919年10月，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布哈林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自此，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得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承认。第二阶段是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的准备阶段。这一时期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条件还不具备，只是从1930年起在原苏联高等院校开设了“苏维埃经济理论”课，尽管“苏维埃经济理论”有其自身的体系，但毕竟只是研究过渡时期生产关系的学说，还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本身。这一阶段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的准备阶段。第三阶段是在本世纪3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过程正式开始于1936年。这一年，原苏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不但为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而且也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1936年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改革政治经济学讲授》的决议，决议强调必须讲授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自此，经济学界开始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工作。1945年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制定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的社会主义部分。直到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自己《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1952年9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1954年，经过讨论修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世。至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初步形成。该书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是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起始范畴，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中心的规律、范畴和部门经济关系的体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已经看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存在许多理论上的错误。在结构上，各章节之间缺乏逻辑的联系，酷似经济规律、经济范畴和部门经济关系问题的汇编；在内容上，为了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惜笔墨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比，这就很难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并且企图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否定竞争规律。特别是强调单一的公有制，坚持计划经济模式等，以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呆滞，失去活力。但是，该书的出版，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
我们认为，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中，必须冷静思考的问题是：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已经在本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是如何完善和发展这一体系，并不存在重新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本文论述的社会主义三个主题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应该是修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完善其体系的丰富材料，但它不能成为推翻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依据，如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随着社会主义历史的发展而更新的，但其理论的发展并不意味对自身体系的否定。
第二，如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不能以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辩护，着力描写经济现象，不触及经济关系本质的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来取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只能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观点的体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反映。离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观点作为内容基础，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学说、流派来考察，只能是一种社会主义主流经济理论综合型体系。以我国为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来，经济理论界的争鸣从未间断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争论更显活跃，学派林立。因此，任何一位学术权威也难以编篡出一部既反映自己学术观点，又能被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的任务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上，以邓小平评价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大纲，编写出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注释：
①克赖格尔：《政治经济学的重建》，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5年第2版，第18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页。
③《列宁选集》第3卷，第258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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