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2)06-0091-08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导向功能、维护功能、批判功能与教化功能等多方面功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侧重，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本文仅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发展作些探讨。
一、预测功能的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预测功能，是导向功能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过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是运用正面宣传、灌输和反面批判、斗争的方式实现的。这种导向方式是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相适应的。现在，导向的环境、导向的内容、导向的对象、导向的要求都发生了变化，因而导向功能必须发展。
首先，从导向的环境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开放改革、激烈竞争、信息流变、快速发展的环境，面向未来、发展创新是社会环境的显著特点。同时，现代社会环境也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机遇和风险都有不确定性、即时性，一旦错过或碰上，都难以弥补。现代社会环境的这种特点，使得人们一改过去依恋传统的思维方式，形成了面向未来、关注未来发展的思想特点。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满足人们面向未来，预测未来，谋求发展的需要。
其次，从导向的内容来看。过去的导向内容主要是阶级斗争的政治、革命的政治，现在的导向内容主要是经济的政治、建设的政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既有传统的政治内容，也有新增加的政治内容；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具有多样性、综合性特点。按照基本路线来进行导向，要有不断改革开放、面向未来发展的紧迫性，也要有兼顾传统与现实、政治与经济的整体性。导向的紧迫性与整体性，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引导社会和人们发展过程中，既不能停滞不前，又不能单一冒进，而必须面向未来从整体上策划，从总体上协调推进。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导向的对象，即社会主体与个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和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不断增强，不仅个性特色纷纷显露，而且对价值的追求十分迫切，因而对社会主体和个体的导向除了政治目标导向之外，还必须发展物质价值导向。社会政治目标导向与社会主体、个体的物质价值导向相结合，即政治要结合经济、物质要结合精神、意识形态要结合经济基础，进行协调发展预测。
再次，从导向的要求来看。过去的导向，主要以政治是非标准进行判断，现在的导向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面，代表最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
总之，不管是从导向的环境、导向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导向的对象、导向的要求来看，导向不仅仅是趋向于一个抽象的目标，而是要实实在在地面向未来；导向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性取向，而是一种综合、协调性发展；导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确认与选择，而是一个探索、遵循规律的过程。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简单搬用过去正面灌输加反面批判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导向，必须发展导向功能，即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预测功能。
所谓预测，就是“鉴往知来”，就是人们通过事先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对未来某种不确定的东西或未知的情况作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设想或判断，以指导人们的方向和实际行动。预测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特别是现代社会，要抓住发展的机遇，排除发展的风险，争取发展的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更要消除对未来的无知程度，自觉地进行预测。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普遍原则。预测是自觉、超前研究和把握未来的活动，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担当着对预测和作用对象的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对未来状况作出估计，揭示其发展趋势的任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进行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趋势预测，是由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社会意识形态能揭示其规律性所决定的。任何事物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社会发展变化，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人的发展变化，看起来是受偶然性支配的，但实际上都蕴含着客观必然性。“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3](P24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其根本任务就是研究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本质关系，发现规律、掌握规律、利用规律，揭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用对象的发展趋势，引导社会和人们遵循客观规律，按照事物发展的趋势进行实践。否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丧失其功能而不起作用，或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阻滞力量。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预测功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因果预测，就是通过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因果关系，预测发展动向。因果联系是社会的普遍联系形式之一，如政治与经济、物质与精神、思想与行为等，都有相关性并存在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一果多因、一因多果、多因多果的复杂情况在社会领域尤为突出。我们可以利用因果关系，把复杂状况划分为若干相关关系，由因推果，由果析因，进行预测。这种因果预测，也可称之为相关预测。二是趋势预测，就是运用社会和人的发展规律预测发展趋向。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既遵循一般的基本规律，也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环节上遵循具体规律。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揭示，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P32)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这一揭示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原理，对发展预测功能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预测功能是面向未来的，但它必须从实际出发，植根于历史，立足于现实。对预测对象的历史要有透彻的了解，对预测对象的现实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并能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本质分析，否则，预测就会陷于主观的胡乱猜测。所以，发展、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预测功能，既是必要的、可能的，也是困难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因为难以预测而否定它的作用。正因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受到众多主客观条件制约而难以准确预测，所以才有研究、发展的必要，才显示出它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价值。因为从总的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预测，是进行正确决策、争取发展主动，取得预期成果的前提。
