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科举革废对书院改革的影响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科举论文,清末论文,书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书院与科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分别充当了养士和取士的主角。但在长期发展进程中，为科举服务导致书院的职能与官学重合，甚至完全成为官学的补充形式。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书院因无法培养能适应近代化需要的人才而成为社会批评的焦点，改革书院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由于书院与科举密切关联，书院改革的进程与科举制度的革废亦是息息相关的。
一、科举改革滞后——变通书院失败的内因
在清廷文教政策的引导之下，书院逐渐沦为教授科举之学的应试机构，使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授“有本之学”、培养德业双馨人才的传统逐渐丧失。自清代中叶开始，反对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言论不绝于耳，颜元、阮元等不少有识之士更是进行了书院改革的尝试。
至19世纪末，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发展洋务以实现富国强兵成为当时改革者们的共识。为实现这一构想，他们将教授西学、培养精通“时务物理”的新式人才视为捷径。显然，专门教授科举之学的书院是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自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改革书院的方案，主要有改书院为学堂、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和创设西学书院等三种。郑观应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改书院为学堂设想的思想家，他建议根据书院的层次，分别改为小学、中学和大学。胡燏棻、李端棻等人也先后提出改书院为学堂的主张。在科举取士仍以《四书》、《五经》作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背景下，完全排斥科举之学的学堂很难得到士人和社会的认同，因此，这种方案在当时几乎不可能付诸实践，更遑论大规模推广，但这种方案却为20世纪初书院改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变革书院的另一种方案是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增加西学。这种方案的代表人物是胡聘之，他在《变通书院章程折》中提出“善变书院之法”，即在保留传统学科的同时，将西学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变通书院的方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试图通过改革科举来引导士人学习西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颁布了《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要求在科举考试中给予学习西学考生一定录取名额。礼部要求通晓西学的考生参加顺天乡试，特别编列“算学”字号，与其他考生一起参加考试，录取比例为20名中取一名。在朝廷政策的导向下，有的书院开始教授西学。陕西泾阳味经书院时务斋的主要教学内容就体现出中西兼顾的特点，其中的“训诂类”就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和天文学，并且该书院特别强调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的学习。这种方案在部分书院中的采用，使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考课式书院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改观。尽管如此，由于朝廷改革科举的幅度相当小，西学考生的录取名额相当有限，而且仅在顺天府一处进行考试，因此，这样的改革对促进书院生徒学习西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实际上，在以八股文为核心的科举考试依然是读书人仕进主要途径的背景下，书院生徒根本没有学习西学的动力，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书院根本无法实现教学内容的转变。清末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然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注：吴闿生.桐城吴先生尺牍——答牛蔼如书[M].清光绪二十九年刊本.）
另有不少改革者认为，在科举出仕是士人唯一出路的前提下，创设讲求西学的新式书院是改革的最有效途径，并先后创办了浙江求是书院、湖南时务学堂、陕西崇实书院等。这些书院的教学内容以西学为主，目标是培养近代化所需要的实用人才，已经具备了西方近代大学的雏形。但由于通过科举考试仍然是正途，尽管晚清出现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学习西学者依然不能为朝廷和社会所重视，即使洋务学堂学生的出路也相当悲惨，“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即是他们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由当权者主持的洋务学堂学生的待遇尚且如此，这些西学书院学生的出路就可想而知了。
为吸引更多的生徒入院学习，改革者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这些新式书院往往允许生徒通过科举出仕。时务学堂允许学生参加湖南乡试，以求获得工作机会。求是书院不仅在招考学生时主要考察“经义、史论、时务策论”，在教学内容上也兼顾经史策论。这样，新创设书院的培养目标和实际办学效果基本上都与改革者的最初设想大相径庭，不仅要准许生徒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还要教授一定的科举之学，这也反映出科举制度对书院改革有强大的阻碍作用。
维新变法之前，变通书院的各种措施都一定程度地加速了书院近代化的步伐。但总体而言，由于此时科举制度尚未进行相应的改革，书院为科举服务的职能仍有存在的必要。为使改革方案付诸实践，书院改革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科举制度，这就意味着各种变通书院方案的失败。可见，科举制度改革的滞后是变通书院失败的主要内因。
