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贫困”问题研究
潘亚玲 杨 阳
摘 要： 在经济发达的德国仍有很多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并面临由此而来的精神贫困。这种“新贫困”现象涉及儿童、青少年、老人、单亲家庭、失业者、移民等群体，是当今德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其中，有工作但仍受到贫困威胁的“就业贫困”现象尤为突出。造成德国“新贫困”现象的原因纷繁多样，但贫困的原因与后果往往互相关联和加剧，形成恶性循环。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改革现有退休金制度等一系列反贫困措施，试图对现有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修正和变革，以克服“新贫困”现象。此外，德国推行的全覆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反贫困作用。
关键词： 新贫困；反贫困；社会保障；德国
二战后，联邦德国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寻求市场自由竞争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一直是很多国家效仿的对象。但事实上德国也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近些年，贫困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据德国平等福利联合会发布的《2018年德国贫困报告》，德国现有近1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占整个人口的1/6，以16.8%的贫困率达到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峰(1)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Wer die Armen sind .Der Parit ätische Armutsbericht 2018, Berlin: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2018, p. 11.。统计数据还表明，虽然大部分德国人并未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对于贫困威胁的担忧极大地影响着他们，成为沉重的心理负担。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不用为自己的经济状况焦虑，但对德国社会因贫富差距造成的分裂局面也感到不满。据统计，有70%的德国人认为贫困是当今德国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2) Statista,Ist Armut in Deutschland heutzutage ein (sehr )gro ßes Problem ? 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818065/umfrage/umfrage-zum-bewusstsein-von-armut-in-deutschland/.。作为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相对于一些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德国的绝对赤贫人口数量并不多，但却存在着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这种现象被社会学家称为“新贫困”(3) Thomas Hausmanninger, 
Neue Armut：Die Rückseite der Wohlstandsgesellschaft. Sozialethische Überlegungen am Beispiel der Stadt München,“M ünchener Theologische Zeitschrift , 1994, Bd. 45 Nr. 5, p. 543.，已经极大地影响到德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拟通过对德国“新贫困”现象的探究和分析，尝试将贫困研究的视线拓展到更广领域而非仅仅关注物质匮乏，从而全面分析德国新贫困现象的深层原因，对其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及尚存问题进行探讨，借以全面客观地展示德国社会图景，并为我国预防、减少和消除贫困提供参考。
一、德国对贫困概念的定义及参照标准
目前，关于贫困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定义和标准。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把贫困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绝对贫困是指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受到威胁的状态，包括缺乏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如衣服、食品、住所等。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报告，按照购买力平均价格计算，每人每天的生活支出低于1.9美元即为绝对贫困状态。与绝对贫困概念关注物质层面不同，相对贫困的概念是相对于一个社会的平均或中位收入而言的，更加注重社会与文化层面，即一个人是否能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参与社会生活。德国是一个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具备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但很多人因受拮据的经济条件所限，无法满足除基本生存之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需要，面临经济贫困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贫困，这就是所谓“新贫困”现象。基于此，德国将因经济拮据而被社会“抛弃”的人群视为贫困人群(4) Dorothee Spannagel, Jan Behringer, Sebastian Gechert and Philipp Poppitz, Soziale Ungleichheit :Ausmass ,Entwicklung ,Folgen , WSI-Report. 2016.06, p.17.。按照欧盟的标准，贫困与“贫困风险率”挂钩，即一个成年人的收入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即被视为贫困。由于收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判定一个人是否贫困，所以该标准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同。根据这一标准，德国平等福利联合会为不同类型的德国家庭确定了贫困线。