二、整合功能的发展
所谓整合，亦可称之可聚合、统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关系和思想文化的聚合作用、统领作用。一般意识形态都有整合的功能，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形象地把这种功能称之为“社会水泥”：“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5](P25)作为某个社会共同体或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是对共同体成员或民族国家根本利益的反映，它通过反映共同体成员或民族国家的愿望，使每个成员从中体会到个人与国家、个体与共同体间休戚与共的关系，从而唤起人们强烈的聚合心理，并将这种聚合心理上升为共同信念和奋斗方向，转化为统一行动，达到共同体或民族国家有效的内部统一和社会控制。同时，共同体或民族国家总是处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中，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凭借主导优势把分散而相近的社会意识形式转化、统合起来，把异质而对立的意识形式进行批判、分化或消蚀，把未建立或未完善的观念形式意识形态化，从而使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成为有聚合力、有统摄力的社会统治观念形态。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L·阿尔都塞认为，政治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整合的硬元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整合的软元素，后者在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整合中具有特殊功能。显然，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是意识形态维护功能与批判功能的综合，是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实现方式。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反映，是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具有最广泛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其“社会水泥”的聚合作用，对思想文化统摄作用，对其他意识形态的辐射作用都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随着开放扩大，体制转变，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探索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作用和新的整合方式十分必要。
首先，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发展态势，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整合要求。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大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追求的是大一统的所有制与分配方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界限模糊，基本合一，社会阶级、阶层简单、分明，社会组织形式单一且社会成员固定。这种高统合低分化的状况，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提供了客观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无须统合多样性，也无须排除异质性，其整合功能可以通过正面宣传、教育和反面批判来实现。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出现了丰富多样、分化发展的加速态势。原来基本合一的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离衍生出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不断分割重组形成新的结构方式，其分化发展主要呈现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结构分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市场体制的建立，经济领域率先从政治领域的统合中走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发生分解，社会主体与个体逐步增强独立性，拥有更多自主权。社会主体与个体独立性、自主性的增强，冲击了传统单位的固定、单一体制，使单位成员打破单位束缚，加快流动，重新组合，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于是，个体户、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以及各种形式的承包制、股份制等新的组织形式迅速发展，大大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又使我国原来相对单一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即由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发展出多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员。这些阶层的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职业、身份、经济状况经常变动。二是社会主体之间与个体之间相互差距拉大。随着市场体制竞争的展开，社会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打破了原来的平均主义状况，产生不平衡现象，个体与个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社会主体之间获取资源、占有资源的差距拉大，社会阶层以及区域之间的发展速度不同等。社会中的先富者、弱势群体已经出现，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贫困地区形成反差。
所有这些分化发展态势，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反映和折射出来，即出现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分化。当这种分化超出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可以承受的范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与主导地位就会受到威胁甚至有丧失的危险。当这种分化发展可以有效控制在主体和主导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我国社会发展就会是既丰富多彩，又协调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面对分化发展态势，探索新的整合方式以增强整合能力。
