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者论文,法国论文,空想论文,平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等思想，第一次运用直接理论的形式正确地揭示了私有制是造成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设想通过建立公有制社会来消除不平等现象，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的平等观陷入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不是实现平等的正确道路，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实现平等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平等 空想社会主义 禁欲主义 平等主义
平等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内容之一。早在十六、十七世纪，一些早期社会主义者对此就有过论述，但还没有以真正的理论形式表现出来。到了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逐步发展，人类社会中不平等现象愈发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社会主义者们关于平等的思想观念也就一步步地走向系统化和理论化，特别是法国的空想家们，其平等思想的表现更为显著。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都对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马布利和巴贝夫的思想更具特色，更具代表性。下面对十八世纪空想家们的平等思想作一简要分析。
一
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家们克服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文学方式表达其平等要求的弱点，他们明确地打出了“平等”的旗帜，以直接的理论形式提出了平等的要求。他们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社会主义者关于平等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他们也吸收了资产阶级思想材料中一些有用的东西，接过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将这些思想包容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并内化为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要求之一。
十八世纪法国空想家的平等思想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首先在理论上指出了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并对私有制下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摩莱里和马布利探讨了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变迁，认为原始社会没有贫富等级之分，人们都是平等的，原始社会是符合理性的社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马布利指出，自然界赋予人们同样的器官和需要，赋予人们同样的权利，“自然界把平等规定为我们祖先的法律”，“自然界以千百种的不同方式向我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你们在离开我的怀抱的时候都是平等的”。〔1〕， “自然界没有创造出国王、统治者、庶民和奴隶”〔2〕， 只是后来由于财产增多，私有制产生，才破坏了人类社会的平等。马布利深刻揭示了私有制与财产不平等，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说，私有制首先出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等，私有制使得“一些人占有一切，一些人一无所有”，富人整日不劳动，却“把大地的全部果实都吞了下去”〔3〕， 享乐无度，而穷人辛辛苦苦的劳动，却仍然无以为生。而经济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会的退化，“引起利益的不平等和对立，贫富的罪恶，道德的颓废，智慧的退化，偏见和私欲的产生”〔4〕， 必然产生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而使社会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在这里，马布利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了社会经济生活对政治权利的巨大制约作用，而且还认识到社会对立阶级的存在是私有制的结果。这同以往的社会主义者相比，是他的一大贡献。
如果说梅叶、摩莱里和马布利是处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还没有掌握政权时期的法国，其批判矛头是指向所有私有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的话，那么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则是把矛头主要指向了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私有制社会，因而更具针对性和战斗性。巴贝夫愤怒地揭露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在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上存在着“极不平等”现象，他说，革命后的法国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集团；一个是上层100万的少数统治者、剥削者、富人，他们“什么都不缺”； 一个是下层2400万的无数劳动者、被剥削者、穷人，他们一无所有。他严厉斥责少数资产者“自己不劳动，只靠大多数别人的血汗和劳动来生活，他们蔑视和奴役唯一能够对全体社会成员作出贡献的人民群众，他们永远要购买群众的体力、智力和他们的劳动，同时又要让他们饿死”〔5〕。可见，巴贝夫已经开始从社会深层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在平等幌子掩盖下的不平等，他粗略地窥视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拆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的资本家付工资，工人为资本家干活是等价交换的谎言，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当时的条件是难能可贵的。巴贝夫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所宣布的自由、平等原则的虚伪性，认为这些都是骗人的幻影，“花言巧语的装饰”〔6〕。他很清楚， 法国革命所要求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纸上的”平等，所以他明确地宣告，平等派要求的平等是“真实的平等”。他认为，在刚刚建立的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没有享受到这种真正的平等，对人民来说，只有在理想的平等共和国里，也就是说只能在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前提下，真正的平等才能实现。这样，法国大革命中，当资产阶级把公民平等作为革命口号提到社会面前的时候，巴贝夫则代表早期无产阶级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平等要求，其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
