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丽娜[1]2003年在《加入WTO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设置的可供观测和控制的中间变量，服务于政策最终目标。由于各学派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存在差异，相应有不同的中介目标提出。凯恩斯学派主要倡导利率中介目标，而货币学派主张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此外，还有诸如银行信用规模、股票价格、汇率等目标变量提出。 我国中介目标经历了由现金目标到贷款规模再到现行的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变的过程，其演变有现实性和必然性。不可否认，货币供应量目标在治理90年代初严重的通货膨胀上功不可没，为我国经济做出了贡献。但面对近些年来经济持续紧缩的现象，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加深，货币供应量目标受到种种挑战，越来越表现出其作为中介目标的弱适应性。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货币供应量目标紧密相连的调控主体、中介主体、承载主体和市场载体在经济、金融发展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且自身发展不完善，影响了目标效应的发挥。 入世过渡期内，由于我国各方面改革还处于逐步推进阶段，货币供应量目标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其效用弱化的趋势无法扭转。同时，加入WTO后，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率最终会实现市场化。因此在其它中介目标存在较大局限情况下，应遵循入世过渡期内逐步推进、阶段调整的方式，重点推进货币供应量向利率中介目标的调整、转化，最终实现具有国际化标志的利率中介目标。现阶段，我们要积极改革相关配套制度，顺应金融发展，渐进式推进利率中介目标的实现。
王乃女[2]2017年在《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货币政策是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之一,本文通过对其传导机制进行研究与分析,发现并找出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用减损的因素,进而改进或扫除这些不利因素,同时通过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其作用机理和运行规律,有利于货币当局制定和执行更加专业的货币政策,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从2001年末我国加入WTO以来,金融开放不断加深,我国实行的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作用效果并未得到充分地发挥,大多被日益增加的国内和国际资本流动总量抵消。央行一直致力于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措施。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如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实施再贷款等,力争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宏观调控目标之间找到协调发展的着力点。国内外的复杂状况决定了货币政策需要不断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妨碍其发挥作用的不利因素,为货币当局更好地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性地总结和回顾了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这15年以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环境的变化,概括归纳了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特点,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选取2002年1月—2016年7月175个月的月度数据,检验了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运行效果。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以内部传导和外部传导为研究框架,分别测定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长期和短期效率。本文采用时间序列计量方法,基于VAR和ECM模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内部和外部传导机制。涉及的计量方法主要有ADF检验、多变量连续系统识别方法、双变量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检验、Almon估计、脉冲响应分析(IRF)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根据货币政策的经典理论以及在我国的实践经验,界定了本文所研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涵。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一问题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的特点,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微观化和细分化,将其划分为内部传导和外部传导两个部分,这是本文研究的整体框架与基础,无论是对货币政策运行特点的总结和回顾,还是实证检验均在这个框架下进行。以往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多数是以货币供应量为起点,研究其直接对最终目标的影响,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传导机制始终如飞机上未找到的"黑匣子"。本文研究整合了相关文献,引入了信贷、利率、汇率、房价和股价这五个关键变量,将货币供应量传导到最终目标之间的通道打通,能够更加清晰地观测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哪个环节出现了效率减损。同时本文以货币政策工具为起点,分析了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供应量的作用效率,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更加完整。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内部传导机制和外部传导机制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在货币政策内部传导过程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基础货币的关系与经济理论相反,说明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基础货币的长期作用较差,其作用可能被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如外汇占款的作用冲销,因为在样本区间内,我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2)在样本区间内,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对基础货币的长期信号作用远远高于外汇占款和再贷款。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一直较高,而且调整的幅度和频率均较低。从深层次分析来看,我国一直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特别是在经济形势收紧的时候,会潜在地激发商业银行"惜贷"的动机,其更愿意将存款直接存入中央银行赚取较为平稳的收益,这使得超额存款准备金的数量大大增加。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增加不仅仅会削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节基础货币的作用,还会通过影响货币乘数而影响货币供应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并不显着,反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长期作用较为强烈。(3)在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机制中,货币供应量M1、M2对信贷、利率、汇率、房价和股价存在着长期传导作用,货币供应量中M2对各个关键变量的影响大于M1。货币供应量对各关键变量的长期作用优于短期作用。(4)在货币政策外部传导关键变量向最终目标及其组成部分的传导过程中,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的作用力较强,信贷传导机制次之,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机制较弱,汇率传导机制的影响力有所提升,股价的作用最弱。(5)本文还研究了中介目标向最终目标的直接传导机制,将信贷、利率、汇率、房价和股价的影响隐含其中,以此反映货币政策外部传导机制的整体作用,无论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还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都与名义GDP、实际GDP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之间存在很强的Granger因果关系。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外部传导机制在长期是有效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传导效果优于狭义货币供应量。短期来看,M1和M2对实际GDP和名义GDP的短期传导作用均不显着,仅有M1和M2对物价水平的作用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这说明短期来看,货币政策的外部传导机制并不顺畅,M1和M2作为中介目标对产出的调控能力较弱。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相契合,这既丰富和完善了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与应用研究,同时为未来货币当局设计和执行更加科学有效的货币政策抛砖引玉。