很多德国人认为“贫困风险率”过于笼统，无法体现贫困人群的真实情况(5) N.N., Armutsbericht 2017: 13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von Armut bedroht, Kölnische Rundschau,2017-03-02, https://www.rundschau-online.de/politik/armutsbericht-2017-13-millionen-menschen-in-deutschland-von-armut-bedroht-25952204. 。因此，除了这一以收入为衡量条件的标准外，欧盟还引入了另外两个判定“贫困”或者“受社会排斥”的标准，即“就业程度很低的家庭”和“巨大的物质匮乏”。在一个家庭中，当拥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实际就业程度少于其20%的可能就业程度时，即被视为“就业程度很低的家庭”。“巨大的物质匮乏”以9个指标为参考：无法及时支付房租或日常账单；无法使房屋达到适宜的供暖温度；出于自身经济条件无法承担一定额度的意料外支出；每两天内无法享用一顿肉食、鱼或与之等价的蔬菜；一年中无法在所居地以外的地方度假一周；出于经济原因家中没有私人汽车；出于经济原因家中没有彩色电视；出于经济原因家中没有电话。当出现以上9种情况中的4种或以上时，即可被视为“巨大的物质匮乏”。按照欧盟关于共同体社会收入和生活水平统计(EU-SILC)的方法，当出现“贫困风险”“巨大的物质匮乏”“劳动参与程度很低的家庭”中的一种或多种情况时，即可被视为“贫困”或“被社会排斥”(6)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Armut oder soziale Ausgrenzung (EU -SILC ),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ellschaftStaat/EinkommenKonsumLebensbedingungen/LebensbedingungenArmutsgefaehrdung/Methoden/IndikatorArmutAusgrenzung.html.。
二、德国贫困人群的分布与特点
据《2018年德国贫困报告》，不管是以德国联邦统计局还是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标准统计出来的数据(分别为15.8%和16.8%)，德国的贫困人口都达到了两德统一后的最高纪录，即德国至少有137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7)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Wer die Armen sind .Der Parit ätische Armutsbericht 2018, Berlin: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2018, p.14.。尤其令德国人焦虑的是，尽管国民经济呈正增长，且失业率不断降低，但贫困人口却增加了。或者说，虽然社会财富仍在增长，但参与分享社会财富的人口却减少了(8)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Wer die Armen sind .Der Parit ätische Armutsbericht 2018, Berlin: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2018, p.5.。自两德重新统一后，德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根据汉斯·伯克勒基金会的研究，德国2015年的贫困率与富有率分别为16.79%和7.46%，分别比1991年上升了5.6%和1.87%(9) 这里的“贫困”指收入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富有”指收入超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200%。 。其中，陷入5年以上持续贫困的人群比例，从1991-1995年的3.1%增长到2011-2015年的5.4%。而5年以上持续富有的人群比例，虽然在2001-2005年曾出现减少的情况，但在2011-2015年又重新回升，达到3.42%。过大的贫富差距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困人群很难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从而被社会孤立，精英人群与社会中间阶层的隔绝形成了封闭圈子，贫困人群与富有人群的隔离更是难以想象，这都使德国曾经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社会将难以为继。
在欧盟范围内，贫困风险率是衡量贫困水平较常用的标准。自2006年以来，德国的贫困风险率逐年上升，到2017年已达15.8%；若引入“巨大的物质匮乏”和“劳动参与程度很低的家庭”两个判定标准，则有高达19%的德国人陷入贫困之中(10) Statista,Anteil der von Armut oder sozialer Ausgrenzung betroffenen Bev ölkerung in Deutschland im Jahr 2017, https://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244865/umfrage/von-armut-oder-sozialer- ausgrenzung-betrof -fene-bevoelkerung-in-deutschland/.。