其次，十八世纪的空想家还从理性出发，设想了“平等”社会的所有制基础。既然私有制社会只能破坏平等，那么，只有符合理性的公有制社会才能给人民以平等，所以，他们都设想了一个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社会。当然，这时他们已经抛弃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采取的纯粹虚构的形式，开始初步走向现实。摩莱里和马布利对未来平等社会的设想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他们高度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只有实施多种法律，才能保证平等的实现，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中概括了理想社会最根本的原则，相比之下，马布利只是对理想社会的轮廓作了简略的勾画，在他设想的共和国中，“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7〕，人人要劳动， 平均分配消费品等。但他更重视立法改革，他制定了很多法律，有土地法，取缔豪华法，限制和取消财产继承权，禁止经商和改革税制，取消公务员的特殊报酬等，他希望通过实施这些法律去限制财产私有，限制不平等，最终实现人人平等的公有制社会。
巴贝夫也设想了一个“平等共和国”，他在其中的平等要求突破了以往社会主义者仅在经济方面追求平等的思想局限，他把平等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社会成员不仅在经济上是平等的，而且在政治和其他方面都绝对平等。他把平等作为共和国追求的根本目标之一，共和国成员的共同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友爱、团结、公正、自由和平等。他也把公有制作为平等的基础，在他的“国民公社”中，财产是公有的，“土地不是个人私产，而是属于所有的人的，总之，所有一切东西，一直到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都是公有的财产”〔8〕， 每一块土地的收益，每一个工场的产品，都要送到公共仓库，成为公共财产。并且，他追求的平等也不是摩莱里、马布利他们追求的原始状态下的平等，他的平等共和国将使用机器，采用新技术，将促进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繁荣，只不过，艺术和科学不是只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9〕。他认为原始状态下的平等是不完善的， 人类不能再回到原始状态。
再者，在实现平等的道路问题上，他们都提出了运用暴力的观点，这和其他空想家是不同的。梅叶号召人民举行起义，摩莱里也曾在某些场合提出“暴力要用暴力来消灭”〔10〕，马布利也主张，如果一个政府不能使人们得到平等和自由，“人们就应当以最大的力量行动起来”〔11〕反对它。巴贝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更加激进，他提出了人民革命与人民专政的思想，主张要实现平等，就要进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劳动人民的革命专政，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消灭这个制度”，而不是颁布什么改良主义的法令，他号召群众“为‘真正平等’这一著名一章和财产问题展开斗争！”〔12〕这一思想很有创见性和革命性，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长期保持着深刻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的理论是“超出了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3〕。
二
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继承和发扬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精华的同时，也没有完全跳出其思想局限，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他们不仅沿袭了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平等思想中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而且把它们推向了顶峰。
摩莱里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他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把平等理解为“永恒的真理”。他天真地以为只有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才能彻底实现社会平等。马布利不仅宣扬平均主义，而且他还从绝对平均主义出发，把禁欲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崇尚古代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他说：“斯巴达人过了600年完全平等的生活”， “我拥护斯巴达人的作法……以贫困、自制、节制和勇敢自豪的斯巴达人是幸福的”〔14〕。而要恢复这种完全平等，就必须禁欲，需求越少，幸福越多，清心寡欲是最高尚的道德。他论证了节制贫穷和平等是相连的；大家都来自大自然，大自然赋予人们简单的，为数不多的需要；大自然也规定人人是平等的；这样，自然界就把保持人们的俭朴问题和平等问题沟通起来。同时，他也以贪婪、虚荣等恶习是和不平等连在一起的反证法来进一步证明禁欲与平等是关联的。他认为，贪婪和虚荣是私有制和不平等的结果，但在私有制和不平等的出现造成了贪婪，虚荣等恶习后，人们受占有欲和虚荣心的驱使，会进一步造成财产更加不平等，而提倡禁欲，恢复朴素的生活习惯，将会促使平等早日到来。在禁欲全面实现的时候，人们才能享受到平等。他对剥削阶级的奢侈生活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制定了很多法律，企图限制人们的欲望，限制人们的享受。为了过朴素的生活，他甚至提出限制生产的主张，从而成为禁欲主义的典型代表。
巴贝夫没有再宣扬由马布利发展到极端的禁欲主义，他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要把现代社会生活的舒适同纯朴生活的优点极好地结合起来，但他却更加推崇平均主义。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中，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从事劳动的义务，社会则对所有成员实行绝对平均的分配，“福利必须让大家普遍接受，必须均等分配”，社会“分配给每个公民……社会总产品中同等的一份”〔15〕，以实现“各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的平等”〔16〕。他还把平均分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经济法令草案明确指出，上述平均分配的一份东西的数量和质量由法律规定。社会主义史上再没有比这更加明确的平均规定的例子了。
不过，尽管巴贝夫没有着力宣扬禁欲主义，但在当时社会财富还不是极大丰富的条件下，绝对平均主义必然导致对人们欲望的限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禁欲主义的色彩。