左伟[3]2004年在《入世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WTO、IMF和世界银行分别代表着当今世界的贸易体系、货币体系和技援体系,而以上叁大体系也构成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核心。加入WTO不仅为中国提供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和参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契机,而且也成为中国在新世纪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入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而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入世后,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与发展,是以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切入点,以宏观环境和金融环境的变化为基础,并从货币政策的运行、传导和政策协调等多层面表现出来。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系统探讨了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政策工具、传导中介、传导途径及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以直接涉及金融服务业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及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达成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为出发点,讨论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区别。在分析WTO框架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金融业影响的基础上,探讨了入世后中国如何利用WTO条款而选择金融开放的策略,以及政府职能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 第二章探讨了入世后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环境是货币政策运行的基础环境,金融环境的改变必将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运行和效果。本章讨论了入世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以及中国金融体制和金融结构的变化,具体分析金融领域在制度和数量等方面的变化。 第叁章分别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和政策工具角度,考察了入世后中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变化。本章认为,入世后应逐步实施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体系,以及为公开市场业务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 第四章分析了入世后的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介即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情况,在考察入世后银行、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两个市场连通状况的基础上,进而分析传导中介的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李玮玮[4]2001年在《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文中认为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在西方由来已久，但是，类似地讨论在我国却是刚刚兴起，主要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应运而生的。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软着陆”顺利实现，国内外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因此，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探讨，显示出特别突出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实践意义。 论文主要根据货币政策有效性原理，以分析近年来我国经济及货币政策运行的实践为基础，从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操作工具、传导机制和加入WTO四个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因素分析，最后，就如何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率这一课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对各学派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进行阐述、归纳以及给予自己的评价，明确文章的理论基础。第二章，从分析我国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实施状况的角度，来考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第叁章，分析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素。第四章，提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率的对策。
钱小安[5]2000年在《加入WTO对中国银行业和金融调控的影响及对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入WTO将使中国经济实行“二次开放” ,这将给中国银行业和金融调控带来机遇和挑战。为了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市场化的趋势 ,中国要加快银行重组 ,建立良好的内控机制 ,通过增资、股份化等手段增强银行资金实力 ,有效处理好不良贷款问题 ,按贷款分类确定呆账准备率 ,减轻银行税赋负担 ,为国内银行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金融调控方面 ,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 ,适时进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 ,协调本外币政策 ,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促进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张强, 毛丽娜[6]2003年在《入世过渡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文中指出我国加入WTO后,新的经济因素干扰了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调控效应,因此要适时调整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过渡期内,在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淡出之际,逐渐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指标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加大汇率、金融资产价格等指标的辅助作用。