从年龄分布看，18-25岁的青少年是受贫困威胁最严重的群体，其贫困风险率为26%，儿童和老人的贫困风险率分别为20.4%和14.6%(11) Statista,Armutsgef ährdungsquote in Deutschland nach Alter im Jahr 2017, https://de.statista. com/statistik/daten/studie/419433/umfrage/armutsgefaehrdungsquote-in-deutschland-nach-alter/.。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在德国约有21%的儿童陷入5年以上的持续性或反复性贫困之中(12) Anette Stein and Sarah Menne, Kinderarmut ist in Deutschland oft ein Dauerzustand , Bertelsmann-Stiftung, 2017.。德国儿童救助协会公布的《2018年儿童报告》指出，德国儿童的贫困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匮乏，也表现他们不能参加对青少年来说的一些正常活动，从而被边缘化(13)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Kinderreport Deutschland 2018.Rechte von Kindern in Deutschland , Berlin: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e.V., 2018, p.7.。一旦陷入贫困之中，他们就很难脱身，从此脱离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与之相比，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比率(14) 贫困比率综合了“贫困风险率”“巨大的物质匮乏”和“劳动参与程度很低的家庭”三个判定标准。 (17.7%)虽然比德国平均水平(19%)低，但却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陷入到贫困之中，表明德国的老龄化危机日益严重。
从性别分布看，女性(20.3%)比男性(17.6%)的贫困比率更高，而这一现象在超过65岁的老年人群中尤其明显，老年女性(19.9%)比老年男性(15.3%)的贫困比率高出4.6%(15)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ellschaftStaat/EinkommenKonsumLebensbedingungen/LebensbedingungenArmutsgefaehrdung/Tabellen/Eurostat_ArmutSozialeAusgrenzung_SILC.html. 。
这不何东下了班一进家门，老妈郑玉英就从客厅里飞过来，举一牛皮纸口袋在他眼前晃着说：“都准备好了，户口本身份证还有相片都在这儿了。”
2014年7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最低工资法，对全德范围内的雇员最低工资进行了规定：每小时工资从2017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8.84欧元，从2019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9.19欧元，从2020年1月1日起不得低于9.35欧元。这被认为是自“哈茨四”实施以来最重要的劳动市场政策改革措施(30)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Hrsg), Datenreport 2018.Ein Sozialbericht f 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bpb, 2018, p.177.。但事实上，法定最低工资对促进就业的效果并不明显。数据表明，这一措施的确明显提高了那些低工资行业(如出租、餐饮、理发、美容、农业等)从业者的收入，但此前的低工资人群的总体收入并未得到明显提高，这可能是由于在他们每小时收入提高的同时工作时数被缩减了(31)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Hrsg). Datenreport 2018.Ein Sozialbericht f 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bpb, 2018, p.181.。另外，低工资人群需要在全职工作且缴纳相关社会保险金45年之后，其所获得的法定退休金才能高于贫困线标准。按德国现在的标准，法定最低工资应不低于每小时12.63欧元，而当前的实际最低工资水平仅达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8%左右，还远没达到60%的标准，比欧盟大多数国家要低(32)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Wer die Armen sind .Der Parit ätische Armutsbericht 2018, Berlin: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2018, p.50,19.。因此，目前尚不能确定德国最低工资法的出台对减少贫困有明显效果。从多方面来看，最低工资规定对减少贫困的作用非常有限(33)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für Sozialforschung (Hrsg), Datenreport 2018.Ein Sozialbericht f 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bpb, 2018, p.184.。
如上所述，从相对数量来看，虽然有移民背景的人、失业者、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单亲和多孩家庭的贫困比例较高，但从绝对数字来看，在德国1370万贫困人口中，大部分是在德国出生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正处于就业或退休状态。这意味着，“新贫困”现象已成为德国社会的普遍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单靠促进就业以及普通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是不够的，还需要扩大促进解决贫困问题的工作领域和规模，包括从根本上改善目前的社会保障体制(29)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Wer die Armen sind .Der Parit ätische Armutsbericht 2018, Berlin: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2018, p.27. p.49.。当前，德国政府也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以图克服“新贫困”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提高最低工资和改革现有退休金制度。