三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平等的论述，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他们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反映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城乡劳动人民社会平等的要求，引发了更多的人对不平等社会现象的深刻思考，表达了人们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强烈愿望，把人们的思路引入了一个正确轨道——只有打破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他们不仅把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原始的、梦幻般的，零散的平等要求明确化，理论化和系统化，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思想。他们虽然是从资产阶级启蒙学者那里接过了“平等”的口号，却赋予了这一概念不同的内容；启蒙学者所要求的平等只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法律上的平等，也就是在保存私有制前提下的平等，是在保存剥削和财产不平等前提下的平等，是在资产者和无产者不平等前提下的平等，他们只是要消灭封建贵族的阶级特权，建立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十八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平等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地位，特别是经济领域方面了，他们所要求的平等也不仅仅是消灭阶级特权，而且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本身。可见，他们的平等观不仅大大发展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平等思想，而且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平等观，具有明显的进步性，构成了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一个重要阶梯。他们的平等观对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平等思想都有很大影响。
但是，他们的平等观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其中，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个人思想的局限，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基本上坚持了唯心史观，他们不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空想家们都认为平等必须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是正确的，但他们不懂得公有制的实现是必须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以及一切阶级社会的消灭，“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17〕，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平等的实现仅靠公有制也是不够的，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才能为平等奠定基。也就说，生产力对平等的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着文化发展”〔18〕。无生产力的发展就无平等可言。但十八世纪空想家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夸大了教育与理性的作用，企图通过教育，唤回人们的理性来实现公有制，并且认为，只要实行了公有制，人们就能得到平等。巴贝夫曾说：新升的光辉四射的理性之光，将使人重新获得人所应有的尊严”〔19〕。同时，由于当时的法国，生产力还不很发达，实际上仍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这也决定了空想家们不可能看到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可能，在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他们从原始共产主义的经验出发，从消极方面去寻求平等，从而陷入了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
当然，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是对于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和不平等的生活状况的一种否定，是限制剥削阶级不合理消费水平的思想武器，基本上有利于无产者，而不利于剥削阶级。但总的来说，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是反动的和消极的。它含有对原始自然状态下的平等的向往，含有对人类历史向后看的原始怀旧情绪，它不知道社会将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不知道原始社会的平等为后来阶级社会的不平等所代替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更不懂得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是错误地把小生产状态下的平均当作平等，当作永恒追求的东西，把禁欲当作实现平等的手段，这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前进的动力，结果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造成“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普遍贫穷的地方，人们必然要“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0〕这就是说，当贫穷普遍发生时，社会的残酷事实将走向空想家们善良愿望的反面。总之，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不是实现平等的正确道路，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平等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了解这一点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如果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就必然要走弯路，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出现的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倾向，都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延缓了平等的进程，其惨痛的教训是人们应该记取的。
注释：
〔1〕〔2〕〔3〕〔4〕〔7〕〔11〕〔14〕见《马布利选集》第97、120、35、95、170、156、26页。
〔5〕〔6〕〔8〕〔9〕〔12〕〔15〕〔16〕〔19〕见《巴贝夫文选》第76—77、57、86、94、70、89、86、42页。
〔10〕摩莱里：《自然法典》第102页。
〔13〕〔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第3 卷第39页。
〔18〕〔20〕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第1卷第3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