二、废止八股文——书院改制尝试的有利条件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教育制度的落后，纷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八股取士制度。梁启超云：“八股取士，为中国痼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注：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44.）光绪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将改革科举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废止八股文，并对科举考试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西学成为重要的考试内容。这促使全国学风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广大士人放弃八股文，转而争相学习西学。“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政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西书。”（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4.26.）此时，作为科举应试教育主要机构的书院必须进行相应改革，以满足士人学习西学的需求，从而实现维新派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实用人才的设想。为此，康有为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请求将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县书院改为中等学堂，义学、社学改为小学堂。这是清廷在大幅度改革科举制度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书院改制的尝试，标志着书院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
地方大员们纷纷遵照朝廷的上谕改书院为学堂。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改造两湖、经心和江汉三书院的基础上，对全省书院改制作了周密的部署：在湖北全省十府一直属州设11所学堂；武昌、汉阳、德安三府的书院，按照规定改为新式中学堂；全省67个州县，也一律改现有的书院为小学堂。山西巡抚胡聘之将令德书院改为山西省会学堂，并对已经查明的山西全省109所书院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改为新式学堂。江苏、安徽、直隶、山东等地亦纷纷进行书院改制。有的地方即使没有立即宣布改书院为学堂，也调整了其教学内容。针对四川书院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局面，四川学政吴庆抵颁布了《通饬各府厅州县变通书院章程札》，严格要求全省书院改革教学内容，“一律改课时务策论”，不得再教授时文和试帖诗。各省的积极响应使当时书院改革潮流蔚为大观，这也从实践上证明了，大幅度改革科举制度是推动书院改革最重要的力量。维新时期的改革是以废止八股文、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为前提的，这为书院改制扫除了制度障碍。尽管由于维新变法持续的时间相当短暂，科举制度的改革措施并未完全得到贯彻实施，各地书院改革的进程也参差不齐，但与变法前变通书院的各种措施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改革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改革的进程也明显加快。
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刚刚开始的书院改制进程也被迫终止。慈禧太后恢复了八股取士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颁布懿旨，令“各项考试，仍用《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注：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6.595.）。九月三十日，发布《申明旧制懿旨》，再次强调维持科举取士旧制的重要性。科举旧制恢复以后，曾经承担了培养科举人才重任的书院再次受到重视，朝廷宣布停止所有书院改学堂的活动，使许多拟议中改书院为学堂的措施未得到落实。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科举取士制度是关系书院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但此时，即使是专门教授科举之学的书院的教学内容也不得不中西兼顾，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属于保守派的湖南巡抚俞廉三在原时务学堂的基础上创设了求实书院，其教学内容就既有中学又有西学，“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注：叶德辉.觉迷要录·湖南巡抚俞廉三奏设立求实书院折（卷2）[M].清光绪三十一年刊本.）
三、停罢科举——书院改制完成的推动力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些通古今之变的人士感到中国社会将发生重大变化。曾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今为十九周之末年，明岁即二十周之元年。天意欲辟东方大新之局面。”（注：丁君韪良演说北京使馆被围事略[N].万国公报.142册.）这些变化中最大的莫过于书院改制和科举制度废除这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
经历了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清王朝，将曾经否定过的戊戌变法中有关科举和书院的各项改革又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宣布改革科举制度，废止八股文，增加时务方面的考试内容，并恢复经济特科。但总体而言，这种改革还是很难适应清末社会兴学育才的迫切形势，停废科举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以教授八股文为主的书院进行彻底的变革也提上了日程。
不少地方大员试图将改革科举作为变通书院、兴办新式学堂的突破口。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废科举以兴学校”，作为“图存四策”之一。四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建议，逐年核减岁试、乡试取中定额，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七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会奏”中提出了分科递减科举的初步方案，意欲使学堂考试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起相应的近代教育体系，于是，张之洞等人提出改书院为学堂。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农历八月初二（1901年9月14日）发布上谕，根据现有的层级将书院相应地改为学堂，并要求这些新式学堂在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将历史及中外政治学等科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各地纷纷响应朝廷的诏令，不少地方改学堂的速度还相当迅速。根据《中国书院史资料》所附《山东省书院改学堂情况一览表》统计，科举停罢之前，在袁世凯主持下，有71所书院完成改制，占山东改制书院总数的87.7％。为在全国推广袁世凯在山东改书院为学堂的做法，朝廷颁布《速办学堂上谕》，敦促各地加快书院改制的步伐。建立培养新式人才的近代教育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但是，在科举制度没有废除的条件下，科举之学依然有其生存的土壤，士人继续从事所谓的举业也有其制度根据，书院改制将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受科举观念浸淫的士人“于功名二字印入脑经最深”（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9.131.），科举情结很难在短期内消散，依然幻想通过科举取得梦寐以求的功名，因此，大多数士人从心理上抗拒新式学堂和西学。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此次书院改制就可能重蹈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书院改革失败的覆辙，根本无法实现统治者所设计的彻底改革书院的目标。