单亲家庭中的家长和孩子尤其受到收入过低的威胁，一个人的收入很难支撑整个家庭。由于需要照料孩子，单亲家长肩负重荷，很难从事全职工作。企业与社会对他(她)们的扶持帮助也远远不够，表现在他(她)们在育儿假后回归职场以及获得继续教育机会较难。此外，托儿所和中小学没有考虑单亲家庭的情况，上课时间不够灵活。过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早晚轮班制等劳动市场条件，也无法使单亲家长有足够的灵活性来照顾和教育子女(26) 参见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Kinderreport Deutschland 2018.Rechte von Kindern in Deutschland , Berlin: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e.V., 2018, p.19.。
据《2018年德国贫困报告》统计，在五大类的1370万贫困人口中，就业者的比例最高，达33.2%；其次是退休者，占24.8%；失业者占比为21.0%，居第三位；排在最后两位的是接受职业培训者和未从业人员，分别占12.4%和8.3%(20)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Wer die Armen sind .Der Parit ätische Armutsbericht 2018, Berlin: Der Paritätische Gesamtverband, 2018, p.28.。这意味着，在贫困人群中，人数最多的不是失业者而是就业者，包括那些从事临时工作者。这一现象表明，德国“新贫困”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诱因是“就业贫困”，即对于很大一部分德国人来说，即使就业其收入仍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陷入贫困线之下。从数据来看，尽管2004-2014年德国的就业率在欧盟范围内增速最快，但就业贫困率也增长了一倍(2004年为4.8%，2014年为9.6%)，居于欧盟首位(21) Dorothee Spannagel, Daniel Seikel, Karin Schulze Buschoff and Helga Baumann, Aktivierungspolitik und Erwerbsarmut , WSI-Report. 2017.07, p.6.。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多年间，德国失业率的降低并没有减少贫困。
最后需指出的是，德国还存在所谓隐蔽的贫困，即一些贫困者碍于颜面不去官方登记，因而未受到社会保障机构和舆论的重视，尤其是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往往被官方贫困统计所忽略。在德国，领取免费食品和物质的贫困人群超过100万人(19) Luise Molling, 
Beförderte die neuere Arbeitsmarktpolitik den Erfolg der Tafeln?“ in Stephan Lorenz (Hrsg.), Tafel Gesellschaft , Steinfurt:Transcript Verlag, 2010, p.59.，但有很多隐蔽贫困者往往不知道自己领取社会救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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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新贫困”产生的原因及后果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是有移民背景的人，他们处于社会边缘，受到的贫困威胁不容小觑。有移民背景的人群贫困风险率为28.6%，是没有移民背景人群(11.8%)的两倍多。其中，迁入的移民贫困风险率更高，呈连年增长趋势，这在2015年难民潮后更加明显，表明德国政府帮助移民和难民融入德国社会的努力仍道阻且长。
笔者分析发现，“就业贫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事低收入或临时工作所造成的，且很大一部分“就业贫困”者为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或失业后被迫接受低薪工作的人。德国劳动市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非典型就业的增长，主要表现在服务业和低薪工作领域的兼职现象。低薪工作领域快速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就业市场内缺少持续性监管、政府补贴减少以及对领取失业救济金人群的“可强制要求原则”的严格执行。
长期以来，德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被视为典范，但也给公共财政带来了巨额的社保开支，尤其是失业保险开支使德国政府不堪重负。因此从2002年开始，作为实施《2010议程》的重要部分，德国政府出台了《劳动市场政策措施改革法》系列法案。该法案由各级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工会代表、雇主代表等组成的哈茨委员会设计，因此被称为“哈茨法案”。这一系列法案的实施，被认为是联邦德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对劳动市场和社会保障体制进行的最大改革(22) 参见Luise Molling, Beförderte die neuere Arbeitsmarktpolitik den Erfolg der Tafeln?“ in Stephan Lorenz (Hrsg.), Tafel Gesellschaft , Steinfurt:Transcript Verlag, 2010, pp.57-68.。2003年12月颁布、2005年1月正式执行的《劳动市场现代服务第四法案》被称为“哈茨四”，核心原则是“促进和要求”，以便使国家从提供供养转变为积极促进劳动市场发展的社会国家，达到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劳动岗位的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雇主用工的灵活性。