其次，我国社会文化的分化发展态势，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新的整合要求。文化领域发展既受经济领域分化发展的影响，同时有其相对独立性，它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关系更为密切。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化领域同意识形态领域不仅基本同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化领域无需整合。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文化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开发，一方面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利于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不同程度泛起，冲击先进文化的作用与发展。二是域外文化的涌入与激荡，一方面为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域外文化，特别是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三是以经济生活为内容的消费文化，以休闲活动为内容的旅游文化、娱乐文化，以共同参与为特征的文化建设等世俗文化，形式多样地迅速发展，一方面充实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人对政治、道德文化观念淡化。因此，文化领域也同样呈现分化发展态势，这种态势也主要以两种基本方式表现出来：一是文化组织、文化机构、文化活动的多样性，包括各种文化团体，各个地区、行业、专业的研究会、学会，以及各种跨地域、跨国界、跨行业的研讨会、报告会、培训等，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复杂多元的文化网络，形成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严肃文化与消费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等多种文化形态互动并存的文化局面。二是文化价值取向多样化。各种文化团体、文化组织以及个体，有尊崇传统文化价值的，也有追求创新文化价值的；有开发本土文化价值的，也有偏向域外文化价值的；有坚持主流文化价值的，也有专注于世俗文化价值的，其取向可以说是异彩纷呈。这种分化发展的态势，既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也不同程度地与社会主义文化存在差异与分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这些分化发展的现实，更应当探索新整合方式，增强整合能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经济、文化领域的分化发展，必须采用新的整合方式。这种新的整合方式的宗旨是，既要为分化发展提供保证和条件，又要使多样化发展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协调一致。
第一，分层整合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分层整合是为适应社会多样化发展需要而采用的按不同要求、从不同层面进行的整合。分层整合包括具有广泛性特征的民族文化整合、具有先进性特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与具有超越性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整合。用我国民族文化整合社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简称为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是一种最广泛、最基本的整合，它以热爱祖国、归依民族、遵纪守法、讲究、维护公众利益、保持社会稳定等内容为要求和基础，允许个人对不同文化进行选择、排斥和修正，允许有不同文化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在多样化选择、多种价值取向过程中，既有受共同要求制约的一面，也有可以自由选择的一面，自由选择不能妨碍文化整合的共同要求和基础。文化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既有感性因素，也有理性因素，其覆盖面大，而意识形态是一种理性的思想体系。文化整合要比意识形态整合的边界宽泛，整合方式也比较灵活，弹性较大，强制性较小；意识形态整合是理顺并规范个人意识与行为的遵从范式，具有强制性。同时，文化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是互相涵化的，文化整合是意识形态整合的外延、补充和基础，意识形态整合是文化整合的指导与高级形式。利用文化整合，可以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团结更广泛的海内外人士与民众为祖国的统一、振兴服务。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是整合的重点，包括观念整合、制度整合、价值整合和行为整合，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保证我国社会整体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是社会主义观念、信念和价值统一的“上层建筑”，它主导、制约着文化整合和文化系统。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整合是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更高层次的整合，它是我国倡导、发展的整合方式，它以信仰共产主义并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以坚持共产主义道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要求，使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服从国家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需要，是一种具有现实超越性的整合方式。
民族文化整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整合，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分层整合，民族文化整合是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是重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整合是方向。这些不同层次的整合，满足不同层次人的思想文化需要，共同担当维护稳定、推进发展的任务。
第二，规范整合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整合方式，就是通过制定、实施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制度，并对违反制度的行为进行制约、惩罚的整合方式。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加快民主化与法制化的步伐，制定、实施必要的制度、规则，是现代社会有序、协调发展的保证。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与经济领域、物质部门不同，多以理论、观念形式面向社会，但随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与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观念的宣传与教育，它既对文化、科技、信息、传媒进行价值主导与观念制约，又以其为载体得以具体有形的显示。因此，制定并实施一定制度以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整合，则既十分必要，又完全可能。因为制度是社会价值标准的物化体现，表现为群体共同政治、道德观念的衍生物。制度一经确立并执行，就具有规范、整合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制度化规范，一方面使社会成员在思想和行为上有遵循准则，另一方面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认可性，凭借其社会的合法身份而保持一致性与权威性。这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就有了制度的保证。