在书院改制的实际过程中，科举制度的制约作用也暴露无遗，不少由书院改制而成的学堂，其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等都还是围绕科举考试进行的，只是“改书院为学堂，呼山长为教习”而已，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有的地区为满足士人读书应考的需要，将书院改为培养科举人才的校士馆。山东部分书院改为校士馆之后，完全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开展教学活动，与考课式书院基本没有本质区别。南京钟山、文正和尊经三大省城书院分别改为高等学堂、府中学堂和尊经校士馆，校士馆仍然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在废止科举之前，全国共有23所书院改为校士馆，占当时改制书院数量的7.1％。（注：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D].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1998.134.）
此外，还有一部分地区则以各种理由拒绝书院改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俞廉三在将已是新式书院的求实学堂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的同时，提出长沙原有岳麓、城南、求忠等书院不仅招生规模大，院长教学认真负责，而且这些书院已经开始实行分斋教学，西学已成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能够为朝廷培养所需要的实用通达之才，请求保留这三所湖南最大的书院，这对湖南地区书院改制的进程和实际效果都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
随着书院改学堂、创办新式学堂等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的进程日益加快，科举制度对这一进程的制约作用也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弊端，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多次提出通过递减科举录取名额而最终废止科举的方案。递减科举的改革方案最终在1903年获得了朝廷的认可，并颁布上谕敦促各地实行。这一方案颁布之后，科举取士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明显降低，最显著的变化是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试始，朝廷要求新科进士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次年，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开学，招收癸卯科（1903年）进士80余名，甲辰科（1904年）进士30余名。这完全改变了以前书院、官学为科举培养人才服务的局面，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和培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一落千丈，学堂的地位则明显上升。但由于科举制度仍存在，这一改革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科举制度对书院改制的消极影响，只是将其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
正当清末统治者沉醉于科举仍将存在10年的美梦之际，国内外时势急剧变化，尤其是日俄战争之后，社会舆论对传统教育的批判更加猛烈，那些原先主张通过递减举额而渐废科举者，转而提出立停科举的建议。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和周馥等地方大员提出废止科举制度是兴办学堂培养人才的关键，要求立停科举，最终将选才之权归于新式学堂。当天，清廷准奏，同意停罢科举。这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的终结。
科举停罢之后，书院改制的最大阻力从制度上消失了，士人对通过科举获得荣耀的幻想也被彻底粉碎，人才选拔和学校教育制度真正结合在一起。这不仅能逼迫读书人全身心投入西学的学习，使改制后的学堂能真正承担起培养近代化所需人才的重任，更重要的是促使持观望态度者加入改制的行列，极大地加速了书院改学堂的进程。
从1901年至1906年全国书院改学堂分年统计表看，1905和1906年两年改制为学堂的书院有287所，占总数的35.3％，与1901年颁布书院改制上谕以后四年总数几乎相当，这是书院改制速度最快的时期，废除科举对于书院改制进程的促进作用充分显露出来。
全国书院改学堂分年统计表
年份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6后 时间不详 总数
书院改学堂数（所） 12
116
125
72
157
130
102
98
812
占书院总数的比例 1.5％ 14.3％ 15.4％ 8.9％ 19.3％ 16％ 12.6％ 12％
100％
资料来源：陈谷嘉、邓洪波编著《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胡昭曦编著《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版）；《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尽管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科举与书院是相互影响的，但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科举制度都是作为施加影响的一方而存在，书院则是处于被影响的地位，二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清末科举改革对书院改革进程与实际效果必然产生直接影响。由于科举制度基本上没有进行改革，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各种变通书院的设想因无法得到实施而以失败告终。维新变法期间，在改革科举的基础上，进行了书院改制尝试，为20世纪初的科举改革和书院改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模式。1901年开始的书院改制进程明显受制于科举取士制度。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使书院改制的速度大大加快，书院改制最终得以完成，作为制度层面的书院从此成为历史名词。可见，书院改制的进程始终受制于科举制度，科举改革是推动书院改革深入和取得实际效果的关键因素，科举停罢是书院改制最终得以完成的最重要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