按照“哈茨四”的规定，领取失业救济金I的最长时间由以往的26个月降为18个月，以往没有时间限定的失业救济金II则与社会救济金合而为一，仍称为失业救济金II。与此前不同的是，失业救济金II的额度与就业时的工资高低无关，而是被降低到仅保障最低生活标准的水平，且对领取失业救济金II的人有一系列严格规定和要求(如“可强制要求原则”)，希望借此促进失业者再就业。按照“可强制要求原则”，失业者需要在短期内重新找到工作或必须接受政府劳工局所介绍的工作，这迫使很多失业者不得不接受一些低薪或非全职工作，把很多此前的失业家庭变成了就业的贫困家庭，导致了“就业贫困”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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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1370多万贫困人口中，数量上处于第二位的是退休者，即领取退休金的人。德国的养老金体系虽然较为全面，但养老金与个人的终身所得挂钩，没有北欧国家、荷兰或瑞士那样的基本养老金和强制职业养老金。换言之，德国的养老金体系目前没有最低保障。由于工资上涨过慢，低薪工作领域不断扩大，收入低的人群缴纳的退休保险费很低，他们退休后所获得的养老金也很低，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陷入贫困之中，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群。此外，德国女性由于在劳动市场受到歧视，并且由于生育和照顾子女，很多女性的就业往往无法连续，这就使她们在退休后所得养老金甚少，而政府也没有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这种性别不平等进行弥补，从而加剧了老年人的性别不公(23) [德]特劳特·梅耶：《德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欧洲经验及其对性别平等的启示》，载《公共行政评论》2014年第6期。 ，造成上文所述德国老年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的现象。
另外，德国儿童的贫困风险率也居高不下。造成儿童贫困的原因较多，包括父母失业、父母从事低收入工作、单亲家庭、家庭中孩子太多或孩子来源于有移民背景的家庭等。德国儿童救助协会在对成人及青少年儿童进行广泛调查后，在2018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造成儿童贫困有四大主要原因，分别是政策关注不够、家庭收入过低、单亲家庭受到的社会关照少、受贫困困扰的儿童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24)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Kinderreport Deutschland 2018.Rechte von Kindern in Deutschland , Berlin: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e.V., 2018, p.14.。尽管德国社会已广泛意识到儿童贫困的存在，但国家和政府对消除儿童贫困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在调查中，大部分受调查成人及青少年儿童认为，德国的政策存在结构性不足，收入过低、对单亲家庭的社会关注少以及教育不公仍然存在，诸多政策并没有付诸实践(25)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Kinderreport Deutschland 2018.Rechte von Kindern in Deutschland , Berlin: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e.V., 2018, p.18.。
从就业情况看，失业者有62.9%的人处于贫困状态，这意味着一旦失去工作将大概率陷入贫困中。此外，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德国失业者陷入贫困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大大高于欧盟平均水平(17) N.N., Arbeitslose in Deutschland am ehesten arm, Spiegel Online , 2018-02-26,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deutschland-eu-weit-hoechstes-armutsrisiko-bei-arbeitslosigkeit-a-1195535.html.。另据欧盟统计数据库SILC的统计，德国有三分之一的失业者必须在饮食上节俭度日，这些人占全国16岁以上人群的7.5%(18) 转引自N.N., Jeder dritte Arbeitslose spart am Essen, Tagesschau, 2019-01-30,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arbeitslos-essen-101.html. 。
在德国，家庭背景对孩子受教育状况的影响很大，父母若没有工作，他们的孩子离开教育体制的时间也更早。据统计，在离开义务教育的第5年里，每7名父母无工作的青少年里，就有1人处在未接受培训或未就业状态。这表明，孩子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状况，儿童时期若处在贫困状态中，很有可能成人后依然无法摆脱贫困(27)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Kinderreport Deutschland 2018.Rechte von Kindern in Deutschland , Berlin: Deutsches Kinderhilfswerk e.V., 2018, pp.19-20.。
还有一个致贫原因就是债务负担。据统计，在德国有700万人的负债超过了自己的偿还能力，占总人口的8.45%(28) Armut.de, http://www.armut.de/armut-in-deutschland_ursachen-der-relativen-armut-in-deutschland.php.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失业、打短工、离异、创业失败、过度消费，而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则是造成很多人不能理性处理自己的财务问题的深层原因。