吴斌[7]2002年在《入世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及中介目标的选择分析》文中认为随着中国加入 WTO,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要加快货币政策工具、中介目标及操作手段的改革创新步伐 ,互相配合 ,努力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胡振华[8]2002年在《货币供求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文中提出货币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已成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但是，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对该国特殊的货币供求机制的正确认识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畅通与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制一直处于深刻的制度变迁之中，不揭示这种动态变迁之中的货币供求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相应变化特征，货币政策就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此，本论文在借鉴西方货币理论的基础上，应用经济计量学方法，主要研究了我国货币供求的决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 (1)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货币需求关系向一般理论关系转变，货币需求与收入、利率等变量之间表现出长期稳定的关系。实证研究显示，我国广义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略大于1，狭义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0.68，说明狭义货币需求的增加与收入的增加不是同比例的，而广义货币需求的增加与收入的增加几乎是同比例增长，其原因主要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增大了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居民储蓄倾向提高，从而，居民储蓄增长率较高。实证研究还显示，我国货币需求与股票市场交易金额正相关，即股票市场的规模扩大、交易量增加，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如果中央银行不考虑股票市场扩张衍生的交易货币需求所应增加的货币供给量，则必然会导致实际经济领域的流动性不足，进而，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因此，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不容忽视。 (2) 我国经济中货币供给量具有内生性质。一般而言，货币供给量由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决定。这样，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和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就决定了货币供给量是内生的。同样，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的改变，将引起货币供给量的改变。实证研究揭示，在货币供给量M_2的增长变动中，大约60％由基础货币变动引起，40％由货币乘数变动所引起。因此，中央银行要增加货币供给量，必须综合考虑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种因素的影响。 (3) 实证研究表明，中央银行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可调节货币供给量，并通过货币供给量的改变来调节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的变化，以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由于经济运行特征和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将时间序列数据以1997年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通过比较发现，在后期，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供给量作用的时滞缩短，且利率工具对各层次货币供给量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利率政策是有效的。同时，实证研究还揭示，货币供给量对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的影响是显着的。因此，货币政策在我国具有非中性。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货币供求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4)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具有有效性.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并没有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并且，从我国的通货比率和货币的流动性指标来看，这两个指标并没有显着上升，而是稳中有降，即人们的流动性需求并没有达到完全弹性;特别是我国的实际利率对投资和储蓄仍有相当大的影响，说明投资的利率弹性并不等于零。因此，从利率水平、货币的需求弹性和投资的利率弹性等方面来判断，我国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5)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必须从多方面深化改革，这包括:实施制度创新，重建货币政策传导的制度基础;加快发展金融市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调整货币供给量统计指标，注重外资银行对中介目标的影响;重建良好的货币政策操作环境，提高货币政策效应。
张耀平[9]2007年在《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设计和前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金融风险是与农村金融的经营行为相伴而行的，它具有与一般行业经营风险不同的特点。一般行业的经营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一般不会构成对整个农村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而农村金融一旦出现较大的经营风险，如出现较大范围存款挤兑，就会迅速酿成金融风波，其结果将会使农村金融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陷于瘫痪。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不仅在于将大大削弱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损害广大存款人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业的良好信誉，而且将严重激化财政收支矛盾，迫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危及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农村金融领域，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迫切和重要。目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大多数研究一方面偏重于个体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偏重于静态化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WTO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则突破了这一束缚，从管理学、金融风险、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探寻中国农村金融风险产生的理论根源及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本研究共九章，按照“问题—设计—前景”的逻辑关系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至叁章，属总论部分，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论述本项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以及农村金融风险的理论涵义、经济分析及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和成因。在这一部分除了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进行现状评估以外，还有大量篇幅是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国际比较的研究。主要通过从体制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印度、巴西、埃及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分析，寻求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启示。第二部分为第四章至第八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设计战略规划。作者在第一部分分析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围绕“十一五”计划和2010年农业发展远景目标，重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加强农村金融监管为依托，以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优化外部环境，构建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贸、工、农综合经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第二部分基本按照这一逻辑展开研究，分别从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及优化外部环境等角度论述防范与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论文的第九章是第叁部分——前景部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和分析在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及风险防范问题。关于农村金融风险相关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一方面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但同时又使研究较难突破传统研究范式而有所创新。