第三，强制整合方式。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鲜明的排他性。为我性与排他性相结合就是一种强制性，这种强制性就是迫使那些异质的观念和行为改变其倾向性而为这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涵化、认可、接受。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强制性，阿尔都塞进行了明确的论述，他说：“意识形态并不供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得接受。谁不与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谁就不可能进入这个社会。所以，意识形态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所接受的。”[6](P130)作为社会成员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无法为其现实社会生存确立基础。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根据“三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论证了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他说：“在现代民主社会里发现的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不是一种很快会消失的纯历史条件，它是民主之为公共文化的一种永久特征。”[7](P36)罗尔斯把这种事实叫做“理论多元论事实”，并认为这些多元化理论必须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对一种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或道德学说的持续共享的理解，只能通过压迫性使用国家权力才得以维持。如果我们把政治社会看作是在认肯同一种完备学说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共同体的话，那么，压迫性使用国家权力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就是必需的。”[7](P37)这也就是说，国家只能用“一种完备学说”，即国家意识形态维护政治共同体，而对其他理论进行强制，罗尔斯把这种事实称之为“压迫事实”：“最后，第三个普遍的事实是，一种持久而安全的民主政体，即一个不被分裂成为互争互竞的学说自认的和敌对性社会阶层的民主政体，必须获得它在政治上积极参与的公民（至少是大多数公民）的实质意愿性支持。”[7](P38)显然，罗尔斯为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整合作了有说服力的事实与理论论证。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文化多元化、理论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的事实，决不能无所作为，更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批判自己的错误，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一致性和批判能力。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薰染、灌输和教育，同化民众政治倾向和思想意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影响力与教化能力。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反对所谓意识形态中性化、淡化、边缘化倾向，另一方面也要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的批判、灌输方式。
三、调控功能的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控功能是指对社会心理领域、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矛盾与冲突的调节、控制作用，其目的是使社会秩序保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之内，把矛盾和冲突限制在相对稳定的秩序之中。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控功能之所以要发展，根本原因是前面分析的我国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分化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社会主体之间以及社会个体之间在利益和关系上的矛盾，以及各种文化、思想观念的矛盾与冲突。这两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往往结合在一起，形成三个层次的矛盾与冲突状况：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基础和根源；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是表现和关键；观念的矛盾和冲突是实质和核心。因而，调控必须从三个层面入手。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在社会生活中，会不同程度广泛存在，它是一种局部的、具体的、暂时的矛盾和冲突形式。这种矛盾和冲突形式主要是通过资源、物质、利益关系的合理调节、分配、制约等方式来调控的。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调控得当，作为具体问题化解之后不会影响社会秩序，也不会导致另外冲突。如果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得不到调控，或利益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增加、激化，就会上升为阶层与阶层、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即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关系的矛盾与冲突，除了具体的利益、事件之外，还会夹杂着情绪、情感、道德、价值取向等因素，甚至伴有观念冲突。因而，关系矛盾与冲突要比利益矛盾与冲突复杂、持久。解决关系的矛盾与冲突必须遵循平等、民主、公正的原则，按有关的政策、法规、道德规范，采取协商、沟通、对话的方式进行调控。关系矛盾与冲突的化解，是调控的关键，因为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协调，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和保证，而关系矛盾与冲突的存在和激化，是引发其他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引发观念冲突的根源。
观念的矛盾与冲突，既可能由利益矛盾与冲突、关系矛盾与冲突引发，也可能由对立的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取向所导致。观念矛盾与冲突不管发生在什么层面，涉及的内容往往具有全局性。因而，观念矛盾与冲突比前面的矛盾与冲突更复杂、更深刻、更持久，化解起来也更困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调控，一方面，要以利益调控、关系调控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控作为社会调控的最高层面，应当指导、制约利益调控与关系调控，使利益关系、社会关系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遵循一定的法制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控的方式主要是观念调控、制度调控、权力调控。观念调控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与冲突，要明确表示提倡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批判什么，通过辩论、说理和引导，调节、控制矛盾与冲突的走向，使之缓和化解。制度调控是根据一定的法律规则与规范，对矛盾和冲突进行评判、裁决，支持、伸张正义，反对、抑制邪恶，使落后的、腐朽的意识形态在制度严密控制下难以在我国社会沉渣泛起。权力调控是党和政府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使之成为控制社会、同化民众政治倾向和思想意识的工具，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观念调控、制度调控、权力调控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观念调控是基础，是经常、普遍需要和适用的一种调控方式，也是维护和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一种方式。尽管有的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但如果这种宣传、教育一旦削弱，观念调控一旦停止，其他意识形态就会乘虚而入。所以，观念调控实际上是社会的控制器。制度调控是保证，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正常秩序，排除错误干扰的规范。权力调控是关键，它决定观念调控、制度调控的性质与效果。除了以上三种主要调控方式之外，还要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发展科技与传媒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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