笔者研究发现，造成德国新贫困现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那些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就处于贫困的孩子，由于获得的政策扶持不够，很难得到良好的教育，从而在初次就业时就处于劣势。有的人即使就业了，也可能因为缺少竞争优势而处于“就业贫困”中。在“就业贫困”人口中，很多是从事没有长期劳动合同、报酬低的临时工作，这部分人受到的失业威胁很大，再加上“哈茨四”改革的双刃剑现象，使他们的生活很难得到保障。
造成贫困的原因与贫困引起的后果往往互为相关，互相加剧，形成恶性循环。在很多时候，人们很难将贫困的原因、现象和后果区分开来，比如生病造成贫困，而贫困也导致很多健康问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贫困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如文化、社会与精神生活方面的贫困。比如，贫困人群很少有机会参与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他们往往会遭遇歧视，也常常会对生存的意义感到迷茫，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负担。再如，处于贫困中的人很难脱离贫困，因为他们往往营养不良、居住环境差、社会交往少，缺乏获得良好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对自己没有信心，有心理阴影，部分人甚至有酒瘾或毒瘾，在多重物质和精神压力下很难建立或维护健康的家庭，更有可能形成单亲家庭或干脆独居。单亲家庭由于受到的社会关照少，子女也更容易陷入贫困中。当贫困的人进入老年时，由于养老金是与就业时的收入挂钩的，所以这部分人领到的退休金也很低，再加上养老金没有最低保障，因此他们陷入贫困的风险很大。这些都造成贫困人群往往一生都面临收入过低的威胁，形成恶性循环。
投资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利益相关者更易接受的信息传递方式，通过这种差异化“信号策略”，企业可以有效地披露更多有利信息，建立一种关注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这是一家关注社会发展问题的、有实力的企业。当社会大众持有这一判断时，企业就拥有了组织声誉，提升了产品形象(Pharoah，2003；石伟军等，2009)。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28652万人，1980年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50.5%，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5%,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农民工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他们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个群体除了自身条件的改善以外，还在工作责任、工作要求和工作环境等方面正发生着许多积极的变化，这个群体正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中坚力量，也是当代我国产业工人、特别是建筑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德国解决“新贫困”问题的措施及尚存问题
众人兴奋起来。矿区秧歌会，从解放初到现在，一直很有名气。可他们肇下那么大事端，惹出那么大祸，还有心庆贺。何良诸觉得不可思议。
从家庭类型分布看，最易陷入贫困的是有子女的单亲家庭，其贫困风险率高达42.8%，紧随其后的是超过两个子女的双亲家庭(29.1%)，出身于这两种类型家庭的孩子也最易受到贫困威胁(16) Anette Stein Sarah Menne, Kinderarmut ist in Deutschland oft ein Dauerzustand , Bertelsmann-Stiftung, 2017.。若父母只有两个或更少的孩子，其贫困风险率会低很多。此外，独居家庭的贫困风险率为26.5%，居于所有家庭形式的第三位，这些人孑然一身，一旦陷入贫困很容易与社会脱离。
从源头来看，越来越多的就业者和退休者陷入贫困，与以“哈茨四”为核心的“惩罚式”“训诫式”(36) 刘涛：《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社会政策的V型转弯和政治光谱的中性化》，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1期。 社会保障制度无法提供有效的社会福利相关。有专家认为，德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无法有效消除贫困，因此以充裕的薪资补偿和划拨款项为形式的劳动市场政策是最好的办法。最低工资可以作为减少就业者贫困风险的第一步，但抑制低薪领域的其他配套措施也必须跟上，这需要进一步促进职业深造和继续教育，同时为非典型和低薪领域就业者提供这种机会。此外还需要提高“哈茨四”救济金，减少某些惩罚措施，并对可强制要求原则进行修正(37) Dorothee Spannagel, Daniel Seikel, Karin Schulze Buschoff and Helga Baumann, Aktivierungspolitik und Erwerbsarmut , WSI-Report. 2017.7, p.16.。在当今社会经济智能化、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在悄然发生变革，大量简单劳动岗位被取代，“哈茨四”显然已无法应对当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为减少退休者贫困，德国政府出台的退休金一揽子改革措施于2019年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母亲退休金和其他一系列退休金改革措施。根据一揽子改革措施，1992年之前生育孩子并因此中断工作者，将有两年半可被计算为缴纳退休保险费的时间；1992年之后生育孩子并因此中断工作者，将有三年被认可为缴纳退休保险费的时间；因疾病而不能工作者，其退休金的额度也将有所提高。