本论文试图从内容体系及方法论两个角度突破这一范式，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于：第一，分析和探讨了农村金融风险的理论涵义及成因。农村金融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活动中客观存在的货币资金损失的不确定性。其中不确定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内在属性，无法将其完全消除，它与市场经济系统的运行密切相关，对农村稀缺资源在竞争目标中的配置有着重要影响。农村金融风险是与农村金融的经营行为相伴而行的，它具有与一般行业经营风险不同的成因。从外部环境看，市场机制不健全、宏观调控负面效应和法制不健全、难落实是形成农村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从内部分析，农村金融风险主要是由于经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内控机制不健全、员工队伍整体素质低下等原因所造成。第二，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本研究从总体上力求全面系统地把握和研究整个农村金融风险问题，提出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围绕“十一五”计划和2010年农业发展远景目标，重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加强农村金融监管为依托，以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优化外部环境，构建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贸、工、农综合经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第叁，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设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借助经济学、金融学、农村经济管理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设想，即建立农村金融宏观风险预警机制，完善事前预警功能；建立农村金融中观风险预警机制，发挥事中监测作用；建立农村微观风险预警机制，降低风险程度。从而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监管，保护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第四，探讨和分析了在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及风险防范。本研究将农村金融置于WTO框架下，探讨了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宏观前景——国际化趋势、本土化趋势和竞争化趋势，分析了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前景——混业式趋势、多元化趋势和电子化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国农村金融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和一套完整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伍戈[10]2004年在《转轨经济中的商业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效率》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体制正处于渐进转轨过程中,特定的转轨过程与转轨方式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提出了特定的要求。本文根据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着眼于分析转轨经济下我国商业银行有哪些具体特征、转轨经济对货币政策有哪些具体要求以及商业银行的特征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有哪些影响,最终试图形成一些政策性建议。 银行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商业银行行为对货币供给数量和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先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商业银行的“棘轮效应”,认为不良资产、“存差”这些商业银行的特征都直接与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密切相关。实证表明,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存在使市场化改革中的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发生了变异,相应使商业银行作为主要传导中介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和弱化。同时我们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出现的信贷结构性集中、信贷配给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结合理论模型,我们解释了现实状况:中央银行的利率和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政策行为对扩大银行信贷量失去了部分效率。信贷配给影响了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变量的有效性。接着,我们对中国的十四家商业银行1995-2001 年经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商业银行从微观方面具有混业经营的动力。金融业务综合化会产生货币替代现象,导致货币增长减缓,以及利率水平下降。此外,金融业务综合化还会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促进利率政策的传导。其政策含义在于,主张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考虑金融业务综合化所带来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从宏观体系的层面来分析商业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我们用“结构——行为——绩效”(SCP)经典范式的部分内容来分析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银行行为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并以此分析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也通过结构化的市场集中率指标,对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进行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市场的垄断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效力减弱。我们还运用 Bordo-Jeanne 模型,比较了主动的货币政策与被动的货币政策,认为货币政策即使要考虑资产价格的因素,也应该是以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为中心环节来制定有关政策。商业银行的理性信贷无疑有利于金融监管的实施以及宏观金融的稳定,但却对货币政策的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我们探讨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银行监管职能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协调的主要途径。我们利用 Poole 模型对利率还是货币总量问题的进行了理论分析,货币政策的短期调整与长期变革是必要的,我们还结合国际经验,对我国实践中货币政策、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进行了一些探讨。
参考文献：
[1]. 加入WTO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D]. 毛丽娜. 湖南大学. 2003
[2]. 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D]. 王乃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3]. 入世后中国货币政策研究[D]. 左伟.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4]. 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 李玮玮. 湖南大学. 2001
[5]. 加入WTO对中国银行业和金融调控的影响及对策[J]. 钱小安. 金融研究. 2000
[6]. 入世过渡期内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调整[J]. 张强, 毛丽娜.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3
[7]. 入世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及中介目标的选择分析[J]. 吴斌. 科学·经济·社会. 2002
[8]. 货币供求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 胡振华. 中南大学. 2002
[9]. 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设计和前景[D]. 张耀平.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10]. 转轨经济中的商业银行特征与货币政策效率[D]. 伍戈.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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