此外，从2019年开始，月收入低于1300欧元者，其应缴纳的退休保险费额度可降低；从2019年7月起，所有退休者的退休金都将提高，西部德国提高3.18%，东部德国提高3.91%，即在缴纳45年退休保险之后，退休者每月的退休金平均提高45欧元(34) N.N., Wer 2019 alles mehr Rente bekommt, Stern , 2019-01-07, https://www.stern.de/wirtschaft/geld/ rente-2019-wer-in-diesem-jahr-wie-viel-mehr-bekommt-8492226.html.。此外，德国联邦劳工部部长海尔还提出了引入基本养老金的提案，根据该提案，低收入者只要缴纳退休保险费满35年，每月即可获得大约900欧元的基本退休金。但这一提案目前还在讨论中，尚未得以实施(35) N Magoley，Grundrente: Wer bekommt, wer bezahlt? Tagesschau , 2019-02-04，https://www.tagesschau.de/regional/nordrheinwestfalen/wdr-story-21097.html. 更多信息可参见http://www. tagesschau.de/investigativ/hsb/grundrente-spd-moevenpicksteuer-101.html.。德国政府对退休金的改革表明，退休者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受到重视，若基本养老金提案最终得以实行，将为退休者提供基本保障，使他们老有所依，降低陷入贫困的风险。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多为学生提供一些开放性问题，以供学生思考，发散学生的思维，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但教师提出的问题不能过于简单，否则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难度还不宜过大，否则会导致学生产生畏难情绪，教师要把握好开放性问题的“度”。例如：有一个花坛，是由四个相同的小三角形组成的一个大三角形，每个小三角形边上种了10棵花，那么大三角形的一周种了多少棵花？一共种了多少棵？面对这样的问题，学生必然会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开始画图或摆出模型计算答案，在活跃的氛围中达到了学以致用的境界。
当初力主推行“哈茨四”改革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其党首纳勒斯在欧洲议会选举和不莱梅市选举中遭遇惨败后辞职，社民党的未来前景仍不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民党的“新中间路线”基本以失败告终，应尽快回到以“公平正义”“社会福利”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重新赢得民心。为此，社民党已否定了其上次执掌联邦政府时实施的福利削减计划，并有了废除“哈茨四”的决心。在社民党最新工作纲领《工作·团结·人道：新时代的全新福利国家》中，以“工作权利”为变革宗旨，主张尊重和积极鼓励人们的自我责任感、社会参与感，废除惩戒措施并给予劳动成果更高的报酬，以效率与节约为宗旨塑造全新的社会体系(38) Marcel Fratscher, Nur Hartz IV abschaffen reicht nicht, Zeit Online , 2019-02-13, https://www.zeit.de/wirtschaft/2019-02/sozialsystem-hartz-iv-sozialstaatskonzept-spd-grundsicherung-andrea-nahles.。社民党为此提出的具体措施包括：最低工资上调至每小时12欧元；将失业金领取时间与终生工作成就挂钩；提供与保障更多进修与培训机会；针对工作中因照顾孩子、进修等原因出现的中断，引入“个人时间账户”机制；建立全新的儿童基本保障机制等。此外，针对当今社会变革与技术革新的新形势，纲领还提出将自由职业者纳入养老保障，更新“雇员”与“企业”的概念，从法律层面确保“流动工作权利”等措施(39) SPD-Parteivorstand,Arbeit -Solidarit ät -Menschlichkeit :ein neuer Sozialstaat f ür eine neue Zeit , Berlin: SPD-Parteivorstand, 2019.。这份纲领既包括对现有社会保障体制的修正，也体现了社民党变革德国社会政策的新想法，对于消除贫困也有积极意义，但至于能否得以实现以及能取得何种效果，还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作为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几十年的国家，德国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与保障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但也常出现两者失衡的现象。2003年12月通过的“哈茨四”改革，初衷是减轻国家的福利开支负担，激励失业者尽快返回就业市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更多的劳动岗位。如果现在为解决“新贫困”问题而废除“哈茨四”，则可能导致以往出现过的老问题，如国家福利负担过重、一些有能力且有机会工作的人不去工作而坐享福利等。
南京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中山陵、鸡鸣寺、玄武湖、夫子庙、栖霞山、明孝陵、南京长江大桥等，在旅途中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还有一道美食让我食之不忘，这便是南京著名的“地标菜”——“平地一声雷”！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德国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护理保险法》，使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独立的强制性社会保险，由国家、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护理保险资金。自此，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国家，这一制度也成为德国社会保障体制中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事故保险、退休保险并行的第五大支柱。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虽然不是直接作为反贫困措施提出的，但通过这一保险使老年人的护理得到了制度的保障，尤其是那些贫困老年人的护理，从而缓解了此前很多退休老人因须支付昂贵护理费用而陷入贫困的问题。因此，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也取得了一定的反贫困效果。此外，德国人对于通过立法确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普遍认可，认为国家应该在需要的时候承担必要的社会福利责任，而不是将这些责任完全推给个人，通过全社会的投入(共同交纳护理保险费)来减轻个人及其家庭的负担，从而减少贫困。
五、结 语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德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且有着较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依然受到贫困问题的困扰。德国的“新贫困”现象表明，以高福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步履维艰，尤其在经济下行时，福利的削减会导致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进一步凸显，这也是以高福利为特征的欧洲发达国家现今面临的普遍问题。所以我国在解决贫困问题时，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避免盲目追求高福利，而应确立一套符合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避免重蹈西方高福利国家的覆辙，努力做到社会公平与发展效率的平衡。
德国的老年贫困现象对我国也是一个警示。我国人口也正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尤其是很多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或即将进入退休年龄，其退休后的收入与工作时相比大大降低，使独生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过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到205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超过30%；2010年我国老年支助比为5，2030年将下降为2.5，2050年将进一步下降为1.3(40) 柳如眉、柳清瑞：《人口老龄化、老年贫困与养老保障——基于德国的数据与经验》，载《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2期。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我国也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老年贫困现象。在这方面，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我们很有启发。由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由国家、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并因人而异确定不同的保费额度，体现出对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照顾，从而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使很多收入不高的老年人有条件得到护理。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逐步建立起统一的、全覆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那些收入不高的老年人“老有所养”提供保障。
解决贫困问题是一项长期任务。今天的德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发展稳健、又拥有较高福利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在短期内尚无法有效解决一部分人陷于贫困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的扶贫工作既要立足当前，也要有长期规划，关键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平公正，让全民共享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成果。
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K562和KG1a细胞接种于96孔板，细胞密度为1×108/L，每孔100 μL。设对照组、药物组和空白组，每组5个复孔。Rh2-S 均使用DMSO溶解稀释，浓度为20、40、60、80 μmol/L，分别培养24、48、72 h。测量前，每孔加入10 μL CCK-8工作液，震荡混匀，继续正常培养2 h后，酶标仪（工作波长为450 nm）测量吸光度（A）值。计算时去掉复孔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保留3个有效复孔，计算细胞活力。
总之，造成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意味着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和措施也应是多元的，需多管齐下，德国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为此，应加强政府社会保障机构、企业、社群、家庭、个人等各方的合作与协调，一方面从源头上减少贫困的产生，另一方面从多个维度确保各项反贫困措施取得协同效果，在兼顾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平，积极预防和不断减少、消除贫困现象。
作者简介： 潘亚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杨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号18YJA740035)。
(责任编辑：高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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